一 重商主义在法国的缘起和柯尔贝主义

众所周知，重商主义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也就是绝对主义君主制的鼎盛期影响最为深远。路易十四本人热衷于实现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而对制造业和商业的关注相对较少。但这一时期，他任命的财政总监柯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坚定地推行重商主义，致力于在经济领域实现法国的强国之路。后世对他在任时期取得的成就褒贬不一，但他改变法国专于农业的传统，使其走向工商业致富的道路，这一贡献在17世纪无能出其右者，由此，他推行的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被冠以“柯尔贝主义”之名。

实际上，柯尔贝主义并非原创，而是早期的经济学理论家拉费马斯（Isaac de Laffemas，1587-1657）和蒙克雷蒂安（Montchretien，1575-1621）建构的理论和强权政治家黎塞留施行的策略的延续。拉费马斯和蒙克雷蒂安是法国近代早期重商主义理论最主要的建构者。拉费马斯是法国诗人和剧作家，曾任巴黎民事副官（lieutenant civil de Paris），19岁时著《法国贸易史》，在著作中敦促政府改善制造业以实现国家经济的自给自足并实现出口，他赞扬国王对复兴制造业的支持，他在书中引用历史资料介绍别国的印染、玻璃、呢绒、面粉加工等制造业和香料、葡萄酒和马匹贸易状况，涉及古希腊、罗马、中国、阿拉伯地区、弗莱芒和俄国的工商业情况。在这本著作中，他强调贸易和商品对人们生活无处不在的影响：“陛下，您的臣民每个人都会与商品接触，不仅今天如此，而且历史上一直以来从未改变。因为从孩童咿呀学语的时候就在他们之间交换一些小玩意。交易、降价，没有什么比这些更稀松平常的了。”^[6]他指出法国富饶的物产及其处于弱势的制造业和商业的现状，“我国享有美誉的羊绒的制造和印染将有利于陛下重建荣光和陛下的臣民获利，”^[7]“但是拥有丝绸和羊毛制造业还不是全部，纱线和棉花的制造也同样重要，因为在法国建立美好的贸易，可以将这个萎靡不振的民族团结起来”。^[8]他极力劝说君主发展贸易，“陛下，毫无疑问，因为贸易能让您的王国迅速致富，应该启动与外国的贸易”。^[9]“我们总是在寻求缺乏的物资，同时脱手过剩的物资，通过这个过程，隐藏在大海和陆地中心的物产会被转化为可移动之物并为我们所用，通过商品的流动，人们的发明被利用，工人从事更多技艺，劳工更勤勉，总之大部分的人更勤奋，最终使政治机体（coprs politique）更为和谐。”^[10]以国家之力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最终能优化政府，这是重商主义理论家频繁引证的观点。

与拉费马斯的身份相似，蒙克雷蒂安同样是诗人、剧作家，由于他最早在著作中使用“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这个术语，所以他还被尊为早期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政治经济学概论》（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该成果以宏观视角探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该著作由四部分组成，即制造业、贸易、航运和国王的关心，是重商主义的重要著作。为了增加国家的财富，他提出在保持法国农业优势的同时，发展制造业和商业。他鼓励国家对经济事务进行干涉，尤其是对职业的管理、创办制造工场、制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税政策。他的重商主义呈两面性，一方面对食物等商品持保护主义观点，但是对国家紧缺的产品则要求自由贸易。他认为经济学的知识有助于提升人民的财富和君主的权力，君主重新掌握对经济领域的监管是必要的，不被监管的经济是功能失调的。^[11]蒙克雷蒂安的重商主义并非将国家的财富看作货币量充足的结果。对他而言，所有产业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农业，农业在他的笔下不仅是一个经济因素，还是一种道德：“从我们的祖先的时代起，我们的贵族就在乡村居住。自从人们移居到城市，邪恶就滋生了……闲散蔓延开去。法兰西的小麦和葡萄酒是这个国家比秘鲁富裕的原因。”^[12]他在书中阐述了正确管理市场和控制货币流通的方法，为后世政府治理经济提供了理想的借鉴范本。

拉费马斯在其传世的著作中狂热推崇工业管制，而蒙克雷蒂安强调殖民地贸易的价值，在著作中暗示了开办大型贸易公司的重要性。这两位理论家对黎塞留的政策影响很直接。^[13]近代初期，法国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具有很多基本的相似性。^[14]以黎塞留为代表的法国政治家一直致力解决的问题是，法国丰富的物资、众多的人口、优良的海港等有利条件与法国综合国力落后之间的矛盾。^[15]黎塞留在位时除了与贵族和新教徒做斗争之外，还为实现法国的富强推行了一系列铁腕外交政策。他下令攻占小安的列斯群岛（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中安的列斯群岛东部和南部的岛群）、圣多明各、圭亚那、塞内加尔等殖民地。在北美，他通过建立加拿大公司确立了法国在魁北克的势力范围，并将这个地区发展为法国在北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实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同时，黎塞留意识到法国缺少一支强大的商船队，这只船队既可以为王室带来可观的收入，又可为未来海军建设积累资金。然而，局势的混乱使他的计划搁浅。

直到路易十四平定全国局势，柯尔贝掌管财政大权，重商主义原则才在法国扎根。这一原则最终得到发展的主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专制政权确立以后，政府各项职能逐步完善，财政方面的工作越发精细化和系统化。1664年，法国政府实行关税税率改革，各部门逐渐被收编在财政总监（contrôleur général）的统一管理之下，政府将对外贸易的治理提上日程。其次，强国争霸。1701～1714年持续13年之久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英荷结盟对抗法国，三国在军事、贸易和进出口税方面展开争夺，同时也是各国经济和财政实力的较量。这一局势使统治者意识到将经济纳入政府治理的必要性。再次，英国的重商主义理论家托马斯·孟（Thomas Mun）著《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1664），他的学说启发了法国学者著书立传，为政府实践提供指导。这些理论构建为政府的经济治理最终摆脱教会道德价值观束缚创造了条件。最后，经济时局的发展态势也对重商主义的提出有推动作用。时至1630年，金银价格持续走低，导致产生货币危机的威胁。由于美洲银矿产量的下降，以首饰和餐具为形式的储蓄，法国与黎凡特（Levant）的远东贸易长期处于入超的不利状态，这导致法国政府缺乏金银，支付手段严重受限，雪上加霜的是，政府正着手扩充军队，急需大量贵金属。除了财政困难以外，经济萧条也促使政府对经济进行干涉。政治和社会危机可能使柯尔贝看到了秩序的重要性，他被任命为财政总监后，致力于恢复经济和财政领域的秩序。^[16]

通过发展贸易和制造业振兴法国的任务落在黎塞留的继任者柯尔贝身上。剧作家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在《贝芮尼丝》（Bérénice，1670年公演，1671年出版）的序言中表达过对柯尔贝的敬重，他认为柯尔贝处变不惊，不知疲倦，但拉辛强调的是他的能力和坚韧，对他的理论创新水平并无太多溢美之词。^[17]确实，柯尔贝作为路易十四最信任的官员并未在重商主义的理论建构方面有所贡献，但他综合了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观点和理念推行政策。柯尔贝在其回忆录中首先分析了欧洲的贸易形势，之后阐述了他对贸易的看法。他认为法国要在对外贸易方面扭亏为盈应该采取如下措施：（1）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糖、染料、烟草和棉花，虽然法国人占据着其中的一些岛屿，但是荷兰人垄断了所有商品的运输；（2）加强与黎凡特地区的贸易，虽然马赛承担了部分该地区的贸易，但是由于派驻当地的人员办事不力，几乎断绝了法国与这一地区的贸易往来；（3）加强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贸易，这一区域几乎完全被荷兰人操控；（4）不能忽视法兰西王国境内的贸易，其兴盛取决于国王与臣民之间的自由交往、制造业的重建以及港口之间食物和商品的运输。^[18]

其次，他对本国重建制造业和贸易的前景进行评估，最终的结论与黎塞留的观点并无二致。他认为法国雄厚的国力从来没有与贸易结合在一起，有些统治者甚至认为这种结合是弱国的标志。除此之外，法国物产丰富的优势反而阻碍了制造业发展，甚至有碍勤俭节约的风气；一艘法国商船所需要的人力和补给是荷兰商船的两倍，这种节余使荷兰人收益丰厚而法国人损失严重。^[19]

最后，他提出了以振兴贸易和海运赢得霸权的主张。如果在法国已有的丰富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国王能利用技艺与制造业的创造力，那么国王的权力将得到极大的巩固。“我国与荷兰海运开支的差异因法国船只在王国港口中获得便利和保护而得到补偿，因为荷兰的船只必须往返于他们的国家，必须支付港口的税。在港口每桶货物50苏的税使法国人获得的好处轻易地超过商船人员和补给的费用。他还指出了荷兰人的明显优势，法国人在港口只有200艘商船，而荷兰人在1658年的拥有量达到1600艘。如果我国在8～10年时间内采取保护措施，我国船只可达2000艘，荷兰船只降到1200～1500艘。我们国王的权威在大陆应该是欧洲最强的，但是在海上仍较弱，通过上述方法可最终实现海陆权威的齐头并进。”^[20]

在柯尔贝眼中，当时法国在制造业和贸易方面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呢绒、布料、造纸、五金、丝绸、粗布、肥皂等制造业早就处于或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荷兰人有意阻止这些产业的发展，向我们进口这些产品以获得必需的食物。荷兰人通过海上贸易每年从我国赚取400万里弗尔（livres）的财富，他们用这笔财富购买食物。我们如果能有足够的商船的话，他们就必须向我们交付这笔可观的金钱，但当前我国商业的不利因素包括：城市和社区之间的债务，阻止了国王与臣民之间的交流，这对省与省之间和城市之间的贸易很关键；城市之间因为债务产生的诉讼使居民不胜其扰；陆上和河流的通行税过多，公共道路处于损毁状态；官员人数过多；对食物征税过多；五大包税区的费用过高，征收混乱；海盗对船只带来的损失。总而言之，目前国王、委员会（conseil）以及掌握实权的下属官员未能实行有利于法国发展的贸易政策，未能让制造业保持现状并得到提升。”^[21]从柯尔贝的言论可见，荷兰是法国实现商业霸权所遭遇的最强劲的对手，法国的霸权之路充满了与荷兰在制造业和贸易领域的竞争。

柯尔贝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仍然是一种建立在零和博弈基础上的原则，他在1664年写道：人们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白银的多寡决定一个国家的伟大和权威的程度。几年以后他补充道：在欧洲，白银的数量是恒定的，一国的白银拥有量要增长必然是通过夺取周边国家的白银实现的。1670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应该增加白银在公共贸易（commerce public）中的流通量，从其他国家吸引白银到我们的王国，防止其流出并使其成为我们的人民获利的手段……”^[22]

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利，柯尔贝以坚毅的决心和严格的态度对本国制造业进行改革，以提高法国制造业的行业优势和产品质量，将产品投入国际贸易中去赚取金银。柯尔贝实行的主要措施如下：（1）关税税率改革。柯尔贝改革关税的思路符合他鼓励国内制造业发展的计划，他制定法律法规对本国制造业有益的商品进口少征税或免税，对工业制成品征收重税，对出口的制成品完全免税，减少本国制造产品出口的税额。这些改革方向在19世纪仍是法国政府对关税设置采取的主要措施。（2）打击别国贸易活动。柯尔贝在任时，对在法国港口停留的外国船只征收重税，每桶货物征收50苏的税额。（3）建设海军。建设海军的计划本来是黎塞留一直以来的雄心，但黎塞留在位时，法国国内政局不稳，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堪一击，无法集中国内资源整饬一支能与当时的海上强国荷兰抗衡的军队。继任的柯尔贝也看到扶植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法国商船的活动十分关键，但他在筹备海军的过程中遇到资金困难和国王的阻挠。首先，柯尔贝时期，法国遭遇经济萧条，国库空虚，建立一支完全受命于中央政府的海军，意味着法国政府必须投入巨额资金购买设备和训练海军；其次，柯尔贝无法劝服对提高海上实力毫无兴致的路易十四重视这支军队的建设。为对抗英政府颁布的《航海条例》，自1664年起，柯尔贝设立奖金，去世前终于建立了一支较为强大的海军和商船队。（4）扶植和监管制造业。他强制工匠归属到行会制度和政府的统一监管之下，以获得质量上乘的商品。虽然这样的做法使法国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有竞争力的产品，但这一措施将制造业完全限制在行会的管辖范围内，使产业规模受到严格限制，无法自由扩大生产规模。为了弥补这一弊端，柯尔贝引入了工厂，以聘用足够的劳动力，他建立兵工厂、大炮铸造厂、花边工厂、帽子工厂、钱包工厂、丝绸工厂、高级呢绒加工厂。这些王家工厂被允许贴上国王的徽章或王冠和王家专用的百合花标志。^[23]为了提高生产水平，他不惜高价引进外国制造商和熟练工人，尤其是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的专业技工。这些工匠的人身自由被严格限制，一旦离开国境有可能会招致牢狱之灾。此外，工匠制作的产品不符合规格也会遭到严厉惩罚：“在法国织造的布，若发现有瑕疵且不合规定，将被悬挂于九英尺高的木杆加以示众，随附的木板上将写上应为此负责的商人或工人的姓名。在经此展示48小时后，产品将依法被刀砍、手撕、火烧，或没收。若系再犯，商人或工人将站在示众的其所织造的产品旁边，当着行会全体人遭到斥责。最后，若遇第三次违规，一边照样扣下其所织造的样品示众，一边他们将罚站并绑缚在产品示众的木杆上达两小时。”^[24]柯尔贝领导的商业委员会是管理法国制造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该机构对全国工业的监控是事无巨细的，小到每个地区的布料的纺线数，大到布匹的定价，都在其管理范围。各个行业的工匠都被行会严密地监控和管理。这一举措成效斐然，法国的奢侈品开始行销欧洲，逐渐打破意大利人在家具、镜子等行业中的垄断，针对平民消费者的麻布、平纹布生产也初具规模。

柯尔贝在任时期以强硬的重商主义政策推行法国的霸权主义，在他的努力下，法国的海军得以重建，商业立法逐步系统化，呢绒制造业得到繁荣发展，麻布生产位居欧洲第一。他的政策确实振兴了法国的制造业和贸易，使其跃居为欧洲数一数二的强国，柯尔贝主义也作为一种成功的经济政策在欧洲被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