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Special Feature：Commemo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五四运动：精英心态、民族情绪和历史的时空错位
魏楚雄[1]
【摘要】本文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尝试把五四运动放到历史长时段中来重新检验，以判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文章认为：由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犯以及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生存危机，中国的民族情绪以及中国精英的心态开始变得焦虑急躁，它几乎主导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与中国历史的现实出现了时空错位，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激进运动的重要心理根源，是一个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时一直忽略却不应该忽略的现象。同时，文章也赞同有些学者对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之实质的分析，并指出其“告别革命”论之错误前提，以及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不可避免性。
【关键词】五四运动 “告别革命”论 “救亡压倒启蒙”论 精英急躁焦虑心态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长时段内历史环境的缓慢变化，最能说明短时段内历史剧变的根本原因。[2]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乔·古尔迪和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阿米蒂奇也呼吁，历史学家要用长时段的眼光和思维，去帮助人们认清人类历史从过去到现在至未来的走向。[3]按照布罗代尔的标准，五四运动距今只有100年，还达不到长时段的标准，但也应该可以使我们获得跟短时段不同的眼光，来重新估量五四运动。
确实，因为五四运动过去了许多年，我们对它的审视，就有了更加冷静客观的态度、更长历史时段的视角、更加丰富公开的信息。例如，中国学者对五四运动的观察，就从短时段的历史剧变，延伸到较长时段的历史酝酿；他们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也形成了“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等不同的学术概念。[4]再如，我们现在知道，五四运动中被指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其实当年在北京参与中日会谈的时候，曾与外长陆征祥一起，殚精竭虑，拒绝了日本所提“二十一条”中最辱国丧权的第五项，并尽力把“二十一条”减少到不满十条。日本侵华之后，他也坚拒与日本人合作。[5]相反，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点燃了第一把火的北京大学学生梅思平，却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沦为汉奸，担任了汪精卫伪政府的部长、省长等要职。[6]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长历史时段所包含的内容，往往比短历史时段所展示的图像更加丰富、曲折；深层次的历史真相，往往比浅层次的历史表象更加复杂、深刻。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人们透过历史的表象，沉入历史的核心脉络，来看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和意义。
那么，该如何从长历史时段来看待五四运动呢？不少学者已经从较长历史时段的角度，对五四现象做出了诠释。比较有影响也比较有争议的，就是李泽厚在1986年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论。[7]他认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而两者是互为因果的。晚清的中国知识精英，有的选择“启蒙”为己任，有的则选择“救亡”为重任，但在日益尖锐的民族危机面前，最后救亡运动压倒了启蒙运动。这里，李泽厚从思想史的高度，清晰归纳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历史使命，将之归结为“启蒙”与“救亡”，但他把二者对立起来却没有道理。难道充分启蒙了就不会有革命，革命的起因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启蒙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启蒙和救亡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启蒙也是为了救亡，而救亡的途径之一就是启蒙。正如秦晖所说，“‘救亡’如果是指民族主义，那应该说从晚清起它本身也是‘启蒙’的内容之一”。中国的思想启蒙早在辛亥前几十年就已经出现，辛亥革命就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所呼吁的“民主”与“共和”大潮之形成。[8]可是在李泽厚看来，辛亥革命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当时晚清政府已经在进行宪政改革。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它没有必要，其时机不成熟，其结果反而中断了中国近代的改良进程，救亡压倒了启蒙，思想解放的正常过程被中断了。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打断清末“新政”的进程，中国就有可能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一定要推翻帝制，君主立宪比民主共和更符合中国国情，革命应该被避免、告别或否定。[9]
那么，果真辛亥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吗？如果中国近代化进程可以不通过革命来进行，那么为什么辛亥革命还是爆发了呢？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中国人有没有拒绝革命的历史选择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弄清楚我们能否“告别革命”的关键。要弄清楚我们是否可以“告别革命”，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场革命是否可以避免，而这场革命的性质，又是决定它是否可以避免的关键。显然，李泽厚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假如史实确实如此，那么这场革命也许是有可能避免的，因为晚清政府已经在实行的民主改革，基本可以让革命的理由和动力消除。但实质上，辛亥革命并不只是一场民主革命，它是在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之际，由汉族精英领导的一场反对满族统治者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既然辛亥革命是一场反抗清朝政权的、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政治革命，那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清朝统治者从来没有意愿也不可能在非革命性的政治力量面前，轻易放弃其享有了近三百年的政权。
清政府于1644年统治了中国，但其政权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却从来没有消失过，这就是为什么康熙晚年开始禁止历法研究和公开讨论天文预兆，并于1715年在科举考试中也禁止相关内容，因为它们会涉及清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同时，文字狱也成了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其案例共有160多起，涉及人数少则百人，多则万人。《四库全书》名义上是整理保存古今典籍，实质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清洗。明末精英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著作通通被禁，甚至连《天工开物》《物理小识》《武备志》《明将军传》等书也被列为禁书。乾隆命各省查缴的“诋毁本朝”之书，竟达3千多种、15万部之多，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与四库全书所收的书一样多。[10]所以历史学家吴晗曾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11]为什么清廷要如此严禁古书呢？他们就是害怕汉人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反清抗清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力量。
所以，作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统治者虽然成功有效地治理了中国达数百年，但面对在数量上和文化上都远远胜过自己的汉族主体，他们那种日夜被广大其他民族所包围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恐怕从来没有消失过，这应该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在统治广大非本族民众时所共有的经验和感受。满族贵族说：汉人一强，满人必亡。慈禧太后也说：宁与友邦，不与家奴。[12]这就是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的心理。当清朝国力强盛、举世太平的时候，满族统治者对异族的恐惧感和警惕性尚能被其自信心克服，不会作出非明智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清廷在击败明朝后的两百年里，尚能明智地处理满汉关系以及各种社会矛盾，敢于启用汉人组织军事力量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然而，当清政权因外强的频繁入侵而力量被大大削弱时，他们的自信心就大大下降，之前的明智和理性就不复存在，他们对汉人的不信任也逐一暴露出来了。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保守派还能容忍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官僚，通过洋务运动来进行改良中兴的尝试，那么到了《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连续打击，清政府昔日的自信已经基本丧失，所以慈禧太后才迫不及待地出面镇压汉族大臣，把必将大大削弱清朝贵族势力的戊戌变法扼杀在摇篮中。
虽然，由于日益严重的国内外压力，以慈禧等为首的满族核心势力最终不得不在20世纪初发起新政，但其恐汉的心理因内外交困的局势而空前严重，进而妨碍其清醒判断局势、作出明智选择。在富有统治经验的慈禧去世后，以醇亲王载沣为首的清廷更是毫无自信。他们不仅没有在新政中充分信任和提拔重用忠君爱国、杰出能干的汉族官僚，反而置“满汉一体”的祖训于不顾，利令智昏地试图通过新政和预备立宪，收回自湘军问世以来旁落地方汉族大吏的尤其是北洋新军的那一部分权力，将最重要的军政权从汉族官僚手中夺回，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持其满族统治。在1906年的官制改革中，清廷把各省督抚的财权兵权尽行收回，陆军两部改由满皇贵族掌控，并用明升暗降的手法把袁世凯、张之洞这两个势力最大的汉族官僚架空，将其权力全部收缴。1908年，袁世凯更是被开缺回籍，载沣任军机大臣及监国摄政王，次年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统领禁军。与此同时，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受其经济利益驱使，同立宪派和革命派联合起来反对“铁道国有”，进行国会请愿。载沣之流不懂满汉和谐的重要性，对汉族势力的任何行动都充满恐惧，便以镇压手段来应付。即便如此，当时改良派人士如梁启超等，甚至不少革命党人，都仍对新政抱有期望，纷纷倾向于支持立宪而非革命。可是，清廷最终在1911年5月8日宣布了人们翘首以待的“皇族内阁”名单，它以庆亲王奕劻为首，包括9名满族官员，其中7名是满族权贵，而汉族官员仅4名。这让无论是汉族的旧官僚、保守派，还是新兴的改良派，都感到彻底失望，满汉矛盾因此而充分激化。连一贯相对温和的梁启超，都开始对黄花岗起义的义士公开表示敬重，认为革命比不革命更有道理。这正如张謇在10月代孙宝琦等人所拟奏折中所称：“筹备宪政以来，立法施令，名实既不尽符；而内阁成立以后，行政用人，举措尤多失当。在当事或亦有操纵为国之思，在人民但见有权利不平之迹。志士由此灰心，奸邻从而煽动；于是政治革命之说，一变而为种族革命之狂。”[13]这时候清政府的势力，实际上只限于满族权贵的孤家寡人。全国的反清形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所以，孙中山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情绪，从而成为极具凝聚力和号召力的、一呼百应的革命呐喊。这一口号，也准确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性质。如果告别这场革命，满族权贵怎么可能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呢？所以，李泽厚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必要，是根本误判了这场革命的性质，把它纯粹看作一场民主革命，以为晚清政府已经开始民主改良了，革命就可以避免了。他没有看到，实际上是满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中华民族面临被日本和西方列强灭绝的危机之下，变得空前尖锐，才导致了这场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汉人官吏，没有在武昌起义之后站到清廷一边。辛亥革命前以民主纲领来实行革命行动的，只是一小部分像孙中山那样具有超前思想的社会精英，但他们所领导的各种起义都失败了。当时，中国尚未发展起庞大的现代工业以及具备现代民主意识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而他们才是能够支持民主革命的强大社会基础和力量。没有这种社会基础，民主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另外，到了五四时期，启蒙运动的性质，已从“民主”和“共和”转向“自由”和“自由主义”。正如秦晖所指出，五四运动所启蒙倡导的，是“自由”——“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个人自由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也“恰恰是从五四起成为大潮的”。所以，启蒙因救亡而起，也因救亡而盛；启蒙并没有被救亡压倒，它反而启发了革命。秦晖还指出：“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崛起。”那个时代中国“救亡”与对外学习和自我改造即“启蒙”，事实上一直是并行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14]同样，许纪霖也认为，“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个人主义时代”。虽然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观念在晚清与国家一起诞生，但那是个集合性的概念，指的是与国家同一化的国民；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国家分离乃至对立的个人观念便出现了。当个人与国家分离、国家不再是神圣之物时，一个抛弃国家主义、与传统儒家思想的世界大同理想一脉相承的世界主义，便成了五四运动的新潮流，“五四的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便发生了直接的沟通”。[15]这意味着，在中国五四运动期间，世界主义压倒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的社会思想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启蒙成为中国革命的先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压倒救亡”。
尽管如此，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之说，还是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入侵中国对中国政治知识精英的心态和民族情绪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国近代史的长时段来看，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自鸦片战争之后，“救亡意识”便在中华民族和政治知识精英中成了压倒其他一切的使命，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威胁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利剑。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无论是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还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都跟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影响有关系。关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许多西方学者曾经进行系统的研究，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贸易的影响，并试图通过数据统计来度量西方对中国经济是产生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历史记录很不完整，这些西方学者并未能充分展示晚清至民国之际西方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总体图景。
更重要的是，这些西方学者完全忽略了列强入侵中国对中国领导精英的心态以及民族情绪的影响。那就是，当中国开始面临严重的存亡危机时，中国精英们便开始急切地寻找化解民族危机的出路和方案，救亡之当务之急，使得整个中国的民族情绪和精英心态变得十分焦虑和急躁，这种情绪和心态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例如，在晚清时期，本来，如果没有因为受到外部的威胁而产生恐慌、失去安全感，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也许不会变得那么激进、对满族贵族产生那么大的仇恨，以至于最终要诉诸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清政府。然而，鸦片战争之后，当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要瓜分中国时，中国政治家和社会精英便焦虑万分地思考着一个生死攸关的难题：中国还有多少时间来实现自强、抵御外侮？面对列强欲瓜分中华的灭顶之灾，他们最急于实现的，就是迅速振兴中华，使中国尽快能够自御，而慢慢地进行改良已不再是选项。比如，关于科举制度，张之洞本来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建议，要“酌改文科”，减少“四书五经”的比重，逐年减少科举取士名额，增加学堂学生出身名额，以十年为期废除科举制。此议被光绪皇帝采纳。可是没多久，1905年8月，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又上奏，主张为推广学堂，必须停止科举，云：“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先自停科举始。”[16]结果，科举制度一下子被废除了。这一革命性的变动，对催动辛亥革命、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和革命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华民族和中国政治知识精英焦虑的情绪和心态，对中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远比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更为重要更为深远巨大，因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决定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由于外国的侵略和威胁对中国政治家心理上造成的巨大阴影，所以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政府，无论遵循哪一种政治信仰，都试图借助国家的力量，不惜牺牲其他经济部门，来迅速建立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实现强国强军。这种发展模式，并不限于晚清政府。
实际上，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传统中国，虽然君主与政府官僚可全权干预国家经济生活，但当时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涉仅局限于个别方面。在中国古代，除了跟财政收入密切相关的土地税收和盐业以外，政府对管理国家日常经济事务兴致寥寥。虽然政府经常进行关于税收、土地分配和水患治理的政策讨论，但这些政策讨论的基本动机是确保财政收入满足政府支出，并制止因征税过重、土地集中以及自然灾害而可能引发的政治与社会暴乱。传统的管理者从来都不认为政府具有引导和管理日常经济事务的职责。尽管一批有影响力的法家人物提倡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以及功利主义，但是统治阶层依旧沿袭儒家与法家的普遍思想，对经济事务坚持无为而治的原则。[17]
宋代之后，儒家思想复兴，自由放任意识（laissez-faire）继续在中国人思想中发展。[18]与此同时，商业化进程也在进行。学者开始强调商业的重要性，倡导尊商，并且要求政府放松对茶业、盐业和矿业的管制。这些自由放任思想在明清时期被知识分子再度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结果，到1685年，清政府解除了对外贸易的禁令。在18世纪末，中国对外贸易已经呈现收入大于支出的有利态势。[19]虽然贸易依旧处于政府的管制下，但是政策制定目的是最大限度增加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不是引导和干预商业发展。
如果继续保持这一状态，中国或许可以发展出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把政府干预降到最低限度。但不幸的是，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内社会的发展就开始受到其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外国势力的威胁使中国学者与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难题：中国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实现自强以抵御外侮？对他们来说，面对西方的威胁，中国必须尽快强大，使自己能够在即将到来的侵略中存活。此时，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外部忧患而不是内部需要，是军事发展而不是消费品的生产，是发展速度而不是发展效率，是国家力量的展现而不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因此，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顺序已不再是中国政府的选项，中国已经不能在鸦片战争之后选择传统的方式，像早期工业化国家一样首先借助于私人力量发展轻工业来积累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资本，走传统的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为了尽快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参与成为当务之急。政府不再仅仅是管理部分经济生活的收税人，更是经济规划师和工程师，它运用国家的力量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所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纷纷开始摒弃自由放任政策，要求政府干预商业发展，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20]1860年代的自强运动清晰地展现了这股新潮流。通过强调政府对军事和重工业发展的作用，自强运动基本是一项非自由放任政策，或者是“官督商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良运动中，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再次获得了动力。[21]
在传统中国崩溃之后，民国的政治精英领导中国遵循了同样的发展道路。孙中山在众所周知的“三民主义”中，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构想。孙中山认为，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经济步伐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土地改革，限制私有商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22]他相信中国经济应该由中央集权规划管理，并与自由私人经济活动保持合作。孙中山之所以奉行这样的经济政策，是因为外强在中国经济与政治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令他深深地感到忧虑。在孙中山看来，导致中国贫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外国的经济压迫。[23]他强调，“我们的经济权利与利益正在渐渐流失。如果我们想要收复这些权利，就必须尽快利用国家权力推动工业发展。”[24]孙中山倡导“国家应该领导商业，建立最终属于国家财产的生产机器”。[25]在《实业计划》（1919）中，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国家工业建设计划，设想国家要在工业化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26]
随着1912年国民党成立以及1927年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孙中山的学说开始发展为一项国家政策。[27]曾任国民党政府中央设计局调查研究部主任的方显廷相信，孙中山的学说在许多方面对中国的国民经济重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8]历史学家威廉·柯比认为“孙中山留给早期南京政府政策制定者的不仅有他国有工业部门的思想……还有致力于推动重工业快速发展的任务”。[29]的确，当时世界上至少有三种经济制度成功地促成了现代化，每一种都可以成为中国效仿的榜样：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美国和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中国政治精英没有因为受到外部的威胁而恐慌、失去安全感，它完全可以选择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因为较为自由的市场在晚期中华帝国已经在发挥作用了。这样，中国的发展进程可能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由于鸦片战争给中国领导人造成了深重心理阴影，国民党政府把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视为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国民党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国家经济发展与统制的政策都建立在孙中山学说的基础之上。为了落实这些计划，政府还于1927年建立了建设委员会，作为关键产业的指导中心。1928年，为了从财政上支持工业发展，国民党政府又建立了中央银行，并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进行了重组。在1931年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与占领后，这项经济政策的目标进一步明确而且加速提到日程上来。[30]通过“四大银行”“两大部门”（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中央信托局）和资源委员会，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控制了运输、贸易、财政、主要工业项目与农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政府逐渐获得了全部主要企业的控制权。[31]在中日战争结束时期，重工业的经济增长已经超过轻工业。[32]到1945年6月，“四大银行”与“两大部门”的累积资金高达国民储蓄额的75%。截至1942年，政府的工业投资已达到全部工业投资的69.85%。[33]
即便在“二战”结束后，外国列强侵略欺负中国对中国政治领导人的长期影响依然存在。在设计中国战后的复兴重建时，中国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继续主抓重工业建设，强调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角色。[34]当时，马寅初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直言不讳的教授和立法院的国民党反对派。他也认为，沿袭西方、苏联和德国经济模式的时代已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第四条道路”，即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但是确保私营企业的管理自由，[35]强调通过国企统制经济具有长期的必要性。对于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搬美国自由民营企业模式这一问题，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解释道：“美体制下的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不能满足国家防御和世界和平的迫切需求。”[36]
可见，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政治精英们，无论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受到启蒙但并不主张革命的，还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受到启蒙也参加了辛亥革命但在辛亥革命之后不再主张新革命的，或者是在五四时期受到启蒙并主张新革命的，无不主张通过国家的权力，来迅速实现军事工业化和工业化，达到强军强国、抵御外侮的目的。这些中国政治精英，都因启蒙而投入政治，都因救亡而寻求启蒙。他们因受到不同的启蒙而形成不同的政治理念，但都具有焦虑的情绪和心态。在民族危机最深重的19世纪晚期，中国许多政治精英并不激进，也没有主张革命；而五四运动和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得以缓解，但中国不少政治精英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而走向了激进的新革命。所以，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救亡和激进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启蒙和救亡始终并肩而行、携手并进。有时候是救亡导致了激进主义和革命，有时候则是启蒙导致了激进主义和革命，但并非救亡一定会激进、“救亡压倒启蒙”。而伴随始终的，是忧虑焦躁的民族情绪和精英心态。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国精英，都因民族危机而积极地投入挽救国家的救亡运动中去，但他们因不同的启蒙影响而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信念和理想，同时都因同样的焦虑焦躁的情绪和心态，赞同和选择了同样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就是从长时段看，历史可以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看问题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