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沉沦、拯救与复兴：五四运动上下两百年述略

从五四运动上溯一百年，是1819年。当时在西欧，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是年，发明家瓦特（1736～1819年）去世，蒸汽机车之父斯蒂芬森（1781～1848年）正在主持修建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一条完全靠蒸汽机运输的铁路线。同年，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年）出生，一个属于日不落帝国的工业时代呼之欲出。当时西力东渐的大幕正在缓缓拉开，而中国恰如一头睡狮，浑然不知大祸将至。继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协商通商被拒之后，英国国王于1816年再次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商谈贸易问题，被嘉庆皇帝（1760～1820年）严词驳斥，筵宴遣回。在归国途中，阿美士德路过圣赫勒拿岛，当时被关押在岛上的拿破仑对英国将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意见十分恼怒，预言道：“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动。”^[2]1819年，英国派赴中国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年）刚刚完成了《旧约》的翻译，这已经是他在华的第13个年头了。马礼逊不仅是第一部英汉字典的编纂者，也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人，他还开了第一个中西医合作的诊所和第一所中英文学校——“英华书院”。

在中国，1819年是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正值“嘉道中衰”的历史时期。清王朝在康乾盛世之后盛极而衰，贫富分化，官场腐败，国库空虚，武备废弛，鸦片肆虐，内乱不断，外患将至，衰相已呈。是年，“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1785～1850年）方34岁，供职于翰林院，与27岁的龚自珍（1792～1841年）和25岁的魏源（1794～1857年）在北京共同参加“宣南诗社”而结交。龚自珍和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1776～1829年），开始研读《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日后搅得大清不得安宁的洪秀全（1814～1864年）时年5岁，他的死对头曾国藩（1811～1872年）时年8岁。一年后，嘉庆皇帝驾崩，道光皇帝（1782～1850年）即位。

平心而论，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都不是特别差劲的庸君昏主。嘉庆皇帝曾在乾隆死后以霹雳手段诛杀权臣和珅，并结束了文字狱，广开言路，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肃纲纪，黜奢崇俭，还屡次下诏禁绝鸦片。道光皇帝在位期间也力行节俭，勤于政务，整顿吏治，开通海运，严禁鸦片。然而乾隆末年以来清朝社会已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两位皇帝不能也不愿意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君主专制的体制问题，因而也不可能扭转清王朝的衰落趋势。道光年间，内部吏治腐败，鸦片烟毒日益泛滥，外部强敌逼近，大乱将至。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国力强盛，在全球大肆殖民扩张。而中国仍处于闭关锁国的酣睡状态，吏治腐败，军备废弛。鸦片战争的前一年，龚自珍面对死气沉沉、无比压抑沉闷的社会现实愤然写下：“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次年，也就是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坚船利炮携工业革命之威向一个垂垂老矣的君主专制天朝上国发起攻击。中国很快战败，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答应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开始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程。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夕，对中国而言是不断沉沦的时期。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但共和制的建立仍是举步维艰。从中华民国成立到五四运动爆发，其间以袁世凯（1859～1916年）为首的北洋军阀把持了北京政局，先后两次倒行逆施恢复帝制，即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闹剧。两次复辟都打着尊孔复古的旗号，使得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认为，仅仅从器物和制度的层面进行改革是不够的，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还要在文化思想的层面进行革新。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自1916年9月的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道德和新文学，反对迷信和专制，同封建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在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进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一战结束后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合法诉求惨遭拒绝，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西方列强无耻地转让给了日本。消息传回国内，立刻引爆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迫使中国政府代表最终未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百年回首，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分水岭和转折点。五四运动催生了一支能够团结中华民族实现命运变革的崭新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次年，陈独秀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毛泽东当时是长沙五四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很快创立《湘江评论》，开始宣传革命新思想。邓小平当年也是受到五四运动的鼓舞，产生了“工业救国”的思想并赴法勤工俭学，走上革命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3]

五四运动还为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五四时期，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被打倒，但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却无法团结最广大工农民众的力量，袁世凯欲效法日本的君主立宪恢复帝制也遭到国人唾弃。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彷徨苦闷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1919年《新青年》杂志分两期发表了李大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运行的轨迹表明，正是五四运动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最终成功地团结了全国民众的力量，完成了统一建国的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被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五四运动之后的百年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土壤、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其起伏曲折的过程可大致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以武装斗争为手段、实现建国大业的三十年，这期间的斗争可谓坚苦卓绝。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9年，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曲折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十年，这期间走了弯路，取得了惨痛的教训。第三个阶段从1979年到2009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十年，这期间社会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明确诉求和奋斗目标。

后“五四”的百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靠的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在上述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坚持运用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突破了“中心城市暴动”的教条主义思想禁锢，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理论，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突破。在第二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得不那么成功，正是因为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罔顾社会发展实际阶段和经济运行规律，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导致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取得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在第三个阶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破了“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教条主义思想禁锢，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济取得飞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突破。在当下的第四个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审时度势，重新分析定性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宏伟战略构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突破和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