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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管英灵集》的编纂背景与过程
第一节 梁章钜寓桂考
梁章钜（1775—1849），福建长乐人，字闳中，又字茝林、茝邻，晚号退庵。乾隆五十九年（1794）举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十二年，主讲福建南浦书院。十七年，在南浦开藤花吟馆，与乡里名流觞咏其间。二十年，与刘芙初、吴兰雪、陈石士、李兰卿学诗于翁方纲。次年入京，考取军机章京，入宣南诗社。二十三年，入值军机章京。道光元年（1821），任制仪司员外郎、通礼馆纂修。次年，出任荆州知府。三年，任淮河兵备道道员。次年，署理江苏按察使。五年，授山东按察使。六年，调江苏布政使。九年，护理江苏巡抚。十五年，任甘肃布政使。次年，实授广西巡抚。二十一年，曾带兵到梧州布防堵击英军。同年，调任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次年，因病辞官。生平事迹见梁章钜自著《退庵自订年谱》、林则徐《诰授资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苏巡抚梁公墓志铭》。
梁章钜编纂《三管英灵集》是在广西巡抚兼学政任上，梳理梁章钜在广西仕宦的具体政治经历，及其在广西的交游与著述情况，是研究《三管英灵集》编纂背景的首要任务。前有杨莹在《梁章钜与广西》[1]一文，分政治业绩、文化教育、交游创作等方面论述详细，现以此为基础，补充考证如下。
一 梁章钜寓桂仕宦经历
梁章钜任职广西，从道光十六年（1836）八月始，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终，共约五年寓居广西桂林。五年间兢兢业业，政绩卓著，为广西的政治、文化、教育等事业做出了贡献。
据《退庵自订年谱》云：“丙申，六十二岁……正月，调授直隶布政使，以留办计典迟至，三月杪始成行，途次接奉擢抚广西之命。五月，抵京，递折谢恩，蒙连日召见六次，赐克食五次，即陛辞出京，挈丁儿、敬儿赴广西任，兼署广西学政。”[2]62岁的梁章钜于道光十六年（1836）三月接到任广西巡抚的调令，五月进京谢恩，后携家眷赴广西任。道光十六年（1836）八月到达桂林，任广西巡抚兼学政，此据梁章钜道光二十年（1840）秋所作《池司业庙堂碑》所云。池司业即池生春，梁章钜前一任广西学政，碑文记：“道光十有六年七月辛卯，广西学政池君卒于位。……余闻而慕之积十余年而终不相见，比余抚是邦，而君已于一月前卒矣。”[3]可见梁章钜到达桂林的时间是道光十六年（1836）八月。
《退庵自订年谱》又载：“辛丑，六十七岁，二月，闻广东英夷滋事，带兵至梧州府防堵。……旋调授江苏巡抚，即回桂林，……五月，挈家登舟，由湘江、荆江顺流而东。七月，赴江苏任。”[4]“辛丑”，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是年二月，梁章钜抵达梧州领兵对抗英国侵略者，后接到调江苏巡抚令，返回桂林，五月携家小离开桂林北上。又据梁章钜之三子梁恭辰记，“辛丑入都”赴进士试，“是夏，余返桂林。适家大人调抚江苏……”[5]皆证梁章钜离开桂林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七月到达江苏。
约五年中，梁章钜在广西政绩卓著，主要表现在：恪尽职守查禁鸦片，鸦片战争中积极防御英军；治理接待越南使臣驿站走私之弊，暂停宝桂局铸钱；治理广西乡试考场弊端，整顿不良风气，以文治教化广西士子等。
1.查禁鸦片，防御英军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殖民者向中国进行鸦片走私，且日益猖獗。鸦片流毒遍及全国，西南边陲广西也出现了种植鸦片、私贩鸦片之事，“梁章钜执行朝廷查禁鸦片的命令，在桂省境内通令禁止种罂粟，查拿烟犯，处分禁烟不力的官员，打击了鸦片走私活动。”[6]
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梁章钜调查得知，上奏清廷：“广西鸦片，来自广东，全在梧州、浔州两关口。……浔州自饬查后，获犯已多，而梧州甚属寥寥。率以宽限日期为请，办理实属迟缓。知府刘锡方请旨摘去顶带，仍责令拏获大起烟贩自赎。”[7]梁章钜首先抓住鸦片流入广西的两个港口要道，命令二府阻截盘查，对查禁不力的梧州知府，主张暂停其官严惩，督其继续查办烟贩事宜。
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梁章钜又上奏清廷，称广西烟贩并不多，“良多莠少”，已大力查办，以儆效尤，“期之一年，必当奏效。”[8]但短短两个月后，又查出烟贩，梁章钜自请失察之罪，渐觉形势并不乐观；八月制定不可私种罂粟的法规条例，以规范化的制度约束查禁的官员及种植罂粟的地主、客农。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两广总督林则徐率广东军民抵抗侵略，反被朝廷撤职。道光二十一年（1841），梁章钜在广西巡抚任听闻此讯，立即自请率兵进驻两广交界要地梧州、浔州，以备防堵，以安民心。林则徐《诰授资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苏巡抚梁公墓志铭》云：“辛丑春，粤东英吉利夷人滋扰滨海虎门一带，逼广州城，公率兵驻梧州防堵。”[9]“及因粤东夷务，亲驻梧州。密计粤西与东省壤地相错者，梧州之外，尚有南宁、浔州、平乐、郁林三府一州，皆山路纷歧，奸匪易于潜匿，乃相度山川形势，择其要隘，添拨官兵驻守，严密巡查；复刊发规条通行各属，晓谕居民团练壮丁自相保聚，水路则临流设险，陆路则筑卡挖濠，无事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有事则闭栅登陴，守望相助，并选殷实晓事之绅耆为之总长，使理一团之事，俾专责成；又派丞倅州县数员为各府总捕，会同地方文武分路查搜，以补兵力民团之所不及，境内帖然。适奉上谕饬查，遂将现办情形具奏，盖公之先事绸缪，有以仰符圣意也。”[10]梁章钜于《退庵自订年谱》中也记录：“辛丑，六十七岁，二月，闻广东英夷滋事，带兵至梧州府防堵。梧州界连东粤，匪徒乘机啸聚。余力行团练之法，境内帖然。奉旨选将调兵送炮，协济东省。”[11]正是梁章钜及时遣将调兵驻守梧州港口，协助林则徐，保卫粤西门户，并及时组织广西军民，实行团练制度，勘察地形，选拔团长，随时备战，才使广西境内井然有治，免受侵犯。梁章钜更是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和反外敌入侵的守护战，反对朝中的守旧派，主张积极抗争到底，后不久调任江苏巡抚，也不遗余力在江浙港口抵抗殖民者的入侵。
2.治理驿站、铸钱之弊
道光十七年（1837），给事中陈功奏：“上届越南贡使入关，每站用夫至五千名，并有搭差、搭贡各名目，附载者利其便安，私带者资其津贴，沿途不胜扰累。”[12]正因上一年广西接待安南使臣，每个驿站配给的侍者数目多有五千人，还有搭贡、搭差多种名目的侍者，开支过大，携带走私等驿站弊端出现。梁章钜接到朝廷整治驿站弊端之命，立即严查虚报浮夸之官，精确计算今年安南使者在每个驿站所需的人夫数目，合理合情，酌实俱报，上交朝廷，为朝廷节省了人力、物力和钱力的开支，维护了越南入贡访问期间的秩序和安全，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走私的猖獗。
道光十八年（1838），梁章钜上奏朝廷：“广西宝桂局设立鼓铸，旧以钱一千作银一两搭放兵饷，今银七钱易钱一千，每两亏银三钱，养赡备操之用不免支绌。若钱价愈贱，不但兵食有妨，即民间完纳钱粮，以钱易银亏折不少。请暂停鼓铸以裕民食，平市价。”[13]奏入，朝廷从之。宝桂局是康熙七年（1667）在桂林府设立的铸钱局，按照乾隆朝的旧例，地方上的军营，给士兵发放军饷，可以发地方所铸造的铜钱，发一千文钱，代替一两白银。“乾隆帝此令，原是为加惠兵丁起见，使兵丁在银贱钱贵的时候，得沾格外的恩惠，但遇到银贵钱贱的时候，却有亏兵丁的生计。”[14]道光中期，钱价大跌，银贵铜钱贱，士兵再发一千文钱，只相当于七钱白银，就亏损了三钱银子，为了保证士兵的日常开资和操练开支，地方政府只能支出更多的钱，入不敷出，为了填补空缺，宝桂局只好继续铸钱，造成了钱价大跌，通货膨胀，铸钱屡赔，且百姓的购买力和生活质量下降，恶性循环。梁章钜体恤兵艰民难，乃奏暂时停止宝桂局铸钱，稳定物价，梁章钜还寄希望于停止铸铜钱，铸造大钱白银救市，被户部驳回。
白银的短缺和变贵，源于大量鸦片的输入，清朝的白银大量外流，由贸易顺差急转为贸易逆差，出现了“银贵钱贱，官民交困”[15]的现象。梁章钜对此深有识见，“乃至以中国白银，易外洋之鸦片，而耗中之耗，愈不可问矣”。[16]白银源源不断流向外国，中国市场白银越来越少，“在白银供给严重不足的背景下，林则徐在广东省领导了禁烟运动，以打击英国的鸦片走私分子。但是，鸦片走私的巨额利润，最终刺激英国挑起了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中国逐渐改变了1729年以来的禁烟政策。清政府不仅在战败的情景下赔偿了2100万两白银，还默许了英国的鸦片走私政策”。[17]再没能找到合适的办法之前，梁章钜努力呼吁暂停铸币，虽然没有扭转广西乃至全国的货币和经济弊端，但其初衷确为粤西兵民的生计着想，献计出力。
3.治理考弊，文治教化
道光十七年（1837），梁章钜在广西学政任上，主持文武考试，发现广西乡试诸多弊端，并大力整治。梁章钜在自订年谱中云：“广西乡试文闱积弊多端，闱中辄派兵六十名，列坐于明远楼之上下前后，名为稽查弹压，而枪替传递之弊即伏其中，甚至有能文之举人，身穿号褂于楼上起草，交他兵传递号舍中者。既乃悉力革除之。”[18]为了杜绝守卫士兵与考试士子联合作弊的现象，革除门第关系的不正邪风，梁章钜上奏朝廷，完善考试纪律制度，严惩作弊者，还广西考试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清肃之风，广西学子感激涕零，真正有才华的人才提拔上来，有些选为优贡，有些进入梁章钜的幕府。
梁章钜署理广西学政期间，除了整顿广西的学风，提拔人才之外，还进行广西地域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修铜鼓楼，二是建五咏堂，三是修双忠亭。自记云：“复署东铜鼓楼，成《铜鼓联吟集》两卷。又于独秀峰下重建五咏堂。为诗纪之，远近和者百余家”[19]
铜鼓是广西少数民族歌舞娱乐的乐器，也是古代人民祭祀拜神、练兵打仗的工具，就像汉族的大鼎一样，铜鼓是广西民族文化、权利和财富的象征。因此，雍正八年（1730），广西巡抚金鉷将从桂平获得的铜鼓带回桂林，放在巡抚衙门，供大家观览。乾隆元年（1736），袁枚到桂林来探望在广西巡抚衙署任职的叔父袁鸿，以铜鼓为题，当众作赋，才思敏捷，洋洋洒洒写下千言《铜鼓赋》，举座皆惊，金鉷命人将赋刻入省志。嘉庆年间，谢启昆在广西巡抚衙建造铜鼓楼收藏此鼓，楼壁上刻有谢启昆和学使钱楷的唱和诗《铜鼓歌》，谢启昆编纂《广西通志》金石卷，辑成《粤西金石略》，于卷末附录《铜鼓考》，收集铜鼓文献，考证分析，云铜鼓在伏波将军马援之前就已有，非伏波所制。谢启昆离开后，铜鼓楼渐渐荒废，梁章钜道光十七年（1837），将铜鼓移到怀清堂前，将桂林知府许芍友所得铜鼓分列左右，一时远近俊贤皆来观览，40余人唱和谢裴两人之《铜鼓歌》，包括广西布政使花杰、按察使宋其源、学政丁善庆、秀峰书院吕璜、朱琦等，梁章钜将这些和诗汇编成《铜鼓联吟集》四卷，由吕璜作序，并自撰一篇《后铜鼓记》记述此举：
……道光丙申，余奉命承乏是邦，初视事未暇旁及，楼又僻处东南角，为足迹所不到，亦竟不知有所谓铜鼓者。后缉志乘，展转得之。逾年丁酉春，遂移怀清堂前，涤其尘封，加之拂拭，盖上距谢钱作诗时又三十余年矣。适权桂林守许君芍友新获一鼓来献，视前鼓尺寸稍减，而色泽之古，纹理之明过之，遂与前鼓分列庭之左右，宾僚咸纵观焉。惟金记前鼓谓周围有六蟾叠踞，重之为数十二，意取律吕相生。今细加谛视，实只六蟾，蟾各四足，不见有叠踞之迹。而新来之鼓亦六蟾，各三足，是肖物又较前鼓为精矣。按言铜鼓者，或谓始于马伏波，或谓始于诸葛武侯。然伏波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语载《后汉书》，最为可据。伏波不应自铸而自销之，是铜鼓实出伏波前无疑。若诸葛，更后于伏波，可不必辨。今粤西铜鼓径尺余者颇多，而四旁有蟾者绝少，或出后来仿造，若此前后两鼓形模之壮，则断非近物。周去非《岭外代答》所云：“虽非三代彝器，谓制自三代时可也”。蕴山先生作省志，极辨伏波诸葛之误，其诗更痛诋袁赋之非，不知赋家体裁，不主考据，非可深求，且此赋虽非极笔，而以伏波武侯对举，不下断词，正其用笔狡狯处，逮斥为支辞无根，不已左乎。余既拓取谢钱旧诗，约同人各次韵以张其事。时幕中宾皆能诗，僚自丁自庵学使以下，都人士自吕月沧上长以下皆有作，裒然成帙，因合录金记袁赋及谢钱诗于前，而以新诗次之，题曰：铜鼓联吟集。金记只一鼓，余更合两鼓记之，聊为此邦增一故实。若如金记所云“以待有德”，则非余之所敢当也。道光丁酉小暑节记。[20]
梁章钜重建铜鼓楼，叙述衙署所藏铜鼓的渊源流变，观察描绘铜鼓极为详致，又赞同谢启昆考证的铜鼓历史由来，反驳谢启昆对袁枚赋的评价，诗人岂能长于考据，见其宽阔接纳之胸襟见识，无论是长于汉学考据的学者，还是能文能诗的才子，不论是广西本土文人，还是外来游宦广西的文人，都能够以铜鼓乐之友之。梁章钜与署僚郡贤聚会雅集，观瞻唱和，将铜鼓作为广西的文化标志，作为聚集广西文人的宝物和继承广西文脉的象征，文治教化不治而治。
此外，梁章钜还重建桂林独秀峰下的五咏堂，将桂林文人的传统彰显发扬。梁章钜在桂林府学独秀峰下发现了古代文人游宦粤西的胜迹：
独秀峰为桂林主山，颜延年守郡时赋诗云：“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山因以名。然此语但见唐人郑叔齐所作《独秀山新开石室记》，而颜遗集中未见此诗也。山麓有讲书岩，范石湖谓有便房，石榻石牖，如环堵之室，颜延年读书其中。似唐以前，府治即在是。宋元祐中，郡守孙览构五咏堂，镌“五君咏”于石中。今遗址皆不可考。余于道光戊戌冬，始与僚采商复五咏堂，而以家藏黄山谷先生所书“五君咏”墨迹勒石堂壁。不两月而规抚大具，顿成壮观。因撰一联云：“得地领群峰，目极舜洞尧山而外；登堂怀往哲，人在鸿轩凤举之中。”[21]
南朝宋颜延之出任始安郡（今桂林）太守，在独秀峰东南麓岩洞里读书，留下了广西文教的发祥地——读书岩，他追慕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刘伶、向秀、阮咸，曾作《五君咏》向五位魏晋风流名士致敬。至唐代，桂州刺史兼桂管防御观察使李昌巙在独秀峰下建立桂林府学；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桂州太守孙览在学校旧址上建五咏堂，并刻颜延之《五君咏》于堂内。后五咏堂、碑石皆毁塌不存。清道光十八年（1838）冬天，广西巡抚梁章钜惋惜文化遗迹不存，与署僚商议修建五咏堂，道光十九年（1839）春修复完成[22]，并以家藏北宋黄庭坚书写的《五君咏》真迹刻于龙隐岩内，还为五咏堂撰楹联，又写《修复独秀峰五咏堂纪事》二首，远近文人皆来聚会粤西，欣赏先贤胜迹，赋诗庆贺，赞美梁章钜此举之意义，梁章钜汇聚和激励广西学子，传承文脉，读书仕进，功不可没，正如林直《壮怀堂诗初稿》卷二《和中丞梁茝林章钜先生修复独秀峰五咏堂纪事原韵二首》其二所言：“雕甍画栋起峥嵘，几日华堂赋落成。访古人来酣夜话，研经客去感秋声。清游敢擅千年胜，佳什犹传五咏名。愿待西风丹桂熟，更陪驺从到蓬瀛。”[23]此一文化盛事正是上传五君之清名遗韵，下开粤西文风，为粤西聚集培育更多人才，期望粤西士人他日折桂学有所成。惜堂今已不存。但诸文人之楹联与唱和诗留存下来，成为清道光年间广西文人汇聚的佳话，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精神财富，也成为广西文教事业兴盛的标志。
梁章钜还自己捐资重修双忠亭。叠彩山麓的双忠亭，怀念的是南明桂王时期，抵抗清军，尽忠守节，与桂林城俱亡的瞿式耜和张同敞两位先贤，清初建，久已荒芜，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广西巡抚梁章钜与同僚捐资修建，焕然一新，并亲自撰写楹联：“崖山柴市同千古，楚尾吴头共一心。”[24]于风洞山为之立碑，书“常熟瞿忠宣、江陵张忠烈二公成仁处。”
正如林则徐所说：“桂管远在西南陬，政简民淳，可以从容坐镇。在任五年，随事整顿，咸著成效。”[25]梁章钜在广西巡抚和广西学政任五年，惠政不断，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均有卓然成就，不愧为封疆大吏。
二 梁章钜寓桂交游考
梁章钜寓桂五年，处理繁忙政事之暇，与远近师友佐僚诗酒交酬，游览桂林山水胜迹；与故交书信往来频繁，切磋学问诗艺，商讨国家大事。梁章钜71岁高龄时，将一生交游事迹辑录于《师友录》，共记录与二百余位清代文人的交往情状，在广西交游者也是毕生难忘，今择其要者，考述如下。
第一，梁章钜与福建林则徐交游。林则徐《梁公墓志铭》云：“则徐与公同乡，又为词馆后进，洎官江左，宦迹辄相先后”[26]，可知，二人同为福建人，中举后都在福建福州鳌山书院就读，同受鳌山书院山长郑光策“经世致用”实用化儒学思想的影响，梁章钜还成为郑光策的女婿；后二人又同为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僚，无论在京师做官，与林则徐、魏源、黄爵滋诸人结成宣南诗社，还是仕宦江左岭南，二人的官宦仕途多有重合之迹。梁章钜在广西巡抚任上，林则徐曾赠其一联：“诏起家山，著述已成千卷；官同岭海，因缘宿缔三江。”[27]一方面赞梁章钜平生著作等身，一方面珍惜彼此宿友因缘。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前往两广查禁鸦片，而梁章钜则任广西巡抚，梁章钜积极配合和支持林则徐，为禁烟工作出力颇多。其间二人书信不断，诗赋往来。
第二，梁章钜与广西吕璜交游。梁章钜寓桂期间整顿广西的文治教化，与秀峰书院山长吕璜交谊颇深。在梁章钜幕府的文人集会中，都有吕璜的参与，无论是铜鼓联吟，还是修复五咏堂，还是纪念东坡生日，吕璜均与梁章钜唱和诗歌，梁章钜深爱其诗其才，其学问与人品。吕璜去世梁章钜感万分悲痛，将其诗歌五十五首收录《三管英灵集》，以存斯人。《三管英灵集》卷四十四有吕璜《丙申十二月十九日梁茝林中丞招同宾仃数君于署斋为东坡作生日》[28]、《铜鼓歌和梁中丞……》等。其《梁中丞和苏集聚星堂韵元什见示因和一首》有句，赞美梁章钜的学问与粤西政绩：“中丞读书数万卷，众山一览差不屑。直将干济为文章，岭雾全开风扫瞥。良辰卮酒持寿公，小拓吟怀尤有说。笔墨之外真气存，最爱铮铮骨似铁。”[29]梁章钜与吕璜彼此敬重，吕璜认为梁章钜有胸襟有魄力，将广西古代落后凋敝的文风扫除，文学文化的传统为之一续。
第三，梁章钜与广东张维屏（号松心子）交游。刚刚辞官归隐的张维屏，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至五月游桂林，与桂林官员文人相交，畅游桂林山水，临走时将桂林见闻集成《桂游日记》三卷。张维屏与梁章钜一见如故，“松心曰：余闻桂林最奇，道光丁酉往游焉。时梁茝林为粤西巡抚，一见如故，唱酬觞咏，永日望疲。余留一月遍游诸岩洞，遂挂席东旋。茝林赋诗送行，有云：‘鱼山不作芷湾沓，后起何分形影神。’……其殷勤不尽之意，于诗见之矣。（张维屏《听松庐诗话》）”[30]二人题诗赏画，相交甚密，互相敬佩。张维屏有《茝邻中丞以灯窗梧竹图属题次覃溪师韵二首》[31]，其一云：“江南云树荆南梦，癸未屏承乏松滋到荆州而公已观察淮海。桂岭山川庾岭邻。笑我浪游如海客，知公馀事作诗人。敦盘当代谁为主？面目诸家各有真。话到师门同怅望，竹风梧月总凄神。”二人均与诗坛前辈翁方纲学诗论诗，有同出师门之谊，张维屏是翁方纲（号覃溪）中年的学生，梁章钜在京城入宣南诗社，后拜晚年的翁方纲学诗。“嘉庆二十年（1815），梁章钜同刘嗣绾、吴嵩梁、陈用光[32]、李彦章谒翁方纲，从此为苏斋诗弟子。这应是一次正式的拜师，这一年梁章钜四十二岁。”[33]其中，梁章钜和李彦章入覃溪之门较晚，此年是翁方纲去世的前三年，翁方纲后为梁章钜所作的《藤花吟馆诗抄》题词。因为翁方纲诗里有“多少灯窗梧竹响”句，梁章钜作《灯窗梧竹图》，请诸人题诗，张维屏见到此作，难免思念故师旧友。其二云：“成连去后少知音，难得苔岑证素心。一幅画禅如水澹，十年诗境与山深。优游艺圃闲情在，绥靖蛮疆伟略任。学术易岐尤悔集，感公为示指南针公所著《退庵随笔》中多先哲名言。”张维屏称赞梁章钜在广西的学术成就和诗画艺术的进益。梁章钜和诗《竹图韵二首》：“桂林山水甲天下，粤东粤西如比邻。空际群灵佇奇语，翩然单舸来诗人。精微酣放寄所托，轩豁呈露存其真。鱼山不作芷湾杳，后起何分形影神。”“千馀里外跫闻音，三十几载钦迟心。相思竟成萍水合，乍见翻似苔岑深。北山回驾我方愧，南国扶轮君自任。漓江别绪那足道，两地神交如芥针。”从诗中见出粤西粤东山水为缘，书画为媒，二位文人神交之谊。
第四，梁章钜与广西陈继昌的交游。两人同为阮元的门生，陈继昌临桂人，广西清代唯一一个三元及第的人，时任两广总督的大学者阮元为他立“三元及第”碑铭，现存桂林王城正阳门内侧门额上。道光十七年（1837）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陈继昌因病修养，其间在桂林与梁章钜交游，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为梁章钜《楹联丛话》作序。
此外，在多次举办的文化雅集活动中，梁章钜幕府佐僚和秀峰书院的学生很多都与梁章钜留有唱和诗或楹联，吴江陈标、连江陈肇波、山阴余应松、丹徒张骐、湖南宁远杨季鸾、福建长乐邱藜辉、广西临桂朱琦、临桂闵鹤雏、临桂陈应元、平南彭昱尧、灵川唐遇隆，及桂林秀峰书院讲学黄暄等。他们将交游行迹留在桂林的山水之中。桂林独秀峰玉皇阁附近有刻梁章钜像的摩崖，上书“尹佩棻、兴仁、恒梧、许惇书、杨时行、何鲲、吴楷、吴家懋同敬观，唐遇隆、银源、闵光弼、朱辂、陈瑃、彭昱尧、陈应元、王锡振同敬观，道光十九年十一月，梁茝林师修复五咏堂粤西诸弟子抚刻师像于堂中以志师承。”[34]石刻上所刻诸人，或门生或幕府僚属，以梁章钜为师者范，礼敬之。伏波山还珠洞也有梁章钜携僚友游玩的石刻：“道光十八年七月廿六日福州梁章钜、汉军李恩绎、归安赵炳言、蒙自尹佩棻、仪征卞士云、汉军兴仁、盱眙吴楷同来游。”[35]还有道光十八年（1838）秋梁章钜书“诗境”二字被刻于龙隐岩，罗城县主簿余应松作跋文。
三 梁章钜寓桂著述考
林则徐在《梁公墓志铭》中列举梁章钜六十八种著作，一生勤于著述，正如陈继昌所言“茝邻先生，八闽硕儒，吐纳经范，无书不读，有美必彰。”[36]在广西任官五年除了公府政务和交游之外，梁章钜甲子之年仍勤于读书考据，笔耕不辍。据《退庵自订年谱》载：“丁酉，六十三岁，辑《论语集注旁证》二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铜鼓联吟集》两卷。”[37]“戊戌，六十四岁，……校梓《文选旁证》四十六卷，阮云台师、朱兰坡同年各为之序。盖二十年经历所萃，至是始成书云。辑《国朝臣工言行记》十二卷。”[38]“己亥，六十五岁，……辑《制艺丛话》二十四卷，朱兰坡、杨芸士明经各为之序。”[39]“庚子，六十六岁，……辑《楹联丛话》十二卷。陈莲史方伯继昌为之序。”[40]
可知梁章钜在广西完成如下著作9部：《论语集注旁证》二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铜鼓联吟集》两卷、《文选旁证》四十六卷、《国朝臣工言行记》十二卷、《制艺丛话》二十四卷、《楹联丛话》十二卷，另外增补《退庵随笔》成二十卷，编成《三管英灵集》五十七卷。
根据梁章钜的《退庵自订年谱》记载，《退庵随笔》一书是于道光十四年（1834）编撰而成的，共二十卷，据梁章钜在自序中言，编撰成书后的第二年，即道光十五年（1835）夏，带着书稿进京，道光十六年（1836）途经关中时，为友人付梓，同时呈阮元审阅，阮元不仅亲为此书作序，并且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同年，梁章钜擢为广西巡抚，兼署广西学政，在广西期间，利用公馀时间，他对书稿复加勘补增删，终成十五门二十二卷，道光十七年（1837），再行刊刻。
道光二十年（1840）梁章钜《楹联丛话》编成，是书有梁章钜自序，“道光庚子立春日，福州梁章钜撰于桂林抚署之怀清堂。”[41]陈继昌序云：“比年为吾粤采风陈诗，征文考献，将有《三管英灵》之集。而公暇搜罗，孳孳未已。乃复以所辑楹帖见示，诹遍八方，稿凡三易。每联辄手叙其所缘起，附以品题，判若列眉，了如指掌。夫道体之罔弗该也，文字之罔弗喻也。语其壮，则鲲海鹏霄；语其细，则蚊睫蜗角。须弥自成其高也，芥子不隘于纳也。……故于前所著诸集，见公之综贯百氏，取精用宏。而于斯集有以见公心源治法，以整以暇。为天授，非人力所能及也。道光二十年庚子春正月，陈继昌谨序。”[42]称扬梁章钜之《楹联丛话》之富征博引及体例文字之精，梁章钜在广西风景名胜留下的楹联也收囊其中，不但自己为楹联大家，且为后世开创了联话的文体和批评论著，成前无来者之功。陈继昌还肯定了梁章钜五年间进行的《三管英灵集》编纂工作，更是采粤西陈诗，征考文献，将成宏赡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