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管英灵集》的编纂体例
梁章钜《三管英灵集》的编纂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凡例和目录；第二，卷次及本卷诗人诗歌的年代标注；第三，诗人姓名及诗人小传；第四，所选诗人诗作；第五，附缀于诗歌之后的“退庵诗话”；第六，小字按语及注释。这些内容的形式编排，皆有一定的规范，梁章钜将《三管英灵集》的编纂体例交待在《三管英灵集》之首“凡例”中。“凡例”第一条将《三管英灵集》与之前的张鹏展《峤西诗钞》加以比较，称后出者“体例亦加严”，更加严谨的编排体例就表现在：按生平时代之先后编排卷次及诗人次序；按科举中式先后编排诗人次序；诗人之下按诗歌体裁著录选诗；诗人之下必标明小传或有传后附注；诗人诗歌后附缀退庵诗话。
一 按生平时代之先后编排卷次
我国古代诗文总集编排方式大致有四类：以时代排序，以诗人排序，以作品题材分类排序，以作品体裁分类排序。其中，以诗人所在生平时代排序系其选诗，是最基本、最普遍的方式。《三管英灵集》为存广西古代诗人及其诗歌，在体例上也是有所考虑，《三管英灵集》“凡例”第一条云：
粤西诗人自二曹乃显，唐以前无征，故采自唐始。元代作者亦复阙如。宋、明两代有集名见于书目而诗已散佚者，所存盖亦不多。[2]
第一，《三管英灵集》主要按诗人生平时代编排诗人次序。《三管英灵集》共57卷，著录中唐至德年间至清朝道光年间569人，梁章钜按照诗人生平所在时代先后排列诗人次序。《三管英灵集》对诗人的编选，从有作品流传的唐朝广西诗人曹邺、曹唐始，按诗人所在的时代顺序著录，并分卷次。卷一著录唐代诗人曹邺；卷二著录唐代诗人曹唐等和五代诗人、宋代诗人；卷三至卷八著录明代诗人；卷九至卷四十九著录清代诗人，因元代未留存广西诗人诗歌，所以独缺元代。因流传久远，散佚较多，唐宋明三代诗人留存不多，故著录清代诗人最多，占绝大多数。清代诗人按照时代先后著录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朝诗人。明代诗人按时代先后著录明洪武、建文、永乐、正统、宣德、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朝诗人。因每个时代诗人诗歌量不均等，分卷时以每卷所选诗歌所占页数大致相同为据，因此每卷诗人的始终，不以时代的始终为断。梁章钜将这些诗人及其诗歌分卷，并非与诗人的时代相关，卷十四既著录雍正年间的诗人诗歌，又著录乾隆年间的诗人诗歌，所以，梁章钜分卷的主要依据是篇幅，将全书篇幅平均大致分配分卷而已。
第二，若诗人的生平年代和籍贯不可考，则将这些诗人统编在一册。
凡例第十条云：“其年代、里居均不可考者，另为一册。”[3]《三管英灵集》第一卷至第四十九卷将广西籍诗人生平时代先后排序，以晚唐诗人曹邺始，以清朝诗人袁昭勤终。《三管英灵集》第五十卷，著录生平年代、中式时间不能考者，籍贯可考者11人，大多著录字和籍贯，少数知悉诗文集；著录生平年代、籍贯均不能考者8人，大多只著录姓名，少数著录字及诗文集，其中“卢建河”名字下有双行小字注：“永淳人，乾隆四十二年举人，任河南禹州知州。”[4]为校勘者后补。梁章钜在“凡例”第十三条中说明“至未载里居、时代，续经查出者，但于名下夹注，不重改编”，恐为时间有限，稿本基本次序已定，难以再做修改，便于名字下加“小注”。因此，第五十卷实著录生平年代和籍贯均不可考者7人。
第三，《三管英灵集》先将广西籍诗人按照生平时代先后顺序排列，而后再排列“闺秀”、“方外”、“流寓”诸卷。每卷亦按生平时代先后排列诗人次序。正如“凡例”第九条云：
九、闺秀、方外各编为卷于后，流寓又后之，非久于粤者不阑入。
《三管英灵集》第一卷至第四十九卷著录历代广西籍诗人557人。第五十一卷至第五十三卷，著录“闺秀”，即广西各时代女诗人20人；第五十四卷著录“方外”，即广西各时代僧徒道侣12人；第五十五卷至第五十七卷，著录“流寓”，即寓居广西多年的各时代诗人10人。“非久于粤者不阑入”，梁章钜未明确多少年为“久”。
二 按科举录取先后编排诗人次序
生平时代的主要依据不是诗人的生卒年，而是科举甲乙科中第的时间先后。梁章钜《三管英灵集》基本遵循按科举录取先后著录诗人的体例。正如“凡例”第十条云：
十、编次以其人乡、会中式之年为先后，其未与甲乙科者，约计其时代附焉。[5]
从“凡例”第十条的规定，可以见出：
第一，《三管英灵集》主要遵照“编次以其人乡、会中式之年为先后”的体例，即以诗人乡试、会试中第时间，及选为副榜、贡生、监生、诸生等的时间为先后排列。若诗人中进士，则小传中不再录其中举人年份，以其中进士时间为排序依据；如若未中进士，则录其中举年份，以其中举时间为排序依据。若两位诗人同年中式，则先录中进士者，再录中举人者。如第二十五卷，朱依鲁小传云：“依鲁字篠亭，临桂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官鸿胪寺卿。”龙其襄小传云：“其襄字赞臣，一字忍堂，贺县人，乾隆三十六年举人，官山西天镇县知县，著《在桂壮心集》二卷。”[6]同为乾隆三十六年中式，先著录进士朱依鲁，再著录举人龙其襄。
再如《三管英灵集》卷十五，著录清朝22位诗人：
朱若东，乾隆十年进士。
文谟，乾隆十年进士。
朱洛，乾隆十二年举人。
刘定逌，乾隆十三年进士。
刘定遴，乾隆十五年进士。
蒋良琪，乾隆十五年进士。
陈纯士，乾隆十五年举人。
宋运新，乾隆十七年进士。
刘允修，乾隆十七年举人。
陈元士，乾隆十七年举人。
朱绂，乾隆十七年举人。
陈良士，乾隆十七年举人。
萧馨义，乾隆十七年举人。
李时沛，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中明通榜。
卿彬，乾隆间岁贡生。
胡子佩，乾隆初贡生。
韦日华，乾隆初岁贡生。
黄谟烈，乾隆间诸生。
陈子智，乾隆间岁贡生。
孙跃龙，乾隆间贡生。
彭绍英，乾隆间岁贡生。
张宗器，乾隆间贡生。[7]
此卷按照中式时间排列，同年中式的，先录进士，后录举人，再录约略同时的贡生、诸生等。全书大致以此排列。
第二，《三管英灵集》将生平年代不可考的“贡生”、“监生”、“诸生”等，约略估计其年代，排列在同时代进士诗人、举人诗人之后。“贡生”是选府州县学的生员进献给朝廷，入国子监读书。贡生在明代分为岁贡、恩贡、选贡和纳贡四类。清代还有副贡和优贡两类。另外，选贡和纳贡在清代分别称为拔贡和例贡。在清代，贡生也称作“明经”。“诸生”即已通过童试的秀才，在地方府、州、县学里学习的生员的总称。《三管英灵集》的诗人若可考为岁贡、拔贡，则特别注明；若不可考为哪种贡生，则只注明贡生，“岁贡”、“拔贡”、及不辨种类的“贡生”、“诸生”在排序时，并无优劣先后，不像诗人中“进士”、“举人”的时间有明确史料记载，大多无可考时间，按大致仕宦活动时间，即将这些诗人统归“乾隆年间……”，列于乾隆十几年进士、举人诗人之后，以上所引卷十五诗人著录即是。
在十五卷中，李时沛，为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中明通榜。据清代笔记《茶余客话》记载，“近来会榜后，蒙恩于荐卷中择文之佳者，发明通榜，以教职用，在广文各途中，称最得人。按明永乐初年，令会试下第文字稍优者除教官，其下者入监读书，即明通榜之意。”[8]可见，明通榜是选取落第举人充当教官的制度。在科举制度的等级中，明通榜低于进士，又高于举人的一类仕宦出路，故在李时沛的生平小传中，添加一笔说明。
编排次序按照诗人乡试、会试中第的年份为先后，是地域文学总集的一贯原则，张鹏展《峤西诗钞》亦然，或为《三管英灵集》继承，因多数诗人无法确考生卒年，很难按生卒年先后编排次序。科举考试在明清士子的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左右着诗人的行藏出处和外界评判。按清制，科举出身者及五贡（非捐纳的贡监），属于入仕正途：“凡满汉人仕，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定制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身者为正途，馀为异途。”[9]梁章钜本人也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一代大儒，这样的排序原则，见出儒家人生观、政治观、诗教观对其编纂思想的影响。“科举考试使应考者形成宝塔型结构：居于塔尖的是少数进士，中层的是举人，居于中下层的是众多贡生，居于底层的是大量监生和生员。”[10]《三管英灵集》的诗人编排次序，按照科举等级评定士人的先后次序：进士、明通榜、举人、副榜、贡生、监生、诸生（秀才）等。
第三，主要以科举中式年代为序编排诗人，但也考虑平均各卷诗歌容量，单独一卷著录选诗数量多的诗人，而微调诗人次序。如《三管英灵集》卷十六著录清朝乾隆十七年进士胡德琳六十一首诗，按照其中式年份及中式级别，原应排在乾隆卷十五的十七年进士宋运新之后，乾隆十七年举人刘允修之前，则因其选入诗歌较多，为大致平均每卷选诗容量，所以单独一卷列出。
第四，若诗人未参加科举考试，终生布衣，则约略记其生平年代，著录于同时代科举诗人之后。《三管英灵集》编排次序按照诗人乡试、会试中第的年份为先后，若史料之中，没有著录诗人中式的年份，或无从考证；或没有诗人通过乡试和会试的记载；或诗人一介布衣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就根据典籍中的记载，大约计算其所在的年代，将这些诗人录在某个时代著录的生平年代可考诗人之后。如《三管英灵集》卷三明代“傅维宗”有小传：“维宗藤县人，永乐间举人，官茶陵县训导。”[11]因其中举年代无可考，即将其著录在明代永乐年间明确可考中举年代的诗人之后。再如《三管英灵集》第十三卷编列14人，从雍正元年举人刘新翰至雍正十三年举人张淳；第十四卷则接续张淳，编列雍正年间贡生、岁贡生5人，雍正年间诸生1人，雍正年间布衣3人，雍正年间广西土司官1人，之后编次乾隆元年进士举人等。可见梁章钜著录诗人的次序，主要是按照科举考试的等级来排列，由进士、举人、贡生、岁贡生、诸生，到未进入科举考试体系的布衣；兼有广西地域特色，将土司官列于后著录，而地僻典籍少存，广西地方官诗人常无中式记录可考，如卷三十七，莫元相和莫振国皆为“忻城土知县”，具体中式时间无可考，约略将其排在乾隆年间的士子之后。
再如卷十八著录清朝18位诗人：
龙皓乾，乾隆十八年举人。
廖位伯，乾隆十八年举人。
王之齐，乾隆十八年举人。
黎龙光，乾隆十八年拔贡生。
王佐，乾隆十九年进士。
陈钟琛，陈宏谋从子，乾隆二十四年举人。
陈钟璐，钟琛弟，乾隆间太学生。
陈兰森，陈宏谋孙子，乾隆二十二进士。
王星烛，乾隆二十二年进士。
胡世振，乾隆二十四年举人。
李成璠，乾隆二十四年举人。
李有根，乾隆二十四年举人。
甘澍，乾隆二十五年举人，辛巳登中正榜。
王嗣曾，乾隆二十五年举人。
李舒景，乾隆间岁贡生。
周龙炽，乾隆间监生。
周龙舒，乾隆间布衣。
刘承伟，乾隆间布衣。[12]
先将时间可考的进士、举人、贡生、监生、诸生诗人等按中式或选拔的时间顺序排列，然后著录约略同时代的贡生、监生、诸生、布衣等，若诗人无科举功名可考，便将其官职著录，与约略同时代的贡生、诸生等排在一起。如《三管英灵集》卷四十六的谢乃襄，小传录其为“临桂人，嘉庆间县丞。”再如卷八李永茂小传云“永茂，字孝源，容县人，官至兵部尚书”里居和官职之间，留有空白，或原稿空出中式经历待考，著录在明万历年间诗人之后。
清代以来的地域诗歌总集也大多采用这种科举排序和辈分排序相结合的体例，如嘉庆时代的云南诗歌总集《滇南诗略》，即“有科目者，以科目之先后为次；无科目者，约以辈行之先后为次。”总之，《三管英灵集》基本遵循以诗人科举中式先后排序，无科目中式的，约略生平时代，排于同时代的科举士子之后，再视篇幅之多少，微调整次序。若同时代，则每卷之首著录诗歌较多成就较高的诗人，作为分卷的标志。
第五，《三管英灵集》“编次以其人乡、会中式之年为先后”的体例，在实际编纂过程中也有未严格谨按之处。主要按照科举中式时间为主排列诗人次序之余，梁章钜有时也打破体例，注重家族诗人及其诗歌成就，按照家族中的辈分年龄排序，突出其家族渊源。如上举卷十八之例，若按照科举中式时间为序，应为：
陈兰森，陈宏谋孙子，乾隆二十二进士。
陈钟琛，陈宏谋从子，乾隆二十四年举人。
陈钟璐，钟琛弟，乾隆间太学生。
可见，家族伦理等级秩序也是《三管英灵集》诗人排序的一个考量因素，父子兄弟，在此，家族血缘的自然排序代替了科举等级的人文排序，使《三管英灵集》的体例在严谨之余，又多了灵活性。
另外，《三管英灵集》诗人排序也有疏漏之处，如明代永乐年间的诗人陈珪、陈昌、方矩的著录顺序错误，根据几位诗人小传，正确次序应是陈珪、方矩、陈昌、傅维宗：
珪苍梧人，永乐六年举人。
昌玉林人，永乐二十一年举人。
矩上林人，永乐间九年举人，官交趾文掖县县丞。
维宗藤县人，永乐间举人。[13]
方矩，原为编纂者考为“永乐间举人”附录在永乐年间有确切中式记录的诗人之后，后在征集资料中发现其中举年份，因此添加为“永乐间九年举人”。梁章钜也在“凡例”中，将编纂排序的疏漏原因说明：“十三、诗有编定之后方征到者，随卷附入，次序不无小有参差。至未载里居、时代，续经查出者，但于名下夹注，不重改编；又名字、里居其展转传抄无专刻者，原本往往错讹，今就见闻所及者改之，所不及者，虽有疑似，难以臆断，识者从而正之，是所甚望。”[14]可见这类颠倒次序的现象源于征集诗歌的过程持续到编纂诗选的时候，后收集到的诗人诗歌只能加在某一时代的末尾，不再改变原稿诗人次序的基本面貌。
但也有一类排序错误，并不是征集先后造成的。如卷二十五清代乾隆年间的诗人排序：
朱依鲁，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官鸿胪寺卿。
龙其襄，乾隆三十六年举人，官山西天镇县知县。
石讚韶，乾隆三十六年举人，官同知。
周琢，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官甘肃高台县知县。
唐国玉，乾隆三十五年举人，官陕西延安县知县。
冯绍业，乾隆三十九年举人。
周琼，乾隆四十年进士，官詹事府司经局洗马。[15]
按照科举中式年排序的体例，唐国玉应排在朱依鲁、龙其襄、石讚韶、周琢之前。或因编纂者分卷时，考虑将较为出名的，且选诗较多的诗人朱依鲁排在卷首，以便突出，选诗次多的龙其襄、石讚韶、周琢随其后，便将选诗只有一首的唐国玉次序调整：朱依鲁十四首、龙其襄四首、石讚韶五首、周琢九首、唐国玉一首、冯绍业一首。再如卷二十六将乾隆五十二年进士翰林院检讨周维坛，列于乾隆四十三年进士直隶保坻县知县王铠、乾隆四十二年举人陆川县教谕朱沅之前，选周维坛诗歌九首、王铠诗歌十一首、朱沅诗歌十一首，是将较为有名官职较高的诗人排在卷首，与所选诗歌的数量无关。《三管英灵集》以官职地位名望高低和诗歌数量排序卷首的体例，并非常例。如卷二十七卷首就仅按照科举中式先后排序，未考虑诗人的地位和选诗数量，首排彭廷楷，“廷楷，字泗堂，平南人，乾隆四十四年举人”。选其诗五首。接下来排萧馨智，“馨智，字兰谷，临桂人，乾隆四十四年举人，官藤县教谕”。选其诗一首。再排朱依炅，“炅，字镜云，临桂人，若东子，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选其诗三十五首。并未因朱依炅名位之高选诗之多，而将其排于卷首。可见，《三管英灵集》的编纂者仍然是以科举中式年代先后排序作为主要的著录诗人诗歌方式。
总之，《三管英灵集》在诗人排序中，主要以科举中式年代为先后，兼及诗人的生卒年排序，诗人的官职地位排序，诗人的家族辈分排序，诗人的选诗篇幅排序等，规范性与灵活性兼具。另有其他错录错考所造成的疏漏也是总集编纂者难以避免的。如卷十一著录康熙末年的进士、举人、贡生、诸生等，错将雍正元年的举人周宗旦录入。
《三管英灵集》基本按照科举考试录取先后排序的方式，以及将广西籍诗人、闺秀、方外、流寓另分卷排序的体例，向张鹏展的《峤西诗钞》学习。《峤西诗钞》是广西第二部诗歌总集，与第一部诗歌总集《粤西诗载》按照诗歌体裁排序的体例不同，是开《三管英灵集》风气之先者，共21卷，250多位诗人，大致按照诗人考取功名的先后排列，“闺秀”另作一卷。《三管英灵集》除了借鉴《峤西诗钞》，当也借鉴了清初以来的《明诗综》、《国朝诗别裁集》，以及其他地域诗总集编纂体式，及借鉴了《东南峤外诗钞》等梁章钜早年编纂的地域诗歌总集。但不可否认，按科名先后排序的体例毕竟是科举时代的产物，以今人文学史发展的眼光审视，则生卒年先后的排序更为科学。
三 诗人之下按诗歌体裁著录选诗
最早按照诗歌体裁选诗的粤西诗歌总集是汪森《粤西诗载》，但他的选诗标准是选取描写粤西内容的诗歌，这样就突出了诗歌的地域意义，而不能集中有序体现地域诗人的价值和地域诗坛的发展状况。后张鹏展《峤西诗钞》加以创新，搜辑广西籍诗人的诗歌，以诗人的科举中式年排序，但也向汪森《粤西诗载》学习，在诗人名字下，所选每个诗人的诗歌均按体裁编排。梁章钜《三管英灵集》借鉴《峤西诗钞》和《粤西诗载》的优点，也继承了此体例，《三管英灵集》所选每位诗人名下的诗歌，则按照诗歌体裁有序著录，先录古体诗：五古、七古、杂言古体，再录近体诗：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等。如《三管英灵集》卷十九选乾隆二十八年进士临桂刘映棻的四十七首诗，著录诗歌的顺序即按照诗歌的体裁排列，具体如下：
五古：《憎鼠》、《客有谈晋省石花鱼之美者有感而作》、《游隐山》。
七古：《题孙苓岩画》、《明刑部郎中杨公故里》、《刘仙岩》、《龙隐岩党人碑》、《陆丞相家庙行》（七言为主杂言歌行）、《钱王祠表碑》。
五律：《讲堂后院看梅》、《舟中度岁》、《仲秋郊行》二首、《日夕过江东村》二首、《韩忠定公故里》、《阅明史光熹朝事》五首、《狄梁公故里》、《蔡忠恪公祠》、《卧龙冈》二首、《阅三国志有感旅人作》四首、《余姚》二首。
七律：《韩信墓》、《房公井》、《咏明史十首之四》、《东山村》、《福州林秀才友声访旧袁州署自延平附舟至光泽复晤于袁城不得意将归嘱其致意从游诸子》、《书怀》、《闻沂州汪古愚刺史修元遗山墓》二首
七绝：《蝉》、《游西湖》四首
总之，先古体后近体，先五言后七言，先律后绝的顺序，一般视各家情况而定，并非众体兼收。各体裁所选之诗，不再按时间顺序排列，具有随意性。分体式排列便于认识诗人诗歌的整体面貌和诗体成就，也容易勾勒出广西诗歌各种体式发展的历史。
但也有排序颠倒之处，或因征诗晚到，附录于后，遗忘更正次序。如卷三选明代藤县景泰七年举人陈暹诗五首：五古二首《登粤山谒诸葛庙》、《粤西松树》；七律一首《风洞小集》；五律二首《逍遥楼》、《留别粤中诸公次侯二谷相送韵》。
四 诗人之下必标明小传或有传后附注
清代总集的编纂著录诗人小传已成为惯例，朱彝尊《明诗综》“知人论世”、“以诗存人”、“以人存诗”，《三管英灵集》亦模仿之。在每位诗人名字下都有简要的小传，小传的内容包括诗人的字、号、籍贯、科举中式年份、主要仕宦官职，及其流传诗集。梁章钜在“凡例”中说明小传的写作方式：
作者必详其里居，其事迹有可传者，附载里居之后，必标明见于某书，以示传信。
诗有编定之后方征到者，随卷附入，次序不无小有参差。至未载里居、时代，续经查出者，但于名下夹注，不重改编；又名字、里居其展转传抄无专刻者，原本往往错讹，今就见闻所及者改之，所不及者，虽有疑似，难以臆断，识者从而正之，是所甚望。[16]
第一，小传一般标明诗人的籍贯或居住地，中式年份，官职和诗集。梁章钜广泛搜罗，为广西诗人留存资料，力求尽可能收录古代广西籍诗人诗歌，并呈现古代广西诗人的郡县级地域性分布，虽每位诗人小传长短不一，却显弥足珍贵。一般简短，也有详尽者，如五代南汉梁嵩小传较详尽：“嵩平南人，南汉白龙元年举进士第一，官至翰林学士。见時多虐政，乞归养母，因献《倚门望子赋》以见志。朝廷怜之，听其去，锡赍皆却之不受，请蠲本州一岁丁赋，从之。州人感其德，身后岁祀不绝。今白马庙其遗迹也。事迹具《十国春秋》。”[17]
第二，若诗人有详细的仕宦经历事迹等，也于简短小传之后用双行小字的形式标注附载，且有征必信，标明出自某书。如《三管英灵集》卷二十中选杨廷理诗歌三十四首，在其名字下录小传：“廷理字清和，又字双梧，马平人，乾隆三十年拔贡生，官台湾道，有《西来草》、《东归草》、《再来草》。”其后以双行小注形式著录更为详细的台湾仕宦经历：“吴文溥《南野堂笔记》云：今台湾观察双梧杨公，当林匪衅起，由台防司马摄台湾太守，以书生骤莅戎事，应变不穷。贼既陷彰化，破诸罗郡城，兵少势孤，公招义民修戍栅，备兵械，筹军实，旬日间，百废具举。贼以数十万众，呼风鼓噪而至，公设守御方略，历数月而城不破，若有神助云。又尝三濒于危而获全。其一，在大目降，率义勇往搜逸贼，贼伏蔗林中，突出丛刺，公几殆，血战得脱，至城下闻贼攻盐埕大营急，即易马往救，气不稍馁。其二，在虎尾溪，人马俱溺，幸义民赴水救得免。其三，在水底寮，奉大将军令，往受贼降，遇南路贼甚众，恐为所得，将自杀也，拔腰刀在手矣，赖副将张公某急救而出。公有《三不死乐府》，仆为之序，又作七律四首，失其稿矣。记其一联云：‘匹马突围三不死，阖城寄命一书生。’今台湾底定数年，闻公晋秩观察以来，益以锄强扶弱、培复元气为事。其间振兴文教、嘘植人才，郡之人士恂恂率教，盖已革其桀骜之风，而柔以诗书之气矣。”[18]这一段文字摘录自乾隆间的吴文溥《南野堂笔记》卷三“纪台湾道杨观察三不死乐府事”条。杨廷理在台湾抵御乱贼，死里逃生，忠孝仁义，并对台湾文化民风深有惠治，这些值得表彰的经历事迹的附注可以补充其简短小传，为其选诗的鉴赏做出“知人论世”之助。
有时小传附注也提示诗人与其他广西同名异地诗人的区别，如《三管英灵集》卷三陈珪，“珪苍梧人，永乐六年举人。”下注：“按：临桂亦有陈珪，系嘉靖元年举人，官知州。”《三管英灵集》中并不是每位诗人都著录小传附注，因人而异，因需而录。
第三，小传附注有时也提示诗人别集的详细情况。如《三管英灵集》卷二曹唐小传后附注：“《四库全书提要》云：唐志载曹唐集亦三卷，蒋文定公求其原本不获，乃搜诸选本，裒成一卷，附之曹邺诗后，以二人皆粤西产耳。”[19]或校勘原稿时，发现别集著录的遗漏，便于小传末行内双行小字补充，如卷十五蒋良骐小传，末尾补充：“又《东华录》亦其所著。”[20]
第四，由于搜辑艰难，往往诗人小传未能周全各项，或字无法考证，或号未能知悉，或里居不能详考。因此，诗人小传常有空缺，有待后来者考辨指正，如卷二十五潘玉书小传：“玉书，字□□，武缘人，乾隆间贡生。”黄景曾小传：“景曾，字□□，武缘人，乾隆间贡生。”卷八黄家珍小传：“家珍，字□□，武缘人，明崇祯间举人，官抚州同知。”刘士登小传：“士登，字□□，武缘人，明崇祯间诸生。”
《三管英灵集》卷十五，陈纯士小传：“纯士，字亦亭，乾隆十五年举人，官德安县知县。”下方双行小字附注：“桂平人”，或为后来考证出，后补。而卷七袁崇焕小传：“万历□□进士”，恐为留下待考，后无法考证或编审时遗漏。
五 诗人诗歌后附缀《退庵诗话》
梁章钜号退庵，在搜辑广西籍诗人诗歌，编纂《三管英灵集》的过程中，于所选诗人诗歌之后附缀《退庵诗话》，或征引诗话、笔记、史传等文献所载的诗事、诗评；或辑佚诗人的断句残篇，或举诗人的诗歌、诗句加以梁章钜自己的评论、考证等。《三管英灵集》“凡例”第二条云：“粤西诗人自二曹乃显，唐以前无征，故采自唐始。元代作者亦复阙如。宋、明两代有集名见于书目而诗已散佚者，所存盖亦不多，是编由各州县采送本集。选集外，凡唐后之说部、丛书、石刻及郡邑志，详加搜辑其成篇什者录之，其残篇断句，另编诗话附各诗之后，资考证焉。”[21]因此，“退庵诗话”亦是对所选诗歌的补充，互相映衬。《三管英灵集》中并未所有诗人诗歌之后都有“退庵诗话”。梁章钜在《三管诗话》自序中说，“退庵诗话”的附缀形式是向清初朱彝尊《明诗综》的“静志居诗话”学习的。《三管英灵集》中“退庵诗话”每条的著录体例不一，一般大致包括所选诗人的诗事、诗句、他人诗评、梁章钜诗评及考证等。梁章钜未做评点和序跋、批释等，这与清代一些总集编纂者的编排方式与编纂理念一致，所选诗歌原封不动，客观的展示给读者，只将自己的鉴赏意见加入“退庵诗话”。
除以上体例外，在诗人诗题之下，或诗句之中，常有原引文献中的诗题、诗句自注或编辑诗集者注，在《三管英灵集》中均按原注，双行小字。
总之，《三管英灵集》编纂体例，主要是按诗人中第年份编排先后次序，同中式年下，主要按照科举考试的等级来排列，又将科举体系之外的广西布衣诗人、土县官、土司官列于后。体现了儒家政治观、诗教观、伦理观对梁章钜编纂思想和编纂形式的影响。除此之外，名望高低、长幼尊卑、每卷平均等，均是《三管英灵集》编排卷次和诗人次序的辅助因素。然后，诗人之下按诗歌体裁著录选诗；诗人之下还著录小传和诗话。这样的编纂体例继承了《明诗综》、《清诗别裁集》、《峤西诗钞》、《粤西诗载》、《滇南诗略》，以及梁章钜《东南峤外诗钞》等诗歌总集的编纂经验，尤其将《峤西诗钞》的以各时代广西诗人为纲与《粤西诗载》的以诗歌体裁为纲结合起来，成为广西古代诗歌总集体例精严而超乎上者。但体例上的缺漏也在所难免，排序依据时有混乱不一，排序也有颠倒错误，殊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