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管英灵集》的编纂刊刻过程
梁章钜在《三管诗话》的《自序》中，简要介绍了《三管英灵集》的编纂过程：“公抚粤西将五年，随时访录都人士旧诗，已得数百家，约可编成四十余卷。闲缀诗话若干条，附于各家之后。初属楚南杨紫卿明经总司校勘，不终事以去。继之者为临桂闵鹤雏孝廉，又以计偕而止。而余亦遂量移吴下，匆匆治装。其编次之义例，卷数之分合，字句之歧伪，皆未遑手定也。濒行，乃以全稿归秀峰山长黄春亭明府。春亭沈潜好学，必能是正而督成之。惟所缀诗话，好事者皆以先睹为快，乃复略加删润，别为三卷，先付梓人。昔秀水朱氏编《明诗综》，缀以《静志居诗话》；近人即有专取诗话别订成书者。今亦窃仿其例。楮墨无多，则时地限之。而区区抱残守阙之心，当亦都人士所不忍听其湮没者。拾遗捃逸，尚望同志者扩而充之云尔。道光二十一年岁次辛丑孟夏之月，福州梁章钜撰。”[63]从这篇序中，可以窥见《三管英灵集》编纂的大致过程，包括《三管英灵集》编纂的时间、编纂人员的变动、《三管英灵集》的结集等。但具体编纂起始时间、编组成员及分工、结集出版情况则需进一步考证，现述如下。
一 《三管英灵集》的编纂时间考
《三管诗话·自序》云：“公抚粤西将五年，随时访录都人士旧诗，已得数百家，约可编成四十余卷。”[64]知梁章钜到任广西巡抚不久即开始主持搜集、访录广西文人诗集、佚作，在职期间收录了几百家诗人，约可编集四十余卷。则《三管英灵集》编纂的起始时间应在梁章钜到广西巡抚任不久。
据梁章钜《退庵自订年谱》云：“丙申，六十二岁……正月，调授直隶布政使，以留办计典迟至，三月杪始成行，途次接奉擢抚广西之命。五月，抵京，递折谢恩，蒙连日召见六次，赐克食五次，即陛辞出京，挈丁儿、敬儿赴广西任，兼署广西学政。”[65]梁章钜于道光十六年（1836）三月接到调令，五月进京谢恩，后携家眷赴广西任，八月到达桂林。此据梁章钜道光二十年（1840）秋所作《池司业庙堂碑》所云。池司业即池生春，梁章钜前一任广西学政，碑文记：“道光十有六年七月辛卯，广西学政池君卒于位。……余闻而慕之积十余年而终不相见，比余抚是邦，而君已于一月前卒矣。”[66]可见梁章钜到达桂林的时间是道光十六年（1836）八月。因此，梁章钜开始主持编纂《三管英灵集》，当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八月到任广西巡抚兼学政后不久。
《退庵自订年谱》又载：“辛丑，六十七岁，二月，闻广东英夷滋事，带兵至梧州府防堵。……旋调授江苏巡抚，即回桂林，……五月，挈家登舟，由湘江、荆江顺流而东。七月，赴江苏任。”[67]“辛丑”，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是年二月，梁章钜抵达梧州领兵对抗英国侵略者，后接到调江苏巡抚令，返回桂林。《三管诗话·自序》作于“道光二十一年岁次辛丑孟夏之月”[68]，可知，是年四月临行前，梁章钜将《三管英灵集》中缀于各粤西诗家诗歌后的“退庵诗话”先整理付梓，效仿朱彝尊编《明诗综》先期刊刻《静志居诗话》，刻为《三管诗话》三卷。将未订稿的《三管英灵集》交付秀峰书院山长黄暄。五月，便携家登舟离开桂林，赴江苏任所。又据梁章钜之三子梁恭辰记，“辛丑入都”赴进士试，“是夏，余返桂林。适家大人调抚江苏……”[69]也证梁章钜离开桂林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五月。至此，梁章钜主持编纂《三管英灵集》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而后黄暄又进行最后的校勘结集工作，直至交付出版商，《三管英灵集》的编纂才最终完成，时间约在梁章钜离桂不久。
因此，《三管英灵集》的编纂时间，从道光十六年（1836）八月梁章钜到任广西巡抚兼广西学政后不久，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四月梁章钜将《三管集》手稿交付黄暄，再到黄暄最后结集出版，至少五年有余。
二 《三管英灵集》的编纂人员组成及分工考
《三管英灵集》由梁章钜亲自主持编纂，并身体力行从事各项繁重的编纂工作。命令各州府县乡采送广西籍乡邦士人的诗集诗作，搜录各种文献中的粤西士人散佚之诗；随时访录亲朋好友、粤西士人家藏的粤西诗人遗稿遗作；订立《三管英灵集》的收录范围、收诗标准、编纂体例等；鉴别甄选，审定上乘，并进行文献的整理、比对和考订；对诗人诗事考证，对诗歌评价鉴赏等。
《三管英灵集》的编集工作繁重浩大，仅梁章钜个人无法短时间内完成，参与编纂的人员目前可考者有：湖南宁远杨季鸾、广西临桂朱琦、临桂闵鹤雏、平南彭昱尧，及桂林秀峰书院讲学临桂黄暄等，由于诸编纂者分工不同，所从事编纂活动的着力方向和贡献也有所不同。
1.杨季鸾主选诗与总司校勘
杨季鸾（1799—1856？）字紫卿，又字紫笙，湖南宁远人。先世代传朴学，幼读家藏群书，独喜有韵之文，不屑于章句帖括之学。年十二，即以所作《春草诗》得名。与其兄象绳诗歌唱和，词旨妍畅，一时传诵，益负诗名于潇湘岳麓间。及为监生，游京师，以兄弟二人诗投名诗人吴嵩梁、李宗瀚，皆大赏，拟之陆机、陆云。京朝官吏与湘中诗人如汤鹏、魏源、何绍基、邓显鹤、李星沅，咸相与诗歌往复。然困踬科场，遂历游北南。两江总督陶澍、吴中诗人朱绶，尤推挹延誉。咸丰元年（1851）举孝廉方正，后官翰林院待诏。晚归湘，侨寓零陵，主讲濂溪书院。永州知府黄文琛为建清课草堂，及卒，并为营葬。有《春星阁诗钞》十五卷。生平事迹见光绪《宁远县志》之《杨象绳弟季鸾列传》、李柏荣《魏默深师友记》卷五。[70]湖南与广西接壤，杨季鸾曾游历广西桂林、柳州，“杨紫卿明经季鸾薄游粤西有柳侯庙楹帖”[71]，曾给柳州柳侯祠庙题楹联。其漫游广西时间不可确考，但为广西诗人所欣赏，与朱琦相交，有《题绿波春草图送朱濂甫并寄令弟溶庵》，诗送朱琦云：“南浦江郎赋，西堂谢客诗。渌波愁送别，春草梦相思。细雨一帆去，啼莺三月时。生憎楼上笛，撩乱柳如丝”[72]，并与朱琦一同参与了《三管英灵集》的编校工作。
首先，杨季鸾参与了《三管英灵集》的选诗工作。《三管诗话》卷中载：“平南袁醴庭广文与余同年成进土，仅于公宴筵中一面，迄今三十馀年，余来抚桂林，则醴庭归道山久矣。其哲嗣以《五亩石山房文稿》索序，始知其为笃学能文、淡然有得之士；继复读其《今是轩诗草》，则诗又在文之上。杨紫卿祗赏《镇安道中》诸作；余谓《读史杂咏》尤健，今并录入《三管集》，足以存醴庭矣。”[73]梁章钜与广西平南诗人袁珏是进士同年，梁章钜到广西任后，得知袁珏辞世已久，便从其后人手中得到袁珏的诗集《今是轩诗草》，认为他的诗歌成就在文章之上。而此时梁章钜正采集乡邦士人的诗集编纂《三管英灵集》，参与编纂的杨季鸾协助梁章钜进行诗歌的甄选收录工作，他翻阅袁珏诗集，欣赏集中的《镇安道中》诸作，梁章钜则认为《读史杂咏》尤佳，于是将这些优秀的诗歌一并抄录《三管英灵集》中，总集卷四十共收袁钰五十五首诗，对于袁珏诗歌的保存深具意义。杨季鸾还选广西平南诗人黎建三诗歌入集，《三管英灵集》卷二十二黎建三小传后，《退庵诗话》云：“《峤西诗钞》所登未尽其菁华，杨紫卿所选亦约，适平南彭先生兰畹携谦亭全集来，故悉录其尤雅者，足以传谦亭矣。”黎建三《素轩诗集》道光刊本收其诗歌515首，张鹏展《峤西诗钞》选黎建三诗歌46首，杨季鸾选诗数量应比《峤西诗钞》更多，后来梁章钜得彭昱尧收藏的黎建三别集，在杨季鸾选诗的基础上有所增加，《三管英灵集》选诗共80首。杨季鸾必定是先行认真的将搜集的广西诗人诗集通读一遍，然后从浩瀚的诗海中搜奇揽胜，筛选珍品的。可见《三管英灵集》编纂并非易事，不可能梁章钜一手完成，梁章钜善于将编组成员妥善分工，并彼此之间注重合作。
清初施闰章序黄传祖《扶轮新集》，对选诗之难深有体会：“今欲以一人之目，尽见天下之诗，一人之可否，定天下诗人之得失，其势有所不能。”[74]清初诸多诗歌总集的编纂往往非出一人之手眼，编纂时间也较长，尤其是一省之诗总集，前期搜辑工作需要长时间的过程，而其后的选诗工作又难上加难，一来每个诗选者有自己的审美理想、诗学标准和品鉴经验，就算诗选家已预设好诗总集的收录标准，在相同的标准下，每个人的选诗眼光都不同，难以统一，这就需要选诗者的合作，经数人之眼，合数人之力，才能避免选诗的偏颇和片面；二来编纂者往往要舍弃一己的审美旨趣，考虑总集的读者，一书成，而千代之下的读者品味各异，只有多人辑选，才能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所以清初诗歌总集编纂者普遍认为选诗难于作诗。《三管英灵集》也是如此，杨季鸾的协助选诗至为重要，而梁章钜对杨季鸾也极为信赖。
杨季鸾之所以能够胜任重要的选诗工作，有赖于其敏锐的艺术眼光和诗学修养，在选三管诗之先，杨季鸾已是清代道光年间湖南著名的诗人之一，其诗歌成就和才学识等诗人的素养决定了他参与《三管英灵集》选诗，而能对诗歌进行很好的欣赏和鉴别。杨季鸾的诗歌艺术受到同时代和后世诗人的赞赏，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引吴嵩梁序其诗称：“紫卿生长于潇湘、九嶷，得其灵秀之气，佩芷袭荪，生而已然，而又壮游吴、越、齐、鲁，徘徊云树，啸傲烟霞，故所作与太白为近。”[75]林昌彝亦将其与张际亮并推为“本朝善学太白诗者”[76]。徐世昌《晚晴簃诗汇》选杨紫卿诗歌十四首，也谓“其诗古体磊砢自憙，于太白、退之为近，近体多清新婉约之作”[77]。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书杨紫卿〈春星阁诗钞〉后》亦云：“杨生家永陵，千里远来就。贽以诗一编，逡巡出怀袖。如闻零陵香，采之时一嗅。”[78]从以上的评价可见杨紫卿的诗歌受到家乡灵秀之气的熏染，又于四海漫游中增广潇洒之气，古体乐府豪放飘逸、清雄奔放，近体律绝则清新自然，是当时学李白有所得的诗人。与其同时并相友善的陶澍也在《杨紫笙诗序》中赞美他诗歌的精微，年少禀赋，转益多师，而能以意运才，以情辅意。
九疑杨季鸾紫笙，自幼负诗名于潇湘岳麓间。弱冠以后，往来燕、齐、吴、越，所至，交其贤士大夫，闻见益扩，其学益富。今观其诗遂亦精且媺。大抵以意运才，以情辅意。如列子之御风，泠然以善。如仙人之啸树，飘飘然吐云霞而嘘冰雪。虽老于吟席者，未能或之先焉。而紫笙年尚未三十也。非天才异禀，而又集益于多师，别裁乎伪体，安能有是！然紫笙方廑“华浮于实”之惧，而不敢以此自多，且有不屑以此自见者。观其《燕台杂兴》云：“长安车马地，花落不开门。”又曰：“行藏恐难定，回首意茫然。”其志趣若是，吾安能量其所至哉！[79]
由陶澍之评，见杨季鸾诗歌自成风格的三个原因：其一，天才禀赋，具潇湘之灵气于胸；其二，后天之学，漫游四海，所交皆名诗人，博览群书，转益多师，渐进精微；其三，深具识见，善于甄别鉴赏，别裁伪体，论断千古，有自己追求的艺术旨趣，去华求实。而“才、学、识”三者恰恰是一个诗选家所必需的质素。正如先著在《〈国朝诗的〉序》中所云：“其要归诸去取者之心目而已。目明则不眩于妍媸，心公则不移于憎爱。然非有论世之具，谈艺之能，独造之力，兼到之识，则亦不能审其第而定其衡也。”[80]杨季鸾既有诗人的才华和作诗的经验，有诗评家鉴赏诗歌的艺术眼光，有学古人诗又超越古人的志向，裁定风雅的学识和著书立说者的独立精神，因此，能够很好胜任《三管英灵集》的选诗工作，甄选出优秀的诗歌，深得梁章钜的信任。如《三管诗话》卷中云：
《谷音集》中《课耕》、《纳稼》诸篇，颇有储太祝格意。五律学杜，其《秋兴》八首虽为时所称，则具体而已。杨紫卿独赏其“水抱荒城去，山浮野翠来”、“风定潭愈碧，雨馀山更鲜”等句，云“不失为佳句”。[81]
梁章钜认为刘新翰《谷音集》中的《课耕》、《纳稼》诸诗像储光羲的山水田园诗，风格立意朴素自然，格调高远，而《秋兴》八首虽然学杜甫，但只是具备了杜诗的基本风格或样式而已，未得其精髓。杨季鸾举出刘新翰五律之佳句，比之《秋兴》更为欣赏，称可以将之收录入《三管英灵集》。
其次，杨季鸾总司《三管英灵集》校勘、抄录工作，考订所选诗歌的文字韵律等。《三管诗话》卷上云：
《峤西诗钞》录吴清惠五古一首，诗云：“我怀南山阴，枫林草庐孤。庐外昼所见，穹然双亲墓。中夜何所闻，数声反哺乌。一恸劬劳想，泪雨湿蘼芜。世孰知苦心？仰天真茹荼。无以慰岑寂，短吟寄区区。”此诗用七虞韵，而忽押“墓”字，本觉骇人。《梧州府志》亦载此诗，注云：“墓，读平声，偶用古韵，非漫尔也。”按《集韵》：“墓，蒙晡切，音模。”《汉书·班固叙传》“陵不从墓”，注云：“墓音模。”是“墓”固有平声。然本诗止六韵，何必搀一古声？惟此诗尚有古意，因属杨紫卿改易一韵录之，实行点铁成金之妙。清惠有知，当亦首肯矣。[82]
梁章钜将《三管英灵集》“初属楚南杨紫卿明经总司校勘”，杨季鸾甄选广西诗人遗作的同时，在辨别优劣的基础上考订文字，改易错漏或不适宜的字或韵。梁章钜认为吴廷举一首五古，押平声七虞韵，而忽押“墓”字，“墓”字为仄声，虽考“墓”字古声可读为平声，但用于此，似乎不妥，于是嘱咐杨季鸾更改一韵录入《三管英灵集》。杨季鸾改后的确可谓“点铁成金”，吴廷举的《有怀》其一在《三管英灵集》卷四被改成“我怀南山阴，中有先人庐。庐外昼所见，白云飞四隅。庐中夜所闻，数声反哺乌。一恸劬劳思，泪雨湿蘼芜。世孰知苦心？仰天独长吁。无以慰岑寂，短吟寄区区。”诗歌被杨季鸾改易韵脚后，声律更为流动，“白云飞四隅”更为蕴藉含蓄，情深无限，此句也极飘逸，将吴廷举有怀双亲的坐实指向性情感变得内涵丰富，可谓佳句。
梁章钜在先于总集出版的《三管诗话·自序》中介绍，因为杨季鸾离开桂林，所以《三管英灵集》稿子的校勘工作最终没有完成，梁章钜就将校勘工作交给了闵光弼。在此之前，与杨季鸾一起参与《三管英灵集》编校工作的，还有广西诗人朱琦。
2.朱琦参与编选校勘
朱琦（1803—1861），字伯韩，一字濂甫，广西临桂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乡试第一，十五年（1835）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迁监察御史。朱琦翰林院庶吉士期间，可能告假归乡，参与《三管英灵集》编选校勘。
考广东张维屏《桂游日记》卷二，记载道光十七年（1837）四月十九日，“张文敏书《心经》，小楷，腕力精进，朱濂甫见示属跋，余留玩旬日，跋数语归之。”[83]朱琦集中有《张南山司马岀示桂游日纪并听松庐诗》：“地僻经过少，堂虚昼亦阴。高松多道气，明月有仙心。十载潜溪志，重来桂树吟。莲华峰色好，老笔压苔岑。”[84]二人所云之《桂游日记》，共三卷，刚刚辞官归隐的张维屏记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二十八日迄同年五月初九日游桂林之见闻。可知，道光十七年（1837）春夏，张维屏游桂林时朱琦也在桂林，可能翰林院庶吉士时因假归乡省亲，朱琦与张维屏交往甚密，临行前张维屏将刻印于道光五年的《听松庐诗》与两个月来桂所写《桂游日记》给朱琦览阅。朱琦则请张维屏给父亲朱凤森的诗稿题赋，并作一诗《南山先生来桂林琦奉先大夫遗稿并〈守濬日记〉求题赋呈一律》：“骚坛我愿识荆州，手袖遗编泪欲流。当日苦吟馀几卷，要君大笔定千秋。黎阳鼙鼓传诗史，湖海文章入选楼先生辑《诗人征略》兼知人论世之意。难得赏音遇张仲，重泉衔感话松楸。”[85]诗存于张维屏《花甲闲谈》，可见张维屏来桂林的道光十七年（1837）三四月，朱琦正在桂林；“先大夫遗稿”、“手袖遗编”，均表明当时请张维屏品题的是其父朱凤森诗集手稿。
因此，道光十七年（1837）春夏，朱琦可能在庶吉士期间告假归于桂林。另朱琦《怡志堂诗初编》（咸丰七年刻本）编年“乙未”诸诗中，“己亥至辛丑”诸诗前，有《杨紫卿集来鹤山房夜话次韵答之》一首，知道光乙未十五年（1835）至道光己亥十七年（1837）年之间，朱琦与杨紫卿就已结识，道光十七年（1837）春夏，已经在桂林与杨季鸾一同参与编选《三管英灵集》，朱琦以诗人之才学识颇堪为选诗家重任，当也为梁章钜所倚重。此后朱琦还有《古意一首和杨紫卿》、《寄杨紫卿零陵集杜五首》、《望衡岳一首寄紫卿》、《舟泊七里湖读紫卿集即书卷后》、《越日再题紫卿集》等诗，可想桂林分别后，两位诗人仍诗歌唱酬，情谊深厚。
朱琦有诗《梁茝邻中丞重建五咏堂为诗纪事兼以话别次韵奉答》云：“南天一柱自峥嵘，到眼千峰类削成。光禄书岩增咏事，桃花潭水识歌声。五君横卷新嵌壁，三管遗编喜挂名。仿佛虞衡逢范老，不须括地补寰瀛。”并自注：“《三管英灵集》，余预编校。”[86]和诗者之一朱琦表达了编选粤西诗人诗歌总集《三管英灵集》的喜悦之情，赞美梁章钜重建五咏堂重刻《五君咏》，以及主持编纂《三管英灵集》的功绩，就像范成大编《桂海虞衡志》一样，有益于地方文化建设事业。由诗歌题目可知，朱琦不久将离开桂林，道光十五年中乙未科进士后被选翰林院庶吉士，按清代官制，三年之后散馆，考核优异转翰林院编修，此番回京可能在定职编修之前。
梁章钜重建五咏堂在道光十八年（1838）秋冬始[87]，修成于道光十九年（1839）春，因《楹联丛话》载：“余于道光戊戌冬，始与僚采商复五咏堂，而以家藏黄山谷先生所书五君咏墨迹勒石堂壁，不两月而规模大具顿成壮观，因撰一联云：得地领群峰，目极舜洞尧山而外；登堂怀往哲，人在鸿轩凤举之中。”[88]又考《桂林石刻》载：“独秀峰旧有始安太守颜延之读书岩，宋孙览筑五咏堂，镌五君咏于石，今皆无考，余以旧藏黄山谷书五君咏真迹属郡人陈（荣）双钩马秉良市石勒诸山中，用存旧迹云尔。道光十八年九秋福州梁章钜书。……宁远杨季鸾、临桂陈应元……同观。”[89]皆可知梁章钜重建五咏堂重刻《五君咏》在道光十八年（1838）秋冬之际，所以朱琦离开桂林的时间就在道光十八年（1838）秋冬之际。而朱琦《怡志堂诗初编》编年“己亥至辛丑”（1839年—1841年）诸诗前，有《次紫卿留别韵即送其归永州》一首：“一别经秋霜又寒，天涯惆怅寄书难。朅来楚岫闲云岀，更结谿堂永日欢。雕鹗终怀千里志，鹪鹩未获一枝安。淹留欲下怜才泪，浊酒黄虀且共餐。”[90]则证朱琦道光十八年（1838）秋冬之际离桂林，杨紫卿也于道光十八年（1838）秋归湖南永州。
朱琦乃广西著名诗人，颇堪当选诗家重任。除与杨季鸾编选《三管英灵集》外，朱琦还当贡献家藏粤西诗人之诗，梁章钜还从朱琦那里求得陈宏谋的佚诗，“而余更从朱濂甫太史处录得《应制颂》四首，承平雅颂之音，足为《三管集》增重矣。”[91]朱琦还出示其父朱凤森的诗稿。《三管英灵集》卷三十九收朱凤森诗五十六首，梁章钜在《三管诗话》记朱凤森小传，强调其在河南做官时，逢白莲教，守城，平定其乱，“盖不可以诗人目之也。”梁章钜接着引了那彦成给朱凤森写的诗序《韫山诗稿序》“其书卷与志气，是其素裕。又更军旅阅历，益殊伟。故其诗英特发越，不仅诗人，亦不仅循吏”；引陈用光对朱凤森诗歌的评价：“韫山同年负经济才，尤工于声律，有幽燕伉爽之气”，最后梁章钜总结“皆能状其英姿飒爽、顾盼自雄之概。”[92]朱琦咸丰七年六月所作《先大夫诗集跋后》载：“先大夫诗凡九卷，旧刻于京师”，“当诗官台谏时作，去先大夫之殁差远，今又十余年矣。”[93]见朱琦回京入职翰林院编修后传御史，在京城才将父亲的诗集整理刊刻，并刊刻诗集于咸丰七年（1857）之前十年，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朱琦为御史时，与苏廷魁、陈庆镛号“谏垣三直”，敢于言事，考陈庆镛道光二十六年（1846）作《题朱韫山先生遗诗为其哲嗣朱侍御琦》，云：“先生杀贼仍赋诗，盾鼻磨墨为檄词。笔下龙蛇具奇势，今于遗泽亲见之。……来鹤山房手泽存，珍藏直与球琳偶。……翰墨本以人重轻，何不勒贞石嵌置祠前楹？……”[94]从诗中“遗泽”、“手泽”，可知当年同官御史，朱琦请陈庆镛题诗，所持扔是朱琦一直珍藏如宝的父亲手稿《韫山诗稿》，而不是刻本。因此，朱琦编选《三管英灵集》诗，依据的是朱凤森之手稿《韫山诗稿》。
总之，朱琦参与选校《三管英灵集》的时间至晚起于道光十七年（1837）春夏，结束于道光十八年（1838）秋冬，朱琦因翰林院庶吉士告假归来，所以一年多中可能往返京师桂林之间。道光十八年（1838）秋，《三管英灵集》编校工作就从朱琦和杨季鸾手中移至闵光弼之手。
3.闵光弼与彭昱尧参与编辑校勘
据《桂林石刻》载，道光十八年（1838）秋，广西巡抚梁章钜重建五咏堂，并以家藏黄庭坚所书《五君咏》墨迹刻石上。另有刻梁章钜像的摩崖，在桂林独秀峰玉皇阁附近，上书“尹佩棻、兴仁、恒梧、许惇书、杨时行、何鲲、吴楷、吴家懋同敬观，唐遇、隆银源、闵光弼、朱辂、陈瑃、彭昱尧、陈应元、王锡振同敬观，道光十九年十一月，梁茝林师修复五咏堂粤西诸弟子抚刻师像于堂中以志师承。”[95]梁章钜像刻于重建五咏堂之后一年，即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从落款可见梁章钜任广西学政期间，赏识并提携粤西士子闵光弼、彭昱尧等。
闵光弼，生卒年不详，字鹤雏，广西临桂人，举孝廉。彭昱尧（1809—1851），字子穆，一字兰畹，平南人，与吕璜、龙启瑞、朱琦、王拯号称“岭西五家”，与龙启瑞、朱琦等人合称“杉湖十子”。有《怡云楼诗集》、《致翼堂文集》。临桂闵光弼、平南彭昱尧，都参与了《三管英灵集》的编纂，而二人参与之起始时间或不同。
梁章钜《三管诗话·序》云：“初属楚南杨紫卿明经总司校勘，不终事以去。继之者为临桂闵鹤雏孝廉，又以计偕而止。”[96]梁章钜将杨季鸾总理之《三管英灵集》编校工作交给了闵光弼，起始时间应约在道光十八年（1838）秋朱琦、杨季鸾离桂后，在此之前闵光弼是否已为编组一员，暂不可考。据《三管诗话》卷中吕炽一则载：“此诗系先生手稿，藏闵孝廉光弼家。”[97]则闵光弼除了校勘工作，在《三管英灵集》的文献搜辑上也有贡献，出示家藏临桂吕炽的诗集手稿，为《三管英灵集》的选诗奠定了基础。
而彭昱尧从事《三管英灵集》的编校则可能更早。据王拯《彭子穆墓表》云：“道光甲午乙未间，学使者楚雄池公生春按于浔州，一见大赏，目为国士，携之桂林。”[98]可见，道光十五年（1835），彭昱尧师从广西学使池生春到桂林学习，可惜“嗣不一年而楚雄殁”，即道光十六年（1836）池生春卒，而此时永福吕璜已罢官归桂林主讲秀峰书院，彭昱尧又拜在吕璜门下学习归有光、方苞的古文之法。梁章钜就在这一年开始编纂《三管英灵集》，且与吕璜交往甚密，因此，彭昱尧可能比闵光弼更早参与编纂《三管英灵集》。
彭昱尧在《三管英灵集》的文献搜辑和整理中也有所贡献。《三管英灵集》卷二十二黎建三小传后附注，《退庵诗话》云：
家宫詹九三叔父尝序谦亭诗曰：“谦亭以孝廉作循吏，往来数十年，不辍于诗，今读其诗而知其性情之和平忠孝，且以知其政之恺悌慈祥；读其诗而知其学问之明通淹贯，且以知其政之敏练廉能。至于古体滂浡豪迈，五言短章骎骎乎登古乐府之堂，而律之俊逸浑厚、流丽清新，固人人所共爱。而余独爱其以见道之言发洩于草木虫鱼以抒其抱负，所谓真学问真性情者也。”此宫詹视学粤西时，谦亭之子槐门所请序也。《峤西诗钞》所登未尽其菁华，杨紫卿所选亦约，适平南彭先生兰畹携谦亭全集来，故悉录其尤雅者，足以传谦亭矣。[99]
可见，在杨紫卿选录黎建三诗，并未能完成《三管英灵集》的编选校勘工作之后，彭昱尧加入《三管英灵集》的编选校勘工作，并将自己私藏的黎建三诗歌集交给梁章钜，又选黎建三雅正的诗歌入集，最后增至八十首。
王拯墓表又言：“道光丁酉乡试副榜，庚子举人。五会试不第，衣食奔走薄游燕齐梁粤之间，”[100]彭昱尧于道光十七年（1837）中乡试副榜，道光二十年（1840）正式录为举人，道光二十年（1840）冬与王拯、闵光弼等人上京会试，“至京介王少鹤锡振得交梅先生伯言”（《彭子穆遗稿序》）[101]，王拯将其介绍给梅曾亮。是年落第，便留京城师从梅曾亮学习古文，与朱琦、王拯、唐启华、龙启瑞等相交。因此，没能完成《三管英灵集》的编校工作。
又据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二载：“其子翰臣（龙启瑞），甲午孝廉，端方谨饬，生平尤好义轻财，周给亲友无吝色。其同里闵鹤雏孝廉尝称之，谓余曰：‘近年所交，得此一人焉。’庚子礼闱揭晓，余与鹤雏、翰臣同报罢。次日翰臣因鹤雏访余，一见即决其非凡品。盖温柔敦厚，君子人也。数日后，余出都而翰臣留京。及辛丑入都，访翰臣于内城，自后踪迹渐密，心欲效其为人，而自觉不逮。是年，翰臣考取中书，随成进上。其诗文楷法本优，人咸以翰苑相期，无何，竟得大魁。是夏，余返桂林。适家大人调抚江苏……”[102]可见，梁章钜巡抚桂林期间，其子梁恭辰与门客闵光弼相友善，并一同上京赴道光庚子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的进士考试，梁恭辰与龙启瑞的相交还由闵光弼牵线[103]，可惜当年三人均未高中。第二年，梁恭辰又北上赴试，闵光弼、王拯等也于道光二十年（1840）冬，一同前往京城，道光二十一年（1841）龙启瑞高中榜首，而闵梁二人皆落第，梁恭辰遂返桂林，和闵光弼返桂林的时间当不同步。所以梁章钜说校勘《三管英灵集》的闵光弼“又以计偕而止。而余亦遂量移吴下，匆匆治装。”[104]道光二十年（1840）冬，闵光弼、彭昱尧皆因赴会试终止《三管英灵集》的编校工作。
4.黄暄承担编校结集出版工作
黄暄负责《三管英灵集》最后的校勘和出版工作。黄暄（1784—？），字春亭，临桂人，咸丰十九年（1814）进士[105]，翰林院庶吉士，官山西静乐知县（见黄泌等撰《临桂县志》上册《选举表》），后归乡任桂林秀峰书院山长，有《与益山房诗文集》。临桂龙启瑞曾从其学，龙启瑞有《黄春庭前辈暄招赏蔷薇赋此却寄》，另龙启瑞《经德堂文集》有《与益山房诗文集序》追慕黄暄师之风度，“读先生之文，犹忆躬陪杖履时，窗前蔷薇盛开，和光冲融，盎然心醉。日月更代，哲人徂逝，思之不禁邈然而增感也。”[106]
梁章钜云：“余抚桂林，延吕月沧郡丞主秀峰书院讲席，士论翕服。余常就咨地方利弊，兼以政暇谈艺，皆获益良多。惜其骤归道山。继主讲者为黄春亭邑侯暄。”[107]可见吕璜辞世的道光十八年（1838），黄暄接任秀峰书院山长之职。《三管英灵集》卷二十九存其父黄苏诗歌七首，诗下小传云：“原名道溥，字蓼园，临桂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108]其中《寄三儿暄》即写给黄暄之作，黄苏诗集当是黄暄所贡献，可能亲选其诗。因黄暄之才学及对广西教育的热忱，梁章钜离开桂林前将闵光弼未能校订的手稿交给秀峰书院山长黄暄，托付他完成最后的编校结集出版工作。梁章钜在《三管诗话》序言中说，由于仓促离开，《三管英灵集》“其编次之义例，卷数之分合，字句之歧伪，皆未遑手定也。濒行，乃以全稿归秀峰山长黄春亭明府。春亭沈潜好学，必能是正而督成之。”[109]
《三管英灵集》的“凡例”是由黄暄最终总结的，他将梁章钜、杨季鸾、闵光弼等人编选此集时所依照的预设选诗标准和体例有条理地编订；字句的最终校勘工作也是由黄暄完成的。而黄暄所编订的卷数却与梁章钜原本预定的卷数有所出入。梁章钜以为“约可编成四十余卷”，而由黄暄重新分卷。
考梁章钜《归田琐记》之《已刻未刻书目》曰：“《三管诗话》四卷，自序已刻”，“《三管诗钞》五十八卷，辑录广西通省古近人遗诗，已刻。”[110]
又考林则徐《诰授资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苏巡抚梁公墓志铭》著录梁章钜有“《三管诗话》四卷”，有“《三管英灵集》五十八卷。”[111]
又知梁章钜临行桂林前，将附于《三管英灵集》各诗家之后的“退庵诗话”摘录出来，因为“好事者皆以先睹为快，乃复略加删润，别为三卷，先付梓人。”[112]并定名为《三管诗话》。可见交给出版商刊刻之前，梁章钜曾亲自删冗去繁，略加润色，将《三管诗话》四卷变为三卷。而《三管诗话》中共有9条提及收录诗人诗歌入“《三管集》”。
由以上几条材料，可知梁章钜本欲将所编纂的广西诗总集命名为《三管集》或《三管诗钞》。梁章钜离开桂林后，仍继续关注总集的编校、刊刻等工作进展，黄暄最终将书名定为《三管英灵集》刊刻，刊刻时间当在梁章钜离桂后不久，《归田琐记》称“已刻”，因此至晚不超过《归田琐记》编纂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
黄暄在“凡例”中交代模仿唐殷璠《河岳英灵集》故有此名，其意并不与梁章钜的意图冲突。黄暄也将卷数做了调整，重新录定，《三管英灵集》共五十八卷。而今梁章钜手稿和黄暄之写定本皆不存，仅存清道光刻本《三管英灵集》共五十七卷，桂林省城十字大街汤日新堂刻印，可能是出版商刻印前黄暄又做了修改，至于如何修改已不可知。对此，谢明仁教授认为：
梁章钜原来是把“喻猛颂和陈临歌”、“董京”、“士燮”、“陈仲伦”等汉诗收入集中的，黄春亭不仅改动了集名，也因“义例”、“卷数”梁章钜未亲自“手定”，黄氏删掉汉诗一卷后，卷数才形成了现今《三管英灵集》“二曹”放在第一卷这样的面貌。[113]
而梁章钜将“喻猛颂和陈临歌”、“董京”、“士燮”、“陈仲伦”几则诗事录入先期出版的《三管诗话》之最前，实在是因为“喻猛颂和陈临歌”、赞陈仲伦除虎的全州民歌皆为“粤西诗事莫古于此”，又云：“惜但曰‘郡人’，而不著氏耳”[114]，也是因为诸“汉诗”与《三管英灵集》收录诗人诗歌的标准之一“不录无名诗人之诗”相违背，所以不选。梁章钜《三管诗话》引宋人笔记《曲洧旧闻》载秦观贬横州，有粤西无名氏诗人，为秦观事感伤，作题壁诗一首。并称“此为粤西宋人诗，以失姓名，故不入《三管集》。”[115]这些广西无名诗人之诗，无论何年代，都不见录入，而只收入《三管诗话》，以存其珍，只因梁章钜以收录粤西籍诗人诗歌为最基本的收录标准，而民歌之作者和唱者不定一致，且无名氏难以确考为广西籍，为严谨起见，皆不录。而董京避乱横州非粤西籍诗人，士燮只有著作，无诗流传，当然均不可能选入《三管英灵集》，因此黄暄删诗之说似难立论，黄暄如何改订卷数，后世之人恐难猜测。
综上所述，《三管英灵集》的编纂时间，从道光十六年（1836）六、七月梁章钜到任广西巡抚兼学政后不久，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四月梁章钜将《三管英灵集》手稿交付黄暄，再到黄暄最后编定结集，至少五年有余。由广西巡抚兼学政梁章钜主持编纂并亲自选诗，可考的编组成员有：湖南诗人杨季鸾主选诗与总司校勘，临桂诗人朱琦参与编选校勘；道光十八年（1838）秋，编校工作由杨季鸾、朱琦之手移交临桂闵光弼、平南彭昱尧，道光二十年（1840）年冬，闵光弼、彭昱尧上京赶考，没能继续编校工作；最后由黄暄校订结集。
三 《三管英灵集》的刊刻流传
《三管英灵集》现存刻本和抄本。
1.《三管英灵集》清道光桂林十字大街汤日新堂刻本
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四月，梁章钜将《三管英灵集》手稿交付黄暄《三管英灵集》刊刻，刊刻时间当在梁章钜离桂后不久，梁章钜《归田锁记》之《已刻未刻书目》曰：“《三管诗话》四卷，自序已刻”，“《三管诗钞》五十八卷，辑录广西通省古近人遗诗，已刻。”[116]因此，出版时间当在梁章钜编纂《归田琐记》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之前。黄暄将《三管英灵集》五十七卷交付桂林省城十字大街汤日新堂刻印，此道光刻本刻工精细，十分清晰，线装，一函二十册，黄纸本。首页上，“凡例”二字下，有郑振铎的藏书章，朱方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再下有况周颐章，朱长印“桂林况周颐藏书”。“目录”首页有“桂林省城十字大街汤日新堂刻刷”十四字。据民国年间吕集义的《广西诗征丙编·序》：“张、梁二家之书善矣、备矣，然不能无缺，且求之坊间与夫藏书之家，已不易得。”证明民国时梁章钜《三管英灵集》刻本已少传世。
今此总集清道光汤日新堂刻本仅存三本：一本存湖南图书馆，全本，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在南宁召开“南宁会议”期间，曾借阅过；一本存桂林图书馆，残本（所缺卷数据湖南本抄配补全）；一本存国家图书馆，全本，为晚清诗人况澄、侄子况周颐收藏，后抗日战争期间郑振铎路经桂林，在书摊上购得，郑振铎飞机失联后，西谛藏书捐赠文化部，后归国家图书馆。此三种本子均属同一版本：道光刻本。201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广西历代文献集成.桂学文库”丛书之一出版，以灰度图的形式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间桂林汤日新堂刻本，将原刻本二十册厘为四册。
2.抄本
广西区图书馆和桂林图书馆均有存《三管英灵集》抄本，但抄本错讹较多，广西各大学师生曾以此本校注清代广西诗人的别集，既非善本，自然造成诸多错误，降低了校注本的准确度，也加重了校注工作的难度。
[1] 杨莹：《梁章钜与广西》，《中国民族博览》2016年第4期，第105页。
[2]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90页。
[3] 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下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77，第294页。
[4]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91页。
[5] （清）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卷二，进步书局民国影印本，藏国家图书馆。
[6] 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6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第3页。
[7] （民国）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书店，1984，第263页。
[8] （民国）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书店，1984，第263页。
[9] （清）林则徐著，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5册文录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482页。
[10] （清）林则徐著，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5册文录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484页。
[11]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91页。
[12] （民国）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书店，1984，第263页。
[13] （民国）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书店，1984，第263页。
[14] 罗尔纲：《绿营兵志》，商务印书馆，2011，第389页。
[15]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中华书局，1981，第68页。
[16] （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七政事》，《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253页。
[17] 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第615页。
[18] （清）陈寿祺：《福建通志》，《列传》，第71册，华文书局影印清同治刻本，1968。
[19]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90页。
[20] （清）梁章钜：《铜鼓联吟集》，国家图书馆藏道光刻本。
[21] （清）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七胜迹下，中华书局，1987，第89页。
[22] 卞斌跋：“岁己亥，茝林中丞规度其地，即起垣宇，刻五君咏壁间。”载于（清）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七胜迹下，中华书局，1987，第90页。
[23] （清）林直：《壮怀堂诗初稿》，卷二，清咸丰六年福州刻本《和中丞梁茝林章钜先生修复独秀峰五咏堂纪事原韵二首》其一云：“咫尺名山不厌看，朝朝携客共凭栏。灵根拔地千寻起，孤石擎天一柱安。雨过诸峰遥送翠，霞明飞阁欲流丹。纤埃不到仙源路，尽日松声入座寒。”
[24] （清）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梁章钜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284页。
[25] （清）林则徐著，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5册文录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484页。
[26] 嘉庆十六年（1811），林则徐中进士，点翰林院编修，过三年，梁章钜亦返京，考取军机章京，充内廷方略馆纂修、大清通礼馆纂修等职。参见王碧秀、林庆元主编《林则徐经世思想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177页。
[27] 李焱：《对联漫话》，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第70页。
[28] 梁章钜将京城翁方纲为中心的为东坡寿之文化雅集活动，带到了广西，影响广西的文化发展。
[29] （清）梁章钜：《三管英灵集》，卷四十四，清道光桂林汤日新堂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30] 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程千帆等辑校《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第151页。
[31] （清）张维屏：《花甲闲谈》，卷十五，清道光富文斋刻本。
[32] 《三管诗话》卷中，引吴嵩梁、陈用光题朱凤森《守濬日记》之诗，梁章钜与二人同为京城宣南诗社成员。
[33] 魏泉：《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与清中叶以后的宗宋诗风》，曹虹、蒋寅、张宏生主编《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62～163页。
[34] 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下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77，第276页。
[35] 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下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77，第292页。
[36] （清）郭琳校点《楹联丛话》，《陈继昌〈楹联丛话〉序》，梁章钜著，鹭江出版社，1996，第3页。
[37]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90页。
[38]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91页。
[39]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91页。
[40]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91页。
[41] （清）郭琳校点《楹联丛话》，梁章钜著，鹭江出版社，1996，第5页。
[42] （清）郭琳校点《楹联丛话》，梁章钜著，鹭江出版社，1996，第3～4页。
[43] 陈庆元：《清代前期福建区域文学总集及诗话的编纂》，《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六辑，中华书局，2000，第168页。
[44] （清）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海南出版社，1999，第1039页。
[45] 夏勇：《清代地域诗歌总集编纂流变述略》，《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6页。
[46] 张维、朱琦：《〈怡志堂诗文集〉校注》，朱琦：《〈国朝正雅集〉序》，广西大学硕士论文，1999，第203页。
[47] 杨盟修，黄诚沅纂《上林县志》，卷十四，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二十三年本，1968。
[48]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83页。
[49]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20页。
[50]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20页。
[51] 转载自陈庆元《文学：地域的观照》，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154页。
[52] （清）梁章钜：《三管英灵集》，凡例，桂林汤日新堂清道光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53] 林东海、宋红编《万首论诗绝句》，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1328页。
[54]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48页。
[55]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84页。
[56]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95页。
[57]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73页。
[58] （清）梁章钜：《三管英灵集》，卷二十二，《桂林汤日新堂清道光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59] （清）梁章钜：《三管英灵集》，凡例，清道光桂林汤日新堂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60] （清）梁章钜：《三管英灵集》，凡例，清道光桂林汤日新堂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61]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76～77页。
[62] （清）梁章钜：《三管英灵集》，凡例，清道光桂林汤日新堂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63]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1页。
[64]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1页。
[65]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90页。
[66] 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下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77，第294页。
[67]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附退庵自订年谱》，中华书局，1981，第191页。
[68]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1页。
[69] （清）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卷二，进步书局民国影印本，藏国家图书馆。
[70]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三十卷，湖南出版社，1992，第256页。
[71] （清）梁章钜著，白化文等点校《楹联丛话》，卷四庙祀下，中华书局，1987，第46页。
[72] （清）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90，第6106页。
[73]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卷中，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150页。
[74] 谢正光、佘汝丰编著《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3页。
[75]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十六册咸丰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11403页。
[76] （清）林昌彝著，王镇远，林虞生标点《海天琴思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87页。
[77] （清）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90，第6103页。
[78] （清）欧阳厚均撰，方红姣校点《欧阳厚均集》，卷上，岳麓书社，2013，第81页。
[79] （清）陶澍：《陶澍全集》，印心石屋文钞卷九，岳麓书社，2010，第114页。
[80] 谢正光、佘汝丰编著《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96页。
[81]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卷中，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104页。
[82]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卷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69页。
[83] （清）张维屏：《桂游日记》，《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四十一册》，线装书局，2003，第299页。
[84] 张维、朱琦：《〈怡志堂诗文集〉校注》，广西大学硕士论文，1999，第55页。
[85] （清）张维屏：《花甲闲谈》，卷十五，清道光富文斋刻本，广州富文斋道光十七年（1837）刻清张维屏《桂游日记》三卷；道光十九年（1839）刻清张维屏《花甲闲谈》十六卷。
[86] 张维、朱琦：《〈怡志堂诗文集〉校注》，广西大学硕士论文，1999，第55页。
[87] 《退庵自订年谱》云：“丁酉，六十三岁，……又于独秀峰下，重建五咏堂，为诗纪之，远近和者百余家。”（梁章钜著，于亦时校点：《归田琐记》，中华书局，1981，第190页。）时间与《楹联丛话》、《桂林石刻》所载不同，道光丁酉即道光十七年，恐为梁章钜错录。
[88] （清）梁章钜著，白化文等点校《楹联丛话》，卷七，中华书局，1987，第89页。
[89] 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下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77，第296页。
[90] 张维、朱琦：《〈怡志堂诗文集〉校注》，广西大学硕士论文，1999，第57页。
[91]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卷中，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100页。
[92]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卷中，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140页。
[93] 张维、朱琦：《〈怡志堂诗文集〉校注》，广西大学硕士论文，1999，第230页。
[94] （清）陈庆镛：《籀经堂类稿》，卷八，清光绪九年刻本。
[95] 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下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77，第276页。
[96]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卷中，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1页。
[97]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卷中，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108页。
[98] （清）王拯：《龙壁山房文集》，卷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第197～198页。
[99] （清）梁章钜：《三管英灵集》，卷二十二，清道光桂林汤日新堂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100] （清）王拯：《龙壁山房文集》，卷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第198页。
[101] （清）龙启瑞著，吕斌校笺：《龙启瑞诗文集校笺》，岳麓书社，2008，第368页。
[102] （清）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卷二，进步书局民国影印本，藏国家图书馆。
[103] 闵光弼与同县龙启瑞相交，闵光弼上京赶考曾受到龙启瑞的资助，道光二十年（1840），闵光弼未考中而离京，龙启瑞则留在京城，日后写有《对月有怀周受田归省蜀中李卓峰归省闽南周稻村闵鹤雏李鼎西旋里》思念归乡的朋友，“分飞鸿雁各天涯，极目关山隔暮霞。千里相思惟对月，几人作客未还家。春来远道迷芳草，别后丰台感落花。料得旧游堪念处，一时回首望京华。”参见（清）龙启瑞著，吕斌校笺《龙启瑞诗文集校笺》，岳麓书社，2008，第199页。龙启瑞另有作于京城思念闵光弼的《寓居保安寺赠闵鹤雏一首》：“清宵散步出回廊，微雨初晴一苑凉。闲看树摇知鸟宿，静闻风过辨花香。春寒似水流难尽，客意如丝理更长。惆怅小窗同剪烛，说诗尤记夜联床。”回忆二人在家乡临桂唱酬诗歌的美好岁月。参见（清）龙启瑞著，吕斌校笺《龙启瑞诗文集校笺》，岳麓书社，2008，第183页。《三管英灵集》卷三十二选龙济涛诗六首，龙济涛是龙启瑞的祖父，乾隆甲寅（1794）恩科举人，以大挑二等借补广西浔州府武宣县儒学训导，后升柳州府儒学教授。
[104]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1页。
[105] 徐毅：《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40页。
[106] （清）龙启瑞著，吕斌校笺《龙启瑞诗文集校笺》，岳麓书社，2008，第365页。
[107] （清）梁章钜：《楹联丛话》，卷十，商务印书馆，1935，第137页。
[108] （清）梁章钜：《三管英灵集》，卷二十九，清道光桂林汤日新堂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109]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1页。
[110]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中华书局，1981，第121页。
[111] （清）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482页。
[112]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1页。
[113] 谢明仁：《清代广西籍诗人的总集：〈三管英灵集〉价值略论》，《广西文史》2005年第3期，第92页。
[114]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7页。
[115] （清）梁章钜著，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卷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59页。
[116]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中华书局，1981，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