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组织

访谈数据强调了资源依赖理论对环境保护主流化的突出作用（McCarthy and Zald，1977；Zhan and Tang，2013）。大多数来自市民社会组织的受访者认为，有限的资源是阻碍环境保护主流化参与的障碍之一。然而，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吸引各种利益的政策目标（Welsh Government，2006：39），对较小的组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许多受访者提到，由于官员和议员对实际情况不了解，政策工作给市民社会组织造成了相当的财政和人力上的负担，最终导致他们在竞争优先权时难以应付（cf.Casey，2004）。

这是一个因宪法因素而加剧的问题。正如Jordan和Lenschow（2010：150）所解释的：“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环境保护主流化是一个多部门和多层次协调的（政策）挑战。”在目前情况下，更大战略方面的环境政策（例如核能、国际条约谈判）由中央政府负责，其余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由地区一级决定。至关重要的是，受访者提到与威尔士有关的宪法安排的不透明性质（Commission on Devolution in Wales，2014）对资源如何分配产生了不利影响。他们指出了参与环境保护主流化政策制定的关键壁垒。例如，一个市民社会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解释道：“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参与决策小型事件（例如发电）是‘没问题’的，但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决策均由威斯敏斯特决定，这在其他基础设施和规划也一样适用（即权力没有下放），这非常令我们头痛。我们需要‘双向关注’……应该了解目前形势并时刻关注威斯敏斯特……并在那里也发出我们的声音……这是一种弹性机制”（08号受访人）。另一位受访人补充道：“至于交通政策、建筑法规……我们不得不依赖（英国市民社会组织在威斯敏斯特的政策人员）的善意……目前拥有坚定的支持基础……我们不用为此埋单……但这并不算合理的安排……事实上，我们不能同时监控这两个（立法机关）……没有预算”（23号受访人）。

与上述情况类似，受访者提到了人力资本和宪政之间的联系。他们提到了2011年中小型立法机构获得初等立法权所提出的要求：“是的，这有点让人头疼……这是积极的，它会给政策‘牙齿’，你知道的，但对我们来说……（这都是）相当神秘的东西……委员会阶段、起草（议会）法案、反对党（对法案）的修正案，要维持这些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尝试和保持这一点”（受访者71号）。其他人则提到了与2008年后全球经济衰退有关的资源问题：“人员配备是一个大问题，是我们（组织）的主要成本……是我们的专长……可怕的是……我在一些案例中看到了这一点……在为解决紧缩问题、节约成本而不得不裁员时，辞退（即失去工作）的往往是政策研究员……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民主的声音被大大弱化了”（受访者11号）。

“战略联盟”适用于市民社会组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Tilly，1978：125-133）。在这方面，市民社会组织面临着一个挑战：具体而言，国会议员应该参与哪些工作，以最好地推进他们的政策要求。当前研究在突出执政党更替对于环境保护主流化的形塑作用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如前所述，威尔士政体的特点是一党制。正如Greene（2010：155）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是将真正的选举竞争与缺乏人员流动相结合的‘奇怪的鸭子’”。受访者的评论强调了政党更替和案例研究中的一党制对环境保护主流化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市民社会组织通常不认为反对党（在“常规”体系中）具有如此的影响力，因为反对党被认为不太可能获得未来的政府职位。反过来，这扭曲了政治动态，并产生了将市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引导到占主导地位的政党的附带效果。例如，一名政策协调员表示：“这真的令人沮丧……我们与自由民主党（反对党）有着良好的关系……他们真的很支持……问题是工党，他们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们最重视的地方。”另一个人说：“你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府部长身上……你也必须……他们（工党）今天说了算，选举后再说了算……很简单，这就是我们的制度……它不会很快改变”（受访人62号）。

从主流观点来看，缺乏执政党的更替和/或单一政党的主导地位可能成为有效参与的障碍，受访者也强调了这一点。首先，它会影响市民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信任。这是连接社会资本和形成市民社会组织政策参与倾向的关键组成部分（Mishler and Rose，2001）。在本研究中，访谈数据显示了一党制增加市民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不信任度的方式。受访者谈到，执政党的权力意味着它可以忽视外生的主张。因此，一些受访者表示，议员们更关心政党利益，而不是促进对话和接触。例如，某环保组织的政策官员说：“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任……我想我们当时太天真了……（然后）我们的一位受托人说，看看它的政治意义吧！作为一个政党，他们的支持基础大多是城市和南部地区……现在你很难相信他们会把农村利益放在首位！ ……不管他们（在选举中）许诺过什么”（受访人35号）。

其次，数据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是非正式网络的负面因素（不透明和问责制的削弱），以及这些负面因素对环境保护主流化的削弱方式。在执政党掌权的情况下，这些负面因素会“短路”正式的政治渠道和流程（McClurg and Lazer，2014）。在“定期”更替的民主政体中，当新政党被选举为执政党，执政党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关系就被重写，而更替的缺失意味着该关系在连续的选举循环中变得规范化和持续化。因此，一些受访者解释说，市民社会组织倾向于选择与执政党接触进行游说，而不是通过议会程序，这即是原因之一。对受访者来说，这引发了有关透明度和问责制的问题。正如一名市民社会组织主任在谈到一项具有负面环境影响的重点休闲发展项目时所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决定是在政党政治背景下做出的……在我看来，这对民主没有任何帮助”（受访人58号）。另一篇文章则暗指一些市民社会组织是如何“走在内部轨道上……（他们）通过政党联系在政策上获得了‘正面消息’”（受访人69号）。

受访者还提到了人员流动对市民社会组织“竞争台本”的影响（Tilly，1995：42）。这是市民社会组织通过与政府接触来寻求将其环境政策纳入主流的各种手段。因此，举例来说，受访者提到了深思熟虑的战术协调和组织间不同的参与模式来解决一党制问题。一位经理宣称：

我认为环保运动是一个连续体，一些组织能做“在较远处——真正关键的东西”，市民社会组织主要做与新媒体相关的东西，而我们（组织）做的是主流，我们要更多在“帐篷”里，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玩具从婴儿车里扔掉”（换句话说，反对政府的竞选活动显著加剧政策）——我们会在真正需要的时候采取行动。（受访人43号）

这项研究另一个关键发现是，市民社会组织的制度结构和实践塑造主流化的方式（cf.Sietz et al.，2011）。因此，受访者反复提到他们认为的局限性和障碍来自对英国多层次治理现实的不适应。具体地说，他们强调，为了充分利用中层环境保护主流化的政治机会结构，跨境市民社会组织必须建立有效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因此，一个人说：“这很敏感，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伦敦的同事不太明白……他们不明白这里的立法机构在不断壮大……我认为，他们没有意识，也没有意愿让我们在这里尝试制定议程……”另一个人认为：“签署协议的仍然是我们（英国）总部……现在我可以挑战这一点……有时我会赢，但这不是重点。” “这是一个问题。说实话，这是一个累赘，你知道，我们必须不断争取权力，以决定我们如何与（国民）议会打交道……上次我与爱丁堡的行政人员交谈时，她不敢相信……他们没有这个问题”（受访人6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