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概述
2011～2015年中国妇女/性别研究概述
杜洁[1]
2011～2015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历史时期。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愿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妇女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妇女/性别研究被进一步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议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开始体系化，妇女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得到持续关注，妇女/性别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妇女/性别研究学术共同体进一步壮大，女性学学科建设进一步发展，妇女/性别研究基地数量进一步增加，在推动妇女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凸显。
一 党中央对妇女发展事业做出新的部署，将妇女/性别研究进一步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议程
2013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为繁荣发展包括妇女/性别研究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指南。“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3年10月，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创新发展的盛会——中国妇女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中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这是实现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正确道路”，强调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出台法律、制定政策、部署工作时充分考虑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利益。2015年7月，党中央召开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为推进妇联组织改革、增强妇联组织和妇联工作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加强新时期群团改革研究指明了方向。这些重要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彰显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把妇女事业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为妇女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为进一步加强妇女/性别研究提供了指南。《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了未来10年中国妇女发展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强调要“加强妇女理论研究和高等学校女性学学科建设。在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基金中增加社会性别和妇女发展的相关项目和课题，推动妇女理论研究。提高女性学学科等级，鼓励高等学校开设女性学专业或女性学课程，培养女性学专业人才”，为推进中国妇女/性别研究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和目标。
2015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中国与联合国妇女署于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成功举办全球妇女峰会，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的妇女发展观，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国际妇女运动史上新的里程碑。中国妇女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少极端贫困与饥饿、消除教育中的两性差距、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等目标。这些都为妇女/性别研究提供了新的动能，也拓展了研究的领域和空间。国内涌现了一批对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后中国妇女人权发展状况梳理、总结的研究。2015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白皮书运用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机制保障、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决策管理、妇女与环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法治保障、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显著成就。
五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的目标和任务，对妇女/性别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政府的资助成为妇女/性别研究资助基金的主流。2011～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大了对妇女/性别研究的支持力度，尤其是以特别委托项目的形式予以支持。这五年累计批准立项的妇女/性别研究课题达170项，比2006～2010年（88项）增长近1倍。立项项目由2006～2011年的18个学科领域发展到20个学科领域，其中获得资助最多的是中国文学（31项），其后依次是社会学（30项）、人口学（26项）、世界文学（22项）。在推动将妇女/性别研究选题方向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年度课题指南方面，中国妇女研究会广泛征集妇女/性别研究选题建议，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出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年度课题指南中加强妇女/性别研究选题的具体建议。这种机制化运作有效地推动了妇女/性别研究课题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的申报和立项。
二 妇女/性别研究事业快速发展，成果丰硕
五年来妇女/性别研究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所提升，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1.学术论文数量持续增长
2011～2015年学术论文数量持续增长。以“妇女”“性别”“女性”三个检索词在中国知网“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经济与管理科学”四个数据库以及“信息科技”数据库中的“新闻与传媒”“出版”“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档案及博物馆”子数据库中对篇名进行检索[2]发现，与上个五年相比，2011～2015年研究成果总体上稳步增长，硕博学位论文数量增长较为明显（见表1）。值得关注的是，硕博学位论文的增长表明更多在校学生参与到妇女/性别研究中来，呈现了妇女/性别研究代际相传的可喜景象。年轻学者接受了更为严谨的理论和学术训练，学术视野更为开阔，他们的不断加入为妇女/性别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表1 中国知网期刊、会议论文、博硕论文数据库中妇女/性别研究成果统计
2.研究基金支持发挥了重要导引作用
对中国知网的检索也显示，2011～2015年基金论文数量增长明显，尤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省级和高校基金论文数量的增长十分突出（见表2），表明各类、各级基金项目在引领妇女/性别研究学术方向、搭建成果转移转化和服务平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表2 中国知网期刊论文中基金论文发表数量统计
3.学术专著涉及领域丰富
这五年，学术专著数量持续增长。通过对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馆藏图书和相关出版社、网上图书商城等书目的搜索，据不完全统计，2011～2015年出版的妇女/性别相关论著达到797部，与上个五年相比，总体数量上增长明显。一些大型学术专著如《中国妇女通史》《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的部分卷集接连出版；从具体研究领域和学科来看，各个研究领域和学科都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出版，特别是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妇女人权与法律、婚姻家庭、农村妇女、流动妇女、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以及女性社会学、女性人口学、妇女史、女性文学、女性哲学等领域的学术成果整体水准更高；妇女与环境研究、妇女与宗教研究、性别与空间研究、性与身体研究、妇女与科技研究、男性气质研究等领域也出现一些比较新颖、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
妇女/性别研究论著的出版模式也更为多元。这五年，很多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妇女/性别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得到中国政府及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经费的支持；一些专著译著继续以妇女/性别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版，如“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丛书、“性与性别学术译丛”、“北京大学女性研究丛书”等，对妇女/性别研究影响力的扩散起到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与此同时，一些知名出版社策划的丛书，如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学史研究丛书”和“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心理学译丛”、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哲学问题研读指针丛书”、科学出版社的“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丛书等，均有意识地将妇女/性别研究专著译著纳入其中，显示出学术界和出版界对妇女/性别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接纳。一些优秀妇女/性别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得以规划出版，成为妇女/性别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创新点。值得关注的是，侯杰教授主编的“台湾硕士博士历史学术文库”仅2011年就出版7本妇女/性别史专著。此外，《中国家庭研究》《中国女性文化》等以书代刊的图书继续出版。2012年，厦门大学主办的《妇女/性别研究》也开始不定期连续出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妇女/性别研究发表渠道的不足，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构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原则和指南。五年来，妇女/性别研究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等重大议题进行探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回应和澄清一些理论误区，在与世界各种女性主义思潮交流、交融、交锋中不断扩展视野；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理论体系。
1.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解放理论是中国妇女解放与妇女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五年，一些学者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重温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阶级理论等重要理论概念对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历史意义，梳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脉络，追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其中国化进程。在对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决议案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妇女解放理论的研究更为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早期妇女解放先驱思想的研究，为进一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奠定了科学基础。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建构取得可喜进展
广大妇女/性别研究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基于中国妇女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2011年7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课题被设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1～2015年，彭珮云同志先后召集召开了24次研讨会，就相关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出版论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实践》。与此同时，妇联系统的研究机构和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院、党校、高校不断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中来，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核心概念、主要内容以及相关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理论基础、妇女解放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妇女解放与发展的道路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初步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架，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运动的鲜活经验为实践基础，汲取和借鉴国际妇女运动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发展途径、主体力量和条件环境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展开讨论，为推动中国妇女运动向前发展提供理论支持。[3]
3.突出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立场和视角
如何看待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以及妇女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广泛议题，是长期以来理论研究的焦点。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在面对阶级、民族等“紧迫”问题时，总是在性别问题上让步，妇女缺乏自主性、主体性和独立性，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不能真正解放妇女。对此，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西方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极具影响的学术著作中的经典结论和主流话语提出批判性质疑，揭示其冷战和自由/本质女性主义立场，有助于国内妇女研究界甄别和消除西方学术的偏见和影响，引领学术研究的方向。很多学者认识到，中国妇女解放是内嵌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之中的，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途径必须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相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证明，妇女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需要妇女。妇女的命运是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妇女只有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在全面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半边天”的主体作用，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的解放、进步与发展。妇女全面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参与中求解放、促平等、谋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发展的根本途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如何正确把握和珍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推动妇女解放和发展方面的可贵探索和历史经验，澄清认识误区、增强理论自信，都将产生重大而深入的影响。同时，成果体现了学界深入挖掘本土资源、为世界妇女运动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理论、丰富世界妇女运动多样性的努力。
四 关注妇女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在推动妇女事业发展中促进理论和学科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鲜明特色，妇女/性别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正是源于解决妇女发展问题的需要，妇女问题是妇女/性别研究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这五年，妇女/性别研究紧紧围绕妇女发展面临的难点热点议题，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格局下，深入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本文选取有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等重要妇女/性别研究议题进行简要概述。
1.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这五年，包括全国人口普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等在内的全国性权威调查数据的陆续开放，为深入研究妇女问题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基础信息和资料，此外还有面向女大学生等群体的专项调查，以此为基础，研究者得以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中国妇女群体的最新状况进行探究和分析，产出了大批基于本土数据的定量研究成果。例如，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是继1990年第一期和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后组织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大型抽样调查，调查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十年来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状况和变化，探究了社会结构变迁与妇女社会地位变化的关系，涵盖妇女健康、教育、经济和社会保障、参政、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法律、性别观念等领域。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课题组及数据签约专家基于调查数据形成了大批高质量的量化研究成果，为系统把握妇女生存发展状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截至2015年，共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等15部研究专著、2部论文集，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86篇研究论文，其中发表于核心期刊的论文数达到61篇，占到发文总量的70.9%。
2.法律政策和人权[4]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明确了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要求，为开展妇女人权和法律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南和契机。在国家继续加快依法治国和保护人权的过程中，《反家庭暴力法》《刑法修正案（九）》《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等重大法律法规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等重大国家规划相继制定和颁布，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为纪念“北京+20”、联合国对中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又一轮审议等一些重大国际活动，激发了广大学者的研究动力，引领了研究方向和研究选题，使法律政策和人权研究中的社会性别研究不断深化。围绕着这一时期《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活动，学界从立法的必要性、立法宗旨和原则、家庭暴力主体范围的界定、社会工作干预模式等角度，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大量科研成果在国家立法和司法改革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参考和推进作用，为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并对司法实践产生积极效果。同样，“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2012）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制度的推进，《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等等，推进了学界对就业性别歧视与女职工劳动保护、妇女财产权的保障、妇女土地权益、嫖宿幼女罪、女童性侵问题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国际公约执行的审议促进了妇女人权理论的研讨，涉及妇女人权的界定和发展历史、妇女人权保障的立法发展、妇女人权保障机制、不同国家妇女权利发展状况等，凸显了北京世妇会后20年中国妇女人权保障的进展。
3.经济和就业[5]
2011～2015年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禁止就业性别歧视写入三中全会的决议，体现了党在深化经济改革中对性别平等议题的关注。随着改革的深化，妇女在经济参与中和男性一样面临更多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如性别收入差距、职业性别隔离、职场性别歧视等问题。一些具有时代性的议题，如互联网新经济的发展或平台经济的发展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女大学生就业创业中面临的歧视、职业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家政工的权利保护、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女性的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女性照料劳动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困扰职业妇女的性骚扰不再是“沉默”的职场“文化”，这五年，基于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和相关专题研究，为预防和制止职场性骚扰提供了研究支撑。妇女就业研究呈现跨学科的特点，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等学科方面成果突出，这些研究成果对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供了有力的研究支持。
4.贫困[6]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视察扶贫工作时首次公开提出“精准扶贫”，标志着中国扶贫理念和战略的新发展。之后围绕着如何精准界定妇女贫困、如何有针对性地精准扶贫，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成果。对妇女贫困程度和类型的深入分析，展现了其多维度性和复杂性，揭示了既有收入水平低下的物质层面的贫困，又有在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网络、休闲方式等方面的文化层面的贫困，还有卫生保健缺乏、社会福利支持不足等社会保障和社会能力、社会资本和权利等方面的贫困。对妇女贫困人群的分析，突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重点人群，包括农村老年妇女、流动妇女、单亲妇女、受疾病困扰的妇女、残疾妇女等。一些学者运用社会性别视角，从妇女自身、社会文化、公共政策等各个角度分析了贫困的成因和影响。对于如何在新扶贫观下精准帮扶贫困妇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思路和策略，包括进一步将贫困妇女群体纳入扶贫政策体系、持续加强扶贫工作中的性别意识主流化工作、加强贫困妇女主体意识培育和能力提升、大力支持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妇女扶贫工作等。
5.婚姻家庭[7]
婚姻家庭议题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习近平在2013年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2015年《反家庭暴力法》出台，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接连出台，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转向，对女性从个人到家庭、从职业到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婚姻家庭问题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来自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和法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期妇女与家庭的议题开展了广泛研究。除婚配和择偶问题、婚姻质量、离婚问题、夫妻权力模式、家庭结构、家庭变迁、家庭关系（代际关系、亲属关系、亲子关系）、家庭伦理、父权制、养老问题等传统研究议题外，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贴近转型社会中日益突出的家庭问题，如生育意愿、家庭教育、家庭照料、代际冲突、工作-家庭矛盾冲突、失独家庭的困境、家庭暴力等，农民工、失地农民的婚姻家庭状况也受到特别关注。这些研究一方面试图与经典的家庭社会学理论进行对话，检验中国转型期家庭变迁的独特性以及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和局限，提出具有中国标识的概念和理论，另一方面注重以家庭问题的研究促进中国家庭政策的建构，影响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6.媒介与文化[8]
在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媒体中的性别议题受到更加持续的关注，媒介与女性的研究主题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入。一是媒介与女性的理论探讨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五年持续出版的《媒介与女性蓝皮书：中国媒介与女性发展报告》系统梳理了媒介与女性的发展状况，全面分析总结了中国媒介与女性的研究与实践。通过研究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等多种媒介类型呈现的性别议题和性别关系，考察了媒介与女性发展的语境以及媒介产品的生产过程、传播过程与接受过程。学者们对媒介与女性的研究范式和研究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尝试在西方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本土研究特点的理论话语。二是对媒介中更加多元性的女性形象展开分析。妇女正面的形象建构不断增多，但是媒介对女性形象的污名化和歧视仍然存在，这在精英女性群体——女大学生、“剩女”、女博士等群体中尤其突出。三是从媒体制作和传播角度分析媒介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性别意识的贯彻，提出改善媒介内容、完善媒介内容生产的监管体系等建议。四是通过媒介的女性受众和女性媒介素养分析，建议增强社会性别平等观念，促进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提升女性媒体利用技能，同时增进边缘妇女群体的媒介意识和素养。
7.妇女与环境[9]
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妇女与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研究议题更加广泛，既有理论层面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妇女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探讨，也有实践层面的妇女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妇女与环境保护、妇女与环境治理、妇女与气候变化及灾害管理等研究，特别是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行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相关的理论探索。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成果丰富，哲学、文学/文化批评、社会学、人口学、发展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取得了较大进展，研究深度和广度也有一定程度的拓展。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行动、妇女与环境的实践关系、妇女与生态文明建设、妇女/性别与环境治理、妇女/性别与气候变化等研究中，广泛讨论了有关妇女与环境的理论概念、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特殊作用、在可持续发展项目中推进性别主流化等议题；有研究者提出要在可持续发展相关决策和项目评估中纳入性别视角，进一步完善妇女参与环境决策比例和参与环境管理与监督的相关法律政策、完善环境和发展对性别影响的评估机制，进一步发挥妇联和妇女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作用等议题。
8.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研究[10]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当今世界的发展和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主张。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15年9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召开的全球妇女峰会主旨发言中提出“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国际环境”的中国主张，是中国为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做出贡献、承担责任的又一重要标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女性问题投入了更多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不仅关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新的发展，对如战争、和平、安全、世界秩序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核心议题也继续进行了社会性别分析；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女性和女性问题研究方面，既有对女性政治领袖、暴力冲突中的妇女这样处于社会“极端”境遇中的女性群体的深度解析，又有对女性在外交活动、全球治理等国际关系实践活动中独特作用的阐释，还有对“北京+20”这类关系到全球女性发展的重要议题的高度关注。在对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中涌现出《女性主义和平学》（李英桃，2012）、《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全球环境问题研究》（金莉、李英桃等，2011）、《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社会性别议题》（胡传荣，2013）等颇具影响的专著，体现着中国学者正在努力构建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符合中国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积极倡导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贯穿于和平与安全工作的始终，在全球治理的方略之中发挥妇女作用、关注性别平等议题。
9.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研究[11]
党的十八大以来，群团组织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被提升到国家政权支柱的高度，成为国家提升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特别是2015年召开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解决群团组织存在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问题，保持和增强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开启了妇联组织的新一轮改革，也激发了妇女工作者和研究者对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的新思考。在此背景下，关于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多样。有关妇联组织的研究集中在分析妇联深入参与社会治理、深化组织建设的经验与挑战，聚焦妇联组织与新兴民间妇女组织的关系模式的改变、密切与妇女群众的联系、加强对国际妇女组织的借鉴等议题。“妇女工作”越来越成为妇女工作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领域，从妇联组织的工作机制、妇联组织在政策制定和评估中的作用和渠道，到妇女工作的具体内容、服务对象的类型及特征、妇联工作的外部支持环境等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讨论，比以往的研究更为精细和深入，特别是对妇女健康等工作进行的纵向和横向梳理，体现了研究者在对妇联工作理念、领域、方法研究中更注重实证等科学方法的引入。
其他议题包括妇女与社会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教育、健康、体育、参政、科技、性与身体、宗教、生活方式、女童、老年妇女/性别研究等，都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答问题的过程中，把握历史脉络、寻踪发展规律，基于中国本土经验和实践构建妇女理论的意识不断增强，跨学科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一些基于定量定性方法、口述史方法、参与式行动研究、田野调查、民族志、个案分析法等较为扎实的中观和微观研究脱颖而出，研究的规范性和专业性不断增强，主流学科对妇女/妇女研究的接纳程度进一步提高，妇女/性别研究在主流学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五 注重学科建制，提升妇女/性别研究的学术水平和主体地位
学科建制是一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基础，包括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学系和研究机构、图书资料中心及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纵观这五年，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化建制有新的发展。
1.女性学学科发展
2011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强高等学校女性学学科建设、鼓励高校开设女性学专业和课程、培养女性学的专业人才，为女性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为妇女学作为专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及其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互动互渗提供了新的契机。传统意义下的学科概念，强调独特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理论框架、研究假设、研究方法以及获取知识的规则等，明晰与其他学科加以区分的要素，而这种趋势在当代逐渐弱化，学科之间在研究议题、方法等方面加强了交融互通，学科边界有进一步模糊的趋势。女性学一直以来强调自身的“跨学科”性，特别是这五年来，女性/性别议题跨学科的视野中、在与传统主流学科的交流互渗中拓展了研究空间，催生出新的学术增长点。女性社会学、女性人口学、妇女/性别史、女性文学研究在选题新颖度、研究深度、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发掘以及整体的活跃度方面相对突出。
（1）学术会议
这五年召开的一系列与学科建设相关的学术会议也有力地促进了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如2011年1月15～17日，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在广西桂林举办第二届全国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建设与发展经验研讨会，来自全国36所高校的教师针对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教学进行了交流和研讨。2012年11月29日，第三届全国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建设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10所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代表围绕“妇女/性别课程与学科建设”这一中心议题从课程设计、课程专业方向、课程效果评估等方面开展交流和探讨。此外，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2011年主办的“女性学学科建设与专业人才培养”学术论坛、2012年举办的“女性学学科范式与学科地位”研讨会，2012年湖南女子学院举办的全国女性学学科建设与社会性别研讨会，2013年云南民族大学主办、云南民族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承办的“性别平等与高校女性学学科繁荣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学科建设会议都围绕女性学学科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2）学位教育与人才培养
这五年，学位教育和人才培养进步明显，妇女/性别研究队伍呈现年轻化、专业化趋势。继中华女子学院2006年招收本科生之后，2012年湖南女子学院也开设了本科阶段的女性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学科更为广泛，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据对中国知网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统计，与前五年相比，2011～2015年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增加2049篇，这表明妇女/性别研究领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为妇女/性别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3）课程设置
全国范围内1000多所高等院校面向本科生开设了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通识课、公益课等各类课程；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一些高校面向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不同层次的课程，普及性、实践性与专业性、前沿性逐渐结合，并渐成体系。专业教材是衡量一个学科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女性学各学科共出版数十部专业教材，尤其是基于社会性别和本土视野的教材越来越多，如女性心理学中有《女性心理学》（程玮主编，2012）、《女性心理学》（罗慧兰主编，2014）、《女性心理学概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程玮、周蓝岚编著，2015）等，女性法学中有《社会性别与法律》（刘明辉等，2012）、《性别与法》（李秀华、李傲等，2012）、《妇女法学》（李明舜、林建军，2015）等。2012年，中国第一部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教材——《社会性别与经济发展：经验研究方法》出版，不仅成为第一本将社会性别带进经济学教育的中文教科书，突破了以往经济学领域社会性别的阅读资料均为英文的局限，而且教材文章的实证材料均来源于中国的数据、发展问题和经验。
2.跨学科的研究合作与学术共同体
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学院化和专业化趋势逐渐突出，跨学科、多学科研究趋势明显。中国妇女/性别研究正处于从性别分析到性别与阶层、城乡、区域、代际相结合的交叉性视角的普遍运用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无法通过对某一个理论或视角的依赖进入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场景，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开始尝试运用跨学科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研究妇女/性别问题。针对某一议题的跨学科、多学科研讨正逐渐成为妇女/性别研究的重要趋势和特色。
研究基地与研究网络建设。2012年以来，为进一步促进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党校及妇联相互支持与合作的“四位一体”的研究网络建设，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多次深入团体会员单位和基地调查研究，开展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评估工作，倾听高校基地建设的新发展、新经验和新问题、新挑战。2013年，全国妇联与中国妇女研究会开展中国传媒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延边大学、湖南省委党校妇女干部学校、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山东女子学院、汕头大学、河海大学等11个第二批“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的创建工作，推动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建设深入发展。各个基地与其他妇女研究机构和组织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学术研讨和培训，促进女性学学科建设，配合妇联进行妇女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主动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等，为妇女/性别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专家资源和智力支持。2011～2015年，中国妇女研究会也采取多种方式继续鼓励并吸引青年学者关注和参与妇女/性别研究。例如，开展第四届、第五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活动，面向青年学者组织2012～2014年度妇女/性别领域的实证研究项目招标活动，举办2012年中国妇女/性别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为鼓励青年学者关注社会转型期中国妇女发展的突出问题、培养妇女/性别研究领域的新生力量、推进妇女/性别研究队伍壮大做出了努力。
六 妇女/性别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这五年，妇女/性别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学术共同体进一步壮大，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化建设进一步推进。与此同时，妇女/性别研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妇女/性别研究如何进一步扎根中国本土，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努力构建妇女/性别研究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理论体系，为党政部门决策、妇联工作和妇女服务，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一）存在的问题
1.中国特色妇女运动实践的理论化、创新性、系统化有待加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理论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仍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理论化、创新性、体系化存在不足。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及其流变的研究不足，对国际共运、妇运的研究不足，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妇女解放与发展实践的深入研究和经验探索不足，相关实践、经验有待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其二，当前构建基于本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已成为妇女/性别研究各学科各领域的一种共识，但是，各学科各领域如何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对妇女/性别研究进行深入反思，进一步拓展妇女/性别研究的新视野、新路径，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妇女/性别研究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等方面的探讨和突出的研究成果仍显不足。
2.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影响力有待提高
21世纪以来，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是从单纯强调性别分析，逐渐拓展到将性别与阶层、城乡、代际等维度相结合的交叉性视角的普遍运用，强调研究的情境性、结构性、机制性，这是对之前研究中存在的片面化、简单化问题的反思和调整。但总的来看，很多妇女/性别研究不能深入社会肌理深处产生更大的阐释力，对引发社会普遍关注的性别现象、性别问题解释不够透彻，或者反应迟滞，很难真正站在前沿，引领社会舆论，从而对社会大众、学术界和决策者产生更为实质性的影响。在打通古今中外学术资源、构建以中国为主位的学术和话语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大突破，难以将具有时代性的丰富妇女实践和多样化的经验构建成既具中国特色又具国际前沿影响力的学术理论。
3.妇女/性别研究需进一步增强对话交流意识
妇女/性别研究者之间，妇女/性别研究者与妇女工作者、行动者、政策制定者之间，妇女/性别研究与主流学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需进一步加强。例如，一些研究缺乏与政策制定者的对话与交流，对相关公共政策的深入分析不足，对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如何纳入性别视角尚缺乏可操作性的建议，研究结论流于表面化。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就具有全球性、时代性的议题与国外学界、主流学界的对话和碰撞较1995年召开第四次世妇会前后有所减少，对世界的影响力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中国妇女/性别研究话语的国际传播方面还不强。
4.学科建设有待加强
这五年，女性学各学科依然在探索中前行，发展状况参差不齐，这种发展态势也一定程度体现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之中。2011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强高等学校女性学学科建设、鼓励高校开设女性学专业和课程、培养女性学的专业人才，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政策目标仍需进一步细化并落实到具体部门和组织。
5.学科建制需进一步完善
这五年，中国妇女/性别研究基地建设取得一定进展，但各基地的行政编制、资金支持有限。各个学科妇女/性别研究专业委员会比较少，对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有限，小的学术圈子和大的学术共同体建设还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就学术期刊来讲，相比于其他学科，妇女/性别研究核心期刊少，不利于聚合优秀学术成果和壮大学术队伍。在妇女/性别研究课程设置方面，虽然一些高校面向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不同层次的课程，但以本科生课程为主，专业必修课、通选课和选修课构成女性学学科课程建设的主体；另外，以强调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理论及方法训练的女性学课程与“适合”女性生活、迎合社会市场需求的女性类课程并存，导致课程范畴虽多样却显得宽泛繁杂，特征不够鲜明，体系不够清晰。[12]教材开发方面，本科生使用教材较为陈旧，以概论、导论为主，针对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前沿性、专业性教材和读物较少，分层次、成体系的教材开发工作不足，难以满足和应对妇女/性别研究专业化、规范化的趋势。学术资料搜集整理方面，针对中国妇女运动史和妇女工作史材料的收集整理，针对妇女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等相关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均不足。
6.学术共同体需进一步巩固
一是研究队伍比较松散。当前，妇女/性别研究队伍正处于代际交替的过渡期，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经历1995年第四届世妇会的妇女/性别研究中坚力量，逐渐退出或弱化妇女/性别研究领域，或转向主流研究领域；新一代从学院成长起来的研究者逐渐成为妇女/性别研究的主体，但受研究积累、人生体验和阅历的限制，在研究深度、厚度方面尚需磨砺，与主流学界的对话能力、对妇女/性别研究的反思能力也有待进一步增强。当前，研究队伍比较松散、不够稳定，许多学科领域缺乏一定数量的有学术影响力的带头人，还没有形成一个高质量的学术共同体。二是针对青年学术人员研究能力的培养和培训不足。硕博学位论文的发展特点与趋势反映了学界新生力量对各学科领域的理解与认识，孕育着该领域的研究创新点和学术生长点，但从这五年的硕博学位论文来看，存在选题重复、学术质量普遍不高的状况，研究的前沿意识和学术的创新性、规范性亟须加强。妇女/性别研究界尚需就人才培养、学科推进做些基础性工作。
（二）努力的方向
在新时代，妇女/性别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增强研究的原创性为核心要务，不断融汇各种理论资源，在面向生活世界、回应实践变化的基础上凸显中国特色，实现中国特色妇女/性别研究话语体系的创新，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进一步努力。
1.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妇女理论的创新发展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推动各学科各领域妇女/性别研究者进一步增强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意识，扎根中国国情、社情和妇情，进一步推动面向经验研究的理论研究、具有理论品格的经验研究，有意识地提炼和总结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经验和创新实践，推动中国特色妇女理论创新发展。
2.提升妇女/性别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一是基于问题意识，推动深入的学术研讨和研究方法的讨论，不断拓展妇女/性别研究的新视野、新路径，推动妇女/性别研究不断深入社会肌理产生更大的阐释力，努力打造更具标识性的概念和理论。二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妇联组织工作以及引发社会普遍关注的性别现象和问题组织研究和研讨，努力站在学术前沿，引领社会舆论，对社会大众、学术界和决策者产生更为实质性的影响。三是进一步增强妇女/性别研究的学术对话意识与能力。加强与国外学界、主流学界、政策制定者、非女性主义者、不同性别学者、不同代际妇女/性别研究者、不同学科妇女/性别研究者的对话和互动，在融会贯通中不断提高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水平，扩展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3.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学科地位
第一，围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及其会员单位、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妇女/性别研究专业委员会应进一步强化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建制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制定学科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整体推进、协同互动、相互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合法性基础和生长机制。第二，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和学术机构对妇女/性别学学科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推动将妇女/性别研究及学科建设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规划，促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计划吸纳更多与妇女/性别研究相关的内容，为妇女/性别研究持续健康良性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第三，各级妇联组织应进一步推动将现实中突出的妇女问题和自身的问题意识转化为学术研究的议题，以课题招标等形式与妇女/性别研究人员合作。第四，强化专业学术共同体建设，发挥学术引领作用。进一步推动在主流学科学会下设妇女/性别研究分会，充分发挥中国妇女研究会及其专业委员会、各主流学科全国性学会下的妇女研究专业委员会、女性学学术期刊在理论创新、人才聚合、学科建设中的优势，使其成为带动中国妇女研究事业发展的引领性力量。第五，进一步加强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建设，着力培养学科带头人与专业研究团队，拓展更多的妇女/性别研究招生方向，面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发分层次、成体系的专业性、前沿性教材和读物，组织面向青年学生的高级研训班，进一步提高妇女/性别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科认同度。第六，整理、发掘和出版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的相关史料，以项目、课题的形式有计划地规划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妇女群体口述材料的抢救性发掘工作，为妇女研究保存珍贵的历史材料和文献。
4.巩固和壮大妇女研究学术共同体
一是巩固、拓展研究网络和队伍，进一步稳定学术队伍。更多地鼓励和吸纳主流学科领域的学者，特别是男性学者加入研究队伍。通过组织针对青年学者和学生的高级研训班、青年学术论坛，组织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评奖，为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提供发表机会等，激发、培养青年学者的研究热情，助推其学术成长。二是加强研究能力建设，促进青年学者成长。将研究能力的培养落实在院系建设、专业建设之中；组织高质量、专题性的讲座、研训班和学术研讨会，提升学术交流的层次和质量，培育和壮大研究队伍。
[1]作者简介：杜洁，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表2检索方式与此相同，不做具体介绍。
[3]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马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综述（2011～2015年）》。
[4]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张再生、曲瑶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中的社会性别研究综述（2011～2015年）》，刘小楠的《妇女人权与法律研究综述（2011～2015年）》，张荣丽、李九如的《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研究综述（2011～2015年）》。
[5]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佟新、陈玉佩的《妇女与就业研究综述（2011～2015年）》。
[6]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吴惠芳、文婷、王宇霞的《妇女与贫困研究综述（2011～2015年）》。
[7]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马春华的《妇女与婚姻家庭研究综述（2011～2015年）》，张荣丽、李九如的《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研究综述（2011～2015年）》。
[8]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王琴的《女性与媒介研究综述（2011～2015年）》。
[9]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杨玉静的《妇女与环境研究综述（2011～2015年）》。
[10]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邱吉青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综述（2011～2015年）》。
[11]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石鑫、丁娟的《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研究综述（2011～2015年）》。
[12]详见本年鉴“研究综述”栏目中魏开琼、卢梦玮的《女性学研究综述（2011～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