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活方式研究综述（2011～2015年）
李亚妮 王聪[1]
一 研究概述
生活方式是人们生活价值观的实践，也是一种对理想生活的追求。研究多元化形态的生活方式，是保存和记录人类生活与文化的途径，也可为人们构建理想生活方式做学理上的参考。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研究女性生活方式，能更好地为生活的多元化与社会的和谐进步提供参考。
2011～2015年，对女性生活方式的关注呈现出多视角和跨学科的态势，研究议题也更加多元。特别是随着生活空间的拓展、消费资源与休闲资源的日益丰富，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双向影响越来越显著，引发学者对女性生活方式与主体意识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以“生活方式”“休闲娱乐”“消费”“服饰”“美容”“时间利用”等为主题词，在以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主的搜索中，除医疗卫生体育方面的文章外，2011～2015年，有关女性/性别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有115篇左右，著作10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160余篇，重要的国内学术研讨会十余次。自2011年起，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每年一次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讨会”和中国休闲研究会每年举办的“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都涌现了一批有关女性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成果。
这五年间，有关女性生活方式的研究课题也在开展。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中以上述关键词进行检索，本时段内通过立项的相关课题共有5项，分别来自社会学、体育学与民族研究，讨论问题包括女性生活方式变迁、女性体育休闲以及女性的传统服饰传承等。项目负责人来源于全国各地，既包括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有中西部较不发达地区，研究者的视角较为多元化，不仅投向都市中的女性，也关注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对女性生活方式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普遍性关注。
简要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队伍呈现年轻化态势
在女性生活方式研究队伍中，硕士、博士研究生们以及优秀的青年学者正成为一股重要的、引人关注的研究力量，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数量比前五年猛增，选题、观点新颖独特，研究成果富有活力。他们既有专业的学科背景，又具有对生活方式新体验的感悟，为女性生活方式的研究注入了新鲜力量。
2.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更加细化和深入
女性生活方式的研究逐渐打破女性视角而转向社会性别视角，结合男女两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不同角色与地位，观照经济转型期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市场化、全球化、城镇化、老龄化等时代特点，深入研究不同职业、年龄、受教育程度、地域、社会阶层等女性群体，全方位素描女性生活方式的图景。同时，一些长期关注女性休闲、女性消费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逐渐形成系列研究成果，成为推进该领域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3.学科视角更加丰富，研究资料更加广泛
除传统主流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之外，民俗学、地理学、旅游学、艺术学以及戏剧影视等学科也开始关注女性生活方式。在学科方法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研究资料获取更加广泛，除史书典籍方志之外，墓志材料以及古代绘画、壁画、墓画、陶瓷人物画等图像资料也成为研究对象。
4.呈现国际化视角的跨文化研究兴起
一方面是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生活方式在国际空间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对不同国家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生活方式的比较研究，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视野，也为生活方式研究理论提供了跨文化对话的基础。
5.实证研究突出
一些市场调查机构或研究机构，从拉动消费的角度开展女性消费产品及消费方式的研究；一些产品设计者或制作者从女性生活方式研究中获取设计或创作灵感等，这些市场化下催生的调查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生活方式研究。
二 研究主要内容
女性生活方式呈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一时期的女性生活方式研究依然集中在相关理论研究、时间利用、女性休闲与健身、女性消费、女性服饰美容以及女性宗教信仰等方面。
（一）专题研究及相关理论探讨
1.女性生活方式的理论探索
学界对于生活方式的概念及研究内容并无统一界定。李亚妮（2013）在研究中指出，女性生活方式是指女性所选择的行为模式和习惯，以及这些选择所反映的占有、享用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的状况。对女性生活方式的研究既要关注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挖掘女性生活方式特征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机制，也要关注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阐释不同女性群体生活方式的特征及社会因素，既要关注物质生活的行为方式与质量，又要关注精神生活的价值观。
生活方式与妇女地位和性别制度关系的探讨是长期关注的焦点。潘萍（2011；2015）指出，女性的生活方式是衡量妇女解放具体程度的天然尺度。当代女性中流行着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后现代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符合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提出的“生活政治”的真谛，能够通过女性个体生活方式的革新与进步，使父权制意识结构形式得到彻底清算。而其引领者和带动者则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端职业、高品趣味与高质生活的“先锋”女性。对女性生活方式的社会性别考察，是对以往家庭、社会中女性地位考量的补充，是认识女性个体的社会地位和阶层认同的通道。
女性生活方式的研究框架与研究视角不断丰富和扩展。李亚妮（2013）将女性生活方式研究聚焦于时间利用、休闲、消费、社会交往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在此框架内描述男女两性的特点以及占有和享用经济、文化、休闲等资源方面的差异。同时，生活方式的研究应纳入历史视角。历史视角不仅是对生活方式时代变迁的梳理，而且探讨生活方式背后女性群体的意识与文化内涵之间的深层历史关系。梁景和等（2013）则运用历史学理论方法，以女性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纵向追溯了民国时期、“文革”时期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女性群体在服饰、社会交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变迁。
2.女性生活方式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女性生活方式的选择与教育、健康、阶层、民族、信仰、地域、文化等诸多因素相关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复杂性也显而易见。王雅林（2015）认为，生活方式的研究应体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一方面可以利用大数据方法为研究提供新的分析空间，另一方面可以从传统学术中的“感悟”“意会”、主客体同感共鸣研究方法中获得新的价值。但同时，马惠娣（2015）认为，正是由于生活方式研究的复杂性，研究难以操作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测量指标，在测量、调查上很难达到比较准确的程度，给生活方式的分析和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对女性生活方式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探究也很有必要。
3.女性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
在全国性的调查研究中设立生活方式专题。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分别于1990年、2000年、2010年联合开展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其中将“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标来衡量妇女社会地位，数据开发与研究论文推动了对女性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课题组，2011；蒋爱群、姚旖，2013；李亚妮，2013；赵玲，2014）。自2003年起每年一次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也将生活方式作为其中的一个专题进行调查，涉及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方面。
此外，国内的一些其他调查机构或市场上的产、学、研相结合的项目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2015年发布的《女性生活蓝皮书：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No.9》中包含《第十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2014年中国城市女性消费状况调查报告》等内容（韩湘景，201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生活方式在消费等方面的状况。《农村流动女性城市生活发展报告（2014）》则是国内首部关注农村流动女性发展的蓝皮书，不仅剖析了农村流动女性的城市生存现状，而且对流动女性职业化发展做出了基于案例的探讨。
但是，从整体来看，目前的研究中对生活方式的理论探索依然比较薄弱。生活方式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不够清晰，有的研究将生活方式狭义地理解为休闲方式，即体育锻炼或健身等；有的研究将生活方式窄化为行为方式，而较少关注其背后的价值观。同时，对生活方式的整体性研究不足，大多只关注生活方式的某一方面，这些都不足以反映社会变迁背景下人们生活方式选择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特别是女性生活方式选择与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
（二）时间利用
在现代社会中，时间是宝贵的财富和资源，对时间的利用和支配反映了女性生活资源与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寡，同时反过来影响着女性的生活与发展。
1.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
男女两性的时间利用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这五年中，学者们利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普遍存在总劳动时间长、有收入的工作时间短、无酬家务劳动时间长、休闲时间短的特征（李亚妮，2013；杨菊华，2014；沈渝，2014）；就城镇家庭女性而言，她们在职业上付出几乎与男性相同的时间，却要在家务劳动中花费更多时间（佟新、周旅军，2013）。女性的学习时间普遍少于男性，既有婚姻和劳动总时间影响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又有主观的性别观念影响，性别观念越平等，学习时间越长（杨菊华、张娇娇等，2015）。
2.男女时间配置差异的影响因素
有诸多因素会造成男女在时间分配方面的差异。与男性相比，婚姻状况和家庭照料对女性时间利用和分配造成了更大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中国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比例高、正规就业的劳动规则弹性小的大背景之下，女性家务劳动的时间来源是以挤占自身的学习、休闲和休息时间为代价的（李亚妮，2013；周云、郑真真，2015）。
3.时间配置差异对女性的影响
时间配置差异对女性的影响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新视角。罗芳（2011）对农村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与时间配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女性更多地为经济独立而工作，在家务劳动中投入的时间超过男性的数量也在减少，男女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没有使女性“理性”地选择增加家务劳动时间，反而以积极的态度增加了配置到市场劳动的时间。
时间利用是测量生活方式的一个国际性指标，但目前国内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其测量的规范性还不够，与社会生活其他因素的结合分析比较浅，存在就时间谈时间的状况，在评估女性的社会地位方面说服力还不够，需要更多的具体测量和深入分析。
（三）女性休闲
这一时期对于女性休闲的研究推进迅速，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重点关注男女休闲差异及影响因素、女性休闲方式与性别秩序、女性休闲体育与健身等。
1.女性休闲与性别差异
一是休闲时间的差异研究。不论城市乡村，女性休闲时间均少于男性，而且，女性休闲质量远低于男性，对那些承担照料家庭成员任务的女性而言尤为如此（王晶、孙曈，2013）。作为家务劳动的主要劳动者，女性的纯粹闲暇时间较少。研究表明，许多女性会在休闲的同时进行家务劳动，表现出了明显的“半休闲”倾向（李丹、尤思书等，2014）。家庭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庭时间的配置，特别是影响女性休闲时间的配置。有无孩子对女性的休闲时间特别是看电视外的其他休闲时间有影响，但对男性影响不大（李亚妮，2013）。
二是男女两性休闲行为的差异研究。许晓霞、柴彦威（2012）探究了北京居民日常休闲行为中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女性更乐意将时间用在社交活动，而男性更倾向于将时间用在体育锻炼和上网活动。男性倾向于一个人休闲而女性更倾向于与家人一起休闲，表明女性更重视休闲活动中的社会关系。整体而言，女性参加社交活动的内容比男性更为丰富，且参与频率更高（李丹、尤思书等，2014）。
三是休闲空间的差异研究。邓昭华等（2014）认为，女性的公园游憩行为更多地受到其社会分工尤其是家庭责任的影响。在活动区域上，女性因对安全性的要求高而趋向视线开敞的集体区域活动，男性因要求独立性而趋向在有视线遮挡的区域活动，且男性同性恋活动区域对女性形成了一定的活动抑制。徐正前（2012）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过程中，随着村改居的生活环境与空间的变化，女性的休闲空间与时间也在变化。
四是女性休闲的影响因素研究。在女性休闲的内部差异上，不仅延续了前五年对职业差异、年龄差异、收入差异等影响因素的关注，还注意到婚姻家庭因素对女性休闲活动的影响。张乐（2011）在研究中发现，未婚女性更多地从事带有明显时尚因素的上网和欣赏影视剧等休闲活动，而且她们在需要投入较多时间外出休闲的娱乐项目上的得分也明显高于已婚女性，已婚女性则更乐意选择棋牌等不需要外出的室内活动。另一大影响因素是城市化的空间区位。近年来，在中国快速城市化、郊区化带来城市空间重构的背景下，土地与住房制度改革、大规模郊区住宅建设、公共交通设施的发展以及城市居民的职住分离、通勤距离和时间明显增加等趋势，使得女性的休闲行为和时间受到显著影响（许晓霞、柴彦威，2011）。郊区女性居民的休闲状况则呈现出较为不同的特点（柴彦威、张雪，2014）。女性休闲还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工作/学习时间越长，休闲生活时间越短，但其参与的休闲活动形式越加多样。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相同层次中男女两性闲暇时间的差距也呈现出缩小的趋势（马惠娣、李享，2013）。
2.女性休闲与休闲体育
一是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状况研究。在体育学视角下，研究对象被进一步细分，既包括职业女性（张李飞，2011），也关注了退休女性（张楠，2014）；既关注都市女性（刘卓琦，2013）、高校高学历女性（王晓鸣，2012），也关注外来务工女性（高丹丹，2013）。
二是女性参与休闲体育影响因素研究。除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因素外（邱亚君、许娇，2014），女性在休闲行为过程中遭遇限制的状况也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逐渐构建形成的（冯婷，2011；邱亚君、梁名洋等，2012）。女性所拥有的也只是“分钟假期”，她们没有相对集中的时间去从事某项休闲运动。同时，消费一方面促进了女性休闲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制约着女性休闲运动的发展，女性承担的代理性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女性参与休闲运动（李相如、刘转霞，2011；袁继芳、陈建国，2014）。陈丽珠（2011）研究发现，当代女性对体育健身与人的身心健康的关系认知程度都比较高，但是，参与体育健身的人数和每周健身的频度反映出当代女性健身观念和健身行为的不一致性。
三是休闲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女性及社会性别建构的影响。社会空间研究进入女性主义理论视野中，女性主义研究者逐渐从研究日常行为来分析空间现象。熊欢（2012）认为，城市化为女性休闲体育创造了政策、价值观念、制度和空间要素，这些要素在互动中形成了对女性体育休闲发展的综合推动力，并使它朝着自发性、多样性、多元化、商业化、（自愿）组织化的方向发展。李野（2012）认为，女性休闲体育的发展与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关系密切。熊欢（2014）更进一步指出，女性的休闲体育活动解构了“公域”和“私域”二元对立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空间上的性别权力秩序，但影响女性通过体育活动建构社会空间的社会结构、文化、群体（同伴）及个体因素依然存在。
3.女性休闲与性别秩序
女性休闲具有多重维度上的意义。王永明（2011）认为，女性休闲的最终价值诉求是实现女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参与休闲活动不仅能够使女性实现感性自然生活的自我解放，也能够彰显性别公正，为女性自由发展提供社会空间。但对于不同的女性而言，休闲同样具有不同意义。对农村女性而言，休闲作为她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不仅从行动层面上帮助她们建构起积极的情感体验，在物质、行为和社交网络等方面实现了人际关系上的互惠互利，同时在结构上推动了社会性别秩序的建构（杨莉瑰，2011）。对于白领女性而言，其休闲行为的意义则主要体现在女性地位的提高、社会及家庭的和谐以及进一步服务社会、幸福感的提升等方面（郝利双，2014）。
女性休闲空间的发展是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的。近代以来，城市开化了女性，促进了女性休闲空间的发展，而女性休闲空间的出现又完善和协调了整个城市空间的发展（方超，2012）。然而，现有的休闲空间秩序仍然是建立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之上的，女性在休闲空间之中行为受到规范，因而始终只是休闲的边缘人与“他者”，而非休闲的自我（张文馨，2014）。
4.女性休闲的历史研究
有学者运用历史典籍、古代文学或绘画等艺术作品，对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的休闲娱乐进行研究。李红雨（2011）对唐代宫廷女子的游娱行为进行研究后认为，宫廷中的女性是风气的引领者，反映了唐朝女性的本体意识和自主行为的舒展。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关注特殊女性群体的生活方式，如唐代道教女信徒的生活（焦杰，2013）、汉代女性的方术活动（董涛，2012）等。
女性休闲是女性生活方式研究中的热点之一，也是成果比较丰富的关注点之一。但目前的研究多以现状描述为主，理论探索较少；针对女性休闲空间与设施的对策建议相对比较单一，且针对改进的追踪式研究缺乏，不能为以后的对策建议提供借鉴。
（四）女性消费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女性经济能力的提升，女性在消费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女性消费的研究也随之得到推进。女性主义消费文化不仅凸显了女性主体性，而且彰显着女性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艾玉波、庞雅莉，2015）。
1.女性消费与国家民族
一些研究将女性消费行为置于不同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女性消费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联。任娟娟（2014）研究发现，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国门洞开、洋货大量融入的背景下，女性消费观受到民族主义的建构和影响。在1934年的“妇女国货年”运动中，组织者和参与者努力构建女性民族主义消费观，倡导女性服用国货、消费国货，并通过开展各种社会活动，积极引导女性的经济消费行为。对女性消费的民族主义建构客观上增强了女性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民族认同感。葛丽（2011）认为，女性消费与民族主义的融合起源于女性的特殊社会身份，由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可以成为联结家庭消费与社会消费的纽带，这一纽带作用使女性消费成为民族主义建构的理想对象。然而，对女性消费的民族主义建构同时受到消费主义及经济理性等因素的瓦解，使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联合注定只能是暂时的。
当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成为生产性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时，城市女性日益成长为市场消费的主力军，但城市女性都负有倡导并积极践行生态消费价值观的责任，城市女性的生态消费模式的构建对社会的引领作用绝对不能小视（贺晋秀、刘翠芬，2011）。陈惠芬（2013）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化过程中的性别与消费之关系的文化研究，重绘了性别、消费与现代性的文化地形图，阐明女性对大众文化的参与和大众文化对女性形象的关注，同时认为，社会经济的变化、百货公司的兴起、都市大众传媒等也为妇女地位的提高、性别观念的变化提供了条件。
2.女性消费与媒介
媒介既是市场化过程中的产物，也是女性消费的载体，对女性消费的影响吸引很多学者关注。
（1）对时尚杂志的研究
早在民国时期，《上海画报》封面女郎便以直观的视觉形式反映了摩登女郎的时尚生活，从而推动了都市大众消费观念的变化（刘素芬，2014）。在当代，丰富多样的各类时尚杂志更是全方位地对女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进行引导（晏欣霞，2011；唐薇，2011）。研究者认为，时尚杂志对女性的影响包括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从历史学与传播学角度，周景芝（2012）认为，《玲珑》杂志真实地表现出了女性渴求解放的心声及其对自身解放的执着追求，杂志中所塑造的摩登女性群体在不断超越自我，其主体意识、自我解放意识、平等自由意识不断觉醒。高阳（2015）从身份认同角度分析了《玲珑》杂志中的女性形象，认为其成功推动了中产阶级女性群体的聚集，促进了中产阶级女性休闲娱乐消费，也拓展了中产女性的话语空间。然而，由于受到父权制文化的影响，时尚杂志往往站在男权文化的立场压抑女性经验，通过把女性框定在已有的审美标准之下，维护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传统性别等级地位（邱学晶，2013）。时尚杂志的负面影响还表现在通过将女性身体纳入消费主义体系，将女性作为一种审美而对象化、客体化，置女性于被看的地位（严雨丝，2011；旷洁，2014）；《妇女杂志》和《申报》两大报刊广告所塑造的“新女性形象”依旧是男性视角下的理想女性（王瀛培，2015；王楠，2014）。时尚杂志为人诟病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时尚杂志往往极力宣扬炫耀性消费和享乐主义。边晓璇（2015）指出，时尚杂志的确有助长女性消费欲望的功能，但我们不应忽视青年女性群体的消费理性，大部分青年女性能够对时尚杂志的推介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其消费行为依然是追求质量与实用。
（2）对电视媒介的研究
电视广告因其媒介的多重表现方式而产生了更为强大的效力（谢凤华、白潇，2015），同时，电视可以通过树立意见领袖引导消费以及通过议程设置引导消费（胡鹏，2013）。电视广告不仅助推女性消费，同时通过塑造完美女性形象对女性进行规训。在广告中，以男性受众为主的广告多以温柔美丽的女性形象作为卖点，即便是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的广告中，女性形象依然是按照男权秩序对女性角色的规定来建构的（马欣，2012）。电视时尚节目更是通过树立西化女性身体为审美性范本而建构女性身体形象，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以西方女性为标准塑造自身形象。电视节目中还出现了盲目追求病态身体的趋势（陶冶，2012）。
（3）对网络媒介的研究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媒介对女性消费的影响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一批硕博士学位论文都关注到商业网站对女性消费的影响，包括对心理、行为和价值观的影响（廖晓玲，2011；胡琨，2011；王苗苗，2014）。除传统商业网站之外，社交媒体基于其及时、便捷、自由的特点以及庞大的用户群体，通过具体的意见领袖与网络红人的信息扩散来实现（王琬瑜，2015；刘杨，2012）。新媒介为乡村女性提供了一个窥探城市生活的窗口，乡村女性通过在消费行为上对都市生活的模拟来进行自我表达与形象建构，使自己在心理和身份上形成一种认同（王芬，2014）。
3.女性消费与身体消费
由于社会性别权力的不平等，女性在消费社会中不仅是消费者主体，也被市场所消费。这一阶段的研究则更进一步阐明了女性的消费客体地位是如何层层被建构起来的。女性的大部分消费行为是围绕着“身体”而展开的，“身体”是女性消费的载体，因此女性消费实质就是以“身体”为载体所展开的符号消费（汪怀君，2013）。为了刺激女性消费，男性权力通过与社会消费资本、技术合谋，共同建构起女性身体神话。这种身体神话往往与医学美容、图像等技术结合，通过推崇理想化的女性身体符号，刺激女性对于身体的相关消费，从而拉动美容、整形、化妆等相关产业的消费（蒋建梅，2015）。女性内衣广告正可以作为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进行规训的最好体现。在大众传媒、商家与男权社会合谋之下，女性内衣广告通过将女性塑造成符合男权话语的审美对象，规定了女性身体美的标准，进而通过精神控制内化到女性的自我认知中，对女性身体进行规训，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商业利益的实现（董渺，2014）。
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再造研究。刘蒙之（2011）指出，为了对女性消费的商业价值进行开发，当代社会不仅打造出包括化妆、瘦身、整容、文身、美甲等行为的身体改造产业，还进一步催生出女性的身体炫示产业。女性身体炫示的重要意义在于建构女性身体改造的功利意义。而这类女性身体产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审美霸权和商业意识形态的传播基础之上的。当这种对女性身体的要求上升成为社会普适标准，女性无法摆脱亦不可抗拒这一社会结构层面的价值体系。张馨月（2014）认为，女性消费主体在身体消费实践中内化了社会的身材标准和审美文化，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反思性感受，并直接作用于实际的实践活动，而这种做法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审美的根基并使其能够操控更多的女性。
女性身体消费一方面受到宏观的消费主义、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个体的消费行为也受到具体的收入水平、消费观念以及家庭结构等的影响。女性身体消费固然使女性沦为消费客体，但也使女性群体内部实现了身份认同，不仅获得了形象资本，而且改善了自我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形象（吴维祺，2015）。身体消费还为“千百年来社会对女性主体性的压抑提供释放和再塑空间”，塑造出“平等”和“民主”的幻想（王慧，2011）。
女性作为消费的客体还体现在消费空间的使用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女性逐渐走入城市公共消费空间，从而打破了男性对公共空间的绝对主导，也建构出女性的权力意识。然而，女性对消费空间的占有并不彻底，由于空间的提供者大多是男性，女性的空间活动依旧必须遵从父权制社会的一系列规则和秩序。女性在消费空间中的行为仍然要受到男性凝视和传统性别观念下的角色所规训（王楠，2015）。
（五）女性服饰与身体再造
服饰与妆容作为生活方式选择的外在符号，同时是社会变革的外在体现，也是人们精神追求与价值观的载体，对此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1.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
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服饰往往成为社会变迁的最主要表现，女性服饰风尚直接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及风尚和文化因素共同形塑了男性对于女性眉清目秀、面目白净、弱不禁风、衣带飘飘、肢体若隐若现的审美倾向，而这种“阴柔”的审美倾向又借助《玉台新咏》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传阅，传播了男性审美标准下的女性衣饰、样貌、首饰等，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强势女性”给其他女性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梁艳萍，2012）。近代以来，女性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开始参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变革。城市女性的婚服由传统的凤冠霞帔、上衣下裙逐渐转变为中西结合的形制，体现了西方婚姻观念及生活方式对女性的影响。女学生装与女性职业装两类新型女装的出现，则直观反映出两类特殊女性群体的出现。接受了西方穿衣文化、具有一定规模的女学生群体的着装一度引领当时的服装潮流，影响到整个社会女性的服饰消费（陈黎琰，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服饰风尚几经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男女平等”的语境下，女性往往以着灰色、蓝色、黑色中山服和绿军装为荣，这种“一切向男性看齐”的行为实则是忽视了女性的主体性，女性意识受到压抑。“文革”时期，女性以穿军装为时尚，款式单一，颜色单调。政治化、革命化、去性别化的女性服饰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符号，抹除了性别差异（郑丽霞，2012）。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女性服饰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胡琳琳，2012），在服饰色彩、面料、款式以及搭配等多方面发生了变化（郭丽，2013）。在少数民族女性需要穿着本民族服饰的重要生命仪式和族群活动中，她们的身体成为民族社会性别文化权力施展权威的场域，她们通过遵守本族服饰规范从而遵从了本民族社会的性别规范（殷丽娜，2015）。
2.服饰变化与女性意识
服饰风尚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张扬。在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潮流之中，诞生出一批服装设计师，推动了以女性自主意识为前提、以女性诉求为核心的新型女性服饰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孙虹、苏祝清，2012）。民国时期汉族女性服饰风尚受到多重文化思潮的影响，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复古到创新的服饰发展历程，并最终探索出以“倒大袖”与旗袍为代表的多元化服饰风尚（崔荣荣、牛犁，2015）。
女性自身的性意识被唤醒，开始通过服饰追求自身的美。但此时的女性仍然是被男性目光“凝视”的对象，其性别特征实际上是从男性的价值观念出发、受到男性道德观和审美标准的制约的。尹志红、陶辉（2012）将现代社会中流行的高跟鞋与古代妇女缠足后的“三寸金莲”进行对比，认为二者都是在男权“注视”下的女人带有“性趣味”的着装，女性的服饰审美观是由男人的喜好来决定的。进入21世纪，女性开始有意识地对传统性别制度进行重建。以李宇春为代表的中性偶像的流行，正是女性跨越传统性别规范的体现。王晶、刘彦喆（2011）盛赞这场新的审美风尚，“在这次关于‘美’的评判中，中国女性并没有屈从于男性主导的价值观，她们很坚定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阐释了自己对于中性美的认可”。然而，无论在何种历史时期，处于社会较高地位的女性都能够引领女性服饰风尚的变革。女性地位越高，其影响女性服饰风格的作用就越大，传播面也越广。她们不仅能够推动服饰消费，而且对女子服饰设计的创新起着引领作用（史海亮，2011）。
3.女性服饰与性别秩序
服饰是社会性别秩序的重要表征，它在性别间制造出区隔，但这绝不仅是两性在外观上的区别，它更意味着表象之下的价值与能力以及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性别间的易装行为模糊了两性外观上的区别，无异于颠覆了社会最基本的规则。汤晓燕（2015）对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亚马逊女战士”的研究发现，这些女性着男装，手持刀枪，走上街头，争取佩带武器、参与战事等权利。她们将服饰的平等自由与性别间的平等权利相提并论，其实质则是要争取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对此，主流男性社会则竭力维护传统性别秩序的权威性。
4.身体再造与性别规训
女性的身体再造是消费时代一直以来的话题。杨斌（2011）认为，美的现代标准下女性对身体不满加剧，“美女”行业走进大众生活，美丽消费使女性痛并焦虑着。也正是由于这种认定与追逐使女性身体走向物化、消费化，使女性丧失了自由发展的空间、降低自我生存的价值，给女性自身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是一种病态的审美文化。张静文（2011）认为，虽然人造美女是一部分女性的自由选择，但在这种改造行动背后的理念，却更多地折射出女性为了迎合社会文化中的美的价值观而做出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不仅失去了身体的特色，也受到新的束缚。有研究认为，女性身体再造的过程，其实质是女性通过不断改变自身以适应父权制规范的过程，女性身体是父权制所物化和规训的对象，而再造行为本身又不断地巩固了性别关系中的从属关系和依附关系，强化了父权制的社会结构（柳波，2011）。但董金平（2013）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在自我技术的生产模式下，女性个体的身体又被重新注入了活力，美容手术是女性自我选择的产物，女性是能动的主体，而非被父权制意识形态操纵的庸众受害者。
三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就本文查阅分析的研究成果来看，2011～2015年，女性生活方式研究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研究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更多可拓展的领域和更大的学术空间。
1.整体性和系统化研究缺乏
由于生活方式涵盖领域比较广泛和分散，大多研究关注生活方式的某一方面，而不是对此进行整体性考察与分析，缺乏有阐释力的理论框架，现有的研究大多以描述性为主，间有分析，但少有理论对话。在现有研究中，生活方式往往被泛化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的更少，同时，女性生活方式与家庭生活方式的理论界限不明，家庭生活方式也常常被作为女性生活方式来研究，在反映女性生活方式的独特性方面不足。
2.对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研究不够
虽然有少数研究关注到城市中的女性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农村女性的生活方式，但大多数城市女性、职业白领女性群体的生活方式更容易成为研究的热点。整体而言，对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宗教信仰等女性群体的研究依然远远不够，对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性差异关注度也不足。
3.研究内容还需进一步拓展
目前的研究运用的依然是生活方式的传统框架，对新生代女性生活方式或新潮生活方式研究较少，依然在资源论分析的传统框架下探索；比较集中于女性消费与女性休闲，但女性休闲又多集中于休闲体育，而对其他娱乐活动关注较少，对女性生活方式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观研究不够。另外，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饮食、居住、交通、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研究零星散见于文中或论文集中，未能成为系统专题研究，还有待开发的空间。
4.女性生活方式的历史研究还有待挖掘
从目前来看，对近代以来的女性生活方式研究较多，同时由于唐宋与明清社会政治稳定、城市经济发达、都市文化繁荣以及相关资料较为丰富等原因也得到了较多关注，而对其他历史时期的关注则较少。
总之，女性生活方式的研究将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更加具有生命力，研究成果也将更加丰富；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介入将丰富研究方法和视野，生活方式研究成果的转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女性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的拓展，也将进一步为生活方式的研究提供鲜活的材料。
[1]作者简介：李亚妮，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聪，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