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圪道的困惑
——对一个深度贫困村的解读
魏永刚[1]
一 引言
岗圪道是山西太行山深处的一个村庄，属于平顺县阳高乡。全村有8个自然庄，已经有3个无人居住；村里有69人，散居在5个自然庄，分立42户。
在脱贫攻坚中，这个村被确定为易地扶贫搬迁村。政府在乡所在地建起了移民小区，每户搬迁还有一定补贴。但是，全村报名搬迁的只有25户。笔者走进村庄，挨家挨户地近距离探寻“解困之策”。
三四天的时间里，笔者走访了4个自然庄16户人家。村里有42户人家，其中13户是“空挂户”——多年无人住在村里，房屋已荒废，土地也没有耕种。剩下的29户人家，贫困户占21户，其中大照洼自然庄住着两兄弟，笔者没有去走访。常年留在村里居住的，也就十多户。
花椒和药材是当地农户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笔者走访的16户中，两三口之家最少可采摘三百多斤花椒，有好几户的采摘量可多达上千斤。每斤花椒的市场价格是36元左右。单以花椒算账，岗圪道村人均经济收入也超过了贫困线，但进到村里，笔者还是深深地感到贫困的缠绕。
二 贫困之困
清水峧算是岗圪道最繁华的自然庄，住着7户人家。笔者和村第一书记相伴进村，一到村里，就有几户农民反映困难。
第一户人家姓靳。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外村。2014年，男主人做了手术，女主人身体也不好。他们反映，乡里民政人员在转接中把他的医保单据弄丢了，手续不全，医药费少报了一千多元，希望第一书记能帮忙打听一下能否补上。进一步细问，笔者发现，他对医保具体政策并不清楚。
第二户人家姓李。当下最大的困难是二儿子的户口。这个儿子原来入赘到附近的一个县，但半年前离婚了，他的户口却迁不回来。村里答应他落户，但迁移手续遇到对方拖延。这位年轻人一见笔者一行人，就提了一大堆意见，有对村干部的，也有对现行各种政策的。笔者知道，归根结底，他是对自己儿子户口办不回来有气。
第三户人家姓任。老人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在江苏当过兵。他反映的问题是，退伍补贴究竟是多少？他怀疑经办人员把他的退伍年限弄错了。他反复要求第一书记帮他了解一下补贴政策，希望弄清楚“到底是多少钱”“为甚有的地方给钱多，有的地方给钱少”。
笔者一行人把这些要求“照单全收”，毕竟村里老百姓，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平时出村到乡里需要步行30多里路，很不容易。第一书记来这个村已经两年，第二个任期刚刚开始，这位第一书记已经习惯了这种“帮打听”的事情。
老百姓的这些困难，其实都是对基层社会公共服务提出的要求。岗圪道是阳高乡最偏远的一个村庄，至今不通公共汽车，村里人出门有两条选择：走五六十里路上山，去到县城；走七八里山路下山，到沟口去坐每天两趟通往县城和附近长治市的班车。村里在2007年才铺通水泥路，因为出行艰难，而且唯有一条路连通山外，老百姓格外珍惜。每年冬天下雪之后，十几个老人义务清扫积雪，一上午能把十多里山路清扫干净。由于养护得好，十年过去，路面没有任何破损。
路途远又居住分散，使得各种公共服务很难到达每家每户。乡干部到村里来一次，时间和交通成本都比较高。即使来了，也难以挨个自然庄走遍。村里百姓几乎没有文化生活，平日就是看看电视，好几个自然村都不通移动信号。
从“小康”角度看，超过经济收入温饱线之后，这样的村庄依然“贫困”，困就困在社会公共服务上。老百姓对于各种惠农政策难以有确切了解，而报销合作医疗、领取不同补贴等需要走二三十里路到乡甚至要到县里去。解决公共服务之“困”，固然需要改进政府部门的服务方式，但是，对于这类村庄，最迫切的仍然是改变散居状态，把住户集中起来。易地搬迁是最好的也是最彻底的解决办法。
三 深困之深
岗圪道村的贫困之深，“深”在哪里？细究起来，其实是社会最小单位农户失去了发展动力，不再有在这片土地上延续家庭的信心。
从农户家庭结构中，可以直观地理解这个问题。笔者所走访的16户人家，每个家庭都“不完整”。在社会学意义上，不完整家庭是指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夫妻一方缺失——一般是指死亡。而岗圪道这些不完整家庭是户籍登记“不完整”，并非家庭主要成员缺失。这些年来，几乎每家都有人迁出，留在村里的“完整家庭”只有智障人员或者光棍。
岗圪道村委会主任告诉笔者，20世纪80年代，实行土地承包的时候，全村有7个村民小组，320人。现在只剩下69个户籍人口42户，而且有13户是“空挂户”，即多年不回来，房屋坍塌、土地撂荒、只有户口在村里。
从320人锐减到69人，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减法，却折射出这个村庄30多年来耐人寻味的变化。这既是村庄“瓦解”的过程，也是这个深度贫困村自发脱贫的探索。这种“瓦解”正是从家庭“分裂”开始的。岗圪道村的不完整家庭有两种情况，笔者称之为“自然不完整”和“自觉不完整”。
“自然不完整”主要是指没有儿子的“女儿户”。女儿长大出嫁，因为岗圪道地处偏僻，虽然有倒插门“招女婿”的风俗，但女儿无法“招女婿”，只好外嫁。这样，家庭只剩下两位老人，成为不完整户。笔者调查的16户人家中，这种情况有3户。有一位老人独自住在桥沟自然庄，老伴已过世，他女儿嫁到本乡一个村庄。清水峧自然庄有一户人家，两个女儿都算“招女婿”，但婚后两个女儿都没有回村，现在只留下两位老人。板石墙自然庄一位姓杨的老人，也是两个女儿外嫁，单剩下他自己留在村中。
“自觉不完整”农户是指一家人主动迁走几个家庭成员的户口，同时，还留了几人在村里。这种情况是岗圪道村的绝大多数，可以说，正是这种“自觉不完整”动摇了村庄的基础结构，开启了村庄“瓦解”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第一个迁离村庄的是一户岳姓人家，他们家于1982年外迁河南。这个家族在民国年间从河南林州逃避战乱而落户赤林自然庄，土地下放之后，岳姓老家一位亲戚担任了原来村庄的支书，1982年他们获准迁回原籍，于是这个家庭开始迁移。当时，这位岳姓男主人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妹妹几个人同时迁走。
在笔者走访的16户人家中，除了3户“自然不完整”农户和岳姓这家，余下12户中，有9户是把儿女的户口迁走，迁走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儿子成家；有2户是为了子女读书才迁移户口的。他们迁走的时间大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
岗圪道地处深山，几辈人的婚姻都是围着这几个自然庄进行的。人口大量迁移，尤其是年轻人迁走，儿女成婚就成了一个迫切问题。“为孩子成家”是村里人迁出户口的直接动机。
为什么迁移不是全家户口一起走，而要把家分成“两部分”呢？经济收入是一个重要原因。岗圪道村有很多花椒树，是村里人一笔不少的收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每家每户都大量栽种花椒树。仅靠这些收入就可以不愁吃穿。同时，当年户口迁移需要向迁入地缴纳一定费用，据笔者了解，最少每人1000元，最多是2000元。这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是不小的一笔钱，于是很多农民选择把子女户口先迁走，导致岗圪道村户口完整的农户就很少了。
农户家庭的不完整和村里人口结构的老化成为这个村庄贫困的最深层原因。为子女成家向来是农民的人生责任，也是一个家庭积累的动力和家庭投资的方向。孩子们都已外迁，农户虽然花椒产量不断增加，但家庭投资方向却改变了。他们攒钱给孩子在外地盖房子、娶媳妇，没有人再把家庭积累用在村里。最近20多年来，村里几乎没有人盖过新房或者垒过石窑。户籍不完整家庭占大多数，使村庄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年忙着给孩子们迁移户口的人逐步进入老年。五六十岁的老人成为村中户籍人口的绝对主体。这些老人每年摘不少花椒，农闲时又能到山上采摘药材，经济收入并不低。孩子户口迁走了、家庭发展压力减轻、自己年纪也大了、这里山货收入又不少，再加上老人对故土的情感因素，这都成为老百姓不愿搬迁的原因。
四 贫困之“源”
导致贫困的地理环境因素可以一眼看出，而追寻过去，到历史坐标上去查找贫困的根源，则可以得到更多启示。
岗圪道地处高山峡谷深处，属于山西、河南和河北三省交界地带。村庄地理环境恶劣，不同自然庄之间的距离少则五六里，多则十几里以上。人口最多的时候，村里有段、任、靳、张、赵、李、岳、王、武、魏等多个姓氏。现在，很多姓氏都已消失，村里留有岳、李、任、武、靳、魏等几姓人家，其中武姓只有两人，2018年将全部迁走。
这么多姓氏的人集中到这么偏远、狭小的山庄来，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因此，回望这个村庄的历史不是一件特别费劲的事。
岳姓至今传了四辈。这个家族最早是兄弟四人从河南逃荒到这里来落户的。现在的岳姓人家还能讲出第一代落户村里的爷爷辈的事情。那辈人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过世。这户人家是最早开始迁移出岗圪道的，1982年就迁走几个户口。
李姓家族一位72岁的老人，记得祖上迁移的事情。他们家从爷爷辈开始离开河南林州老家，逃荒爬上太行山。最先落脚在距离这里数十里外的虹梯关乡，后来又迁到附近潞城市一个叫赵庄的村。在那里住了一年，因为没有土地，重新寻找地方，来到岗圪道。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是1959年到这里来的。当年只有十多岁的他，挑着担子走了好多山路，才寻到这里。“我们是吃着山桃叶子在这里安家的。”他说。如今他再不愿意搬迁，因为“这辈子搬家搬怕了”。
一位姓任的74岁老人告诉笔者，他真正的老家在河北省武安县。他们的祖辈先后到河南林州和平顺县牛岭等村，又从牛岭村搬到岗圪道来。他的父辈都记得在河南林州的事情。
靳姓村民现在村里的已经不多，老人回忆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来的。一户来自潞城市一个村庄，一户是从另一个山庄黄岩岭搬来的。
村里还有一户姓魏的村民，是早年来这里开荒种田的山下人。为方便经营山上的土地，他在山上圈窑洞，盖房子，后来落户。
这些不同地方来的人们，都因为逃荒，东一个西一个在山庄窝铺住下来，形成了岗圪道村的8个自然庄。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他们团结合作，也创造过辉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位转业军人担任村支书，他带领8个自然庄300多人集体劳动，在合作化时期修建了戏台、水池，修通了下山的汽车路，让小山村“盛极一时”，村支书曾被评为省级劳模。今天，村里的石头房屋和石砌窑洞，大都是当年留下来的。
然而，岗圪道从开始就存在一种“离心力”。笔者听到的一个故事是：岳家最早到这个村里来的祖辈，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开始进入老年，但他们始终不肯在村里立坟。“我们家在村里没有祖坟。”岳家后人告诉笔者。第一代逃荒来的那辈岳家人，20世纪50年代去世之后，让乡亲们抬棺送回上百里外的河南林州的一个村。20世纪80年代，岳家人最早移民出村，他们回到了林州的那个村。
仔细想想，岗圪道和许多沟壑山岭间的山村一样，它们的存在并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近代以来人们躲避战乱和逃荒的落脚地。居住分散和交通不便，在当年都是躲避战乱的有利条件。今天，这却成为村庄发展难以克服的因素。改变这类村庄的贫穷面貌，搬迁下山不仅是理性的选择，也是几辈人的心愿。
五 下山之路
上山是祖辈逃荒的被迫选择，下山是人们改变生活的自觉追求。
20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活起来，生活渐渐变好之后，山里人开始纷纷想办法下山。这种努力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成为这个小村庄的“集体方向”。也就从那个时候起，岗圪道的人口数大幅度减下来。
对于山里人而言，下山是一个充满向往而又有些无奈的过程。他们下山的一个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婚嫁，尤其是女儿外嫁。笔者调查的16户中，有3户是家里两个女儿都外嫁出山，从此“断了根脉”的。按当地习俗，如果家里有两个女儿，通常是一个出嫁，另一个“招女婿”顶门立户。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村里就再没有来过“招女婿”。一位靳姓老人对此耿耿于怀：他的两个女儿都是找外地女婿，按照“倒插门”习俗办了婚事，答应到岗圪道来，但最后都落户到了女婿的村。“实在是因为咱这里穷啊。”老人的妻子说起这事感叹不已。
外嫁的女儿很快就成为村里人牵线下山的重要“联系人”。女儿出嫁几年之后，在岗圪道的娘家就随着女儿移民，这是人们下山的一条清晰路线。一位李姓老人家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先嫁到附近的黎城县，很快二儿子跟着“倒插门”到黎城去了，家庭“重心”开始向外倾斜。如今，村里只剩下了老人。
当下山成为这个村庄的“集体方向”之后，村里走出去的人都成为“拉动”村庄瓦解的力量。投亲是人们下山的安全、便捷的选择。岳姓一户人家因为大哥部队转业留在那里，在1995年把几口人迁移到长治郊区；一位姓任的老人说，他们家前往黎城，是因为早年他岳母认识黎城的人；岳家亲戚当了林州一个村的支书，这个家庭从1982年就开始外迁。笔者了解的16户人家中，有9户是通过投亲找到迁移地方的。
当然，简单梳理一下下山迁移的路线，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条“隐线”：后辈人几乎沿着祖辈上山的路“逆向而行”。岳姓人家的一支直接回到了原来的河南林州；附近的潞城市是村民祖辈人最早移民落脚的地方，今天也成了岗圪道人移民的一个“重要选项”——至少有5户人家又移民到了潞城。
岗圪道人喜欢说一句话：穷的时候钻山，日子好了出山。一个“钻”字凝结了祖辈人奔波和创业的无穷艰辛。而“出山”，又成为这个村庄摆脱困境、走向新生活最坚决的集体努力。
六 解困之策
经历了过去30多年零星的搬迁过程，现在留在岗圪道的除了两三户智障人员和光棍之外，大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移民搬迁实际上是动员这些人彻底离开这片祖上逃荒的落脚地，但这件事并不简单。
移民搬迁的政策条件非常好。乡里建起移民小区，国家提供扶贫政策补贴。贫困户每户补贴25000元，人均2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非贫困户补贴12000元。过去是自己出钱找地方搬，现在是政府盖好房子出钱让老百姓搬。全村报名搬迁的只有18户，又经过几个月再动员，才增加到25户。
“出去干啥”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移民小区无法给农户再分责任田，但政府允许他们保留现在岗圪道的责任田和花椒树。农民认为，距离远了，照顾起来困难。“地没有了，但吃菜都得买，”农民说，“里外一算账，收入少很多。”这是不愿意搬迁的一个直接原因。
按照现有的补贴标准，移民小区每人的居住面积是25平方米。户籍留在村里的，每家大都是一两个老人，能得到补助的住房面积在五六十平方米。对于多半辈子住院子、习惯在房前屋后种菜养花的农民来说，“房子太小”也是一个因素。也有农民采取灵活措施来增加住房面积。板石墙自然庄有一户人家，夫妻搬到移民小区得到了75平方米的房子。他们两个人只够享受50平方米的住房，但有个侄儿户口还在村里。两家人协商，他们把侄儿应该享受的那一份补贴“挪用”，这样就有了75平方米的房子。他们很高兴。
从山庄窝铺搬到一个集中居住小区，从石板房搬进楼房，这是居住环境的变化，更是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的改变。最后离开山村的是老人。他们都有具体困难，需要一些特殊条件，才能下得放心、搬得愉快。
长远来说，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体化是让农民放心下山的根本之策。现在，60岁以上的农民养老金每月只有80元，年龄在80岁以上的再增加50元。这个标准和岗圪道农民现在的山货收入相比，相差悬殊。下山之后，生活成本增加无法通过制度性养老安排来弥补，对于年老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负担。如果下山农民能得到城乡一体化的养老金保障，每月领取数百元养老金，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他们是可以安心下山的。
灵活的补贴政策也是促进农民安心搬下山的重要对策。整体搬到移民小区集中居住，仍然保留了农民的“熟人社会”，省去了适应环境的担忧。从道理上讲，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安排，但是老人更想到离孩子近的地方落户。这牵扯到两个方面：作为迁出地政府需要增加政策灵活性，允许农民选择；作为迁入地也需要有政策支持，允许老年人随子女落户。而后者涉及的地域范围要大得多，这不是迁出地政府所能决定的。因此，当地只能选择建小区，集中搬迁。
下山之后的就业依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岗圪道村的搬迁对象60岁以上的居多，70岁以上的也不少。这些老人熟悉山里的生活，到地里干农活，每年有一笔不小的收入。搬迁之后，他们到新环境里就成了“闲人”。
就业对于一些山区老人，不仅是生活需要，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六七十岁的山里人没有文化生活习惯，“到地里转转”很多时候是为了放松精神。生活方式改变之后，必须要考虑他们的精神生活，让他们有一个适应过程。这也是稳定搬迁群体的一个重要方面。
岗圪道各个自然庄留下来的石板房、石头路，还有层层叠叠的地岸，从旅游角度看，都是美丽风景。现在，驻村第一书记努力争取在自然村之间修建旅游公路。发展旅游是这个山庄将来的道路之一。无论这条路能走多远，那都将是一个新的岗圪道村。不过习惯于爬山、栽花椒树的老人很难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找到位置。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当年躲避战乱和逃荒落脚地的岗圪道，都将“消失”。
从山上走下来，笔者回望那些坍塌的农舍，废弃的石碾、石磙，心头并没有太多荒凉，却感到一种新生的冲动。岗圪道人必将在新天地里过上新生活，那才是他们期盼的小康生活！
[1] 作者简介：魏永刚，经济日报综合采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