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本史》所见日本遣唐使团之制度及在唐外交政治与文化交流活动
萧锦华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引言
7世纪中至9世纪末日本与唐朝之间频密进行的遣唐使团聘贡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是中世时期历史的重要课题，故过去国际学界尤其中、日两国的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丰富的研究。综论中日关系的通史已论及日本遣唐使团在各阶段的活动、获日本朝廷优待、规避使命、使团的组织、船舶、航路、遇难原因、册封交聘关系、唐物贸易、遣唐使及随行学问僧与留学生的文化吸收与交流、人才交流、使团停派等多方面情况。[1]有关日本遣唐使团的专著则深入分析个别课题，广泛包括上述遣唐使团的组织制度及航海情况，以及遣唐使船建造，航海技术及航路，遣唐使团与住吉大社关系，遣唐使官的任命与准备，遣唐次数与时代分期，遣唐使的出身、时代背景、年龄身份、入唐年月，入唐与在长安、扬州等地的生活事迹及见闻，唐墓志如井真成墓志所载遣唐使事迹，遣唐使接受唐朝使节礼仪与迎宾措施，遣唐使官的朝会交游活动、政治与文化使命，所呈国书形式，改易汉名，仕唐所获官爵，跟唐朝与东亚国际社会政治关系，日本中、南河内使人的渡来文化，遣唐使、学问僧及留学生输入唐文化，日本天平文化诞生，伴随遣唐使的归化人，唐文化对日本礼仪与都城规划的影响，平城迁都，唐文化的日本化及接受问题，遣唐使与唐玄宗的关系，遣唐使与圆仁入唐求法关系，使团停废与日本唐风、国风文化之消长，两唐书《日本传》有关遣唐使及倭国与日本国所在的评论，以及遣唐使团的历史意义。[2]论述遣唐使团的期刊论文尤其是专题特集论文，亦深入探讨了遣唐使团的诸多方面，包括遣唐使团的派遣次数、分期、目的、组织规模，遣唐使与留学生如井真成的出土墓志及所载事迹、所获唐朝高规格礼遇、在长安的都市生活、墓域、改名汉姓、留学待遇与生活、文学活动，遣唐使团的使命变化、航路、携献国书，跟新罗、渤海两国的关系，日本中、南河内的渡来人与遣唐使团对外政策关系，使团对古代中日关系的政经文化作用，经济文化宗教交流如促进日本的汉字与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文明，以及使团废止等课题。[3]这些近人研究使用各类历史文献及出土墓志文物讨论遣唐使团的各方面课题，却大都忽略了近世日本朝廷编成的《大日本史》的相关记载。
《大日本史》连同目录共有402卷，是日本水户学派学者德川光国等前后耗用二百余年时间编成的纪传体历史巨著，成书于20世纪初的明治时代。它详载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至后小松天皇之世即南北朝统一时代（1392）的日本历史。对于日本遣唐使团的外交政治与文化交流历史而言，《大日本史》可说是比较晚出的文献史料。然而，这部史书尤其当中在17世纪后期完成的外国列传和遣唐使团人物列传部分，旁征博引了早期日本人编纂的使团纪行、史书、文集、缘起佛书、物语文学、法典、传记、日记、类书及解题目录书等多种原始文献史料的内容，以及中国的史书、政典及文集的记载，全面而详细地载述了唐代日本遣唐使团及随团学问僧和留学生在中国尤其唐都长安的外交政治和文化交流活动，以及使团的相关制度礼仪。管见所及，有关遣唐使团的载述，《大日本史》引用了遣唐使团随行者伊吉博德著使团纪行《伊吉博德书》，并约有18种日本史书的相关记载，包括舍人亲王等编《日本（书）纪》、《日本（书）纪注》、菅野真道等编《续日本纪》、《日本纪略》、藤原良房等编《续日本后纪》、藤原基经等编《（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源能有等编《（日本）三代实录》、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公卿补任》、万多亲王等编《（新撰）姓氏录》、僧皇圆编《扶桑略记》、呆庵《梅城录》、《帝王系图》、洞院公定等编《尊卑分脉》、《系图》、《纪氏系图》、《中臣系图》、《一代要纪》等。该史引据的相关日本人文集也约有15种，包括大伴家持等编《万叶集》、空海《性灵集》、淡海三船等编《怀风藻》、藤原明衡编《本朝文粹》、藤原季纲编《续本朝文粹》、《杂言奉和》、菅原道真撰三集《菅家文草》《菅家后草》《
仓本菅家后集》、橘成季编《古今著闻集》、大江匡房《江谈钞》、三善为康编《朝野群载》、僧显昭《古今集钞》、《十训抄》及纪贯之等编《古今（和歌）集》等。其征引的相关日本人的缘起类和佛教史类宗教著作约有5种，包括《荏柄缘起》、《松浦社缘起》、《谈峰缘起》、僧虎关师錬《元享释书》及僧宗性《（日本）高僧传要文抄》。其引据的相关日本物语故事文学著作也约有3种，包括《今昔物语》、《太平记》及《源平盛衰记》。所引用相关日本法制书集，有惟宗允亮编《政事要略》《类聚三代格》2种。所引相关日本人的传记和日记，有《菅家传记》、纪贯之《土左日记》2种。又引用了菅原道真编《类聚国史》、洞院公贤等编《拾芥抄》2种相关日本类书，以及日本目录学著作《仁和寺书籍目录》。至于中国原始文献的引用，包括《唐书》《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4种史书，杜佑著政书《通典》，以及张九龄《曲江集》、《李白集》、《储光义集》、《王维集》、李昉等编《文苑英华》、高棅编《唐诗品汇》6种文集收录的大量唐人诗文记载。
《大日本史》外国传与遣唐使传部分，既引据中日两国尤其日本方面的多类多种原始文献，又对相异记载详加考证求实。例如，《大日本史·多治比县守传》校记据引《新唐书》和《续日本纪》考证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正是上述两史所载开元初赴唐之粟田（真人）。其记“《新唐书·日本传》曰：开元初粟田复朝，请从诸儒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贽，悉赏物贸书以归。其副朝臣仲满，幕华不肯去。据《续日本纪》，粟田真人大宝二年如唐，庆云元年归，后不再往。《唐书》所载粟田者，盖县守也。养老元年，当唐开元五年，与所谓开元初合。仲满如唐，亦此时也”[4]。同书《阿倍仲麻吕传》又据《新唐书·日本传》记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唐朝“易姓名曰朝衡”，而其校记再据《古今集钞》等日、唐人文集记载，考证阿倍仲麻吕获赐姓名“朝衡”，字仲，又称“晁臣卿”之事。其记“按《古今集钞》曰：唐朝赐姓朝，名衡，字仲，未知孰是。且唐人王维等赠诗，朝或作鼌。又按《文苑英华》载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臣卿东归诗、《李白集》称日本晁卿。晁与鼌通，臣卿盖仲麻吕字也”。《阿倍仲麻吕传》续据《古今集》记载在唐的阿倍仲麻吕欲随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归国，其校记更据其书、日本史书及唐人文集等详考其事，云“按本书曰：仲麻吕经年而不还，故复遣使于唐。仲麻吕欲与归，出明州海滨。考《日本纪略》，延历二十二年，赠藤原清河位一节曰，胜宝四年，为聘唐大使。天宝十二载，与留学生朝衡同舟归朝。且《王维集》《送朝监序》有曰‘我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今推年纪，胜宝四年，当天宝十一载。《唐书》：玄宗受尊号在天宝八载，据之，本书所载者，盖清河也”。《阿倍仲麻吕传》又记仲麻吕在宝龟元年（770）正月卒于唐，而其校记据引诸日本史书记载为证，并指《日本纪略》误记此为藤原清河卒事。其记“《日本纪略》。本书以此为清河事，盖本条脱缺，清河、仲麻吕事，混为一也。今据《续日本后纪》承和三年诏文、《古今集钞》引《国史》及《帝王系图》定之。《江谈抄》曰：‘仲麻吕在唐被拘，饿死楼上。吉备真备之唐，逢仲麻吕厉。’其事怪诞，今不取。”[5]同书《菅原道真传》又据《公卿补任》《菅家文草》等诸多日本史文记载，考证出遣唐大使菅原道真于五十九岁卒于贬所。其校记曰：“《公卿补任》、《日本纪略》、《大镜》。按《扶桑略记》为六十。《政事要略》：四年薨，六十一。今据《菅家文草》齐衡乙亥年十一之文推之，其为五十九明矣。”[6]因此，比起中国或日本一方的个别原始文献记载，《大日本史》往往更详细、确切、完整地综合重构出日本遣唐使团制度及各方面活动的面貌，甚至载及其制度活动的背景和影响。
所以，本文尝试以近人研究所忽略的《大日本史》外国传和遣唐使传的记载为中心，考析日本遣唐使团的制度，遣唐使及随从学问僧、留学生的身份来历，以及他们在唐朝中国尤其长安的外交、政治及文化活动实态，由此窥见唐朝与日本的外交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的一些重要方面。
一 《大日本史》所见日本遣唐使团聘问朝贡原因、使团制度及奖励措施
关于日本朝廷差派遣唐使团远赴唐朝聘问朝贡的原因，《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载日本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即唐朝高祖武德六年，日本学问僧惠齐、惠光、医惠及日福从唐朝归回日本，上奏天皇曰：“唐，礼仪之国也。宜常相聘问。”其传又记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桓武天皇派遣藤原葛野麻吕为遣唐大使，石川道益为副使，赴唐交聘。留学生橘逸势和学问僧空海随行，抵达唐朝福州长溪县。当时州县“官吏疑其无符印责之”。葛野麻吕于是赠书福州，略云：“我国主顾先祖之贻谋，慕今帝之德化，谨差贺能（即葛野麻吕）等充使，奉献国信。”[7]可见当时日本朝廷很推崇唐朝，奉唐为礼仪之邦，而日本天皇尤其铭记继承先帝的祖宗训诲，倾心仰慕并效法唐朝的德化统治，故委派遣唐使团并随行学问僧和留学生等，到唐朝呈献国书贡礼，聘问进贡，并将遣唐使团访问外交活动制度化。
再观日本遣唐使团的制度及奖励措施。《大日本史·藤原葛野麻吕传》记载日本延历二十年（801），桓武天皇拜藤原葛野麻吕为遣唐大使。大使“临发，宴饯殿上，一依汉仪。赐酒御床下，作和歌优劳之。葛野麻吕感泣，左右无不叹羡。赐御被三领、御衣一袭，金二百两。辞见，受节刀”。但遇上暴风破船，退返日本。至延历二十三年（804），葛野麻吕“又赴唐，宴饯殿上，作乐，赐宝琴一张”。同书《藤原常嗣传》又记仁明天皇承和三年（836）藤原常嗣“赴唐，假正二位，授节刀。帝御紫宸殿，赐宴，命五位以上，赋诗送之。常嗣进上寿，帝为举杯，赐御衣、白绢、御被、砂金，极欢而罢”。同书《外国传一·隋唐》又载宝龟八年（777），佐伯今毛人被委任为遣唐大使，小野石根为副使，及今毛人患病而不能赴唐，光仁天皇“诏副使石根，持节先发，行大使事。判官已下犯死罪者，许持节使专决”。[8]由此可见，日本朝廷很重视遣唐使团的朝贡外交工作，日本天皇例必按照唐朝所推行的传统汉官礼仪制度，在宫殿设宴饯别遣唐使官，并厚加赏赐美酒、御衣被、白绢、宝琴及金或砂金等财宝，又命五位以上高官赋诗送别。遣唐大使或副使代行大使事，更必获授“节刀”作为统领使团全体官员的凭证信物，对判官以下所有使官人员掌握生杀予夺之全权，可以权宜处分属官甚至处决犯死罪者，然后向朝廷报告。抑且，《大日本史·长岑高名传》记载承和初年，长岑高名被委任为遣唐使判官，“从大使藤原常嗣赴唐，在道进一阶”。同书《藤原清河传》记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二年（750），藤原清河为遣唐大使，“至难波，帝遣高丽福信，犒以酒肉，赐御制歌”。同书《高元度传》又记当时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留居唐朝不归国，淳仁天皇乃于天平宝字三年（759）命高元度为迎遣唐大使使，授外从五位下，与渤海使一同出发。“元度从渤海贺正使杨方度等往唐，遥授元度能登守。”[9]可知日本朝廷有时给赴唐途中的遣唐使官提升位阶，遥授官职，犒赏酒肉，赐天皇撰歌，借以勉励他们。
《大日本史》诸传多次载及当时日本朝廷推行的遣唐使团等级制度，自上而下包括不常置的遣唐执节使或押使，以及其下常设的四等官：遣唐大使、副使、判官、录事。例如，《大日本史·高向玄理传》记载孝德天皇白雉五年（654），高向玄理“为遣唐押使，与大使小锦下河边麻吕、副使大山下药师慧日、判官大乙上书麻吕、宫网田、小乙上冈宜、置始大伯、小乙下中臣间人老、田边鸟等，分乘二船”，前赴长安见唐朝高宗。同书《羽栗翼传》又记日本宝龟六年（775），光仁天皇“以佐伯今毛人为遣唐大使，（羽栗）翼为其录事，寻改准判官，兼敕旨大丞，从副使小野石根赴唐”。[10]史载遣唐使团赴唐途中不时遇上各种不可预料的事故。例如，《大日本史·中臣鹰主传》记载日本天平宝字年间（757～765），日本朝廷命遣唐使护送惟岳等唐使返回唐朝，下令在安艺建造四船，命中臣鹰主为遣唐判官。但“船成至难波，一船胶泥破裂，因减使人，限两船。赐鹰主从五位下，为大使，授节刀”。同书《小野石根传》记日本宝龟七年（776），遣唐大使佐伯今毛人等至肥前，但因不得便风，便归京师。光仁天皇罢免了副使大伴益立，改以小野石根为遣唐副使。八年（777）四月，大使“今毛人病，敕石根持节先发，行大使事”。于是，小野石根“著紫，犹称副使，持节行事，一如前敕。九年正月，至长安”。同书《佐伯今毛人传》亦记宝龟七年遣唐大使佐伯今毛人，“授节刀到肥前，风波不便，留数月”。至“八年，又赴唐。至罗城门而病，力疾就道。至摄津病剧，乃敕副使小野石根，持节先发，行大使事，今毛人竟不往”。[11]由此可知，当遣唐使官尤其担任团长的大使遇上变故，如重疾、风浪或船坏之事，不能带领使团时，日本朝廷每权宜改为委任次官级的副使或低级使官如判官，充当或暂代大使，代持节刀行大使事，全权履行总领使团的重要职责，确保使团顺利出发，完成入唐朝贡的使命工作。
前引《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载光仁天皇命令遣唐副使小野石根代替患病的大使佐伯今毛人持节刀履行大使的职务。天皇又下敕命石根“至唐之日，彼若问无大使者，宜量事分疏”。[12]可知唐朝要求日本朝廷按照制度派遣符合员额规模的遣唐使团入贡。若遣唐使团员额不全，使团首长须向唐朝辩白清楚，避免误会。另外，唐朝有时也视乎国家情势，尤其接待遣唐使团的能力，跟使团磋商调整已抵达中土的使团进入长安的人员规模。例如，《大日本史·小野滋野传》记载日本宝龟九年（778）十月，遣唐判官小野滋野从唐朝返国，至肥前松浦郡橘浦上奏，称上年八月，使团“至扬州大都督府。观察使兼长史陈少游以禄山乱，馆驿雕弊，限使人六十人入长安。十月，臣等八十五人发，行百余里，得中书门下牒，樽节限二十人。臣等请加二十三人。持节副使小野石根，副使大神末足，准判官羽栗翼，录事上毛野大川、韩国源等，凡四十三人，明年正月至长安城”。同书《外国传一·隋唐》亦有类似记载。[13]
二 《大日本史》所见遣唐使之官历学养与学问僧、留学生之背景
从《大日本史》所见，日本遣唐使尤其较高级的使官，都具有卓越不凡的官历和学问修养。先看遣唐执节使和押使。《大日本史·粟田真人传》记载粟田真人早年在天武天皇朝获授小锦下，进直大肄；至持统天皇朝，为筑紫太宰，再进直大贰；至文武天皇朝，升任民部尚书。到了大宝元年（701），真人“为遣唐执节使，改位号，叙正四位下，授节刀。至筑紫，风浪恶，不得发，归京师。二年，参议朝政。寻再赴唐”。其传又载及真人的学养，称“真人好学，能属文，进止有容”。同书《多治比县守传》记多治比县守在“灵龟初，进从四位下，为造宫卿，擢遣唐押使。养老元年，授节刀，赴唐”。同书《高向玄理传》又记高向玄理在大化元年（645）举国博士，位小德冠。“二年，使于新罗，俾贡其质，罢任那之调，逾岁而归。”“五年，与僧旻同承诏，议八省百官。寻为大锦上。白雉五年，为遣唐押使。”其传又记推古天皇十六年（608），“小野妹子使于隋，时遣玄理等书生，受学于隋。玄理留学三十三年，舒明帝十二年还自唐”。[14]从诸传记载，可见日本朝廷委派的遣唐执节使和押使的位阶都很高，分别达正四位和从四位，或者在被委任为执节使之后叙进正四位高阶。押使的冠位有高达第七阶的大锦上，而且其由中央政府机构的长官，甚至是掌握国政的太政官次官的参议兼任。两种使官例必获授节刀，全权统领遣唐使团大使以下各级常设使官吏员。两使都属于博学之士，善撰文章，举止得体，或曾留学隋朝，熟悉中国制度文化，或具有出使邻国如新罗的外交经验。
再考察遣唐大使。《大日本史·石上乙麻吕传》记载石上乙麻吕在天平年间任丹波守，升左大辨，“历任西海道巡察使、常陆守、右大辨，迁中务卿。二十年，授从三位。胜宝元年（749），拜中纳言”。至“天平中，选遣唐使”。本传又载及其学养，称乙麻吕“为人颖秀，雍容闲雅，潜心典坟，兼爱篇翰，尤好和歌”，“写心文藻，著衔悲集二卷，传于世”。同书《坂合部石布传》记坂合部石布在齐明天皇二年（656），“为遣高丽副使，寻叙小锦下。五年，为遣唐大使”。同书《多治比广成传》记多治比广成在“和铜中，任下野守，为迎新罗使副将军。养老中，迁越前守，管能登、越中、越后按察使。天平四年（732），为遣唐大使。五年，授节刀，赴唐”。又称“广成好文学，善诗”。同书《藤原葛野麻吕传》记藤原葛野麻吕，在“延历初，叙正六位上，进从五位下。寻历陆奥介、少纳言、右少辨，兼春宫亮，历左右中辨，兼春宫大夫、伊豫守，迁右大辨，为太宰大贰。二十年，拜遣唐大使，兼越前守”；至“二十三年，累进从四位上，又赴唐”。同书《藤原常嗣传》记遣唐持节大使即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在任此职前的“弘仁十一年（820），任右京少进，迁藏人、式部大丞、叙从五位下，为下野守，不之任。留为东宫亮，迁右少辨。天长初，历式部少辅，兼勘解由次官，坐事左降刑部少辅。既而补藏人头，兼勘解由长官，任参议。九年，兼下野守、右大辨。承和元年，为遣唐持节大使，兼近江权守”。次年，又“累进正四位下。三年，赴唐，假正二位，授节刀”。本传又称常嗣“少游大学，涉猎史汉，谙诵文选，善属文，兼能隶书。禀性明干，威仪可称”。同书《藤原清河传》记藤原清河在“天平中，叙从五位下，为中务少辅，迁大养德守，进从四位下。胜宝元年（749），拜参议。二年，为遣唐大使。四年，授节刀赴唐，叙正四位下”。同书《佐伯今毛人传》又记佐伯今毛人在圣武天皇时代奉命督役建造东大寺，“指授有方，役徒不得惰，帝奇之，稍被甄拔。胜宝初，为大和介，授从五位下。顷之，起进三阶。宝字中，叙从四位下，除摄津大夫，领造东大寺长官，迁营城监，兼肥前守，升太宰大贰。景云初，专知筑怡土城事，为造西大寺长官。迁左大辨，兼因幡守，进从四位上。宝龟中，兼播磨守，进正四位下。六年，为遣唐大使”。本传又称“今毛人，勇壮有才干”，“奉公谨慎，深信释教”。[15]
《大日本史》所载众多遣唐大使之中，官历最显赫而又文武双全、学养精湛者，首推菅原道真。其《菅原道真传》记载菅原道真在“贞观中，举文章生，为得业生，授下野权掾。对策及第，为玄蕃助讼，任少内记”。至贞观“十六年（874），叙从五位下，历兵部、民部少辅。元庆初，迁式部少辅，兼文章博士”，“进叙从五位上。七年（883），兼加贺权守。渤海聘使裴颋来，以道真权行治部大辅事，与岛田忠臣接伴之。仁和中，迁赞岐守，叙正五位下。宽平三年（891），入为藏人头”，“再举式部少辅，兼左中辨”。至“四年，叙从四位下，兼左京大夫。五年，为参议，兼式部大辅，左大辨，勘解由长官，俄兼春宫亮”。“明年，以道真为遣唐使，纪长谷雄为副。”道真不仅历任中央与地方之要职，还兼备文史与射艺之才。本传记他“幼而颖悟，甫十一岁，（道真父亲）是善使岛田忠臣试诗。道真即赋曰：‘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怜金镜转，庭上玉房馨。’是善叹曰：‘兰茁而芳，信哉。’”至贞观年间，道真“举文章生，为得业生”。“道真一日访都良香，会良香讲射。良香以为彼儒生未尝操弓，试授弓矢。道真一发即中，观者惊服。”后来，道真对策及第，至“元庆初，迁式部少辅，兼文章博士。诏讲后汉书”。传又记“道真能文章，最长诗。仁和中，游阿波守平某河西庄，赋二十题，食顷而成，文不加点。又为宫僚时，应令赋二十物，立成，妙极其趣。渤海裴颋见道真诗，以为近白居易体。昌泰中，奉敕纂所著诗文为十二卷，今所谓《（菅家）文草》是也”。道真又“尝奉诏，与诸儒修《三代实录》五十卷，又奉诏，分类旧史，名曰《类聚国史》，凡二百卷”。[16]
从上述诸遣唐大使的官历与学养来看，遣唐大使的位阶介乎四至六位之间，多属四位官阶，在获任大使后率多叙进正四位，也有高达二、三位者，而其冠位亦有高至第十二阶的小锦下。他们通常历任中央要职和地方监察官或国司长官，有丰富的从政理民经验，并多在获任大使后被安排兼任地方国司长官的国守之职。其所任京职有高达太政官次官的中纳言或参议者，又或曾任副使或副将，出使邻国如高丽。在使团不设持节使或押使的情况下，大使例必获授节刀统领遣唐使团。他们也像持节使一样多是文学之士，或是文章生出身，或在正官之外兼任文章博士，不仅擅长和歌，还广泛涉猎中国史书、诗文、书法等中国传统学问。其中菅原道真更精通诗文、史学及射艺，撰成著名文集和史书，流传于世，可谓文武双全。遣唐大使的个性一般精明干练，擅长管治，作风威严，谨慎奉公。个别大使像唐人一样笃信佛教。所以，他们在政治、学问及宗教信仰方面，都易于跟唐朝君臣士人沟通交流。
再观遣唐副使。《大日本史·津守吉祥传》记载津守吉祥的冠位达十三阶，“位大山下，齐明帝五年（659）为遣唐副使”。同书《坂合部大分传》记坂合部大分原为“右兵卫率，大宝初为遣唐副使”。同书《中臣名代传》记中臣名代在“天平初，叙从五位下。四年（732），为遣唐副使”。同书《小野石根传》记小野石根在“宝字中，叙从五位下，历南海道节度副使、长门守、造宫大辅。景云中，为近江介。宝龟中，任中卫少将，兼左中辨，转中将，兼铸钱长官，进从五位上”。至宝龟七年（776），“以石根为副使。八年，兼播磨守”。四月（大使）今毛人病，敕石根持节先发，行大使事。同书《藤原宇合传》记藤原宇合在“灵龟中，为遣唐副使，叙从五位下”。其个性“器宇弘雅，风范凝深，博涉坟典，旁达武事，虽经营军国，特留心文藻，为当时翰墨之宗，有集二卷传世”。同书《藤原田麻吕传》记藤原田麻吕在“宝字中，授从五位下，为南海道节度副使、左虎贲督。六年（762），充遣唐副使”。又指“田麻吕性恭谦，与物无竞”。同书《大伴古麻吕传》记大伴古麻吕在“胜宝元年（749），为左少辨。二年，为遣唐副使”。同书《大伴益立传》记大伴益立“初授从六位上。宝字中，镇守将军惠美朝猎造桃生城。益立为军监，有功，进从五位下。军曹韩袁哲以先登功，进三阶。既而益立为陆奥镇守副将军，兼陆奥介。景云中，褒功进正五位上，历兵部、式部大辅。宝龟中，为肥后守，改太宰少贰。六年（775），为遣唐副使”。同书《吉备真备传》记吉备真备“叙从八位下，灵龟二年（716），为遣唐留学生”。至“天平七年（735）归，献《唐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经》一卷”，“授正六位下，任大学助。寻为中宫亮，累进从五位上，改右卫士督。孝谦帝在东宫，为学士，授《礼记》、《汉书》，恩宠甚渥，迁为大夫，仍兼学士”，“迁右京大夫。胜宝初，进从四位上，以事左降筑前守，俄迁肥前守。四年，为遣唐副使赴唐”。[17]同书《纪长谷雄传》记纪长谷雄在“元庆中，为文章得业生、赞岐掾”。至“仁和中，为少外记，叙从五位下。宽平中，累官图书头、文章博士，兼赞岐介、式部少辅、右少辨、大学头，进从四位下。九年（897），为式部大辅，兼侍从，博士如故。宇多帝欲遣使于唐，菅原道真为大使，长谷雄为副使”。本传又载及其学养，称他“生而颖敏，成童志学，十八属文，受业大藏善行，未及知名，一日诸生群饮，赋幽人钓春水诗。岛田忠臣独赏长谷雄诗曰：‘缀韵之闲，甚得风骨。’自是才名日著”。至贞观十八年（876），他“始补文章声。既而游菅原道真之门。道真初未奇之，适见大极殿始成宴集诗，叹曰：‘不意词藻至此！’后屡相唱和。元庆中，为文章得业生”。本传称“长谷雄，文藻富胆，为众所推。诏敕表笺，多出其手。世称纪纳言，又称纪家。长谷雄能律身，曾书绅曰：‘靡恃人之知，勿夸己之贤。须怀诫与慎，以思身之全。’”及菅原道真执政，“每有文会，必先属长谷雄起草。尝侍内宴赋诗，道真执其手曰：‘元白再生，何以加焉。’岛田忠臣亦亟称其文，道真薨后，忠臣小野美材辈相踵而逝，长谷雄独执文柄”。[18]
从上述诸遣唐副使的官历和学养来看，遣唐副使的位阶介乎四位和五位之间，主要是从五位，或者在获任副使后叙进从五位，而其冠位亦有高达第十五阶的大山下。副使就像遣唐大使一样，大都历任中央要职和地方监察官或国司长官，但官位稍逊于大使所任官位，而且不少是担任或曾任武官如右兵卫率、中卫中将、虎贲督、军监、兵部大辅等职。朝廷大抵专委武官或具武官资历者出任副使，协助大使办理使团的保安及军事事务。他们亦像大使一样在获任副使后率多兼任地方国司长官国守之职。不少副使也是博学属文、谨慎律己的文士。例如，纪长谷雄历任图书头、文章博士、大学头等文学和教官之职，诗文冠绝文坛时辈，又以律身闻名。副使或熟习中国经史学问，甚至曾为遣唐留学生，对于唐朝制度和文化已具备一定认识，吉备真备即其例子。更重要的是，副使率多“旁达武事”，能经营军国事务，善于管理，故大都担任或曾任武官。又如前述，若遣唐大使因事故不能统领使团，副使常被委任暂代大使，持节刀行大使事，率团赴唐。
再看遣唐判官。《大日本史·鸭吉备麻吕传》记“鸭吉备麻吕，刑都判事。大宝初，为遣唐中位”，即遣唐判官。同书《中臣鹰主传》记中臣鹰主本来“叙正六位上”，后来“为遣唐判官，船成至难波，一船胶泥破裂，因减使人，限两船。赐鹰主从五位下，为大使，授节刀”。同书《小野滋野传》记小野滋野在“宝龟中，为敕旨大丞，兼下总权介。六年（775），为遣唐判官”。同书《海上三狩传》记海上三狩本为“敏达帝之裔也，初为诸王。胜宝中，赐姓。宝龟六年（775），为遣唐判官”。同书《藤原贞敏传》记藤原贞敏在“承和中，为美作掾。寻兼遣唐使准判官，赴唐”。贞敏“少耽爱音乐，好鼓琴，最善琵琶”。同书《长岑高名传》记长岑高名“历式部、民部二省少录、少内记，以贫请外。天长元年，除安房掾。数年，入历左右少史，转左大史。承和初，为遣唐使判官，自正六位上，进外从五位下，兼大膳亮、美作权介”。高名“幼而入学，年二十一，补文章生”，作风“清直奉公”，“常戒子孙曰：‘吾素清贫，家无斗储。瞑目之日，必从薄葬。’”同书《甘南备高直传》记甘南备高直在“宝龟中，以大学大允为遣唐判官”。高直“身长六尺二寸，少为文章生，善属文，工琴书”。同书《秦朝元传》记秦朝元父亲乃遣唐学问僧辨正，早于“大宝中，敕往唐学问”，“二子朝庆、朝元。辨正及朝庆皆死于唐”。但“朝元，归仕朝廷。天平初，敕教弟子二人汉语。四年（732），为遣唐判官至唐。玄宗以辨正故，厚赐之”。同书《大伴继人传》记大伴继人在“宝龟六年（775），为遣唐判官”，之前似乎没有仕宦经历。[19]
《大日本史·平群广成传》记“平群广成，叙正六位上。天平五年（733），随遣唐使多治比广成如唐”。同书《外国传九·渤海传上》又载天平“十一年，遣唐判官平群广成还自唐”。同书《菅原清公传》记菅原清公“年少略涉经史。延历中，诏陪东宫。弱冠奉试，补文章生，学业优长，举秀才。为美浓少掾。对策登科，除大学少允，寻为遣唐判官，兼近江权掾”。同书《菅原善主传》记菅原善主在“承和初，拜弹正少忠，为遣唐使判官，兼播磨权大掾”。善主“少聪慧，有口辩，美容仪。年二十三，奉文章生试及第”。同书《藤原松影传》记藤原松影“起家补内舍人。天长中，迁式部大丞。时东宫僚属，妙选名流。松影风望夙著，擢为少进。既而复式部大丞”，“左转弹正少忠。承和中，为遣唐使判官，兼山城权介”。其“为人严正，须眉如画”，曾“四入式部，谙练故事，其进止容仪，得于天性。后为式部者，皆以为模楷焉”。[20]从上述诸遣唐判官的官历和学养来看，遣唐判官又称“遣唐中位”，近人学者研究多忽略这官名。其位阶介乎五位至六位之间，率多是正六位者。诸判官各有不同的家世，有来历不明、从未仕宦者，如大伴继人；有皇室后裔，如海上三狩；也有遣唐学问僧之子，如秦朝元，随父生活于唐朝，认识唐制文化，深受唐朝皇帝欢迎。判官所任官职也比较繁杂，大都是中央诸机构的判官、主典，或者地方国司的判官、次官，而在获任遣唐判官之后多兼任地方国司判官，所任官职大抵低于遣唐副使所任者。但如大使和副使一样，遣唐判官一般都具备学识，懂汉语，有口才，为官清廉，严正奉公，容仪得体，易于跟唐人有效沟通交流，尤其掌握经史文艺包括音乐、琴书、琵琶等。他们不少是文章生出身，学业优异，举秀才，对策登第，也有任大学寮的判官大学大允、少允者，有时更奉命教授官员子弟汉语。
再观遣唐录事。《大日本史·山上忆良传》记山上忆良在“大宝初，为遣唐少录”即遣唐录事。“忆良属文，善和歌，著《歌林类聚》”。同书《羽栗翼传》记“宝龟六年（775），以佐伯今毛人为遣唐大使，（羽栗）翼为其录事，寻改准判官，兼敕旨大丞，从副使小野石根赴唐”。同书《高原源传》记高原源在“宝龟中，为遣唐录事”。同书《朝野鹿取传》又记朝野鹿取“少游大学，颇涉史汉，兼通汉音，始试音生，补相模博士，后登科为文章生，寻为遣唐准录事”。[21]从这三名遣唐录事的官历和学养来看，遣唐录事在出任录事之前大都没有任官经历，甚至没有位阶，或者位阶很低，故史书不详，可见任此职者的政治社会地位颇低。录事一般能书写文章，如山上忆良更善作和歌，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个别录事如朝野鹿取更曾任相模博士。从朝野鹿取出身试音生、文章生的学历修养来看，录事大抵通汉语，略懂中国经史学问，能跟唐人沟通交流。
除了遣唐执节使、押使、大使、副使、判官及录事等使官之外，还有肩负特殊任务的遣唐使官，包括送唐客使和迎遣唐大使使及判官等。《大日本史·布势清直传》记“布势清直，宝龟中，历少纳言、武藏介。九年（778），为送唐客使，护唐客孙兴进等赴唐”[22]。可推知被委派护送唐客返回唐朝的送唐客使，大抵历任太政官判官和国司次官之类官职，本身属于朝廷要官。此外，同书《高元度传》记“高元度，不详世系。初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留唐不归，宝字三年（759），命元度为迎遣唐大使使，授外从五位下，与渤海使同发”。同书《内藏全成传》又记“内藏全成，宝字中，为迎遣唐大使判官，至渤海。其王大钦茂，议使高元度等十一人赴唐”。[23]由此可见，被委派赴唐迎接遣唐使返国的迎遣唐大使使的位阶，大概是从五位，相等于遣唐副使的位阶，也是由朝廷要官充任。史书没有载及迎遣唐大使判官的官历，可见此职非由要官出任，地位偏低。
另外，《大日本史》记载遣唐使团还有所谓“聘唐使员”。《大日本史·纪夏井传》记纪夏井在承和初年，待诏授文堂。“文德帝即位，诏召见之”，“遂得殊宠”。至“嘉祥三年（850），擢少内记。齐衡元年（854），兼美浓少掾，让之异母兄大枝。明年，转大内记，授从五位下，迁右少辨”。文德天皇“以其清贫无居处，赐宅一区。夏井秉志忠直，时有规谏，帝逾重之。寻进从五位上，兼播磨介，又兼式部少辅，未几为右中辨。性聪敏，临事不滞，恩宠优渥，任用转重，内外机务，多所辅益。及帝崩，出为赞岐守，政化大行，吏民安之，不忍相欺”。贞观七年（865），夏井任肥后守，至“延历中，以艺充聘唐使员”。究其学养，本传记“夏井，为人温雅有才，眉目疏朗，身长六尺三寸。承和初，以善隶书，待诏授文堂，就参议小野篁受笔法。篁叹曰：‘纪三郎可谓真书之圣。’”夏井“雅崇佛教，日读大般若经五十卷，以终三年之丧。夏井多艺，尤善围棋。时有伴少胜雄者，善奕棋。延历中，以艺充聘唐使员”。他“又善射覆。文德帝与宫人为藏钩之戏，密令夏井筮之”；“又精医药，在土左，自往山泽，釆药合炼，施之民间，多得其验”。[24]从纪夏井的官历和学养来看，聘唐使员大抵深受天皇信用，历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位阶约在从五位，官位大概相当于遣唐副使。任此职者必须仪表出众，多才多艺，信奉佛教，俾便跟唐人有效沟通交流。
再考察随同遣唐使团赴唐的学问僧和留学生的背景。《大日本史·藤原
足传》记遣唐学问僧定慧是贵族官僚藤原
足的长子，“入唐留学”。
足历任日本中央朝廷的神祇伯和掌握国家军事指挥权的内臣等要官。同书《秦朝元传》又记学问僧辨正“滑稽善谈论，涉玄学。大宝中，敕往唐学问”[25]。可见遣唐学问僧率多涉猎中国学问，一些更是出身官宦世家。再看遣唐留学生的背景。同书《阿倍仲麻吕传》记阿倍仲麻吕是中务省次官大辅阿倍船守之子，“性聪敏，好读书，叙从八位上。灵龟二年（716），选为遣唐留学生，时年十六，往唐学问，多所该识，易姓名曰朝衡”。同书《橘逸势传》记橘逸势“为人放诞，不拘细节，最妙隶书。宫门榜题，多成其手。延历末，从遣唐使入唐，唐人呼为‘橘秀才’”。《吉备真备传》又记吉备真备“叙从八位下，灵龟二年，为遣唐留学生，时年二十四”[26]。由此可知，遣唐留学生大都聪明好学，年轻有为，多方面认识中国传统学问如书法。一些留学生更具有位阶如从八位，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即其例子。
三 《大日本史》所见唐朝皇帝接待遣唐使团的政治与外交活动
唐朝历代皇帝都很认真地从多方面接待遣唐使团，确保规定的外交与政治活动顺利进行。《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载日本领唐客使上奏称：“往时，粟田真人等，发自楚州，到长乐驿，五品舍人郊迎劳问。此时，未见拜谢之礼。新罗朝贡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赐迎马。王子敛辔，马上答谢。但渤海使皆悉下马，再拜舞蹈。今领唐客使，准据何例者？”日本朝廷“便撰行立、进退、飨宴、应对之仪注，下于领客使。”[27]唐朝每派五品高官如中书省判官中书舍人到长安城东郊驿站，礼迎慰问入京的遣唐使团，而且不要求使节行拜谢礼仪。但对于称臣唐朝的新罗使者如新罗王子，唐朝厚赐迎马，并接受其使在马上答谢。至于进京的渤海国使节，则须下马行舞礼答谢。所以，日本朝廷便根据唐朝的这些礼仪，制定行立、进退、飨宴、应对等四种迎使礼仪，命令领客使按照各种礼仪执行。
《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日本朝廷派遣“持节使及副使、判官、录事等四十三人，以明年[光仁天皇宝龟九年（778）]正月十三日，到长安，馆待优厚，中使访问不绝。数日，礼见于宣政殿，进信物。唐主（唐代宗）大喜，班示群臣。寻设宴于延英殿，引见使人”。同书《小野滋野传》记小野滋野在“（宝龟）六年（775），为遣唐判官。八年，赴唐”。至“明年正月，至长安城。监使特勾当使院，礼待优厚，中使不绝，礼见于宣政殿。乃进国信。唐帝大喜，示群臣。三月，引见延英殿，所请皆许。赐宴宫中，赐物有差”。同书《外国传一·隋唐》记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藤原葛野麻吕为遣唐大使，石川道益为副使，聘于唐。留学生橘逸势、学僧空海从焉”，“乃以十一月，至长安城，谒唐主（唐德宗）于宣化殿”。同书《藤原葛野麻吕传》记载略同。同书《津守吉祥传》又记“津守吉祥，位大山下。齐明帝五年（659），为遣唐副使”。“时（唐）高宗在东京，遂乘驿入东京”，“高宗善其对，面慰谕曰：‘使人远来辛苦，退在馆里，后更相见。’”同书《小野石根传》又记日本朝廷“以（小野）石根为副使”，而“石根著紫，犹称副使，持节行事，一如前敕。九年正月，至长安。三月，见（唐）代宗于延英殿”。同书《大伴继人传》又记大伴继人在“宝龟六年，为遣唐判官。八年，如唐。九年，还”。于是，继人上奏曰：“去年六月，四船同浮海。七月，泊唐国扬州海棱县。八月，至扬州大都督府。十月，发途。今年正月，至长安。唐主遣内使赵宝英迎接，安置外馆。三月，召对奏事。”同书《菅原清公传》又载菅原清公在延历年间“除大学少允，寻为遣唐判官，兼近江权掾。至唐，与大使俱见德宗”。[28]从诸事例可见，对于进入长安朝贡的遣唐使团，唐朝例必安置诸使官于宾馆居住，委派监使办理使院的接待事务，礼待照顾他们。唐帝又屡遣中使宦官慰问，然后在宫殿正式以礼引见使团使官尤其大使、副使及判官等上级使官。例如，其后唐代宗和德宗便在大明宫的中朝宣政殿（德宗朝称宣化殿）礼接使节，接受其国书及贡物，颁示群臣庆贺，然后在接见百官听政议事的延英殿，宴待召见使节，命令他们回答国事询问，并聆听他们奏事。
《大日本史·藤原清河传》又载藤原清河在“（胜宝）二年（750），为遣唐大使”，“至长安，见玄宗。玄宗曰：‘闻彼国有贤君。今观使者，趋揖有异。乃号日本，为礼仪君子国。’命阿倍仲麻吕，导清河等，视府库及三教殿。又图清河及副使吉备真备貌，纳于蕃藏中”[29]。可见唐朝皇帝在宫殿引见遣唐使团时每加褒赏，命大臣导引使官参观宫廷府库和收藏儒释道三教经典的三教殿，展示唐朝国力，弘扬三教信仰。唐皇帝还给使官绘画肖像画，存于蕃藏，纪念日使贡唐事迹。唐帝的热情款待导游，显示唐朝很重视日本称臣朝贡的外交关系。唐帝在长安宫廷接见使团之际，也常询问日本的国情地理和神祇信仰。例如，《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孝德天皇白雉五年（654）春，“大使小锦下河边麻吕、副使大山下药师惠日、判官大乙上书麻吕等，聘于唐。高向玄理为押使。唐主（唐高宗）问皇朝地理、国初神名。麻吕等皆随问应对”。同书《高向玄理传》又记高向玄理在“白雉五年，为遣唐押使”，“遂入长安见高宗。东宫监门郭文举历问皇朝舆地、国初神名，皆随问而答”。[30]
《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齐明天皇五年（659），“坂合部石布、津守吉祥、伊吉博德使于唐，虾夷数人从之。石布船遇风，漂至南海，为岛贼所劫杀。吉祥等至越州会稽县，乘驿赴东京。时唐主（唐高宗）在东京，使人廷见。唐主先问天皇起居，次慰劳使者。见虾夷问其地方种类。虾夷献白鹿皮及弓箭。时唐将以明年攻百济，是以拘我使于西京。六年，唐将军苏定方等攻百济，虏其王义慈。于是始放我使。七年，吉祥等归”。同书《津守吉祥传》又记津守吉祥“位大山下。齐明帝五年（659），为遣唐副使”。“时高宗在东京，遂乘驿入东京。吉祥乃率所送虾夷而朝。高宗问曰：‘日本国天皇平安不？’对曰：‘天地合德，自得平安。’又问：‘执事卿等好在不？’曰：‘天皇慈仁，亦得好在。’又问：‘国内平安不？’曰：‘治讲天地，万民无事。’高宗又问虾夷地方风俗。吉祥敷陈详悉。高宗善其对，面慰谕曰：‘使人远来辛苦，退在馆里，后更相见。’”“既而，客馆失火，又有谗者，由是得罪。寻下令曰：‘来年将有事于海东，汝等倭客不得东归。’遂幽于西京，困苦经年。”同书《伊吉博德传》又记：“伊吉博德，齐明朝遣唐副使津守吉祥等在唐。别倭种韩智兴、傔人西汉大麻吕，谗我客。客等获罪，唐已决流罪，流智兴于三千里外，博德在客中，申辨其诬，因得免。时唐有百济之役，遭幽西京。困苦经年，既而事平，得归国。”[31]由此可知，唐朝皇帝幸驻东都洛阳时，也会接见遣唐使团，问候日本天皇及其百官，了解使官贡赠的日本东、北部虾夷土著民族人物的风俗情况，并慰劳使者。但后来唐朝由于准备派军攻打日本邻国百济，故借在京师的别倭种、傔人等日本人的谗言诬告，以遣唐使官所居客馆发生火灾为理由，拘留禁锢使官于长安，不许其归国，避免日本朝廷知悉出兵计划等机密军情。
《大日本史·粟田真人传》记粟田真人在“大宝元年（701）为遣唐执节使”，遇风浪不行。至“二年，参议朝政。寻再赴唐。至于楚州，有（唐）人来问……真人又问（唐人）：‘向称大唐，何缘改号？’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阼，称圣神皇帝，国号大周。’言毕而去。至长安，见武后。赐宴麟德殿，授司膳卿。真人冠进德冠，顶有华花四披，紫袍帛带。唐廷称其温雅”。同书《藤原清河传》记藤原清河在“（胜宝）二年（750），为遣唐大使”。“及归，玄宗赐诗。”“是时，阿倍仲麻吕请归国，乃与仲麻吕同船而发，逢风漂泊安南，至
州，所帅多为土人所害，清河仅免。复归长安，遂留仕唐，改名河清，为特进、秘书监。宝字中，渤海使还国，以高元度为迎入唐大使使，与之同发。”“元度至唐，以乱故，不得朝见。久之，肃宗令内使宣敕曰：‘特进秘书监藤原河清，今依使奏，欲遣归国，唯恐残贼未平，道路多难。元度宜取南路，先归复命。’于是，元度留录事羽栗翔等而还，河清遂不得归。”同书《吉备真备传》又记吉备真备在“（胜宝）四年（752），为遣唐副使赴唐。玄宗授银青光禄大夫”[32]。从诸事例来看，唐朝皇帝往往给有才干的遣唐使官授予高官要职，对其信赖重用，甚至挽留欲归国者，俾便效力唐朝，推行善用异族、集思广益的天朝大国统治。如上引事例所述，在武周时代，武则天不仅于大明宫中举行宫廷国宴的麟德殿宴待遣唐使官，还授予遣唐执节使粟田真人司膳寺从三品长官司膳卿一职，进升位冠。可见武则天很重用遣唐使，不以外夷视之。后来唐玄宗又授予遣唐大使藤源清河崇高的正二品文散官阶特进和秘书省长官秘书监之职，而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亦获授很高的从三品文散官阶银青光禄大夫。[33]
唐朝皇帝不仅给遣唐使官授以官职，有时更赐赠朝服即朝会所穿正式官服，让他们带返日本，可见唐帝很看重遣唐使官向唐朝称臣效忠的心意和身份。遣唐使官也很重视被委任为唐朝大臣的尊贵身份，故返回日本后仍穿着唐朝服谒见天皇，多少意味他们归国后仍以唐朝臣子自居。例如，《大日本史·多治比县守传》记载多治比县守，在“灵龟初，进从四位下，为造宫卿，擢遣唐押使。养老元年（717），授节刀，赴唐。玄宗赐朝服，逾年而归。三年正月，县守率副使以下，著唐服朝见”[34]。另一方面，同书《阿倍仲麻吕传》记阿倍仲麻吕，在“灵龟二年（716），选为遣唐留学生，时年十六。往唐学问，多所该识，易姓名曰‘朝衡’，玄宗授左补阙，为仪王友。迁秘书校书，后至秘书监，兼卫尉卿。胜宝中，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至唐，玄宗命仲麻吕接之。及清河还，仲麻吕欲与归，玄宗因命为使，乃赋诗曰：‘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
骖去玉律，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然而，海上遭遇风浪，漂泊安南，“仲麻吕与清河复至唐。肃宗擢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宝龟元年正月，卒于唐，年七十。代宗赠潞州大都督”。同书《藤原清河传》又记藤原清河在“（胜宝）二年（750），为遣唐大使”，及归国，玄宗赐诗曰：“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35]从两则传载来看，不仅是遣唐使官，唐朝皇帝也经常给有学识的遣唐留学生授予要职，提拔擢用，加官封爵，甚至亲自赋诗饯别归国者。至于长期仕唐至终老死者，更获追赠高官，所受礼待程度跟唐人达官无异。取汉名“朝衡”的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即其例子。
唐朝皇帝经常邀请遣唐使官参与长安朝廷举行的各种重大礼仪，但在礼仪中使官不时引发外交纠纷。《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孝谦帝天平胜宝四年（752），正四位下藤原清河为大使，从四位上大伴古麻吕为副使，及留学生藤原刷雄聘于唐。明年正月朔，唐主（唐玄宗）受贺于蓬莱宫含元殿。是日，使清河等列西畔第二，在吐蕃下；新罗使东畔第一，在大食国上。古麻吕不肯就坐，谓掌客曰：‘新罗者我属国也，其使者不当在我邦之上。’廷争之，唐人不能夺，改以清河等坐东畔第一，引新罗使列西畔第二。”同传续记：“明年[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805）]元会，唐主（唐德宗）受贺于含元殿。”同书《津守吉祥传》又记“津守吉祥，位大山下。齐明帝五年（659）为遣唐副使”。“时（唐）高宗在东京，遂乘驿入东京。”至“十一月，朔旦冬至，高宗受贺，蕃使悉朝，吉祥亦见，仪容最胜”。同书《大伴古麻吕传》又记“大伴古麻吕，胜宝元年（749），为左少辨。二年，为遣唐副使。六年归自唐，奏曰：‘天宝十二载元会，唐主居含元殿，受贺。是日，以臣等列西畔第二吐蕃下，新罗使列东畔第一大食国上。臣争曰：‘新罗朝贡于日本，久矣，而今反列东畔上，义所不当。’于是其将军吴怀实见臣颜色，即引新罗使，就吐蕃下，臣等列大食国上”[36]。从诸传载例可见，日本遣唐使官例必获唐朝邀请出席元旦即正月初一朔日和冬至，在宫廷正殿如蓬莱宫（大明宫）正殿含元殿即外朝举行的朝贺大会，并按照日本等国家的“蕃望”大小高下关系，安排方位座席。但日本遣唐使官每根据其国跟东亚邻国的尊卑地位，要求坐于比邻国使节尊贵的上位座席，引发所谓“争长”的外交纠纷。唐朝往往回应遣唐使官的要求，改予尊于朝鲜诸国如新罗使节的上位。所以，遣唐使伊吉博德称朝贺大会中“蕃使悉朝”，而遣唐使如津守吉祥“仪容最胜”。
为了彰显天朝道义，唐朝皇帝经常派遣使者押送厚礼信物回赠日本。《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载宝龟九年（778）正月小野石根等遣唐使官四十三人抵达长安朝贡，唐主（唐代宗）“遣中使赵宝英，将答信物，送使者。持节使拜辞曰：‘本国海路遥远，漂荡不测。今中使云往，冒涉波涛。万一颠踬，恐旷王命。’唐主再使传旨曰：‘朕有少信物，差宝英等押送。道义所在，不以为劳。’既而赵宝英等以九月解缆。海中遇风，小野石根等三十八人，赵宝英等二十五人，船破溺死。副使小野滋野船到肥前松浦郡橘浦。具状以闻。即敕太宰府，迎劳唐使，促滋野入京师”。同书《小野石根传》记日本朝廷委派小野石根为遣唐副使，“及归，代宗令内使赵宝英等俱来。十一月，风涛险恶，第一船破。石根、宝英等没于海”。同书《小野滋野传》又记遣唐判官小野滋野在宝龟九年正月抵长安，至“四月，监使杨光耀宣敕云：‘将遣中使赵宝英等，赍报信物，往日本。命扬州造船。卿等知之。’及拜辞，奏云：‘敕朕有少信物，差宝英等押送。道义所在，不以为劳。’乃赐银鋺酒以为饯。六月，至扬州，船未成。中使奏状，寄乘臣等船。第一、第二船在扬子塘头。第四船在楚州盐城县。九月，臣船得正南风，解缆行三日，忽遭逆风，船著沙上。损坏颇多，竭力修造。今月十六日，船浮入海。二十三日，至肥前松浦郡橘浦。唐客随臣入朝，迎接祗供，一同蕃例。臣具牒太宰府，以令准拟”。同书《藤原清河传》又记藤原清河于“（胜宝）二年（750），为遣唐大使”，及清河归国，唐玄宗“特差鸿胪卿蒋挑捥，送至杨州，使魏方进供给”。同书《平群广成传》又记遣唐判官平群广成在“天平五年（733），随遣唐使多治比广成如唐”，“遇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仲麻吕请唐主，令取路渤海而归。玄宗许之，乃给船粮”。同书《高元度传》又记“初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留唐不归，宝字三年（759），命（高）元度为迎遣唐大使使”，而唐朝“肃宗许还清河，使元度先还，赐甲胄一具、戍刀一口、枪一竿、矢二只”，并“命其中谒者谢时和，护出苏州，与刺史李岵议，造船一艘，长八丈，差押水手官越州浦阳府折冲赏紫金鱼袋沈惟岳等九人，水手浦阳府别将赐绿陆张什等三十人，送至太宰府”。同书《清海惟岳传》又记“清海惟岳，唐人也。本姓沈，越州浦阳府折冲赏紫金鱼袋。宝字中，高元度自唐归，唐以惟岳为押水手官，护送元度，至太宰府。敕遣参议藤原真先，飨赐惟岳等”。当时太宰府上奏：“唐副使纪乔容已下三十八人，共言：‘大使沈惟岳赃污已露，不足率下。副使纪乔容，司兵晏子钦，堪充押领。伏请进止。’府官商量，所言有实。”诏报曰：“大使、副使，并唐中谒者谢时和，与苏州刺史所量定，不可改张，将发，风波不顺，敕府依例供给。”[37]从诸传记载可见，唐朝皇帝接受遣唐使所呈国书和贡物之后，例必基于天朝大国道义，厚赠遣唐使官回礼信物，并修造赴日船只，提供船粮及胄甲武器，派遣宦官差押水手及折冲府兵，分数船冒风浪之险押送礼物到日本。有时朝廷更委派鸿胪寺长官鸿胪卿礼送供给遣唐使官至扬州港口。当唐使官抵达日本后，日本朝廷亦例必命令太宰府以礼迎劳唐使，宴飨赏赐。尽管唐使官犯下贪赃枉法之罪，日本天皇出于对唐朝官方既定安排的尊重，也不会对违法使官绳之以法或改动其使团编制安排。
若遇上国内战乱，唐朝皇帝例必派遣宦官连同折冲府将兵护送遣唐使团归国，很重视保护使节的人身安全。例如，《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载：“天平宝字三年（759）春，适渤海使至，便以外从五位下高元度为迎使，内藏全成为判官，与渤海使杨承庆等俱发。且诏渤海王，送高元度于唐。元度与渤海使至于唐。明年（760）唐主（唐肃宗）使中使宣旨曰：‘特进秘书监藤原清河当依请遣归，而恐残贼未平，道路有艰。元度宜取南路先归复命。’即令中谒者谢时和，送元度等赴苏州，刺史李岵具大船一艘，使越州浦阳府折冲沈惟岳，别将陆张升等送元度。五年元度还至太宰府。”[38]可知在“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派遗近侍中使谢时和带同地方折冲府将兵，护送长安的遣唐使官高元度等安全返回日本。另外，唐朝皇帝有时还要求遣唐使官从日本带来国家所需物品，而日本朝廷例必按照所求送呈唐朝。例如，《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天平宝字五年（761），日本迎使“（高）元度还至太宰府。遣从五位上上毛野广滨、外从五位下广田小床等于安艺，造船送唐使。初元度之还也，唐主以乱后弓材乏用，告元度求牛角。元度还奏之。令东海、东山、北陆、山阴、南海道诸国贡牛角七千八百，以遗于唐”。同书《高元度传》又记日本朝廷在“宝字三年（759），命元度为迎遣唐大使使”，而“（唐）肃宗许还清河，使元度先还”，曰：“属禄山乱，多失兵器，今欲以牛角资造弓。闻日本多牛，卿归求牛角，托使以进。”于是，日本“朝廷遣从五位上上毛野广滨、外从五位下广田小床等于安艺，造船送唐使。敕东海、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诸道，贡牛角七千八百只，以遗于唐”。[39]可知唐朝肃宗要求迎遣唐大使使高元度等归国后，通知日本朝廷向唐朝上贡战争所需制弓用的牛角材料，于是日本朝廷随即在地方各国征集大量牛角，送赠唐朝。
再考察唐朝皇室成员跟遣唐使官及随从学问僧进行的外交与政治活动。《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载：“粟田真人如于唐，周之长安二年也。真人等归，学僧辨正留于唐。辨正善谈论，临淄王隆基时在籓邸，辨正以善围棋，被赏遇。”同书《秦朝元传》又记：“秦朝元，父僧辨正。滑稽善谈谕，涉玄学。大宝中，敕往唐学问。当玄宗在藩，以善棋宠。二子朝庆、朝元。辨正及朝庆皆死于唐。”但“朝元，归仕朝廷。天平初，敕教弟子二人汉语。四年，为遣唐判官至唐。玄宗以辨正故，厚赐之”。[40]由此可知，随从遣唐使团入唐留居长安的学问僧，每以学识技艺跟唐朝皇室交往，进行非正式的外交活动。学问僧辨正便凭着善谈和围棋的卓越知识技艺，跟临淄王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交往，备受后者赏识礼遇，一直留居长安不返日本。所以，后来日本朝廷委任辨正次子朝元为遣唐判官出使唐朝，朝元亦因其父的缘故，深获玄宗礼待厚赏，成功敦睦唐、日两国的邦交。
四 《大日本史》所见遣唐使团赴唐朝京师长安的使命与工作活动
《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载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藤原葛野麻吕为遣唐大使，石川道益为副使，聘于唐。留学生橘逸势、学僧空海从焉，往到唐福州长溪县，州县吏疑其无符印责之。葛野麻吕赠书福州观察使，略云：‘我国主……谨差贺能等充使，奉献国信。’”同书《中臣名代传》又记中臣名代在“（天平）四年（732），为遣唐副使。明年赴唐，遭风飘荡南海，艰虞备至，仅得达唐。八年，赍玄宗书”。同书《小野滋野传》又记小野滋野在“（宝龟）六年（775）为遣唐判官，八年赴唐”，到九年正月至长安城，“礼见于宣政殿，乃进国信，唐帝（唐代宗）大喜，示群臣”。[41]由此可见，日本遣唐使团例必奉日本天皇之命携带“国信”包括通使的国书和进贡礼品，远赴唐朝京城长安，向唐皇帝呈献国信，以示称臣通好。抑且，遣唐使有时也奉命负责护送唐使返回唐朝。例如，《大日本史·中臣鹰主传》记：“宝字中，唐使沈惟岳等送高元度，至太宰府。朝廷将护送惟岳等，命遣唐使，敕造四船于安艺，（中臣）鹰主为遣唐判官。船成至难波，一船胶泥破裂，因减使人，限两船。赐鹰主从五位下，为大使，授节刀。至太宰府，风波簸荡。敕放还惟岳等，召还鹰主等。”同书《布势清直传》又记布势清直在“（宝龟）九年，为送唐客使，护唐客孙兴进等赴唐”。[42]可知先后出任遣唐判官和遣唐大使的中臣鹰主，奉命护送唐使沈惟岳等返回唐朝，而布势清直更担任送唐客使，专责护送唐客孙兴进等人归唐。
另外，日本遣唐使如藤原葛野麻吕认为唐朝视遣唐使官为上客，厚加礼待，故使官能面谒唐帝，承受其鸾车诏书，待遇非其他外国外族的使节所能比拟。《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便记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藤原葛野麻吕为遣唐大使，石川道益为副使，聘于唐。留学生橘逸势、学僧空海从焉，往到唐福州长溪县，州县吏疑其无符印责之”。葛野麻吕便赠书福州观察使，略云：“大唐之遇日本也，虽云八狄云会、七戎雾合，而于我国使也，待以上客。面对龙颜，自承鸾纶。与夫琐琐诸蕃，岂可同日而论乎！”[43]再者，一些遣唐使官和留学生选择留居唐京城长安生活，例必获唐朝批准。例如，同书《坂合部大分传》记载：“坂合部大分，右兵卫率。大宝初为遣唐副使，留居于唐。养老中，随多治比县守而归。”同书《阿倍仲麻吕传》记阿倍仲麻吕在“灵龟二年（716），选为遣唐留学生”，赴唐求学，“玄宗授左补阙，为仪王友。迁秘书校书，后至秘书监”。后来，仲麻吕归国，“尚书右丞王维为诗并序送行，包佶、赵骅等，皆赠以诗。既而至明州，与唐人别”。然而，“海上遭风，漂泊安南。唐人以为仲麻吕溺死，翰林供奉李白作诗哭之”。同书《橘逸势传》又记橘逸势“最妙隶书”，至“延历末，从遣唐使入唐，唐人呼为‘橘秀才’”。[44]从诸传载例来看，遣唐使官和留学生尤其入仕唐朝者，文学修养颇高，每以诗文会友，甚至被唐人呼为“秀才”，往往历任文学要职，融入朝廷中的文人官僚群体，从而在唐朝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踏上显赫的仕途。
五 《大日本史》所见长安遣唐使官、学问僧及其他各类日本人刺探搜集唐朝情报之间谍活动
更值得注意的是，留居长安的遣唐使官、学问僧及其他各类日本人刺探搜集唐朝情报的间谍活动。《大日本史·粟田真人传》记粟田真人在“（大宝）二年（702），参议朝政。寻再赴唐。至于楚州，有人来问曰：‘何国使？’真人曰：‘日本国使。此何州界？’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也。’真人又问：‘向称大唐，何缘改号？’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阼，称圣神皇帝，国号大周。’云云，言毕而去”[45]。可知遣唐使官从抵达中国沿海起，便开始打听搜集唐朝各方面的情报，不待到达唐京城长安就展开其情报搜集工作。再考察遣唐使官和僧侣等在长安从事的间谍工作。同书《外国传一·隋唐》记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藤原葛野麻吕为遣唐大使，石川道益为副使，聘于唐。留学生橘逸势、学僧空海从焉”，“乃以十一月，至长安城，谒唐主（唐德宗）于宣化殿”。至“明年元会，唐主受贺于含元殿。是月，唐主殂，太子诵立，是为顺宗。秋，葛野麻吕与僧最澄俱归，奏唐变曰：唐淄青道节度使、青州刺史李师古养兵马五十万。唐主遣使告国丧于诸道。至青州，师古拒而不纳。帅兵十万，以吊丧为名，自袭郑州。诸州戮力逆战。唐主乃遣中使宣慰师古。蔡州节度使吴少诚亦多养兵马，窃挟窥窬。唐主又向遣龙武将军薛审于吐蕃和亲。至则拘留不还，审绐曰：‘所以来者，欲嫁公主也。’吐蕃乃放还审议婚。唐主怒曰：‘此非吾所知。汝速往申前旨。事若不成，勿复来还。’审再往。吐蕃拒而不纳。去年十二月，吐蕃使者逃还，不会贺正。吐蕃在长安西北，相距五百里，侵寇不已。唐国内迫节度，外畏吐蕃，京师骚扰，无暂休息。唐主久病，不能听政，让位于太子纯，是为宪宗”。同书《内藏全成传》又记“内藏全成，宝字中，为迎遣唐大使判官，至渤海。其王大钦茂，议使高元度等十一人赴唐。令全成等归朝奏事”。同书《菅原道真传》又记宽平六年（894）日本朝廷“以（菅原）道真为遣唐使，纪长谷雄为副。时僧中瓘在唐，告以其寇乱。道真奏曰：‘伏检旧记，遣唐之使……或有遭贼而亡身者。如中瓘所报，未然之事，可推而知。愿以其状，遍下公卿、博士议。国之大事，不独为身。且陈款诚，伏请处分。’竟不果行”[46]。从诸传载例可见，遣唐使官及随团来唐久居长安的学问僧，都充当日本朝廷在唐朝的耳目间谍。他们返回日本后便向朝廷全面奏报唐朝的国情形势，涉及唐朝内政局势和对外民族关系等多方面情况。
《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载“宽平六年（894）五月唐使入朝，并致在唐僧中瓘上太政官表。七月诏赐中瓘黄金。太政官牒送，其略曰：‘奉敕省中瓘表悉之。久阻兵乱，今稍安和。来状云：“温州刺史朱褒特发人信，远投东国。”波浪渺焉，虽感宿怀，稽之旧典，奈容纳何，不敢固疑消息。事理所至，欲罢不能。如闻商人说唐国事之次，多云：“贼寇以来，十有余年，朱褒独全所部。天子特爱忠勤。事之仿佛也。”虽得由绪于风闻，苟为人君者，孰不倾耳以悦之。朝议已定，欲发使者，辨整之间，或延年月。大官有问，得意叙之者，准敕牒送，宜知此意。沙金一百五十小两，以赐中瓘。旅庵衣钵，适支分铢。’”至同年八月，“参议左大辨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纪长谷雄为副使。道真状奏曰：‘臣谨案在唐僧中瓘去年三月附商客王讷等所到之《录记》，唐凋弊载之具矣。更告不朝之问，终停聘唐之人。中瓘虽区区之旅僧，为圣朝尽其诚。代马越鸟，岂非习性。臣等伏捡旧记。度度使等，或有渡海不堪命者，或有遭贼遂亡身者。唯未见至唐，有难阻饥寒之悲。如中瓘所申报，未然之事，推而可知。臣等伏愿以中瓘《录记》之状，遍下公卿、博士，详定其可否。国之大事，不独为身。且陈款诚，伏请处分。’”至“七年，遂罢遣使”；“九年，赐在唐僧中瓘沙金百两”。[47]可知留居长安的众学问僧，例如上述唐僧中瓘，大抵从所在的商客中及其记录中搜集有关唐朝情势的讯息，透过归国遣唐使向日本朝廷的行政司法立法最高机构太政官，上书奏报唐朝的国情，包括地方叛乱和唐朝政治衰败等情况，而必获日本天皇诏赐重赏。日本朝廷亦会根据其情报，制定或改变对唐朝的外交政策。例如上述宽平七年（895）即唐朝昭宗乾宁二年，日本朝廷便按照中瓘等的情报，停罢了遣唐使制度。
遣唐学问僧返回日本后，也会向所属国司的长官国守奏报中国的政治情势。例如，肥前的遣唐僧侣通报了唐亡后南方十国之一的吴越国爆发的黄巾贼乱及其平定情况。《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载：“初天庆中，肥前沙门往唐。及天历（947～957）之季归，语其国守曰：‘（吴越）显德以往，天下大饥，黄巾结党，钞劫边州。（吴越王钱）弘俶往讨凶党。九年，大小二十四战，斩首五万余级。显德元年（954）春，饥。盗贼又起，乌合蚁结，掠剽郡县。弘俶将兵攻击，败贼于汶水上，杀溺甚众，汶水为之不流。自尔以来，天下清肃。’”[48]除了遣唐使官和学问僧外，一些居留唐朝而身份不详的日本人，也为日本朝廷充当间谍。同书《外国传一·隋唐》记载：“持统帝四年（690），筑紫军丁大伴部博麻自唐而归。博麻，齐明帝七年救百济之役，为唐兵所虏。天智帝时，土师富杼、冰老、筑紫萨夜麻、弓削元实儿四人亦在唐。富杼等闻唐人所计，密图归奏，而无资粮。博麻谓富杼曰：‘今愿卖我身，以充路资。’富杼从其计，得逃还。博麻在唐三十年，至是与新罗使俱至。诏奖慰，赐水田四町，免三族课役。”[49]可知身份不明的土师富杼、冰老、筑紫萨夜麻、弓削元实儿以及战争中被唐军俘虏的日本人如大伴部博麻等，都长期居留唐朝。他们充当日本朝廷的情报间谍，为日本刺探唐朝国家军事的机密情报，秘密通报日本。他们返回日本后便获朝廷慰问赏赐，免除家族的赋役。
六 《大日本史》所见长安遣唐使官招揽唐人和外国人才赴日入仕日本朝廷
赴长安的遣唐使官除了从事朝贡外交工作，还不时招揽所在的唐人甚至外国人才，跟随他们归国入仕日本朝廷。例如，《大日本史·外国传一·隋唐》记载：“圣武帝天平五年（733），多治比广成为遣唐大使，中臣名代为副使，聘于唐。七年，广成等归，唐人袁晋卿从广成而来，后仕为玄蕃、大学头、安房守，赐姓清村。”[50]可知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邀请唐朝音艺专家袁晋卿跟随遣唐使团返日入仕日本朝廷，先后担任玄蕃寮长官玄蕃头、大学寮长官大学头、安房国长官国守，管理治部省属下寺院和僧尼的名籍与接待唐朝、三韩等外国使者，管理学生考试与释奠，以及地方国司管治等多方面的重要事务。《大日本史·中臣名代传》又记中臣名代在“（天平）四年（732），为遣唐副使。明年赴唐”。至“八年，赍玄宗书，率唐人皇甫东朝等三人，及波斯国人李密翳而归”[51]。虽然《大日本史》没有载及皇甫东朝入仕日本朝廷，《续日本纪》却记载天平神护二年（766）十月，称德天皇授“正六位上袁晋卿从六位上，皇甫东朝、皇甫升女并从五位下，以舍利之会奏唐乐也”[52]。可见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邀请唐乐演奏家皇甫东朝和身份不详的波斯客李密翳等人，跟随使团返日。其中皇甫东朝与皇甫升女更入仕日本朝廷，均获授位阶从五位下，而前述袁晋卿亦先后获授正、从六位上。
七 《大日本史》所见日本朝廷重视和重用具有才干政绩的长安遣唐使官的情况
日本朝廷很重视并重用具有才干政绩的长安遣唐使官。《大日本史·藤原清河传》记载藤原清河在“（胜宝）二年（750），为遣唐大使”，四年赴唐，至长安见唐玄宗，后来归国途中漂泊安南，“复归长安，遂留仕唐，改名河清，为特进、秘书监。宝字中，渤海使还国，以高元度为迎入唐大使使，与之同发。赐书渤海王大钦茂，护送元度等达唐。大钦茂遣其辅国大将军高南申来聘，上牒曰：‘迎藤原河清使等九十九人。方今唐朝禄山先逆命，思明后作乱，内外骚扰，未有平殄。欲导使者，恐被残害。欲且还之，虑违圣意，因令正使高元度等十一人往唐迎河清，判官全成等归天朝。故差此使，奉报委曲。并献河清表。’诏报曰：‘遣唐大使藤原河清，久不来归，朕所郁念也。而王遣南申，赍河清表入朝。王之款诚，实有嘉焉。’矜河清久在异域，遥授文部卿。元度至唐，以乱故，不得朝见”。因此，“元度留录事羽栗翔等而还，河清遂不得归。朝廷又遥授常陆守。八年，升从三位。宝龟中，新罗使再献河清书。七年，命遣唐使，赐河清书曰：‘汝奉使绝域，久经年序，忠诚远著，消息有闻。故今因聘使迎之。赐絁一百匹、细布一百端、砂金大一百两。宜能努力，与使共归。相见非
，指不多及。’九年，遣唐使归，河清女喜娘从之”。同书《平群广成传》又记遣唐判官“平群广成，叙正六位上。天平五年（733），随遣唐使多治比广成如唐”。“其在唐，朝廷悯久劳异域，遥授外从五位下。”同书《吉备真备传》又记吉备真备在“（胜宝）四年（752），为遣唐副使赴唐”，其后归国，至“六年，至纪伊牟漏崎。入京师，进正四位下，升太宰大贰”。[53]从诸传记载来看，日本天皇常欲把入仕唐朝而富有治国经验的遣唐使官，召回日本朝廷出任要职，甚至尝试透过向唐朝称臣的属国渤海国和新罗国的使者，献书唐朝请求接回仕唐的遣唐使官，使他们归国辅助日本朝政，改进国家统治。对于留仕唐朝不愿或不能返国者，往往遥授高位要官，又厚赐财宝，鼓励他们归国继续效力日本朝廷。
由于日本朝廷很重视遣唐使团的朝贡外交使命，成功赴唐朝长安完成使命归国的使官及少数随行的留学生，都例必获日本朝廷加官进位，大加赏赐，因故死者亦获追赠官位。兹据《大日本史》诸传记载表析相关事例（表1）。
表1 《大日本史》诸传记载相关事例
表1 《大日本史》诸传记载相关事例-续表
从表1诸传载例来看，返回日本的遣唐使官和个别留学生，都被日本朝廷委任中央朝廷或地方政府的要职，发挥在唐朝所学的专长知识或技艺，日本朝廷设宴款待诸使官，厚加赏赐，包括田地、谷粮、御衣被、絁、绵、布及锹等，其赐田甚至可留给儿子继承。至于赴唐或返国途中遇难的遣唐使官，日本朝廷也往往追赠官职和位阶，表彰其卓越功绩，以示朝廷的恩宠。
另外，《大日本史·阿倍仲麻吕传》记载阿倍仲麻吕在“灵龟二年（716）选为遣唐留学生，时年十六，往唐学问”。其后，“（唐）肃宗擢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宝龟元年（770）正月，卒于唐，年七十。代宗赠潞州大都督”。“仲麻吕在唐凡五十余年，身虽荣贵，思归不已。”至“宝龟十年（779），（光仁天皇）敕曰：‘前学生阿倍朝臣仲麻吕，在唐而亡，家口单乏，葬祭有阙。其赐东絁百匹、白绵三百屯。’承和三年（836），因命遣唐使，赠正二位，诏曰：‘故留学问赠从二品安倍朝臣仲满，身涉鲸波，业成麟角，词峰耸峻，学海扬漪，显位斯升，英声已播，如何不慭，莫遂言归。唯有掞天之章，长传掷地之响。追贲幽壤，既隆于前命，重叙崇班，俾给于命诏。’”[54]可知日本朝廷不仅推崇遣唐使官的功劳，也积极表扬入仕唐朝而卓有政绩的遣唐留学生，对至死仕唐者赠官进位，厚赏其在日的遗属，借以彰显日本国威，敦睦日、唐两国友好。
八 《大日本史》所见长安遣唐使团之唐、日文化交流活动
再考察遣唐使团的唐、日文化交流活动。归国遣唐使官和随行留学生都积极给日本引进唐朝各方面的先进制度及文化风俗。例如，《大日本史·多治比广成传》记载多治比广成在“天平四年（732）为遣唐大使。五年，授节刀，赴唐”。至七年返回日本后，“帝观骑射于北松林，广成率唐人奏唐乐、新罗乐，弄枪，又献请教秦大麻吕问答六卷”。又记广成“初在唐，称牡丹墀，子孙因用丹墀字”。同书《藤原贞敏传》记：“时唐人刘二郎者善琵琶。（藤原）贞敏赠沙金二百两，请受业。二郎即授两三调。未几，殆尽其妙。二郎重授谱数十卷，以女妻之。女亦善琴筝，贞敏习新声数曲。及将归朝，二郎为设祖筵，赠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张。贞敏持归，终为朝廷重器。所谓玄象、青山是也。岁余，为参河介，历主殿助、雅乐助。”“贞敏，历事三代，无他才艺，特以善弹琵琶，为时所重。”同书《阿倍仲麻吕传》又记阿倍仲麻吕在“灵龟二年（716），选为遣唐留学生，时年十六。往唐学问，多所该识，易姓名曰‘朝衡’”。同书《吉备真备传》又记吉备真备在“灵龟二年，为遣唐留学生，时年二十四。在唐研覃经史，该涉众艺。当时学生播名于唐者，唯真备、阿倍仲麻吕二人而已。天平七年（735）归，献《唐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只、平射箭十只”。同书《菅原清公传》又记菅原清公为遣唐判官，及归国后，“转大学助。大同初，迁尾张介，其治不用刑罚，效汉刘宽。弘仁初，秩满入京，补左京亮，累历大学、主殿头、左右少辨，迁式部少辅，兼阿波守。九年诏：‘天下仪式，男女衣服，皆依唐制。五位已上位记，改从汉样。诸宫殿院堂门阁，皆著新榜。又肆百官舞蹈，清公并得关说。’兼文章博士，侍读文选，兼参集撰之事”。又称清公“性仁而爱物，深信佛法，造像写经，率以为勤”。[55]从诸传的记载来看，遣唐使官和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唐朝的先进文物制度、儒教吏治及宗教风俗，包括唐文学、经史、历法、唐乐、琵琶、曲谱、众艺、唐服、宫廷及官僚制度等方面，深受唐代文化影响，甚至采用汉姓代替日本姓氏。他们把唐朝制度及文化风俗引进日本，积极传播推广。例如，多治比广成取汉姓“（牡）丹墀”代替其本姓“多治比”，阿倍仲麻吕改名“晁衡”，前者返回日本后透过唐乐人传播唐乐。藤原贞敏把唐朝的琵琶曲谱传入日本，更担任雅乐寮的雅乐助，教授日本传统乐舞和外来音乐尤其在唐长安所学琵琶曲乐，深受日本人推崇。吉备真备又研习经史众艺，把《唐礼》、《大衍历》、测影铁尺、铜律管、乐书、弓箭等带回日本献给朝廷。菅原清公则历任中央教官和地方国官，在地方推行如东汉刘宽的宽仁吏治，又引进唐朝的服饰、宫殿及官僚制度。他又受唐人佛教信仰风俗影响，在日本造像写经，弘扬佛法。
《大日本史·膳大丘传》记载膳大丘在“胜宝四年（752），随遣唐使如唐。归，为大学助教。景云中上言：‘臣前如唐，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国子监有两门，题曰：“文宣王庙。”有国子学生程贤，语臣曰：“今主上大崇儒范，追尊为王。凤德之征，于今至矣。”皇朝准旧典，犹称前号，诚恐乖崇德之情，失致敬之理。大丘庸闇，闻斯行诸，敢陈管见，以请明断。’于是敕称孔子为文宣王。宝龟中，至外从五位下，为大学博士”。同书《吉备真备传》又记吉备真备在“灵龟二年（716），为遣唐留学生，时年二十四。在唐研覃经史，该涉众艺”。至“天平七年（735）归，献《唐礼》一百三十卷……《乐书要录》十卷”，“任大学助”。当“孝谦帝在东宫，（真备）为学士，授《礼记》《汉书》，恩宠甚渥。迁为大夫，仍兼学士”。胜宝四年，真备为遣唐副使赴唐，至六年归国返京之后，“真备为大纳言”。“初大学释奠，其仪未备。真备稽礼典，重修之，器物始备，礼容可观。”他“又删正《律令》二十四条，延历中诏用之。所著有《私教类聚》三十八条”。[56]从两传载述可见，一些遣唐使团留学生就学于长安的国子监，学习唐朝儒学，致力于把改新旧典的唐朝儒学礼制传入日本。日本天皇常下敕命令朝廷采用他们带来的唐朝典制，尤其任用归国留学生为国家官僚教育机构大学寮的教官，例如大学助教、东宫学士、大学博士等职，教授明经道即源自唐朝的儒家知识，包括《礼记》《汉书》等儒家经史。可见日本朝廷很重视汲取唐朝典章文化，改革国家制度。例如，日本朝廷委任原为遣唐留学生、遣唐副使的吉备真备为大纳言，修订大学释奠礼制，删订律令，天皇下诏颁行。真备亦借着所撰《私教类聚》，传播来自唐代的儒、释两教信仰及实学科技知识。另外，遣唐学问僧如兴福寺僧宽建，也把日本文学名著带到唐朝推广传播，促进日、唐两国的文学创作交流。《大日本史·菅原道真传》便记“兴福寺僧宽建如唐求法，请：‘赍道真及纪长谷雄、橘广相、都良香诗集、小野道风行草书，至彼以广其传’。许之”。[57]
小结
《大日本史》旁征博引多达约60种中、日两国各类典籍文献，比较详尽全面而确切地载述了中古时期日本遣唐使团的制度，使官与学问僧、留学生的身份，以及他们在唐朝尤其京城长安的外交、政治及文化交流活动。从该史的丰富记载来看，日本推崇唐朝为礼仪大邦，天皇仰慕唐朝的德化政治，故不断委派遣唐使团及学问僧、留学生等到唐朝聘问进贡。日本朝廷致力于把遣唐使团聘贡活动制度化，规定使团各级使官的编制与职责，严格遵行，但同时因应唐朝的要求随时做出改动安排，并按唐朝汉仪礼送赏赐遣唐使官。使团官员尤其上级管理层的遣唐持节使、押使及大使等的位阶颇高，其正官多在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任要职，富有政治经验，且多是熟谙中国制度和文化的博学之士，容仪出众，涉猎经史，善于诗文音艺，精通汉语书法，甚至像唐人笃信佛教。遣唐副使多为武官，协办军务。诸使官多才多艺，易于跟唐朝君臣乃至文人庶民沟通，达成外交政治及文化交流的使命。随行学问僧和留学生亦多是通晓中国学问的好学有识之士。遣唐使团的主要使命是奉天皇之命远赴唐都长安向唐朝皇帝呈献国书和贡物，维持聘贡友好关系，有时还奉命护送唐使返唐。一些遣唐使官和留学生选择留居长安生活，亦必获唐朝批准。对于远来长安的遣唐使团，唐朝例必以优礼接待照顾，遣使慰问，尤其在宫殿面见使官，接受其国书贡物，问候天皇百官，询问日本国情，设宴款待，厚加褒赏，甚至安排参观宫廷，展示大唐国力文化，并表明唐朝对日本称臣聘贡的重视。唐帝又例必邀请长安的遣唐使官参与朝廷举行的元旦、冬至等重大朝会礼仪，并常在日本使官跟邻国使官的“争长”外交纠纷中，顺应日本使官的请求而予以上位座席。在善用异族的天朝政治方针下，唐朝皇帝每向具才识的遣唐使官乃至留学生授予要官，提拔重用，加官封爵，死后赠官，甚至挽留欲归国者继续仕唐。入仕唐朝者常以诗文会友，历任文学要职，成为唐朝文人官僚群体的一分子，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至于坚持归国的使官，唐帝亦不惜赐赠朝服，以示对其唐臣身份的重视。使官归国后亦多穿着唐朝服谒见天皇，以唐臣的身份为荣。再者，唐帝基于天朝道义例必厚赠归国使官回礼信物，派遣宦官和将兵护送归使押运礼物到日本，尤其在国内战乱时期，而日本一方亦必命太宰府迎劳唐使。唐帝有时也要求归国使官从日本带来战争所用物资，日本朝廷例必因应所求送呈唐朝。留唐学问僧也常以学识技艺跟唐皇室交流，多少促进两国邦交。
除了聘贡外交的使命外，留居长安的遣唐使、学问僧及其他各类日本人，大都充当日本朝廷在唐朝的耳目间谍，进行刺探搜集唐朝情报的间谍活动。他们归国后向朝廷全面奏报唐朝的国情，涉及唐内政及对外民族关系等多方面情势，而必获天皇赏赐。日本朝廷便根据情报制定或改变对唐的外交政策。正因如此，唐朝每当准备出兵日本邻国，常借故拘留遣唐使官于长安，避免他们向日本朝廷通报机密军情。长安的遣唐使官还不时招揽唐人甚至外国人才，入仕日本朝廷。由于日本朝廷很重视遣唐使团的外交使命，完成使命归国的使官大都获日本朝廷加官进位，委以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要职，发挥在唐所学专长，并厚加奖赏。日本朝廷也常给遇难的遣唐使官追赠官位，表彰功绩，以示恩宠。日本朝廷还表扬入仕唐朝的留学生，对至死仕唐者赠官进位，以敦睦两国邦交。它还特别重视和擢用具有才干政绩的遣唐使官，天皇常劝诱仕唐的使官归国担任朝廷要职，改进国家统治。遣唐使官和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唐朝的先进文物制度、儒教吏治及宗教风俗，涉及文学、经史、历法、唐乐、琵琶、曲谱、众艺、唐服、宫廷及官僚制度等多方面知识。他们努力把唐朝制度、文化及宗教风俗引进日本，传播推广。天皇常下令朝廷采用他们带来的唐朝典制，尤其任用归国留学生为国家官僚教育机构的教官，传授唐朝的儒学及实用科技知识，改革国家制度。另外，学问僧也将日本文学传入唐朝，促进两国的文学交流发展。
总之，唐朝和日本都高度重视遣唐使团及随团学问僧和留学生在中国尤其长安的朝贡外交、政治及文化交流等活动。他们在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以及日本借鉴唐制革新国家制度文化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桥梁角色。
[1] 例如，〔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62～107、125～202页；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07～111、128～177页。
[2] 例如，森克己《遣唐使》，东京：至文堂，1972，第1～214页；江上波夫编《遣唐使时代の日本と中国》，东京：小学馆，1982，第41～62、81～259页；茂在寅男等《遣唐使研究と史料》，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1987，第1～96页；增村宏《遣唐使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8，第201～706页；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プロジェクト编《遣唐使の见た中国と日本新发见「井真成墓志」から何がわかるか》，东京：朝日新闻社，2005，第17～351页；藤田友治《遣唐使·井真成の墓志》，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2006，第9～176页；上田雄《遣唐使全航海》，东京：草思社，2006，第11～321页；小岛毅《海からみた历史と传统——遣唐使·倭寇·儒教——》，东京：勉诚出版，2006，第1～49页；古濑奈津子《遣唐使眼里的中国》，郑威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1～144页；住吉大社编《遣隋使·遣唐使と住吉津》，大阪巿：东方出版，2008，第3～231页；遣唐使船再现シンポジウム编《遣唐使船の时代——时空を驱けた超人たち》，东京：角川学艺出版，2010，第10～232页；韩升《遣唐使和学问僧》，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第31～135页。
[3] 例如，王仁波《遣唐使和中日文化交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4期，第69～81页；石晓军《日本遣唐使来华不携国书说献疑》，《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第88～89页；刘淑梅《遣唐使初探》，《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第42～46、75页；王金林《遣唐使的使命》，《日本研究》1998年第3期，第64～69页；王建新《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与遣唐使》，《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5～17页；荣新江《从〈井真成墓志〉看唐朝对日本遣唐使的礼遇》，《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08～111页；铃木靖民《中国西安の日本遣唐使墓志と墓主井真成》；气贺泽保规《遣唐使留学生「井真成墓志」への疑问》；石见清裕《唐代长安の外国人——国子监と留学生―》；妹尾达彦《唐长安の都巿生活と墓域》；王维坤《井真成墓志に关する诸问题》；石井正敏《遣唐使と新罗·渤海》；河内春人《遣唐使の改名》；波户冈旭《遣唐使人の文学》；加藤谦吉《中·南河内の渡来人と对外交涉》；渡边延志《遣唐使墓志をめぐる议论の行方》；荒本敏夫《井真成墓志をめぐる日中国际学术シンポジウムと巿民セミナーについて》，收《东アジアの古代文化》第123号（遣唐使墓志をめぐる日中交流史特集），2005，第4～109、134～163页；刘秋红《试论遣唐使对古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及影响》，《求索》2008年第5期，第251～253页；王献玲《遣唐使与日本的汉字教育》，《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99～101页。
[4] 德川光国修，德川纲条校，德川治保重校《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多治比县守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6页。
[5] 《大日本史》卷一一六《阿倍仲麻吕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97～199、201页。
[6] 《大日本史》卷一三三《菅原道真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1册，第216页。
[7] 《大日本史》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14、36页。
[8]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藤原葛野麻吕传》《藤原常嗣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09～110、114页；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31页。
[9] 《大日本史》卷一一五《列传四十二·长岑高名传》、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藤原清河传》《高元度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75～176、203、217页。
[10]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羽栗翼传》、卷一一五《列传四十二·高向玄理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06～107、194～196页。
[11]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中臣鹰主传》《小野石根传》、卷一一八《列传四十五·佐伯今毛人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9～101、268～269页。
[12] 《大日本史》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31页。
[13]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小野滋野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02～103页；同书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31～32页。
[14]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粟田真人传》《多治比县守传》、卷一一五《列传四十二·高向玄理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1～92、95～96、194～195页。
[15] 《大日本史》卷一一一《列传三十八·石上乙麻吕传》、卷一一三《列传四十·坂合部石布传》《多治比广成传》《藤原葛野麻吕传》《藤原常嗣传》、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藤原清河传》、卷一一八《列传四十五·佐伯今毛人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41、86～87、97～98、109～110、113～114、203、268～269页。
[16] 《大日本史》卷一三三《列传六十·菅原道真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1册，第205～208、216～218页。
[17]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津守吉祥传》《坂合部大分传》《中臣名代传》《小野石根传》、卷一一四《列传四十一·藤原宇合传》《藤原田麻吕传》、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大伴古麻吕传》、卷一二一《列传四十八·大伴益立传》、卷一二三《列传五十·吉备真备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88、93～94、98～99、100～101、132～134、208、410～411、450～451页。
[18] 《大日本史》卷二一五《列传一百四十二·文学传三·纪长谷雄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7册，第25～29页。
[19]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鸭吉备麻吕传》《中臣鹰主传》《小野滋野传》《海上三狩传》、卷一一四《列传四十一·藤原贞敏传》、卷一一五《列传四十二·长岑高名传》《甘南备高直传》、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秦朝元传》《大伴继人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4、99～100、102、105、143、175～177、180、196～197、210页。
[20] 《大日本史》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平群广成传》、卷一二三《列传五十·菅原清公传》《菅原善主传》、卷一二五《列传五十二·藤原松影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215、458、461、503～504页；同书卷二四〇《列传百六十七·外国传九·渤海传上》，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337页。
[21]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山上忆良传》《羽栗翼传》《高原源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4～95、106～108页；同书卷一二七《列传五十四·朝野鹿取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1册，第60页。
[22]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布势清直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09页。
[23] 《大日本史》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高元度传》《内藏全成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217～219页。
[24] 《大日本史》卷一一五《列传四十二·纪夏井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81～185页。
[25] 《大日本史》卷一一一《列传三十八·藤原
足传》、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秦朝元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22～26、28、196页。
[26] 《大日本史》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阿倍仲麻吕传》、卷一一七《列传四十四·橘逸势传》、卷一二三《列传五十·吉备真备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97、262、450页。
[27] 《大日本史》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34页。
[28]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津守吉祥传》《小野石根传》《小野滋野传》《藤原葛野麻吕传》、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大伴继人传》、卷一二三《列传五十·菅原清公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88～89、100～103、109～110、210～211、458页；同书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32、36～39页。
[29] 《大日本史》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藤原清河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203～204页。
[30] 《大日本史》卷一一五《列传四十二·高向玄理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94～196页；同书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16页。
[31]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津守吉祥传》《伊吉博德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88～91页；同书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16～17页。
[32]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粟田真人传》、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藤源清河传》、卷一二三《列传五十·吉备真备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1～93、204～206、449～451页。
[33] 两个文散官阶，见《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中华书局，1975，第1791～1792页。
[34]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多治比县守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5～96页。
[35] 《大日本史》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阿倍仲麻吕传》《藤原清河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97～201、203～204页。
[36]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津守吉祥传》、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大伴古麻吕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88～89、208～209页；同书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24～25、39页。
[37]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小野石根传》《小野滋野传》、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藤原清河传》《平群广成传》《高元度传》《清海惟岳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00～105、203～204、215、217～220页；同书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32～33页。
[38] 《大日本史》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28～29页。
[39] 《大日本史》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高元度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217～218页；同书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29页。
[40] 《大日本史》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秦朝元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96～197页；同书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22～23页。
[41]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中臣名代传》《小野滋野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8～99、102～103页；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36页。
[42]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中臣鹰主传》《布势清直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9～100、109页。
[43] 《大日本史》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36～37页。
[44]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坂合部大分传》、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阿倍仲麻吕传》、卷一一七《列传四十四·橘逸势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3～94、197～200、262页。
[45]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粟田真人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2～93页。
[46] 《大日本史》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内藏全成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218～219页；同书卷一三三《列传六十·菅原道真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1册，第208～209页；同书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36～40页。
[47] 《大日本史》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45～48页。
[48] 《大日本史》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53页。
[49] 《大日本史》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21～22页。
[50] 《大日本史》卷二三二《列传一百五十九·外国传一·隋唐》，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8册，第23～24页。
[51]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中臣名代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8～99页。
[52] 《续日本纪》卷二七，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第2卷，东京：经济杂志社，1901，第467页。
[53] 《大日本史》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藤原清河传》《平群广成传》、卷一二三《列传五十·吉备真备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203～207、215～216、451～452页。
[54] 《大日本史》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阿倍仲麻吕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197～203页。
[55] 《大日本史》卷一一三《列传四十·多治比广成传》、卷一一四《列传四十一·藤原贞敏传》、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阿倍仲麻吕传》、卷一二三《列传五十·吉备真备传》《菅原清公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97～98、143～144、197、449～451、458～460页。
[56] 《大日本史》卷一一六《列传四十三·膳大丘传》、卷一二三《列传五十·吉备真备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0册，第214～215、449～451、456页。
[57] 《大日本史》卷一三三《列传六十·菅原道真传》，汤重南主编《日本史籍善本合刊两种》第11册，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