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思路与具体方法

1.2.1 总体思路

本书以C市东村“自理口粮”户籍群体身份诉求行动为案例基础，目的并不在于描述这一群体身份诉求行动本身。本书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为背景，立足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型这一时间线索，借助于“跨体制”这一概念命题，运用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建基于东村的案例基础，勾画各大行动主体和社会化力量对东村“自理口粮”户籍群体身份诉求行动的结构化形塑，从而达到深描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与个人生命轨迹之间的相互关系，回应“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这一社会学基本命题；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性，揭示作为城市化关键和特殊地域的城乡接合部的村落终结的难题所在，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公民身份理论本土化研究的困境，立足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直视中国的社会现实，建构中国面向的公民身份理论。

“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是社会学的基本命题之一。从社会学诞生起，社会优先还是个人优先的争论便不绝于耳，布迪厄将这个命题称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当代社会理论正在进行实践转向，在实践理论家看来，个体行为的确受制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但后者只有通过实践的再生产才能存在。[33]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他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34]本书的终极目的在于揭示“自理口粮”户籍群体的身份诉求行为与各大行为主体及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对这一群体身份诉求行为的影响和制约。

本书在以下两层意义上使用“跨体制”这一概念。一是社会形态上的跨体制。本书以城乡接合部作为研究空间，城乡接合部这一特殊地理区域的存在，即横跨乡村和城市两大社会形态的产物，无论是在生产生活手段上还是在管理方式上，其社会形态都呈现明显的“跨体制”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一特征，城乡接合部才充满各种社会冲突和利益重组，村落终结才由此成为难题。二是身份类别上的跨体制。“自理口粮”户籍群体的出现即是跨体制行为的产物。原属农村体制下的农民要想摆脱农村体制的桎梏，必须实现“脱农化”，从农村社会体制跨入城市社会体制，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蕴含的巨大不平等导致我国社会身份的固化，“自理口粮”户籍群体“脱农化”的后果就是生活在两大社会体制的夹缝之中，艰难生存。C市东村“自理口粮”户籍群体30多年的身份诉求行为，其实质是在“进城”这一跨体制行为本身失败以后，希望获取城市社会体制的庇护或重新回归农村社会体制的怀抱，在这漫长的身份诉求行为过程中，最终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这种尴尬境地是跨体制行为导致的必然结果。

本书在布洛维的理论意义上使用“结构化”概念。“结构化”是安东尼·吉登斯理论的主旋律，他试图以“二重性”的观点——实践同时再生产使其成为可能的情景——为替代，超越主体与客体、行动和结构、微观和宏观的诸多二元对立。吉登斯强调结构是如何推进而不是限制行动，直至最后，关于结构的直觉式观点消失了，强调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控制。而布洛维则回归到关于结构化的更加常见的观点：“结构”或“社会力量”确实限制了什么事情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自己也在不停地改造。布洛维坚持认为，反思性科学坚持以结构化的立场来研究日常世界，把日常世界看作各种外部“力量场”形塑的结构，并同时反过来形塑对方。这一“力量场”也许有它自己的系统特征，依据它自身的原则运作；当它对各种地方性因素施加自己的影响时，它有自己的动力机制。[35]本书将社会过程中的利益拓展为社会结构中的力量，结构化需要将社会过程置于它们外部决定性因素的情境中，将社会力量视为外部的和自然的过程是一种客体化策略。客体化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策略，它同时反映了针对生活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真实权力的运作。[36]

本书立足城乡接合部这一特殊地理空间，引入制度变迁、利益和权利等变量研究“自理口粮”户籍群体身份诉求的结构化形塑，采取个案拓展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本书的时间线索，在这一时间跨度内东村“自理口粮”户籍群体身份诉求行动这一社会情境演化成由三个不同阶段组成的社会过程。城乡接合部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便成为这一社会过程活跃的场域。在这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各种社会力量粉墨登场，结构化形塑着东村“自理口粮”户籍群体的身份诉求行动。

本书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1）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变迁。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我国城乡关系演变的产物，其实质在于城乡区域的制度区隔，包括户籍制度、粮油制度等14种制度的城乡不同待遇。本书将探讨“自理口粮”户籍身份的出现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探寻这一另类户籍身份出现的社会背景和制度成因。

（2）我国的城市化历程和特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城市化曲折前进，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自理口粮”户籍身份是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复苏的产物，东村“自理口粮”户籍群体身份诉求行动的诉求目标和诉求途径随着城市化不同阶段特征和城市化政策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这一群体在不同阶段的诉求目标和诉求途径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不同时段的时代特点。

（3）城乡接合部的功能定位及村落终结的难题。对于城乡接合部的界定，我们不仅要考虑地理空间要素，更要注重文化和政策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城乡接合部跨体制的特征。“自理口粮”户籍身份就产生于城乡接合部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当前学术界关于“城乡结合部”的研究存在严重的“问题取向”，但立足于城乡接合部特殊“社会样态”这一现实，有必要重新审视城乡接合部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功能定位。城乡接合部的“村落终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总体变迁过程，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利益重组，从而构筑了城乡接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

（4）东村“自理口粮”户籍群体的身份诉求行动分析。笔者在前期调查中发现，东村“自理口粮”户籍群体的身份诉求存在三个关键性时点，从而将这一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诉求目标和诉求途径各不相同。本书引入制度变迁、利益和权利三个变量，详细分析每一阶段的诉求目标和诉求途径，并探讨社会背景和制度变迁的制约作用。本书提出“正常公民身份”这一概念，认为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存在的制度基础，市民身份和农民身份可被视为我国的“正常公民身份”。即使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两种户籍身份所拥有的各项权利存在很大的差异、存在许多不平等，即使在同一身份群体内部，这种不平等依然存在，但至少是法律意义上的“正常公民身份”，且拥有相应户口附加的各项福利和权利。而作为特定时期的制度安排的产物，“自理口粮”户籍群体对这两种户籍身份附加的权利和福利均不享有，其身份诉求的过程亦是一种追求“正常公民身份”的过程。

在上述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寻求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身份诉求之间的关系和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是研究的难点。在城乡接合部这一特殊地理空间中孕育的复杂城乡关系、利益关系等以及这些关系对“自理口粮”户籍群体正常公民身份诉求的意义和影响等是研究的关键和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