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当前城乡接合部研究的“污名化”取向

当前学术界关于“城乡接合部”的研究存在严重的“污名化”取向。虽然有部分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城乡接合部”的正面效应。如蓝宇蕴通过对广州珠江村的研究，认为城乡接合部既是一个社会的熔炉，一个装满问题的社会空间，充斥着发廊妹、二奶、小包工头和东北帮等。她认为城乡接合部是与一个比较低的城市进入门槛相联系的层化社会空间，这既是它具有博大宽容胸襟的体现，同时又是无情的市场化直接作用与选择的结果。在这种不断层化的过程中，聚合了不少社会的污垢。同时这里又是一个社会热土，即是一个装满希望的社会空间，弱势群体可以从这里获得生存的基础，这种社会空间已经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具体而微的重要社会场地，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进入城市的第一站大多在城乡接合部度过，它在流动人口与现代化的城市发展之间不经意地搭起来一座相互连接的桥梁，在城市与流动人口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建构起了一个相对适宜的平台；现代城市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社会空间，流动人口群体的个人发展更需要这样的社会空间。她说这里既存在市场规则约束下的自发秩序，又有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但这里却“始终洋溢着一股喧闹与嘈杂融合而成的繁荣，一种不折不扣的平民化的繁荣”，这还是一个“可以挥洒的社会天地”，这一空间里商机的流动与变幻“时时在激励与鞭策着投身于这个竞技场的人们不断进取的精神”，并且这里以它的宽容在“不断孕育着这种进取的精神”。[78]王福定也通过对深圳罗湖区的研究论述城乡接合部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力，认为城乡接合部为外来人口解决了居住、生活等最基本的设施问题。[79]国外学术界亦有类似的研究，认为城乡接合部虽然是由众多外来人口所组成的社会，但并不是一个完全失序混乱的社会，其本身亦有一定的正功能，至少可以成为缓解城市压力的缓冲阀。甘斯、罗伯兹等学者集中研究了城乡接合部中进城农民工为适应城市生活而采取的种种生存策略以及相应的潜规则，从个体发展的视角透视了城乡接合部的合理性。[80]

更多的研究者侧重于城乡接合部负面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城乡接合部形成原因的分析，以及对城乡接合部基础设施、城市规划、环境卫生、社会治安、流动人口管理等的分析等。

关于城乡接合部形成的原因，存在两方面的论述。一是从城市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周边房地产有效需求的快速增长是城乡接合部形成的直接诱因；追求土地发展权益时农民自发进行农用地转用地是城乡接合部形成的直接原因；体制转轨是城乡接合部产生的制度条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拉动了城乡接合部的形成”[81]。二是从社会结构和体制方面认为我国城乡接合部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因素，包括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城乡土地所有制矛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以及相关法制法规的缺少、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顽强存续和城市管理措施的不足。[82]

吕君、刘丽梅从国家视角出发，认为城乡接合部是新的城市增长点，能缓解住房拥挤、人口密度过大、交通堵塞、地价过高等诸多城市病；同时城乡接合部具有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包括违法犯罪严重、土地补偿机制不合理、管理体制无序、管理效率低下、盲目开发建设、基础设施滞后等诸多社会问题。[83]中共济南市委党校课题组认为城乡接合部社区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地与多发地，其中“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外来人口的快速集中和高流动性、人员构成的复杂性、素质的低层次性和较高的犯罪率，已严重影响了城乡接合部稳定发展”[84]。姚妮、谢宝富通过对北京市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的调研认为：“以业、以证或以房控人的政策已经陷入困局、造成当下管理体制混乱、属地化服务机制缺失。”[85]冯晓英也认为：“城乡接合部‘人户分离、农居混居’，原本是一种很正常的、公民自主选择居住地的现象，现在却因城乡分割、人户合一为特征的‘户籍属地管理’模式无法适应变革的社会形态所构成的体制障碍，加上政府控制性思维与管理方式的缺陷给现代城市的社会管理带来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86]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乡接合部的现状，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城乡接合部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长期、普遍存在的地域空间。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在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城乡接合部亦是城市政府治理的难点和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城乡接合部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功能定位。对城乡接合部功能定位的分析，必须立足城乡接合部特殊“社会样态”这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