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践基础

“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虑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在葛兰西所生活的时代，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无疑是一个最具世界性的时代命题。就此而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为数不多且首屈一指的革命家，葛兰西所创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无疑是对这一时代问题的诸多尝试中的独具特色的一种。这种难能可贵的探索，不是一种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基于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反思，其形成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一方面是俄国十月革命这一间接性经验；另一方面是工厂委员会运动等直接性经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强调，关于葛兰西思想的研究既需要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之中，同时还需要紧密联系当时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运动过程。

一 间接经验：俄国十月革命

在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并没有发生。相反，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所发生的时代变化，改良主义思潮在第二国际内部逐渐占据了上风。与此同时，这种危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不良倾向也遭到了批判和驳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东方建立了一个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经典原理的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的成功宣告了以“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彻底破产。现在，从经典理论来看并不具备革命物质条件的俄国开始成为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纷纷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1919年3月，在欧洲革命的高潮中成立了共产国际。在俄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向俄国学习，走十月革命之路”成为当时很多国家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在经历本国运动的痛苦经验后得出的合乎逻辑的选择。芬兰、匈牙利、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先后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此外，像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其他同样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也都努力宣传和捍卫十月革命，并尝试将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本土化，葛兰西便是其中一位。

对于葛兰西来说，俄国十月革命犹如一块巨石在其思想世界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葛兰西开始对列宁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则是俄国二月革命之后的事情。他利用担任《前进报》专职记者的便利条件，开始接触并搜集外界与列宁和俄国革命相关的消息。由于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新闻封锁，葛兰西获取消息资料与的渠道相当有限，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葛兰西对列宁以及十月革命的正确认知。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意识到俄国革命方式难以应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他关于列宁与十月革命的价值与意义的评价依然没有降低。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葛兰西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公开发表多篇热情赞扬俄国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文章，积极宣传十月革命的新鲜经验。1917年12月24日，葛兰西在《前进报》上发表了题为《反〈资本论〉的革命》的重要评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发展问题的深刻思考首次得到了直接而全面的阐发。葛兰西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视角充分肯定了列宁在诠释《资本论》的理论价值方面的重大贡献。

首先，葛兰西高度肯定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在葛兰西看来，在列宁那里，马克思《资本论》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论断，通过十月革命得到了更新。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更新，有力地阻止了马克思的思想学说遭受历史宿命论机械解读的危险。[2]葛兰西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俄国革命不可或缺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领导者。正是得益于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的领导，才保证了革命事件没有停顿下来，也保证了革命发展的未来通道没有被阻塞，使得俄国社会的历史矛盾最终获得了解决。但是直到二月革命，这种解决还是一种资产阶级性质的。因此，最高纲领派[3]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便成为完成革命的必然步骤。在葛兰西看来，十月革命已经“确定无疑地属于俄国人民总的革命的一部分”[4]，更准确地说是开始，而并非终点。接下来，布尔什维克还需要继续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结构。

其次，葛兰西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多于事件的意义。”[5]葛兰西对十月革命具有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意义进行了说明。在葛兰西看来，《资本论》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他认为：“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6]在这一点上，俄国民粹派代表人物米海洛夫斯基就曾盛赞《资本论》俄文版的问世，但他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张俄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7]可以说，葛兰西对于《资本论》的总体认知与当时俄国国内的流行说法并无二致。所以，葛兰西才认为十月革命是反对《资本论》的。其实，从更深层次来讲，葛兰西所反对的并不是《资本论》，而是强加于《资本论》之上的那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线性思维。

葛兰西认为，十月革命批判性地论证了人类历史到底是否必须按照预先设定的道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参与其中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考虑其阶级需要。与此同时，由于西方样式的文明在俄国的初步发展，就必然会产生一个与其对立的资产阶级，并且由此正式步入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其实，葛兰西所指出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俄国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这种认识逐渐成为一种影响甚广的“意识形态”。被这种认识左右的人们，开始放弃了对革命的要求，逐渐沦为完全任由这种“历史宿命论”蛊惑和支配的“木偶”和“奴隶”。因此，十月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是彻底打碎了这种意识形态的“魔咒”。这种具有十分鲜明的教条性和机械性的意识形态认为，俄国历史应当按照统一公式向前发展。十月革命作为重大的历史事件直接冲破了这种僵化的、机械的历史分析定式。十月革命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革命者传达出一种新的信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不是一直被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

葛兰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反问道：俄国何必等待英国之前的历史在俄国重新上演呢？[8]因为这种重演的历史首先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然后便是社会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开始爆发激烈的阶级斗争，随着阶级斗争的持续和加剧，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开始从中形成。而与这种多多少少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的过程相伴随的便是，俄国需要遭受英国所遭受过的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灾难。随着这些灾难接近极值，无产阶级才开始着手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葛兰西认为，这种历史发展的一般程序对于当时的俄国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在他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坐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在俄国重来一遍。在葛兰西看来，其中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俄国人民，更准确地说是一小部分俄国人民已经基本具备了，甚至远远地超出了与英国相类似的经验准备。在此基础之上，俄国的无产阶级便能够通过这些经验来实现自身的发展。与此相类似的是，他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来提升本国的生产力水平，使其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迅速发展，从而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用资本主义的话来，北美比英国更要先进，因为在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从英国经过长期发展后才达到的水平上直接起飞的。”[9]因此，俄国无产阶级同样可以在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上开始自己的历史。

再次，葛兰西将阶级意识的觉醒或者集体意志的形成归结为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葛兰西的这一结论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葛兰西将这篇评论的题目拟定为《反〈资本论〉的革命》，并在文中有过“布尔什维克否定了马克思”的直接的意思表达。但是，在葛兰西思想意识的最深处，他始终没有否定马克思的半点企图。他可能意识到了题目本身带有很大的争议性，因而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与其说布尔什维克是否定了《资本论》，不如说是否定了其中的某些结论更为准确。葛兰西还特别强调，尽管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否定其中某些具体结论，但丝毫没有抛弃《资本论》中极富生命力的思想。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这种不朽的思想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实践。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即便布尔什维克党不赞同《资本论》的某些个别的结论，但与马克思反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他们没有将马克思的著作编制成一种不容置疑和不容改进的教条。和马克思一样，他们同样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相互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是了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10]

最后，葛兰西将这种觉醒的方式归结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宣传和鼓动。葛兰西认为，在正常时期，也就是和平时期，要想形成这样一种集体意志，至少需要一个通过社会逐步传播、扩散的漫长过程。此外，还需要具备丰富而广泛的阶级经验。在葛兰西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很多时候处于一种懒散的或者松散的生活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下的无产阶级是无法参与或者进行革命的。因此，首先需要做的是将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外部组织成联盟或者同盟；另一方面则是在内部，在他们的思想和意志中形成一种集体意志和阶级意识。这就需要一种不断的和多样化的外部刺激。这种外部刺激——在葛兰西的认识中——就是社会主义宣传。正是得益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进行的有力的社会主义宣传，俄国人民能够接触到其他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进而使得无产阶级的历史意识在一瞬间戏剧性地苏醒过来：它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它的漫长的连续不断的努力，要使自己从奴隶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锻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并成为一个尚未到来的世界的宣言。总而言之，锻炼俄国人民阶级意识和革命意志的应是社会主义的宣传。

在今天来看，这个看似颇为大胆的题目，既充分体现了葛兰西的思想独创性以及不拘泥于条条框框的革命家形象，但也给葛兰西招致了诸多的批评和责难，甚至被贴上了“无知者”的标签。一些人认为，葛兰西之所以认为十月革命否定了《资本论》，正是他对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一无所知的表现。正如之前所指出的那样，葛兰西与其说是否定马克思，不如说是对当时关于《资本论》误解的否定。事实是，葛兰西根据自己的理解，得出了与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极为一致的结论。1918年，在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葛兰西说道，“马克思并没有写出某些简单明了的信条；他并不给我们留下绝对命令式的箴言，提供超越时空的绝对的和无法挑战的规范的救世主”。[11]

可以说，葛兰西的思想是一种开放性的，而不是僵化的，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正是基于此，在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之后不久，葛兰西便迅速地开始探索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的革命道路。在他的思想深处，对待革命道路问题一直保持着一种开放性的思想姿态。而这种立场与姿态的产生离不开十月革命的激发和启迪。有了这种认识，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阵地战策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当然，十月革命对葛兰西的影响还直接体现在现实实践上，它促使葛兰西将其成功经验化为意大利工厂委员会运动。

二 直接经验：意大利工厂委员会运动

1915年，从都灵大学毕业后，葛兰西直接放弃了成为一名学术研究者的大好前程，[12]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并进入都灵市社会党总支部机关报《前进报》从事新闻工作。从今天来看，葛兰西革命生涯的第一步就是直接进入了他所强调的“文化战线”。1917年，随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革命的胜利给予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以极大的鼓舞，俄国经验成为欧洲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模板。这一时期，在葛兰西的头脑中，意大利与俄国之间在国情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似性。关于这一点，葛兰西曾在其撰写的新闻评论中多次表达过。他指出：“俄国和意大利都是资本主义比较落后的国家。城乡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13]“意大利生活的历史条件过去和现在都很少同俄国人有所差别。”[14]基于这种认识，葛兰西认为，意大利也会像俄国一样出现同样的革命形势。此时的葛兰西坚信：“一国的重大事件必在另一国内产生反响。”[15]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信念，像欧洲很多国家的革命者一样，葛兰西从新闻战线的日常业务中走了出来，开始寻找像俄国一样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可能。

这种可能性随着葛兰西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了解的不断加深而得到了明确。葛兰西认为，苏维埃组织是俄国革命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在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突破重重困难，关键在于在4年的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中，在革命的战壕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革命意识，这种新型的意识迫切需要在社会不断完善的组织和机构中表现出来。而这种组织或机构就是在俄国的战场上出现的士兵代表苏维埃。通过这一组织，农民和士兵得以积极地参与圣彼得堡、莫斯科和俄国其他工业中心城市的苏维埃的生活，从中进一步获得了劳动阶级必须团结一致的意识。在俄罗斯的整个领土上“布满了地方苏维埃组织网”[16]。在葛兰西看来，正是这种遍布四方的地方组织成为俄国苏维埃政权执政基础的基层机构。从俄国的工业中心城市开展起来的共产主义宣传是建立在这种新的心理基础之上，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自由选举和由革命集体生活经验检验的新的社会体制。[17]简言之，俄国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在苏维埃组织中结成了同盟，实现了联合。

葛兰西将苏维埃组织视为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载体。在这一问题上，他的这种认识和判断与列宁之间有着深刻的默契。1918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列宁做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这次报告被列宁称为“关于俄国革命的全面概述”。列宁在报告中指出：“我国革命发生了对国际革命将有巨大意义的转折，这就是十月革命。”[18]在总结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经验时，列宁指出：“正是我们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意识中去的这个政策，‘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使我们能够在十月间在彼得堡十分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并把最近几个月的俄国革命变成了一次全面的胜利进军。”“我们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经过群众长期历史经验的实际检验而成为他们的切身要求。这就是俄国革命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全面胜利进军的原因。”[19]“因为当时要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运动是否具备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现成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政治方面才会有我们后来取得的那些辉煌成就。”[20]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将苏维埃组织视作保障十月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革命载体，并给予高度评价。

葛兰西也意识到，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意大利，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团结问题都同样地存在着。他确信，产业工人和贫苦农民是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动力和骨干力量，是意大利无产阶级进攻部队的“钢铁营”。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乃是头等的需要，因为共产主义的胜利意味着生命和自由，而保留私有制则意味着受到压迫和丧失一切乃至生命的威胁。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力量能不能得到发挥和释放，首要的是建立革命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当时，在意大利，革命的主要中心是工业城市以及密集的和单一的工厂。因此，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厂，即产生直接工业生产领域中阶级斗争新形式的新的生活上。同时，仅仅依靠一两个工厂工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那样的话，革命就不能得到巩固并普遍地得以取胜。基于这种认识，葛兰西指出，必须促使城市和农村团结起来，在农村建立贫苦农民的组织，将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创立和发展的依靠。

此时的葛兰西认为，在意大利，建立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要比人们设想的困难少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在战争期间，城市的企业吸纳了大批农村居民。在他们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会比较容易看到成效。同时，进入城市的农民又可以作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一方面，可以利用他们来进行日常的宣传工作，以便消除农民对于工人的不信任和怨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他们对农民心理的了解和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开始建立和巩固新的机构的工作，以便把广大农民群众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葛兰西主张共产党人应当开展经常性和系统性的理论宣传活动，以此促使无产阶级组织迅速地取得革命领导地位，并通过联合和集中的途径将之转变为新型国家，在取代资产阶级经济政治体制以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当时，摆在意大利革命者面前的是，意大利的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被真正组织起来，“仍然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是一些处于动物特有的毫无秩序的运动之中的、没有纪律和文化的、只受填饱肚皮的欲望和野蛮的激情支配的人们”。[21]正因为如此，有觉悟的革命者才参加了竞选斗争；他们参加这种斗争是为了把团结和组织性因素灌输到革命群众中去。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结合意大利国内无产阶级的真实情况，葛兰西将普遍存在的工厂委员会作为意大利版的苏维埃并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升级。工厂委员会成为意大利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形式。由于葛兰西和他的同志们，在都灵这个被称为意大利的“圣彼得堡”的北部工业城市先后发动了工厂委员会运动、“四月罢工”等革命运动，但在工业家和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镇压下，这些运动都遭到了失败。

与这些失败的革命尝试一同发展起来的还有意大利法西斯势力。法西斯势力的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葛兰西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墨索里尼利用人们对战后经济和政治时局的不满，煽动人们的民族感情，迅速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其中，仅在1920～1921年，墨索里尼的党徒规模就从3万人激增到32万人。1922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发出“向罗马进军”的口号，次日法西斯势力掌握了国家权力。墨索里尼为了牢牢地支配意大利，除了实施严密而残酷的组织性的暴力控制之外，还十分重视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控制。其中，前者主要是通过组织性的暴力手段，打击、迫害甚至暗杀革命异己分子，从而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缺乏基本的现实力量；后者主要是利用一种以谎言为背景的思想体系制造压抑的舆论氛围，坚决阻止任何异端势力的异样声音出现，从而使无产阶级缺乏基本的革命觉悟和阶级意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实施的双重统治，成为“刺激”葛兰西重新思考革命策略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22]

俄国革命的胜利、意大利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失败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三者在葛兰西的思维世界共同催生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不能像俄国一样毕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革命之功于一役。为了弄清“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葛兰西开始重新寻找符合西方革命的现实道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在革命实践基础上进行艰辛理论探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