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城乡关系理论与问题域

城市产生以后，城乡关系便随之产生。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54]城乡关系包含相当广泛的内容，如城乡发展关系（产业发展关系、经济发展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城乡文化关系、城乡社会关系、城乡生存关系、城乡运行关系等。

从历史上看，各国在发展初期都经历了城乡关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动状态。不过，在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化在较长时间内消化了一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使得城乡对立的矛盾得到缓解，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成为区域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然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是现代化的大城市，另一边却是贫困、落后、分散的广大乡村，原有城市缺乏对农村人口的吸收能力，新城市缺乏发展壮大的动力，加之政府“城市偏向”与城市居民的“乡村歧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对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及区域二元社会经济文化结构问题的研究在较广泛的领域和视野展开。中外学者对城乡关系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石，也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重要依据。

（一）国外城乡关系理论

西方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城乡空间发展关系研究始于工业革命后，各国在发展初期都经历了城乡关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动状态，并开始了城乡协调发展理想模式的探寻。从各种学术观点来看，我们基本可以把已有研究理论分为城乡关系非均衡发展理论与城乡关系均衡发展理论。

1.城乡关系非均衡发展理论

城乡关系非均衡发展理论主要是指城乡之间区域主导经济关系，包括强调城市偏向或农业偏向的城乡关系非均衡发展理论，存在城市偏向和农村偏向两种观点。首先，城市偏向观点主要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55]。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城乡关系研究的转折点，也是城市偏向的理论策源地。另外还有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56]、缪尔达尔的“循环累计因果”理论[57]、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学说[58]、佩鲁的增长极理论（growth poles）[59]、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60]以及哈里斯-托达罗模型[61]等。这些理论共同的特点是强调城市在城乡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表现出城市偏向。其次，城乡关系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另一种偏向是农村偏向，典型的理论包括舒尔茨的传统农业改造论[62]和乔根森模型。乔根森对刘-费-拉尼斯模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假设提出质疑，探讨分析了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农业部门的发展的，认为农业产量的盈余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63]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理论[64]修正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先验假设，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未能充分完成，城市本身已存有大量的失业人口，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转移化倾向结果只能进一步加剧城市失业问题的固有矛盾。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或称农村中的隐性失业人口）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个体，必然也将以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存在，做出是否向城市迁移的抉择。[65]

2.城乡关系均衡理论

强调城乡全面发展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乡关系均衡理论，起源于以摩尔、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城乡思想，后来发展为强调“城市与农村（工农业）全面发展”和城乡（工农业）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另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首先，“城市与农村（工农业）全面发展”理论强调农村与城市、农业和工业的平衡发展，反对偏向城市的不平衡发展。该理论典型的理论观点是二元经济论、贫困恶性循环论[66][67]以及“大推进”理论[68]。拉尼斯-费景汗提出了一种从动态角度研究农业和工业均衡增长的二元结构理论[69]。其次，城乡（工农业）一体化发展理论反对将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割裂开来，主张城乡互为补充、协调发展。该理论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70]、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71]、芒福德的城乡发展观[72]、麦基的“Desakota”理论[73]、城乡边缘区理论[74]以及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的“城乡融合设计”理论[75]。赖特将城市分散理论发展到了极致，提出广亩城（Broadacre City）设想[76]，美国1960年代的“市郊商业中心”“组合城市”可以被认为是这种设想的实际体现。从该理论视角汲取营养成分而发展壮大的绿色生态城市理论[77]获得持续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提出了分析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伙伴关系理论。[78]

3.城乡边缘区——理论的热点场域

城市边缘区作为一个位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新的地域单元，已在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被表现出来，它是城市和乡村之间各种矛盾的聚集地，因而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焦点。有关大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在国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目前已成为国外城市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Robin J. Pryor定义了城乡边缘区（Rural-Urban Fringe）[79]，认为城乡边缘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动态过渡性[80]、多元化、无序混沌以及城市扩展的新地带。城乡边缘区既是一个问题突发区域，也是一个机会重建地带。[81]有人挑战城市中心主义与城乡（工农业）一体化发展理论，提出应结合空间规划理论与实践来促进城乡边缘区的离散发展（disintegrated development）。[82]

4.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是用历史的、发展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认识城乡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乡村变为城市的同时，生产者也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形成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列宁就城市问题指出，在所有的现代国家，城市是人民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是进步的主要动力。[83]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同时认为，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它会贯穿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未来。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在型构城乡分离。在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向上，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提出，城乡的分离对立也就是社会的不协调，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未来的社会不是固化城乡的分离，而是实现城乡融合；达到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城市化来最终实现城乡融合，以达到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最高境界。[84]

关于城乡关系发展的基本轨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与农村从分离最终会走向融合，其轨迹大致会是“城乡浑然一体→城乡分离与对立→城乡融合”，或者是“城乡混沌→城乡对立→城乡关联→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城乡分离与对立是整个社会分工的社会化产物，而城乡融合是对城乡分离与对立的整体否定。[85]

5.城乡关系理论的历时变动

如果从时段上分，城乡关系理论大致有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18世纪50～70年代的早期重农主义的朴素的城乡发展观。这一观点认为，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经济上又依赖于乡村。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Ginvanni Botero）的《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以及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亨利·赖特（Herry Wright）在其《消失中的城市》里甚至主张取消现代城市，他在其后出版的《宽阔的田地》中主张将人类活动分散，让人们拥有一种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的生活模式。（2）20世纪50～80年代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增长极理论、西奥多·W.舒尔茨等的《改造传统农业》等理论与成果是其代表。（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外城乡关系理论则涉及了更为广泛的议题，如以农村发展为中心的理论，斯多尔和泰勒提出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城市中心多元理论（以朗迪勒里分散、平衡权利理论为代表）；城乡融合理论（以1989年加拿大学者麦基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代表）。相对来说，城乡融合理论有较多的追随者，影响也相对广泛得多。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城乡同等重要，二者有不同的功能和存在的价值，城乡不能截然分开。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要建设一个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城乡融合社会系统。毕雪纳·南达·巴拉查亚（Bhishna Nanda Bajracharya）则希望通过小城镇建设促进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接，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

（二）国内城乡关系理论

在中国，城乡关系问题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徙，国家提倡工农联盟、城乡互助。1958年，中国城市与农村开始实行户籍登记，城乡各自独立运行，在资源配置上采取城市优先原则。于是，城乡关系出现矛盾，并逐步积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的宏观体制使得中国城乡关系之间的真实矛盾不能显露，因而主要决策层尽管注意到矛盾的存在，但都采取等待的态度，希望通过发展来消除城乡矛盾。

总的来说，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历经了近70年，有学者将这近70年的历程分为六个时期[86]。第一个时期是1949～1952年，这个时期的城乡关系基本上是城乡各自独立发展的自然发展状态。第二个时期是1953～1978年，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个时期，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牺牲。第三个时期是1979～1985年，这个时期中央政策做了有利于农村发展的调整，农村发展比较迅速，城乡关系相对缓和。第四个时期是1986～2005年，政府将主要资源向城市配置，农村再次处于自发状态，于是农村被现代产业结构甩出格局体系，城乡关系再次发生分离。第五个时期是2006～2011年，国家布局并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第六个时期是2012年至今，中央要求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城乡关系进入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有学者就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城乡关系做了四个阶段的划分[87]：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城乡关系趋好；第二个阶段从1984年到2003年，其特征表现为城乡再度分离；第三个阶段从2003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中央政策主导城乡统筹发展；第四个阶段从2012年至今，中央主导城乡全面融合发展。目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难点是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偏低和县域经济不发达，城市中心过于集中。未来的城乡关系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着力振兴县域经济。

从城乡关系研究的论域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关系失衡理论

中国城乡之间到底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学术界有不一样的看法。早期有学者主张城乡关系处于某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似乎比较合适[88]；有学者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数据以及案例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关系到20世纪90年代就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出现严重失衡，“三农”问题严重[89]。

至于城乡之间关系失衡、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的原因，不少学者做了探索。学者们找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历史原因。中国城乡的发展历史造成城乡资本及其结构、贸易性质以及贸易结构失衡严重，城乡生产组织结构差异巨大，农村被动的工业化形成了“两极产业结构”畸形的城市化，导致了“两极城乡结构”，同时，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导致中国形成“两极产业结构”进而形成“两极城乡结构”[90]。第二，政策原因。“国家战略和政策取向对城乡关系演化路径产生重要影响”，国家的制度安排会深刻影响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我国政府在2006年以前曾经长期推行城乡二元政策[91]和重城轻乡的制度[92]。城乡二元结构给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很多深层次问题，如“三农”负担过重，农民社会流动和自主意识发展受阻，农村经济水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权益保护机制均处于落后状态[93]。

2.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融合理论

国内学者对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多元路径。如有学者从农村（摆脱落后状况的要求）、城市（工业发展的影响及解决“城市病”的要求）及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三个层面研究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性[94]，认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绝非要毁灭城市这种物质实体，也绝非要实现城乡无差别的统一，而是要重视大工业和城市的历史地位，充分发挥城市在城乡统筹中的积极作用，实现城乡“更高级的综合”[95]。由于区域差异、驱动力量和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呈现多层次性和多路径性。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可以从地域、发展动力、主体功能和资源禀赋四个角度进行分类研究，其实现路径主要有两类：强调城市带动作用的工业化、城市化路径和强调农村自我发展的产业化、城镇化路径。[96]要改变城乡关系失衡状况、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就必须进行制度调整，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实施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97]诸多学者提出必须选择一条低成本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就业、环境、社会保障、产业发展诸方面通盘考虑，促进城乡商品流通一体化、城乡交通和运输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城乡制度建设一体化、城乡文化进步一体化等，从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98]；有学者主张通过制度供给、利益赋权以及实施次级城市发展战略等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均衡发展[99]；也有学者提出了要从依托产业发展、定位政府功能及建立合理的政策机制等方面促进城乡平衡[100]；还有学者提出了“城市包容乡村发展”、“循序渐进式”兼“平行推进式”的城乡改革与发展方式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与城乡区域的良性互动，如李强认为应鼓励“县域经济”和“小资产者”发展，重视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建设，这样才能更容易实现主动城镇化[101]。由于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是发展趋势，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是都从协调城乡发展这一目标出发，从调整制度、经济和社会结构等方面提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和政策建议。

3.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流动理论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经济、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但由于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户籍身份或制度的限制以及自身受教育水平和自身技术能力的约束，农业转移人口很难在城市竞争中获得地位的上升，进入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处于城镇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最低社会位置上，处于最下层，从而影响社会流动[102]。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群体所承载的诸多象征意义使城乡界线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进而凸显出“城市中的城乡二元结构”[103]。周大鸣认为，基于城乡户籍制度，外来工在城镇社会结构中处于隔离状态，形成“分割化社会”或“二元社区”，城乡制度的差异特别是户籍制度阻碍了城乡流动，阻碍了农民流入城市。在社会总的分层体系中，他们属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但流动农民对原来完全封闭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又造成了一定突破，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双二元结构”。[104]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建立中国特色的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模型，尊重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自主选择，发挥政府的政治优势，根据农民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将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优质要素由城市导入农村。这样就可以解决城市人才过剩和农村人才匮乏的问题，实现双向的社会流动。[105]

4.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互动理论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开始注意城乡间的互动作用，他们认为城乡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双向交流运动，城市的现代化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的贫穷落后或多或少地阻碍了城市现代化。学者们从重视区域城镇化推进机制、构建乡村工业化推进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构建稳定的农业反哺机制、构建城乡制度创新机制、构建城乡生态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城乡关系网络互动的协调机制。有学者从城乡经济、人口、交通、技术、社会网络等方面提出了城乡互动的信息化发展模式，以有效聚集、有机疏散为空间配置方式，推进城乡之间信息设施的统筹布局、信息资源的充分共享、信息投资的互为通融、信息市场的相互渗透、信息人才的自由流动以实现城乡之间全方位的互动。[106]有学者以营造城乡平等发展外部环境、消除城市偏向为目标，对城乡互动的发展模式如以城带乡模式、以乡促城模式、融合模式和网络化模式进行了探索[107]；针对城乡流通体系的差异发展，有学者提出了城乡互动的双向流通系统概念模型，并对城乡流通体系的互动机制与建立路径展开讨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08]，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格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5.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结构转变理论

该理论主要是研究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阻碍，认为通过调整城乡关系，可以促进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向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和建议。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城乡分割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障碍，体现了城乡制度上的差异。调整城乡关系，关键是要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109]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造成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若要解决城乡差别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转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110]、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111]，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及财政体制等方面破除城乡二元经济体制。

6.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空间变动理论

针对我国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的城乡关系，城乡协调发展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城乡空间视角提出了诸多的城乡空间发展模式。如有学者将城乡空间的组织模式划分为城乡社会空间、文化经济空间、生态空间、聚落空间等，较集中的是聚落人口空间组织模式的研究。[112]针对全国范围的空间发展模式，主要有城市扩展型模式、农村集聚型模式、外资外向型模式和西部模式[113]以及中心发散型城乡一体化模式[114]。根据目前关于区域发展模式的研究文献，有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区域发展模式有四级：一是区域级，如苏南模式[115]、珠江三角洲模式（珠江模式）[116]等；二是省区级，如浙江模式[117]等；三是地市县级，如温州模式[118]、晋江模式[119]等；四是乡村级，如耿车模式[120]、大邱庄模式[121]和南街村模式[122]等。这些区域发展模式可以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范例，是城乡关系协调发展路径的多样化趋势探索，也是我国城乡关系协调发展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7.城镇化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转变理论

要协调处理好城乡关系，政府职能必须转变。有学者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目的是从本质上促进政府由生产型政府和专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管理协调型政府转变。[123]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越位、缺位、错位、失位现象并存，政府秉持经济发展至上的错误理念，都会影响城乡关系协调发展。[124]因此，学者们从转变政府理念、制度和行为等方面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如有学者提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应当定位为提供有效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服务型政府[125]，也就是说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必须规范政府行为，注重从权力监督、民主基础、责任制度以及公共性和有效性等方面建设有限政府[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