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国内外城市化理论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发生的最伟大的变化，它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1]城市化本身自然意味着城乡关系变动，农村所占份额减少，城市规模提升，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人们会发现城市所占的份额或地位与这个国家的科技、经济、人口、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高度相关，发展程度越高，城市所占份额越大，否则就较低。但总体上，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各国均已不同程度地步入了城市化的快车道。因此，对城市化以及因城市化而引发的城乡关系变动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
（一）国外城市化理论及其变动
社会整体变迁意义上的进步莫过于城市社会取代农业社会[2]，城市化是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以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3]。城市化不仅会在城镇体系方面发生巨大变化，还会在城镇之间引起土地利用模式改变、社会生态改变、建筑环境改变和城镇生活的本质变化。[4]罗西认为城市化一词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城市中心对农村腹地影响的传播过程；二是全社会人口逐步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三是人口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点的增加和每个集中点的扩大；四是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例的提高过程。[5]而如何实现城市化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相应地发展出许多城市化理论。
1.城市化理论
（1）区位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区位空间生产要素的不同，空间上的集聚会产生效益，侧重于中心区位的发展。（2）城乡结构转换理论，从二元结构融合视角分析人口迁移，认为人口迁移会导致城乡结构融合。（3）非均衡发展理论，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角度论述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空间聚集的原因和机理。（4）协调发展理论，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可持续的角度论述城镇化发展规律，典型的理论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论、恩维的卫星城市论和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等。（5）城镇化发展阶段论。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提出诺瑟姆S形曲线，这条曲线显示出城市化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发展速度不一样：初期（城市化率在30%以下）城市化水平低，农业占主导地位；中期（城市化率在30%～70%），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服务业比重上升，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后期（城市化率在70%以上），城乡差别越来越小，农业人口比例很低。[6]
2.实践中的城市化模式
除了丰富的城市化理论成果之外，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同国家也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按照政府与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可以大致将世界城市化模式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模式，主要代表国家是西欧各国。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机制是主导，政府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发挥引导作用，城市化与工业化总体上是一种比较协调的互动关系，是同步型城市化。二是自由放任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对城市化基本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走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政府的调控力量比较薄弱。三是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被动城市化模式，如拉美和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其大多被动采用殖民地时期宗主国的城市化模式，表现形式多为过度城市化，这种模式存在颇多问题。
3.人口城市化路径
城市化被期待能够带领人类迈向公平、富足、有活力的未来，能够消除城乡之间的隔阂，化解二元社会固有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全球只有2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这一比例到1990年上升到43%，2014年上升至50%左右，预计到2030年会增加到61%[7]。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正在成为现实。于是，人口城市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人的城市化也逐渐被认为是城市化的关键。西蒙·库兹涅茨认为城市化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方式的变化。[8]从W.L.托马斯和F.兹纳涅茨基对在欧美的波兰农民进行研究开始，西方开启了人口城市化问题研究，学者们逐步关注移民文化性身份的转换所引发的适应问题。由于流动人口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思路，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模式。
相对宏观一些的话语主要涉及社会结构、政治与社会系统整合、市场的结构性动力等。比较盛行的理论主要有“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推-拉”理论、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揭示了发达国家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一些动态机理，总结了其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的内在的逻辑对应关系。
中观层次的话语主要是指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政策、社会空间研究，包括迁移预期收入理论[9]、移民网络理论、公民权理论[10][11]、社会孤立（social disaffiliation）假设[12]、贫穷集中或社会孤立理论[13][14]、社会分割理论[15]或社会网络分割（segregation of network）理论[16]、生命周期迁移理论[17][18]，以及对社会政策与社会排斥、社会政策与社会整合或社会一体化[19]、社会政策与社会平等与正义的研究等。
微观层次的话语主要体现为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融入或社会整合研究、社会认同研究、群体适应研究[20]、社会距离研究等，具体包括社会融入理论，如“盎格鲁遵从”论、“大熔炉”论[21]、融合论、多元文化论、文化生成论、区域融合论、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复杂网络生长模型研究、集体行为研究、相对剥削感[22][23]、资源动员理论[24]、政治过程理论[25]、社会建构理论、集体认同感、框架建构[26]、雇佣关系与心理契约理论等。除此之外，还有流动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适应反应与心理反应，如被动接受、攻击行为与暴力、抗议、隔离、同化[27]。既有的众多研究成果相继表明，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对城市化本质与路径的把握，人口城市化正在越来越成为城市化关注的热点与重点。
（二）国内城市化、城镇化理论[28]
进入21世纪，中国步入快速城镇化阶段。人们逐渐明白，城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乡人口比重的变化，它本质上是人类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社会生活的民主、就业的相对充分、社会保障的公平、人生价值的多样化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契约关系及市场取向等，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城镇化，都是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目标。[29]针对复杂的城镇化问题，中国学术界做了大量研究。
1.中国城市化、城镇化理论内涵及其变动
（1）城镇化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城镇化主要是指人口的城镇化和空间的城镇化、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30][31]。一些新的城镇化概念还在不断涌现，包括包容性城市化、零失误城镇化、理想类型城市化、多梯度城市化、复合型城市化等。
（2）城镇化的目标。一些学者认为城镇化的目标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基础上的“富民”；二是优先发展小城镇实现城乡一体化；三是发展好区域经济共同体[32]，实现人的城镇化[33]。
（3）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有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需要由“人口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转变，其中有“四性”（人本性、协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和“七议题”（人的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综合与协同、资源环境承载、多样化区域模式、人文社会空间效应及机制、大数据与技术方法创新）。[34]
（4）城市化的特征。有学者将中国城市化的特征归纳为“政府主导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城市化进程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城市化快速发展”[35]。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明显的半城市化，即“城市化了的农民工难以市民化”[36]。
（5）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城镇化的动力不仅决定城镇化方式、规模与道路，而且还直接影响城镇化的质量。首先，如果从人类社会不同的文明方式考量，就有所谓的生产方式决定论或工业推动论，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化能力与规模。工业文明还可以分1.0、2.0、3.0、4.0等时期，不同时期城市化质量不同。其次，从主体要素动力分析，就有所谓的内在机制论、市场机制论、产业聚集论、产业结构论、二元主导论、多元主导论、内外力作用论以及推拉作用论等。最后，从动力在主体之间如何配置与激发的角度来看，有所谓的市场力、行政力、内源力、外向力。[37]
2.中国城镇化实践与经验模式
（1）中国城镇化历时实践
有学者将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1900～1949年、1949～1978年、1979年至今。第一时期城镇化速度特别缓慢，第二时期相对快些，第三时期城镇化速度恢复正常。[38][39]另有学者则利用1949年以后中国城镇化率的波动图做了相对短时段的分类，分别为城镇化发展的启动阶段（1949～1957年）、城镇化发展的波动阶段（1958～1965年）、城镇化发展的下滑与停滞阶段（1966～1978年）、城镇化的回复发展阶段（1979～1992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1993年至今）。[40]这样的分类一方面是基于城镇化的统计数据，另一方面是基于城镇化本身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城镇化被赋予了协调城乡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任。
（2）城市化经验模式
首先是道路模式。就城市化道路议题而言，学术研究有两种偏向。其一是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发展的问题。费孝通于1983年就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他主张通过大力振兴乡镇企业和积极建设小城镇，以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费老的观点被称为“小城镇论”。随后学术界相继提出大城市论[41][42]、中等城市论[43][44]、大中小城市论、小市大镇论[45]、小城镇多元发展论[46]、“城中村”发展[47]与城市群发展论、多元城镇化理论、融合发展论，以及网络型城镇化和据点型城镇化[48]等。其二是城市以什么特色或者方式发展的问题，如国际化、专业化、生态化等[49]。
其次是特定地点的模式。主要是指针对一些地方的独特实践，以地名总结出的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胶东模式、六里坪模式等。
（3）新型城镇化战略
回顾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程，我们的城市化曾经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20世纪60～70年代，还曾经出现过“反城市化”[50]。真正有意义的城市化进程，基本上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是同步的。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城镇化甚至催生了“城镇病”[51]，如留守人口、就业不充分或无业可就、农药污染、落后文化滋生等“半城市化”[52]和“产业空心化现象”，城镇化改变了既有的城市体系格局，导致“结构性离心”“社会偏心圆”城市结构体系的出现，城市、城镇、农村发展不协调性加速呈现。
新型城镇化战略希望在城乡统筹、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经济高效、生活改善、功能完善6个方面获得成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规划〔2014〕1229号）将62个城市（镇）确定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试点区域涵盖了省、市、县、镇4个层次，试点时间从2014年底开始到2020年结束。政府希望用6年左右的时间获得中国城镇化可以复制与推广的经验，再在实质意义上全方位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国家就试点工作提出了急需解决的5大任务：（1）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2）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3）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4）探索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5）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这5大任务及其完成程度可以检验中国城镇化的深度与广度，更可以检验中国社会转型的最终效果。
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顶层设计应该建构城镇独特的“场所精神”，防止千篇一律；创造“发展极城市-中心城市-小城镇”地域空间一体化网状结构；创造民生福祉型城镇化，保障“有特色的城镇充分就业体系”有效运行。因此，新型城镇化战略必须依据中国“多梯度社会结构”的发展现状，走“复合型城市化道路”[53]。我们非常有理由做出判断，新型城镇化多梯度推展自然会多结构性地、复杂地改变城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