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比较城镇化：多元实践与理论演进
（一）发达国家城镇化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
众所周知，学术界已有大量文献详细展示了英、美等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城市化进程[3][4][5]，不同学者对这些后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历史悠久的城市化道路存在极为相似的阶段划分和细致解读，本研究在此不再赘述。我们认为，对这些历史发展阶段的流程式引介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对今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而言，我们迫切需要知道发达国家在其历史悠久的城镇化实践中究竟积累了哪些有益经验，尤其是当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在60%～70%的高速转型期时所面临的新问题和积累的新经验，以及这些有益经验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而这些经验所导致的一系列城市后果又有哪些。当然，这些后果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鉴于此，接下来我们将论述重点置于这些国家在城镇化实践上形成的有益经验和反思性教训这两个关键点上。
1.技术革新、工业化与城镇化
技术革新是推动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推-拉”理论认为，农业人口向城镇聚集主要是两大力量在发挥效应，即城市对农业人口的巨大拉力和农村对农业人口的巨大推力[6]，而要形成这两大力量，需要诸多经济或社会制度要素的合理配置。当城乡之间各类资源要素的流动没有被国家力量强制制约时，这些资源要素必定会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隐形调配下自由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经济领域。与中国强大的国家力量传统不同，这些国家没有形成人口管理制度的社会基础，更不可能形成国家强力管控下的特定的城乡资源分配制度。这些国家大多信奉经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经济逻辑，更强调国家对经济系统的最小干预。基于这一理论传统，在城乡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配置过程中，城市拉力的出现和扩大主要取决于城市生产效率的相对提升，而这在根本上又取决于生产技术的变革和持续改善。当然，生产效率的提升涉及很多方面的改进，既包括劳动力、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加倍投入，也包括科学知识的累积、工业组织的改进、管理体制的完善和管理技术的创新等，而动力技术的革新无疑在19世纪的工业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核心驱动力的角色。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先发生于英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蒸汽动力为核心驱动力的生产体系变革必然最先发生于英国。实际上，英国的城市化高潮主要形成于1760～1839年[7]，而这段时间恰恰是英国工业革命从开端到完成的时间段，至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0%。由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达到此目标的国家。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期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发生于美、德、英、法等资本主义强国，以电力为核心驱动力的能源体系和生产系统的变革亦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与之相对应，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也因此迈入高速推进阶段。以美、德为例，1830年时美国的城市化率还只有9%，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农业国家，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的城市化率从1860年的19.8%跃升至1920年的51.2%，开始全面步入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发展阶段。当然，更明显的证据来源于同一时空背景下美国各个州的城市化水平差异。1900年时，城市化率在50%以上的8个州中，有6个州位于美国的工业重镇即美国的东北部地区，而主要依赖于商业贸易的西部城市则落后得多。[8]此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国，德国也在战争发动前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较早实现了城市化率超过50%的目标。1865～1890年前后，德国的城市化率从32%提升至50%以上，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个达到此目标的国家，而在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0年，德国的城市化率更是达到了60%[9]。
生产技术革新何以会成为推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哈？其一，生产技术革新使得不同产业的生产效率出现重大分化，推动城市产业结构随之出现根本性调整。Kuznets研究发现，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效率存在明显的产业差别，与工业技术联系最紧密的第二产业的增速最快，其在城市产业格局中的重要性被快速提升至首位；而联系最不紧密的第一产业的增速最慢，其重要性被不断降低；处于中间位置的第三产业的增幅则同样居于中间位置，但整体增速较为缓慢。生产效率的分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资本分配、劳动力分配、土地资源分配、政治资源分配等随之出现重要调整，甚至最终的需求结构亦随之出现适应性变化，而这又反过来促进第二产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0]其二，生产技术革新使得城镇区域的企业生产机构得到重组，促使劳动力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从小公司向大公司、从工业村庄向工业村镇又从工业村镇向工业城市快速转换，企业生产规模亦得以普遍扩大[11]，而这必然会进一步激发因技术进步而扩大的资本投资。其三，生产技术革新快速延伸至交通运输领域，推动了以运河、汽船、公路、铁路等为主要标志的“运输革命”，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极大提升了市场对各类生产要素的调配效率和聚合规模，甚至极大刺激和促成了全球市场的出现。反过来，全球市场的整合又进一步刺激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变革生产体系的需求和技术创新的需求，从而为农业人口非农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内生动力，城市化亦由此得以加速推进。其四，科技进步极大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空间面貌、内部结构和社会功能，并创造了一大批新型城市。[12]且不说前两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变化，单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例，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改变了世界城市格局，新崛起的以美国“硅谷”所在的城市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城市，开始在世界市场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其五，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很快延伸至农业生产领域，带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连锁式革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管理现代化不仅有效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率，为城市人口扩张提供了更充足的食物和原材料储备，同时还通过变革人地关系而极大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了农村土地资源重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工作，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最终导致工业化、农业变革与城市化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累积因果关系。
当然，生产技术革新给城市化带来的并不总是花团锦簇。工业革命早期，与农业技术进步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被迫性的人口流动。在强势农业资本的利益驱逐下，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不得已流入城市务工，并逐渐导致城市工人的相对过剩。这些进城农民为农村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但最终获利的却是作为精英阶层的农业资本家，农民不仅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而且在城市成为廉价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处于进退无路的漂浮状态。此外，制造业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很快带来了过度生产的问题。工人阶级极其有限的购买力，迫使资本家开始积极开拓海外殖民市场，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使得广大前现代国家被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遭受着武力蹂躏和被殖民化。此外，西方发达国家过度生产与有限消费之间的周期性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进一步恶化了底层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这不仅体现在日益严峻的劳动环境和生存条件上，还体现在日益破败的城市环境和社会生态系统上，部分工业革命重镇甚至多次出现了不可调和的暴力冲突。技术创新带来的挑战还体现在后工业化时代自动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既有城市分工体系的分解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或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运用工业机器人、自动化高档数控机床等智能装备和智能生产线，这无疑将导致更多的底层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这些都为未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市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2.经济变化、产业结构与城镇化
城市是经济、社会、政治、人口、技术和环境等诸要素变化的产物，而经济要素的变化是引发其他要素变化的核心引擎。正因如此，城市化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历史转型过程，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取决于特定发展阶段不同要素的耦合状态，尤其是经济要素的表现形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经济要素的变化基本上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特征和核心驱动力的阶段转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近150年的渐进城镇化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三个典型的经济变化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末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也可以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在此阶段，城市政府大多奉行经典的放任主义经济政策，极力主张政府对企业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领域的最小干预。当然，随着城市主导形式从商业城市转变为早期工业城市，政府的角色也开始由彻底的“守夜人”转变为有志于助推经济增长的适度“调节者”。当资本主义内部竞争发展到19世纪末期，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和利益重组不断强化，资本主义亦逐步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受此影响，城市在商务服务、工资标准、劳动力市场以及公共事务治理等方面也开始变得更加秩序化、标准化和组织化。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变化的第二个阶段，也可以称为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在此阶段，政府的公共职能得以不断扩展，政府与劳动力（工会）和企业之间开始具备高度组织化的关系，并通过法律、立法工具、正式协议和公共机构等进行调节[13]，政府开始在组织化商业和组织化劳动之间扮演更多斡旋者的角色。与之相伴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开始出现大量区域性工业城市，这些城市的出现不仅得益于更加规范化和组织化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形成，更得益于生产技术的革新，即深刻受到以流水线装配技术为核心的福特主义（Fordism）和以科学管理为核心的泰勒主义（Taylorism）的影响，资本主义标准化大生产得以充分激发。虽然这些生产方式的变革成功地将一部分劳动力从工业制造业和机械制造业中转移出来，但也创造了相当规模的产业工人队伍，工业城市的出现使得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成为可能。二战后，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大规模转向服务业，尤其是现代商业和金融服务业，城市产业结构随之出现重大转变，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开始从事服务业，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非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也可以称为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开始出现典型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特征。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跨国公司的崛起，资本的力量开始脱离特定的国家地域和地方化制度规范体系的限制，西方发达国家大量的制造业企业逐渐被转移到以中国、越南、巴基斯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从而构建出一套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而且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这为第三世界国家制造业城市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毫无疑问，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巧妙地牢牢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承接西方资本转移的战略机遇，受益于此，中国的一大批沿海城市率先成长为工业制造城市。
但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内部那些曾经因制造业而兴起的工业城市，也因制造业的转移而走向衰败，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美国“铁锈地带”（Rust Belt）的出现。大量被迫离岗的蓝领工人或者长期处于失业状态[14]，成为社会失范或阶层撕裂的重要源头，或者投身于中低端服务业，职业收入长期难有起色，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家庭债务压力。但精英阶层依旧掌握着绝大部分的经济社会资源，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原有的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不断被瓦解，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有限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了“资本外逃”的速度，去寻找更具消费潜力的市场。与此同时，工业生产模式的革命性转变也开始出现，新福特主义（Neo-Fordism）模式更加强调服务生产和商品生产的专业化取向和弹性生产体系（flexible product system），这些新的经济要素的出现对传统的城市经济结构带来了巨大挑战。[15]另一方面，工业城市的衰落还受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推波助澜的影响。随着互联网商业化的发展，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开始出现，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制造业模式（信息化+制造业）在极大提升制造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导致了一大批蓝领工人被解雇，而这一趋势在21世纪以来的智能制造（智能化+制造业）潮流中变得更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厂引进智能机器人。这场“机器换人革命”带来的后续影响不仅深刻影响到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而且还必然会波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本研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大多经历了从商业城市到工业城市，从工业城市再到后工业城市的历史性转变过程，而主导这一转变过程的核心是经济要素的变化。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再到非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为不同类型的城市带来不同的命运，有的城市因之兴起和衰落，也有的城市随之衰落后再生。经济学家敏锐地捕捉到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周期性的变化曲线，无论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 Cycle）曲线，还是库茨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曲线，都形象地反映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及其对城市发展的深刻影响，而经济要素的变动与城市人口、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动具有连带关系。
3.市场机制、政府角色与城镇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实践表明，以市场体制来推进工业化进程，更能有效推进城镇化进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尤其是第一个迈入工业化进程的英国的城镇化，是在自由市场逻辑的自主自发催动下完成的，其城镇化不仅与工业化在时间上同步，而且在空间布局上高度耦合，尤其是在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16]当然，在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效应逐步减弱，但即便如此，大量的城镇化实践表明，工业化也只是为城镇化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行动基础而已，如果不存在市场调节机制的话，工业化并不一定能够与城镇化同步。
从事件发生的前后逻辑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镇化模式是一次颠覆式社会实验。虽然计划经济体制也能实现工业化目标，尤其擅长在短时间内高效配置国家有限的经济社会资源，以完成工业化指标，但这并不必然能同步完成城镇化目标。以苏联为例，虽然从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至1939年时基本完成工业化，前后仅间隔14年，但其城市化率仅从1926年的18%提升至1939年的32%[17]，城市化率仍远低于50%。这说明，尽管工业化确实能拉动城镇化，但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并不会带来城镇化的基本完成。即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镇化模式，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一方面，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镇化模式完全以“城市”为主，“农村”长期被排斥在现代工业生产体系之外，被体制结构强制性地定义为城市发展的附属者或支持者（为之提供一切必要的社会支持）。苏联工业化的战略重心在于大力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长期没有得到重视，且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大多来自农业体系，包括农产品义务交售、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农业税以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农业被强制性地置于工业分工体系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要素由既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指令式分配，并通过一系列制度设置以确保分配秩序。农村人口除被国家征召进入工业生产体系外，一律不得擅自进城谋生，进城名额及其分配制度被各个生产单位严格控制和执行。此外，出于对确保资本积累和销售市场的考虑，农村人口也必须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维持城市工业化的可持续性，上述问题都必然会限制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在本质上是各类经济社会要素在城镇这一空间载体上的持续聚集，而实现这种聚集的方式主要存在自发聚集、人为聚集以及人为控制下的有限自发聚集三种理想类型。市场体制属于自发聚集，计划经济体制属于人为聚集，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属于国家控制下有限度的自发聚集。市场体制的自发聚集过程同时也是各类要素自主调节和自主配置的过程，政府仅被赋予了“守夜人”角色，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对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完全不发挥作用，而是要在充分尊重市场体制的前提下承担必要的公共角色和行政职能。随着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社会中的阶级矛盾逐步演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政府也开始拥有更多的公共权威，并发挥更强大的社会功能，包括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产权制度，以及推动与城市规划、环境卫生、劳动市场等诸领域相关的法规建设等。在市场体制的城镇化模式下，自由交易体系使得农村的人口、土地、物产、环境等经济要素被逐步纳入城市产业体系之中，并逐步处于自主均衡的状态。当然，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例如城市公共秩序、环境卫生、居住供给等方面的问题，但一个总体趋势是，在这些西方强国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其城市化也基本上在同步推进，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城乡之间的社会差距在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产业分工、空间规划等都更加合理。
由此可见，市场体制最利于促进城市化资源的高效配置，但适度的政府干预对于有效控制过度市场化带来的公共风险也很有必要。盎格鲁-撒克逊学派认为，西欧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属于内生引领型城市化模式，其城市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进步与生产关系的变化。[18]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而生产力的进步带来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以及不同阶层在生产体系中地位权利的分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同时强化了自由市场体制的重要价值，资产阶级因自由市场体制而兴起和壮大，同时也因自由市场体制而成长为统治阶级，反过来又拥有足够的力量去维护自由市场体制，从而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在疯狂的殖民扩张运动之后，全球化市场体系逐步形成，这有效化解了资本主义强国内部的生产过剩危机，其城镇化也因此获得源源不绝的动力。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城镇化任务，反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城镇化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社会压力，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社会差别越来越大。
4.推进战略、空间布局与城镇化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空间布局体系来看，其国家内部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城镇化推进模式，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城市规模结构，采用不同的推进模式，这与其各自的人口、经济、政治甚至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英国采用的主要是“新城开发+城市群”的推进模式。工业革命以前，英国的城市人口主要分布在以伦敦为中心的南部地区，但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北部地区出现了诸多工业村庄和工业城镇，随后大量的人口、资本、能源等经济要素开始向北部地区转移和聚集，很快诞生了一大批新的“生产型城市”，其中大部分急速扩张为中等规模以上城市。当前，英国主要存在六大城市群，包括大伦敦市城市群、兰开夏东南部城市群、西米德兰城市群、西约克城市群、莫西地带城市群、泰因地带城市群。伦敦作为英国首都，长期以来扮演着政治中心、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和消费中心的主体角色，伦敦的超大规模得益于对周边中小城市的吞噬，如威斯敏斯特、格林尼治、乌利奇等，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城市群”的城镇化推进模式，20世纪初期伦敦的城市人口便已达到了660万人，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城市人口聚集区。
美国的城镇化模式虽然与英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其国土面积极其广阔，以及特定的工业化政策（如制造业带的形成和地方专业化构成的区域分工体系），形成了比英国的“城市群”更高一级的“大都市连绵带”。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形成了三条典型的大都市连绵带。第一条位于美国东北部地区，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延伸至华盛顿等大城市，以及沿线200多个市镇，共同构成一条临近大西洋西海岸的沿岸城市带，这条大都市连绵带长约1000公里，虽然区域面积仅占美国国土总面积的1.5%，但所容纳的城市人口占到美国总人口的22.5%，区域内的城市化水平更是达到了9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条位于中部五大湖地区及周围区域，从芝加哥向东延伸到底特律、托莱多、克利夫兰、阿克伦、布法罗、罗切斯特等，沿线共集中了20多个人口在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地区。第三条位于西部太平洋沿岸，从圣迭戈、洛杉矶至旧金山，是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区。其中，洛杉矶是美国的第二大城市，更被誉为“科技之城”。这种大都市连绵带的出现，意味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城市化路径已经从传统的“由农村转向城市”，转变为“由小城市转向大城市，再转向大都市带”，城市空间的分化整合和规模结构迈向新阶段。
不难发现，英、美的城镇化都采用了非均衡的“核心-边缘”模式，更强调中心城市的带动效应和会集功能。大量的城镇人口聚集在少数城市区域，这些超大城市的出现不仅创造了巨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和城镇化效应，而且在全球化的世界权力格局中占据着关键位置，成为维持发达国家既有国际城市秩序的重要保证。当然，这种城镇化模式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城镇化的马太效应上，大范围的边缘地区长期得不到关注和发展，区域差异不断扩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于少数超大城市，极大突破了城市的既定生态容量，带来严重的“城市病”，而以“郊区化”为特征的“逆城市化”潮流看似带来了城乡关系的均等化，但实际上是对内城区的生态困境采取了一种逃避态度，中产阶级家庭的外流导致城区内部的居住分异和社会隔离问题日益严峻，这些都加剧了城市问题的复杂性。
与英、美不同，法国和德国的城镇化模式主要是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虽然其城市人口规模极为庞大，2005年时城市人口便已达到982万人，但法国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普遍偏小，马赛、里尔、波尔多、里昂、尼斯、图卢兹等重要城市的人口规模均维持在100万人左右，绝大多数处于80万～100万人。整体上，法国城市的空间布局呈现“一城独大”和“众星拱月”的双重特征。除巴黎外，绝大多数城市处于相对均衡发展的状态。当然，这一特征的出现与法国的历史背景有深刻关联。法国的城镇化不是以开发新城来快速推进的，其今的城市分布依然大多延续了17～18世纪时传统的城市分布格局[19]，未有较大的空间变动。此外，法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太注重发展重工业，导致核心工业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长期受限，加上历史悠久的城市自治传统以及城市内部此起彼伏的阶级斗争运动，严重损害了城市秩序和经济活力，这些因素都使得法国的城镇化推进速度相对缓慢。
德国的城镇化模式与法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大城市的人口比重相对较小，但是德国没有出现像法国巴黎那种超大型城市“一家独大”的局面，而是呈现“多元均衡、互补共生”的空间分布特征。2010年德国共有大中小城市2065个，其中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仅占3.87%，人口在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仅有3个（柏林、慕尼黑、汉堡），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镇密布全国，吸纳了德国近60%的人口[20]，这也意味着德国已经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以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实现城市化的道路。这些中小城镇不仅构成了德国城市体系的绝对主体，而且基于不同城市的要素禀赋、区位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的差异性，形成了“错位发展、互补共生”的城镇化模式[21]，有力破解了传统“大而全”模式带来的“城市病”和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不仅如此，既有研究还表明，相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内生集中型城市化模式而言，以德国为代表的外生均衡型城市化模式更加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更利于提升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质量和可持续性[22]，这些战略优势为德国的城镇化模式带来广泛赞誉。
（二）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1.世界体系、依附地位与城镇化
前文论及，发达国家城镇化的核心驱动机制是以生产技术革新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及其对生产要素提出的空间配置要求。城市既是技术创新的生发地，也是经济资源高效配置的聚集地。工业革命极大解放了欧美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导致包括人口在内的经济要素自发向生产效率更高的行业和地域转移，包括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以及从农村区域向城市区域的转移，从而促进一大批“生产型城市”的崛起。即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模式属于由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关系变革而催生的内生型城镇化模式，农村居民之所以转移到城市居住和生活，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的工业化大生产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原有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结构得到极大改变，进而导致农村土地越来越多地被转变为工业用地，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地被转变为城市工人。当然，这种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模式必然带来生产过剩的问题，但积极的对外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体系的打通，以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有效地破解了这一难题。在被殖民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由于丧失了国家自主权而不得不成为发达国家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工业产品的销售地，无数廉价劳动力（例如非洲的黑人奴隶）、工业原料以及历经数代而积累的国家财富，以发达国家在边缘地区兴建的“殖民城市”（colonial city）为资源中转站，被强制转移到发达国家来持续推动其工业化进程，这些都成为支撑发达国家150余年的渐进城镇化进程的不竭动力，而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资源则基本被掏空，社会生态亦长期处于病态之中。
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大部分开启于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原殖民地内民族国家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开始掌握更多的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但仅仅是主权独立还不足以让它们能够走上与发达国家相似的城镇化道路，关键在于，既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分工秩序已然确立，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科技创新力、产业制造力，还是在科学管理力和世界市场占有格局上，都绝无可能与发达国家展开全面竞争。正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所强调的那样，由美、英、法、德等国组成的核心工业地区和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组成的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共同构成一个具有明确等级序列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对于后者而言，前者拥有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制造能力、更强大的金融支撑体系和资本控制能力、更高水平的劳工收入和更强的福利供给能力、更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更强的国家利益保障能力（如军事实力、通过国际组织实施影响力的外交力等）、更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以及投融资环境等，这些从根本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当然，世界经济体系内部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有的边缘国家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和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上升为半边缘国家，有的则可能从半边缘国家下坠为边缘国家[23]，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异质性。受历史传统、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现状、国家发展潜力以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这也导致它们必然会走上迥异的城镇化道路，但就总体而言，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难以改变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依附地位，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其城镇化的内在驱动机制难以是技术和经济的变化。
2.工业能力、多元模式与城镇化
当然，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固化到这种“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之中。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内部探索出了四种不同要义的城镇化模式[24][25]。
一是以中国、南非、伊朗等国为代表的国家控制型城镇化模式，其核心特征在于，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处于国家力量和制度规范体系的强力管控之下。作为一种相对谨慎和保守的城镇化策略，国家根据城市工业化（尤其是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和内在需要，有节奏地放开乡城人口迁移的规模和速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过程具有“渐进式”推进的特征。
二是以韩国、战后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NIEs型城市化模式（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简称NIEs，即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可以称为后发协同型城镇化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工业化与城市化高效协同推进、相互激发，且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速度较快，在较短时间内同时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以战后日本和韩国为例。1950～1975年，日本的城镇化率从37.5%提升至75.9%，年均增长率达1.54%。[26]受朝鲜战争影响，韩国启动工业化进程虽然晚于日本10年左右，但同样在25年内将城镇化率从1960年的28.3%提升至1985年的74%，年均增长率高达1.83%。[27]更重要的是，韩国城镇化的飞速推进与其工业化进程是高度协调的，并未出现拉丁美洲国家的那种虚假城市化现象。当然，能够在战后实现这种赶超型发展的国家或地区是极少的，主要是以具有强大行政力量传统和处于工业发展绝佳战略机遇期的东亚经济体为主。这些后发型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不仅巧妙借助了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如战后日本的工业恢复充分借助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工业需求，韩国的工业化则充分借助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工业需求），而且都拥有明确且能得到高效执行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能制定并稳步实施这些战略的强势政府（如韩国的朴正熙政府、新加坡的李光耀政府等）。政府在推进工业化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不仅具备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而且能够有序推进和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转型和产业升级。对欠发达国家而言，NIEs模式已然难以复制，不仅工业化发展的时空情境已发生深刻转变，而且实现工业化“后发突进”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去，寻求新的现代化转型变得难上加难。[28]
三是高城乡迁移率与低城市化率并存的城市化模式，其典型代表是印度。在某种程度上，印度也是“滞后城市化”的典型国家。1950～2005年，印度城镇化率从17.0%提升至28.7%，这意味着在55年时间内，印度的城镇化率仅增长了11.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仅为0.21%。[29]这一尴尬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印度城乡人口普遍高速增长的影响。1951年，印度总人口只有3.6亿人，2018年时已增加至13.5亿人，长期以来的不加节制的人口政策，使得印度城乡人口同时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一方面，尽管印度城镇人口的总体规模异常庞大，但由于乡村人口规模更大，且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导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长期得不到有效提升。另一方面，印度城镇人口的增长主要源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仅20%左右的人口增长来源于“外来移民”，其中，75%～80%的“外来移民”还属于同一行政区或同一邦内部的移民，这导致印度绝大部分农村人口难以转变为城镇人口。[30]在就业结构上，城镇内部自然增长人口的过度膨胀本身已经占据了大量的城镇就业岗位，其有限的制造业能力能够创造的正规就业岗位有限，导致大量的城市人口只能转向并不发达的第三产业（印度享有“世界办公室”的美誉）。此外，印度只有10%～11%的劳动力增量能够被正规就业部门吸收，其余劳动力要么滞留农村，要么进入城市的非正规就业部门工作，要么处于失业状态。[31]既有研究表明，2000年前后，印度75%左右的城市就业人口属于非正规就业[32]，加之极不均衡的城市公共服务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共同导致了一系列广为诟病的城市问题，如厕所问题、交通出行问题、道路秩序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城市周边聚集的大量的贫民窟等。总之，印度城市极其严峻的就业压力、生活压力以及庞大的城市自然增长人口规模，共同限制了印度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四是以拉丁美洲国家为典型代表的过度城镇化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国家工业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严重不匹配，城镇人口急速膨胀，尤其是首都城市的人口过度膨胀，大大超过了城市的工业承载力和环境人口容量，导致大量的进城农民无法获得合适的工作，且有限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无法公平保障和满足庞大“低端人口”的福利需求，普遍存在大面积贫民窟，利益冲突和社会问题频发。2011年时，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竟然达到了79.1%，仅次于北美地区的82.2%[33]，但如此高的城市化率并不意味着拉美地区城镇化迈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阶段，而是衍生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34]。过度城镇化模式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体现在城市内部社会生态的急遽恶化上。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大量进城农民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2005年，牙买加、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等国家的城市非正规就业人口占比竟达50%，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城市居民无法找到正规就业岗位，而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则介于30%～50%[35]，形势亦不容乐观。此外，贫富分化过于严重，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隔离度不断扩大，贫民窟与富人区塑造出“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结构断裂状态。拉美国家的过度城镇化实践充分证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与国家命运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拉美国家选择了一条“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但没能实现从“进口替代”到自主创新、自主升级推进的战略转向，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虽然被迅速吸纳到城市中来，而实际上受制于有限的工业制造业能力，并没有创造出持久、充足的就业岗位。当然，最重要的是，国家没有扮演好适当的城镇化角色，过于奉行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城乡人口迁移和不平衡的区域发展采取了过度放任自流的态度，在需要政府及时干预和调整的环节放弃了自身的角色，从而导致了这一不可收拾的极端分化格局。其次，这体现在城乡之间发展失衡上。过度城镇化普遍伴随的是农村和农业的衰败，农业的衰败导致以粮食为核心的城市生活成本进一步提升，底层边缘群体的生存处境进一步恶化，由此构成一个城乡之间发展的恶性循环，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更细致的阐述。最后，这体现在城市格局的极端分化上。随着超大型城市的恶劣膨胀（基本上以首都城市为主），曾经对缓和城市生存压力起到一定缓冲效应的中小城市或城镇出现急速衰败，这进一步促使小城镇人口向超大型城市转移，这一人口迁移模式同样进入到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小城镇越来越“消瘦”，大城市越来越“虚胖”，整体的城市生态也随之越来越恶化。
3.人口转型、生存压力与城镇化
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模式的选择与其人口转型存在紧密联系。总体而言，与发达国家奉行的那种高质量缓慢推进的内生型城镇化模式不同，发展中国家大多属于低质量快速推进的外生型城镇化模式，即过度城镇化模式，也有学者将其称为“非工业化的城市化”[36]。除上面讲到的国家控制型和NIEs型两种模式外，印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这种非工业化的城市化模式，因为印度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中，绝大部分并非因为城市产业发展的内在需要，或者说至少没有那么强烈的劳动力需求，更多的是农村人口迫于外在的生存压力。如果用“推-拉”理论来解释的话，在城市拉力还没有很强烈的前提下，农村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推力，将无数农村居民硬生生推送到城市，而农村生存压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型。即是说，由人口转型带来的群体生存压力，也是发展中国家出现“高速-低效”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随着二战后世界政治秩序的逐步稳定，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迎来了相对和平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带来了人口出生率的极大增长。虽然此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都开始增加，但到20世纪70年代时，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开始逐步下降，至20世纪80年代，很多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已经降至0或接近于0[37][38]，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还持续处于增长状态。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基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就业条件的改善，以及部分夹杂着特定政治目的的人口政策的推动，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死亡率比人口出生率下降得更快，造成了城乡人口规模的急速扩增，但这一人口规模扩增形势显然已经大大超前于任何层次的工业化或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这些国家广袤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给那些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带来了难以缓解的生存压力。
（三）国际理论话语中的城市化研究
社会变迁整体意义上的进步莫过于城市社会取代农业社会，而城镇化则正是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以及人口在城市集中的社会进化过程。城市化不仅会在城镇体系方面发生巨大变化，还会在城镇之间引起土地利用模式改变、社会生态改变以及建筑环境改变和城镇生活的本质变化。综合而言，城市化一词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城市中心对农村腹地影响的传播过程；二是全社会人口逐步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三是人口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点的增加和每个集中点的扩大；四是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例的提高过程。[39]而如何实现城市化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因此，相应地已经发展出许多城市化理论[40]。
首先，如导论部分所述，有关城市化的理论大致有五大类型。（1）区位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区位空间生产要素的不同，空间上的集聚会产生效益，侧重于中心区位的发展。（2）城乡结构转换理论，从二元结构融合视角分析人口迁移，认为人口迁移会导致城乡结构融合。（3）非均衡发展理论，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角度论述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空间聚集的原因和机理。（4）协调发展理论，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可持续的角度论述城镇化发展规律，典型的理论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论、恩维的卫星城市论和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等。（5）城镇化发展阶段论。英国学者范登堡在《欧洲城市兴衰研究》一书中提出，城市化的第一阶段属于城市化集中、快速发展；第二阶段是市郊化阶段，城市进入巩固期，交通工具的机动化是城市空间布局变化的决定因素；第三阶段是反城市化与内域的分散阶段，以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肥沃耕地的减少为代价，这种发展趋势会危及城市生存。[41]20 世纪 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中的问题开始突出地显现出来，不少国家城市化水平大大超越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城市病”“农村病”不断出现。迈克尔·利普顿认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本国的城乡关系。[42]萨丝凯·萨森认为第三世界的城市化模式是一种依附型城市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内部不均衡的基本特征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工日益深化，克拉克提出了“城市世界”的观点，指出世界一半以上人口将居住在城镇，未来几十年城市人口仍将迅速增长，世界正在变成城市地区。
其次，如果从研究成果所出现的时段分，国外关于城市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00年以前，代表作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虽然这些著作不是关于城市化的理论专著，但对于城市化问题已有不少论述，有些论述甚至是非常深刻的。第二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5年，国外的城镇化研究大多关注全球或区域大范围的城市化空间扩散组织结构及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其理论大致可分为分散主义和集中主义两大派系。两大派系主要形成于1898～1935年，并对以后的城镇化理论研究及城市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盖迪斯、帕克、霍伊特等试图用生态学原理解决城市化问题。[43]第三个时期为20 世纪中后期至今，随着经济、社会、生态等各学科向城市化领域渗透，城镇化理论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一时期，哈格斯特朗、佩鲁、弗里德曼等从空间扩散的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了探讨，分别提出了现代空间扩散理论[44]、增长极理论和“核心-外围”模式理论等空间扩散学说。生态学派也得到发展，形成了“芝加哥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则试图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城市化动力机制，代表人物为英国的哈维和美国的卡斯特尔；麦吉则从城乡一体化以及区域经济的角度对城镇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东南亚国家的城市化模式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其城市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诺瑟姆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关系，进而指出二者之间是一种粗略的线性关系；戈特曼首次提出了大都市圈概念，用以概括一些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群现象，并认为交通运输和信息产业的高度发达是大都市连绵带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吉尔伯特和格勒以及阿姆斯特朗和麦吉侧重于从国际化尺度来研究城市带的形成机制和演进趋势。另外，Pernia等就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战略、Rondinelli就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战略做了深入探讨，而Stren和Yeng认为城市应积极参与国家与地方政策决策过程，以提高城市化质量等。
最后，除了有丰富的城市化理论成果之外，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同国家也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按照政府与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可以大致将世界城市化模式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模式，主要代表国家是西欧各国。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机制为主导，政府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发挥引导作用，城市化与工业化总体上是一种比较协调的互动关系，是同步型城市化。二是自由放任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其对城市化基本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走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政府的调控力量比较薄弱。三是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被动城市化模式，如拉美地区和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它们大多被动采用殖民地时期宗主国的城市化模式，表现形式多为过度城市化，这种模式存在颇多问题。
城镇化目标被转述为人口城镇化。城镇化被期待能够带领人类迈向公平、富足、有活力的未来，能够消除城乡之间的隔阂，化解二元社会固有的矛盾。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20世纪50年代，全球只有2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一数字到1990年上升到43%，2014年上升至50%左右，预计到2030年会增长到61%。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正在成为现实。于是，人口城镇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人的城镇化也逐渐被认为是城镇化的关键。西蒙·库兹涅茨认为城市化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方式的变化。从W.L.托马斯和F.兹纳涅茨基对在欧美国家的波兰农民进行研究开始，西方开启了人口城镇化问题研究，并逐步关注移民文化性身份的转换引发的适应问题。由于流动人口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思路，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模式，如网络说、连锁因果说、系统研究论等。
宏观上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结构嵌入、政治与社会系统整合、市场的结构性动力等，比较盛行的理论主要有“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推-拉”理论、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移民系统理论的人口迁移理论，这些理论揭示了发达国家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动态机理，总结了其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对应关系。中观上的研究，主要是指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政策、社会空间研究，包括迁移预期收入理论、移民网络理论、公民权理论、社会孤立假设、贫穷集中或社会孤立理论、Morris和Gallie的社会分割或社会网络分割理论、生命周期迁移理论，以及社会政策与社会排斥的研究、社会政策与社会整合或社会一体化的研究，社会政策与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研究等。微观上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融入或社会整合研究、社会认同研究、群体适应研究、社会距离研究等，具体包括社会融入理论，如“盎格鲁遵从论”、“大熔炉论”、“融合论”、“多元文化论”、“文化生成论”、“区域融合论”、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复杂网络生长模型研究、集体行为的研究、“相对剥削感”、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社会建构理论、“集体认同感”、“框架建构”、雇佣关系与心理契约理论等。除此之外，还有戴维·波普诺归纳的流动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适应反应与心理反应，包括被动接受、个人攻击行为与暴力、集体抗议、自我隔离、自愿同化，选择这种反应的人试图学好主导群体的语言、服饰、行为模式以及其他文化特征。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对城市化本质的把握，人口城市化正在越来越成为城市化关注的热点与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