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际经验和理论话语中的城市化与城乡关系

除极少数城市国家（如新加坡、梵蒂冈、摩纳哥等）外，城乡关系的变革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逃避的重大结构性议题之一。初涉这一问题时，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城乡关系变革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因为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互为依存或递进纠缠的。众所周知，前现代社会中亦有城市的存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亦可以说是一部城市演进史，很少有人会质疑城市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价值。在四大文明古国中，都出现了因依傍大江大河而兴建起来的古老城市，虽然这些城市的功能定位和生发机制存在诸多差异，但它们无可置疑都成了人类文明继替和发展的不二载体。古代中国亦曾拥有过极为悠久和灿烂的城市文明史。1979年，考古学家在湖南澧县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古城遗址——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它被学术界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1]。此外，中国还存在过一大批拥有辉煌历史的巨型城市，甚至有一些还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如唐朝时的长安（西安）、宋朝时的汴京（开封）、临安（杭州），以及元明时期的大都（北京）等，但这些城市的兴起都没能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的重大变革，相对于广袤无垠的乡土社会和规模异常庞大的农业人口而言，城市非农人口所占比重非常之少。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国际上的城乡关系变革始于以蒸汽机为动力标志、以现代化工厂和大规模工人阶级的兴起为核心特征的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工业革命从两个核心维度上促成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第一个核心维度是工业革命瓦解了传统的延续上千年的农业社会结构，尤其是从根本上瓦解了农村社会的人口结构、土地结构和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工厂，人口快速向城市集结，大量农业土地也转变为工业用地，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农业占比亦不断降低；第二个核心维度是工业革命瓦解了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经济，转向规模型制造业经济，进一步促成了各类人力资源的重新整合以及更大商业市场的形成，城市扩张因此获得源源不绝的动力。[2]这一基本生成逻辑同时适用于处于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时间轴上的各个国家或地区，它们要么受到工业革命这一“内燃机”的直接驱动，要么受到工业化后果的间接催动（如西方人在坚船利炮之下疯狂开拓的海外殖民地），继而促进当时的前工业化国家在“外在刺激-反应-内在变革”模式下的工业化探索进程。此类间接催动可能是被迫展开的（如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可能是主动求变引致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概言之，工业化是推动城乡关系变革的原始驱动力，而工业化与现代化在诸多维度上大致可以被认为是同一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研究中国的城乡关系不可能脱离对历史时空中其他国家城市化历程的考察，尤其是不能脱离对较早经受到城乡关系重大变革的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历史经验的考察，这是我们思考今日中国之城乡关系变革的重要时空坐标，也是我们取他山之石以攻玉的必要的社会事实参照。

恰如本章标题所示，本章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结构性的社会事实层面，工业化进程究竟是如何引发了不同类型国家的城乡关系变革；或者说，不同国家城乡关系的变革过程和变迁机制存在哪些共通点和迥然的差异，而形塑这些差异的外在情境或结构约束要素是什么。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在理论认知层面，国外学术界有关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的核心理论主张有哪些，尤其是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系统梳理和思考其理论脉络的基本演进逻辑，并据此回答这些理论逻辑对当前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所具有的启示性意义。

当今世界国家众多（截至2019年，全世界共有195个国家和38个地区），不同国家所拥有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以及所处发展阶段和现实情境都极为复杂，每个国家在城市化实践中都可能存在自主性的理论思考和政策设计，并产生纷繁的城镇化推进路径，当然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有鉴于此，本研究重点选择了两类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国家作为分析样本，以此剖析国际上城镇化和城乡关系变动的基本脉络和经验话语。第一类是以英、美、法、德等国为典型代表的国家，它们的城市化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诸国，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产业分工与协作、社会福利供给体制和机制创新，以及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与政策设计等领域都拥有广泛经验，其城市化进程要么受益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成果的直接推动，要么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成果的赶超型推动，皆可谓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内部不存在城市化模式的差异，事实上发达国家内部的城市化模式差异也值得重点关注和讨论，但作为一个小章节，我们更在乎找到它们之所以能够殊途同归的根本遵循所在。

第二类是以韩国、巴西、印度等为代表的国家，它们的城市化基本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世界范围内重执牛耳，以及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加速到来，其城市化进程亦步入后发推进的高潮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关系出现了深刻变革，当然也产生了诸多典型性的城市问题。此外，还有很多欠发达国家也在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带动和亚投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有力支持下，以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出现了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小高峰趋势，这些国家的城镇化实践也值得高度关注，但限于篇幅，本研究对此不做过多展开。本章将重点探讨第一类和第二类国家的城镇化经验和理论演进脉络，对第三类国家的城市化实践进行研究是我们以后需要进一步关注和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