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理论的政治意义

关于小农与小农农业的历史论争，并不是过时的或与当下不再相关的。这些论争反映并关系到构建社会发展和物质进步的不同路径。论争中所涉及的基本困境在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前更加严重。例如，马佐耶和胡达尔（Mazoyer and Roudart 2006）认为，如果不解决大量农村人口面临的大规模贫困问题，资本主义的一般性经济危机就无法避免。恰亚诺夫的核心观点也是如此。保罗·达伦伯杰（Paul Durrenberger 1984：1）曾经追问：“为什么我们在50多年后仍然要关注恰亚诺夫的研究？”他的解释在今天看来依然合理：“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恰亚诺夫建立了一套关于小农农场经济学和农户生产单元的分析框架，无论时空如何变换，只要小农农场和农户生产依然存在，他的理论就是有价值的。”（Durrenberger 1984：1）

最初的历史论争在当时推动了激进左派的出现。而在100多年后，重新思考“农业的艺术”之所以依然重要，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存在一种认识论上的原因。莫图拉（Mottura 1988：7）在一篇介绍恰亚诺夫的文章中曾指出，过去和当下的社会对小农阶级的认识大致存在两种立场。一种是盲目的信仰（就像过去的民粹主义和当下“站在农民一边”的立场），另一种则是彻底的憎恶。在这二者之间不存在批判性的立场，更无批判性的理论。正如我在《新小农阶级》（2008）一书中试图论述的，小农农业是一种没有某一固定理论的实践。霸权思维傲然无视小农阶级与小农农业模式，同时也体现了对小农阶级与小农农业模式的无知。现代社会以信仰或憎恶的二元对立对待小农现实，使小农现实成了令人不安的、尴尬的现象。恰亚诺夫是一个例外。他坚信我们是可以对小农阶级进行深入理解的，甚至有可能建立一种理解小农阶级的切实可行的批判理论。我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恰亚诺夫与俄国小农阶级的关系。但最重要的关键词还是“好奇心”，是一种实证的好奇心：小农阶级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小农农业蕴含着哪些潜力，小农阶级的发展动力与小农农业的潜力有什么关联，小农阶级和小农农业对整体社会有什么贡献^[8]？显然，恰亚诺夫试图从小农阶级的内部寻找答案——小农阶级和小农农业不是被“一般规律”从外部控制和决定的。因此，对小农阶级的动力进行实证探究是建立合理理论阐释的必要前提。与好奇心相伴随的是恰亚诺夫身上的其他关键品质：学术严谨、深入参与和美好希望。

将好奇心转化为扎实的经验研究，促使此后的几十年间恰亚诺夫的立场得到持续不断的再呈现和再创造。直到后来，很多与小农阶级联系紧密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才发现恰亚诺夫最初的研究工作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于是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恰亚诺夫理论。

第二，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再小农化过程（尽管地区间差异较大）。中国、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小规模家庭农场的“复归”，正是再小农化过程的鲜明例证。超过2.5亿个小农农场重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使中国成为农民研究的“学术金矿”（Deng 2009：13）。另一个令人瞩目的再小农化过程出现在巴西，成千上万的贫困人口（主要是来自贫民窟生活凄惨的人群）向农村地区的大规模迁移扭转了自20世纪70年代军政府时期开始的乡村人口外流局面。他们占据了大量土地，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斗争之后最终将其转变为众多新型小农单元。根据巴西最近两次全国普查的结果（1995—1996年和2006年），小土地持有者的数量在两次普查间增加了约40万，这意味着农场总数增加了10%（MDA 2009）。这些新增加的小农农场占地面积约为3200万公顷，“相当于瑞士、葡萄牙、比利时、丹麦和荷兰农业用地面积的总和”（Cassel 2007）。欧洲也出现了再小农化现象，我会在第六章详细介绍。

第三，一种新型的、充满豪情与力量的运动正在国际舞台上涌现，它被称为“跨国农政运动”（Transnational Agrarian Movement，TAM）（Borras et al. 2008），如“农民之路”（La Vía Campesina）。这些运动的发展与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对农民问题的日益关注相一致（跨国农政运动无疑也进一步激发了后者）。《小农归来》（Les paysans son de retour）是佩雷斯-比托里亚（Pérez-Vitoria）2005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小农的确回来了，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政策里。

第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小农农业在应对威胁人类未来生存的很多新的稀缺性方面（食物、水、能源、生产性就业等）具有重要作用（我会在第五章详细论述）。小农农业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也能发挥作用，正如“农民之路”指出的，小农农业具有给地球“降温”的效果，而不会给地球“增温”。在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方面也是如此，小农农业极大地缓解了市场波动。小农农业因为具有可持续性的粮食生产形式而脱颖而出。

第五，我们必须考虑到，过去几十年，激进理论已经超越工业资本主义初创和全盛时期所形成的理论分类。曾经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经散落为众多类型的“劳工阶级”（classes of labour）（Bernstein 2010a）。传统的工厂也不再是产生劳资冲突的主要场所。劳资的对立现在常常以新的不同形式出现在很多地方（Hardt and Negri 2004）。那些试图认真阐释这些变化的政治理论（例如，Harvey 2010；Holloway 2002，2010）建立了新的分析方法，为古老的议题带来新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分析视角。

这些新近出现的分析方法不仅强调了恰亚诺夫最初研究的意义（尽管是间接地强调），还做出更深入的阐释。通过将恰亚诺夫的研究以及之后很多遵循恰亚诺夫传统的研究与这些新的政治理论视角相结合，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发生的许多乡村抗争。我们认识到，新的乡村社会运动正在努力改变世界。

在此部分，我简单提及三个概念（在第六章会详细解释）。第一个概念是“大众”。当下世界上的小农阶级就是大众。他们掌握了逃避统治的艺术（Scott 2009；还可参见Mendras 1987），他们高度异质。驱动他们劳动过程的力量远远超越了市场逻辑：自然、社会和文化传统都是重要的基本原则（全书的讨论都会就此展开）。他们抵制把完整的生产过程分解成不同任务碎片的做法，并努力矫正已经外部化的碎片任务。他们创造了“公共资源”，这是第二个重要概念^[9]。就像巴西的公地、拉丁美洲和非洲常见的共享种子库、中国的灌溉设施、欧洲的新型城乡关系以及遍布全球的新建立的巢状市场等，公共资源在生产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并成为公司资本潜在的有力替代。第三个概念是“裂隙”，也就是对立出现的地方。裂隙是全球体系中的裂痕，是大规模的排斥过程导致的结构洞，是国家机器无法用正式制度进行管制的空白地带。有些裂隙刚刚出现，有些则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矛盾混乱的社会现实主动制造出来的。

小农家庭正是在一系列裂隙的交汇处运转。小农家庭使用的劳动不是雇佣劳动。尽管资本试图构建和实施复杂的深层渗透机制来控制小农劳动，但小农劳动并没有直接从属于资本。通过对小农农场背后的诸多平衡关系进行积极的、明智的调整，很多小农能够使自己农场的运转和发展远离“资本的逻辑”。言下之意，他们创造了裂隙。他们逐渐与在其他裂隙中进行创造和运转的小农建立相互联系，这也常常导致了新的社会运动出现。更笼统地说，裂隙是持续斗争的场所，是激发抗争的摇篮，有时也是铸造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源地。它们是大众聚合、生产并再生产出奇特性的地方。我会在第六章详细论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