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近年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一系列新型传播技术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带来了信息、数据井喷的现状，大数据已经全面渗透社会生活。“大数据”并非一个全新的名词，其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980年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著的《第三次浪潮》[1]一书。但直至云计算技术出现，才真正释放了大数据的价值，其提供了全新、高效、便捷的信息存储、分享和挖掘手段，用以处理大数据背景下海量、不规则的非结构性数据，由此“大数据”概念方兴未艾。2008年英国期刊Nature推出专刊“Big Data”，2011年美国期刊Science推出专刊“Dealing with data”，分别从天文学、基因学、互联网技术等多方面展示大数据的应用及挑战，论证其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预测其未来在学科中的导向。“大数据”自此渐成各学科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美国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敏锐地捕捉到网络平台上的海量个人信息记录背后的隐藏价值并进行研究，于2011年6月发布了《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提高的前沿领域》这一报告，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大数据的作用和价值，并对其依赖的技术载体和适用范围等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大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的理念，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首例。麦肯锡的报告可谓从金融领域率先掀起了大数据采掘和分析的热潮，并进一步转变了人们的思维理念：以往人们普遍认为数据在被收集后就失去了其价值，大数据技术则将关注点聚焦于数据收集后的深层价值剖析。
从2012年起，关于大数据的话题引起世界瞩目。社会各界逐渐意识到大数据在诸多行业将引发颠覆性革命，例如带来商业模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数据拥有转化为巨大经济资产的无限潜能。2012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将“大数据”列为重要议题之一，并发布了《大数据，大影响》这一报告，系统探讨了大数据在优化社会效益中的实践策略。与此同时，各国也意识到数据挖掘不仅能够成为产业竞争力的来源，还将助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因此纷纷将大数据应用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011年12月，我国工信部公布了《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将包含数据存储、挖掘及分析在内的信息处理技术列为4项关键技术创新工程之一。[2]2013年3月25日，国家“863计划”项目“面向大数据的先进存储结构及关键技术”正式启动。[3]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此外，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都对大数据进行了国家战略部署。由此可见，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推动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2011年1月，美国IBM公司与中国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签署合作协议，致力于共同打造亚洲最大的云存储产业基地。国外网络专家Greg Ferro预测，中国将是未来10年云计算发展的中心。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规划机制、相对廉价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人力资源等一系列因素合力，使得中国在占领国际云计算市场方面有他国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综上来看，大数据在我国的发展呈迅猛态势，已经开始向各个重大行业渗透并发挥重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热”也开始向新闻传播领域渗透。近年来，我国各类媒体也渐渐将大数据技术和理念应用到新闻生产过程中，这类实践按照媒介平台的不同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商业性网站开辟的数据新闻频道，如国内四大门户网站均开辟了数据新闻专栏。第二类是依托集团内部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平台开辟的数据新闻栏目，其代表就是财新网的“数字说”。第三类是媒体与互联网企业通过合作方式进行的数据新闻尝试，如百度与央视从2014年春节期间联手推出的“据说”系列节目。其中，选择财新网作为大数据背景下我国经济新闻生产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作为传统“硬新闻”的代表，经济新闻报道事关国计民生，其传递的经济信息在整个社会中往往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对其进行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系统建构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目前国内对大数据的研究往往是针对整个新闻领域，对经济新闻的专门研究十分匮乏。因此，有必要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财经类媒体展开相关研究。其中，财新网依托整个财新传媒集团，运用大数据进行经济新闻生产具备先天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新闻生产方式对集团内部核心价值——新闻专业精神的坚守，以及以此为支撑建立起的国内领先的平台和团队，这给我国其他新闻媒体提供了良好的范本。财新传媒由《财经》杂志的原主编胡舒立及其团队于2009年创建。作为一个年轻的传媒机构，它从创办之初即实行跨平台布局，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跻身我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前列。2017年11月，财新传媒正式启动财经新闻全面收费，掀起了国内内容行业对赢利模式的革新浪潮，这一大胆尝试的底气关键源于其原创性、高价值的内容生产和对深度用户的持续培养，背后则是实力深厚的传媒团队和优秀的财经新闻资源在进行支撑。作为财新传媒旗下发稿量最大的媒体，财新网正式上线于2010年1月11日，并迅速成为财新传媒的核心产品。财新网对自身的定位是“原创财经新媒体”，面向中国政界、学界和产业界精英提供每日经济活动必需的财经资讯及基础金融信息服务。
其次，财新网拥有敏锐的与时俱进思维，它很早就开始意识到大数据给传媒业带来的重大变革并积极利用这股力量进行自身转型。随着国外数据新闻的实践和理念不断兴盛，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和传媒业界也掀起了探索“大数据”的热潮。但细看之下不难发现，各大媒体所谓的“数据新闻报道”许多仍停留在传统的数据呈现和应用方面，虚顶着“大数据”的头衔却并没有运用大数据的数据分析、处理和呈现技术，一些媒体的数据新闻实践甚至有“蹭热度”之嫌。财新传媒作为国内传媒改革的引领者，敏锐意识到“大数据”技术在新闻生产方式上的巨大革新，并积极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和投入力度。其实早在2011年下半年，财新网就推出了“数字说”栏目，专注于用可视化的形式展现数据。从2013年开始，财新传媒开始注重将大数据理念植入业务层面：2013年6月，财新传媒开始在集团内部通过“请进来”和“派出去”的策略普及关于数据新闻的相关理论、实践知识，例如邀请北京大学、广州美院教授在集团开展面向全体采编和经营员工的数据可视化讲座，同时外派编辑记者和技术人员赴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地进行数据可视化研讨和培训。与此同时，财新传媒开始了数据可视化实验室的相关启动工作，并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发表了第一个互动图表作品，紧接着又在2013年8月发表了第一个互动可视化作品《中东地区的敌友关系》。2013年10月8日，财新网数据可视化实验室正式成立……一系列举措促使“数字说”栏目迅速成长，其自2014年起基本形成了以静态信息图和交互信息图为主要样式的风格。
最后，财新网在运用大数据进行新闻报道尤其是经济新闻报道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屡屡斩获国内外数据新闻大奖。2014年6月，财新网凭借《青岛中石化管道爆炸事故》获得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的“2014年度卓越新闻奖”。此外，财新网的《星空彩绘诺贝尔》报道入围2014英国凯度信息之美（Kantar’s Information Is Beautiful Awards）——数据可视化设计大奖，这是中国新闻史上首次有程序员获新闻奖。截至2014年底，财新数据可视化实验室已两次获得数据新闻大奖，并成为我国唯一获得过数据新闻奖的数据可视化团队。2018年，财新网击败BBC、卫报等老牌媒体，斩获“2018年度全球最佳大型数据新闻团队奖”，这也是中国媒体首度获得这一重磅奖项。因此，选取财新网进行大数据背景下的经济新闻研究十分具有代表性，通过分析财新网获奖的数据新闻作品，我们可以总结出数据新闻创作的一些经验和启示，这对国内经济新闻生产也将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大数据在我国传媒行业方兴未艾，但与国外的大数据应用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英国卫报等国际大型传媒集团纷纷开始运用大数据进行新闻生产的实践，其在国家政策、媒介环境等方面有先天优势，且实践起步较早，已经具备较强的技术和专业人才等优势，相关实践和理论经验都更为充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国外运用大数据进行新闻生产的先进案例拿来分析，以期对我国的经济新闻生产有所启示。
（二）研究意义
依托新媒体和新型传播技术的大数据，势必给传媒产业在内容生产、运营方式、业态环境等方面都带来前所未有的颠覆和重构。其中，经济新闻作为高度依赖数据的新闻品类，对数据的收集、发掘和运用是其报道的基础，大数据的到来对其意义尤为重大。将我国经济新闻生产置于大数据背景下进行集中而系统的探讨，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1.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其一，大数据的核心价值符合经济新闻发展的内在需求。经济新闻作为影响力强大的硬新闻，对真实性、客观性有更加严格的硬性要求；此外，当前经济新闻对个体、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行为、经济决策的指导作用越发凸显，因此公众对经济新闻的预测性功能有了更高期待。英国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教授等在其著作《大数据时代》中指出，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探索世界的领域和深度都无限拓展。[4]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完善，挖掘数据背后的隐藏价值、预测未来走向变得更具现实可行性，反映到经济生活中，就会使政府、企业、个人的经济决策更加精准。经济天生与数据不可分割，因此，在经济新闻中准确应用数据，将大数据的技术优势运用到经济新闻生产中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大数据技术也将促使经济新闻进一步实现专业性和可读性间的平衡。长期以来，经济新闻的“硬”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外行看不懂，内行不愿看”的尴尬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这也对记者的新闻采编技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记者不仅要惯于从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从基层“抓活鱼”，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群众的呼声，还要善于讲“好故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提供观点及立场，给人以启迪，解决问题。而大数据对海量数据的处理是对新闻工作者“脑力”和“眼力”的拓展，对数据的可视化、交互性呈现也是对新闻工作者“笔力”的强化，将助力经济新闻从业者不断提升经济新闻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其二，将大数据的新理念和新技术应用到我国经济新闻领域，以提升我国财经媒体的新闻生产实力，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强势财经媒体支撑的要求。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五年来，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2019年8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当前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世界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格局仍需扭转。在这种情况下，引导国际话语权回归，是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的重要手段之一。放眼西方经济强国，其均有与自身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强大的国际性财经媒体，如英国拥有世界著名国际性金融媒体《金融时报》以及路透社这一排名世界前三的多媒体新闻通讯社。反观我国，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金融市场，甚至企业发展，都急需具有强大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专业财经媒体与之匹配，大数据的出现无疑给我国财经媒体在新闻生产、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都带来了革新的契机，为我国财经媒体的优化提供了无限可能。
2.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透过大数据对经济新闻进行理论反思以更好地指导经济新闻生产实践，符合当前我国经济新闻学学科建设的需求。目前学界和业界对大数据技术的处理主要分为技术研发和实际操作两大类，理论反思少且浅。反映到经济新闻生产方面，其往往停留在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经济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现象呈现和经验总结的表层研究。法国社会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环环相扣的方面组成的有机整体，而通常人们无法直观感受到其中复杂交错的内在体系。[5]因此，由表层研究进入深层研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任务之一，其间又包含两层含义：其一，通过经验现象寻找背后蕴含的意义及内在结构，搭建理论框架；其二，与其他学科领域交汇融合，进行系统化学理构建。将经济新闻生产置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系统的理论反思，既可以丰富本学科方法论的素材和内容，也能让大数据技术接受新闻学科方法论的辩护，界定其使用范围并制定相应规则，论证运用大数据分析获得的结论是否及何处优于传统科学研究方法，并在使用过程中注意规避误区。由此，其能进一步促使媒体在经济新闻生产过程中更加合理、健康和高效地使用大数据技术，具有方法论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内关于大数据与经济新闻的互动性的研究
本书分别以“经济新闻”和“大数据”“经济新闻”为主题，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作为搜索范围，对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新闻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总体态势的描述。同时选取新闻学与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中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观点的交叉对比及研究特点的分析总结。以下主要从研究数量、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大数据背景下国内经济新闻的研究进行综述。
1.经济新闻研究规模：数量增幅较大，局部研究渐成系统，但较少涉及大数据
本书以“经济新闻”为主题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新闻与传媒”类文献中进行搜索，共搜索到2000～2018年相关文献3839篇，而1979～1999年经济新闻相关文献共1319篇，在研究数量上远远少于21世纪的文献。21世纪以来经济新闻相关研究整体呈迅速增长态势，其中2004～2006年增长速度较为平缓，直至2007年开始激增，这种态势在2013年之后渐趋稳定。2007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国内学界和业界对经济新闻的关注度持续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新闻在传播经济信息、解读经济形势、充当经济决策参考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21世纪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上的经济新闻相关论文共有97篇，且数量增长态势与总体情况相似。
再以“大数据”和“经济新闻”作为并列主题，在CNKI“新闻与传媒”类文献中进行搜索，共有619条记录。但逐一查看后发现，2012年之前的记录均是关于数据与经济新闻的关系探讨、数据在经济新闻中的功用及如何运用等问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直到2012年国内新闻学界才出现对“大数据”概念的探讨，但对经济新闻的针对性研究仍然寥寥无几，代表文献有焦繁、张俊海对经济日报数据中心×86服务器虚拟化的研究[6]。201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从2013年起，大数据逐渐将触角延伸至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所有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都开辟了大数据版图，大数据的热潮不仅席卷了全球，甚至已经在很多国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反映到学界，从2013年起，搭载“大数据”这趟顺风车的经济新闻相关研究也开始猛增，不过总体来看，研究力度仍偏小。
在经济新闻相关学术论文大量涌现的同时，经济新闻的相关著作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其规模在进入21世纪之后更是迅速扩大。这些著作各有侧重，囊括了经济新闻的不同报道环节、文体和领域，或是基于本学科或跨学科的某一特定视角对经济新闻进行较为全面的审视与论述。例如，针对经济新闻采编过程中的各环节分别进行专题研究，代表著作有肖鲁仁的《经济新闻采写导论》、李炜的《一本书学会经济新闻写作》；针对经济新闻的某一文体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如闻学所著的《经济新闻评论：理论与写作》、武春河主编的《深度影响：〈经济日报〉经典报道案例》；针对经济新闻细分下的某一领域的报道进行研究，代表作品有贺宛男等著的《财经专业报道概论》、尹学顺等主编的《财经新闻采写与评析》；从本学科某一特定视角或跨学科视角进行经济新闻的研究，如刘笑盈编著的《经济学与经济新闻报道》、范敏的《发展传播学视角下的经济报道》、关众与田静的《经济系统与财经新闻》，或是从发展研究的视角出发进行经济新闻的研究，代表著作有沈毅的《近现代经济新闻的历程研究》、王擎主编的《经济信息传播与媒介竞争力研究》。相较于单篇的论文，著作类研究大大拓展了经济新闻生产中的一些重要层面、重要领域、重要环节的理论深度，并已形成经济新闻研究中局部的系统研究。但是，以专题的形式对经济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在强化经济新闻报道的某方面的深度研究和局部系统研究的同时，也显露出学界对经济新闻报道整个系统宏观研究的不足和局部系统之间整合研究不够的弱点。值得注意的是，为弥补这一研究空白，近年来已出现针对经济新闻进行整合性研究的尝试，以更为整体、宏观的视角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升华，代表作如李道荣等著的《经济新闻报道研究》。
反观大数据背景下的经济新闻研究，目前并无相关专著出现。新闻学界对大数据的相关专著探讨集中于大数据对整个新闻传播业的变革及影响研究，如喻国明等学者的《新闻传播的大数据时代》；或是以章节形式出现在著作中，如陈力丹所著的《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中，作者在“新媒体研究”一章中提到了大数据与新闻报道。
2.经济新闻研究主题：范围不断扩大，关注焦点集中
按照科研过程的性质划分，学术研究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三种类型。本书在这一分类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比较研究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将经济新闻研究的主题分为以下四种。第一，经济新闻的理论研究，包括经济新闻（生产）的基本概念、特点、功能、意义等。第二，经济新闻的应用研究，包含经济新闻的呈现方式、技术支撑、生产流程、传播策略等方面，如应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应对、处理和反思。第三，经济新闻的发展研究，主要指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包括经济新闻的历史形态、发展轨迹和进程，以及不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报道理念、报道视角和呈现特点等方面的更新。第四，经济新闻的比较研究，即将国内外经济新闻的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我国经济新闻发展提供新思路。
按照以上的分类标准，本书对在新闻学与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中搜索“经济新闻”得到的97篇相关论文进行分类[7]，分类结果如图0-1所示。
图0-1 21世纪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CSSCI来源期刊中经济新闻相关研究的主题分布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新闻的研究以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为主。研究具有问题意识，注重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与不足，探究当前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困境并提出对策；同时，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与时俱进，在新环境、新政策下努力寻找经济新闻生产的新出路。经济新闻的理论研究已渐成系统，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下文分别从不同研究主题进行阐述。
第一，经济新闻的应用研究是当前我国经济新闻研究的重点，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在这类研究中，个案研究是采取的主要方法，研究者倾向于选择同类媒体的几个代表进行交叉或对比分析，或是以某个媒体中的某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经验及反思不足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经济新闻发展的思考。从经济新闻的生产流程角度出发，如经济新闻的策划与组织，李道荣认为要遵循政策性、特色性、创新性和统筹性的原则。[8]从经济新闻的报道体裁角度出发，邰小丽认为经济新闻评论存在雷同、浮浅、虚假的现象，因此不仅要对自身准确定位，还要在经济新闻评论的准确性、辩证性、深刻性、前瞻性方面提升质量。[9]从经济新闻的报道题材角度出发，如针对“统计数据”类经济新闻，吴玉兰认为其存在大量数据简单堆砌罗列、信息加工程度低和问题统计数据大行其道等问题，因此应从数据识别、数据解读和数据表达等三个层面改进报道策略。[10]还有学者从经济新闻生产主体角度出发，对新兴专业财经报、都市报、央视或地方电视台中的经济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研究。其中，如何提升经济新闻的贴近性是许多研究的交叉点。经济新闻作为“硬新闻”，其专业性带来的“难懂”“严肃有余而生动不足”等问题一直存在，如何软化“硬新闻”，以更通俗、社会化的形式吸引更多受众，将经济新闻的影响力和可读性相结合，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重点。尤其是随着新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三贴近”“走转改”等一系列活动在新闻战线的开展，经济新闻的服务性特征更加凸显，对可读性、贴近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学者普遍从报道题材、报道视角和报道手法方面提供对策，如李道荣认为，提升影响力与可读性要抓住三个重点：首先，要明确自身定位和功能，不可本末倒置；其次，要根据媒体实际选择有效的报道方式；最后，要灵活运用各种报道视角，报道要有全局意识和前瞻性。[11]侯迎忠、邓悄然认为，提升经济新闻可读性要把握以下四个方向：题材平民化、政策宣传实际化、视角人性化、形式通俗化。[12]
第二，关于经济新闻的发展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经济新闻生产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于民主革命时期[13]、抗战时期[14]、改革开放以来[15]、金融危机时期[16]等不同时期的经济新闻生产，学界都有针对性研究。由于本书的研究需要，我们集中探讨大数据背景下经济新闻的发展研究。总体来看，相关研究较少，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媒体的发展与改革。这类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向。
（1）大数据的引入对新闻传播理论的颠覆。学界的相关研究往往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并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结论：总体来说，大数据在生产信息提供者层面、媒体层面和用户层面都带来了变革，这种变革将对媒体的跨界融合带来深刻影响，并可能在未来使新闻业态重构。[17]这类研究以喻国明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其立论建立在英国大数据研究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的理论基础之上，认为大数据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科学研究对因果关系的追求，转而探求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用知道“为什么”；它打破了传统随机抽样的研究方法局限，全数据样本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拟态环境。在此基础上，喻国明教授提出预测，认为未来新闻领域的研究将越来越多地依赖计算机算法，并跳出追求具象的传统研究思路，开始向“宏观叙事”方向转变。[18]
（2）大数据背景下传统媒体的转型。不同学者倾向于分别以报纸、电视、新媒体等不同类型的媒体为个案进行针对性研究。例如针对大数据背景下传统报业的转型问题，陈曦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大数据的驱动下，传统媒体正在或将在以下层面进行数据应用的革新，例如以通讯社为代表的各大媒体意识到了大数据技术能使以往认为的数据碎片和数据垃圾焕发第二次生命，于是开始注重对数据的循环再利用，“数据资产中介”便应运而生；再如大数据的精准预测功能使得传统媒体开始拓展定制化信息推送业务，这都将进一步促进媒介融合。[19]针对电视媒体的转型问题，史安斌、刘滢认为，在大数据技术影响下，电视业在收视测量的标准、内容生产以及传播模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20]
由此可见，媒介融合时代，各种形态数据的融合是基础，数据将在传媒生产创新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数据”已经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渗透传媒生产各个环节的实用工具。然而随着人们多屏使用行为的普及，仅仅依靠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进行评价，存在传统媒体的价值被低估的问题。因此，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全媒体评价体系，从而全面衡量媒体的价值，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3）大数据与新闻报道形态变革。“大数据”以迅猛之势覆盖了各行各业和公众生活，也带来新闻报道形态的变化，催生出数据新闻这一新型新闻报道方式，数据新闻被视为未来新闻业的发展趋势，相关研究渐成显学。当前业内外“大数据热”的背景，我国传媒转型的现实需求，精确新闻、计算机辅助新闻提供的学科支撑与大数据带来的新型数据挖掘分析技术等因素形成合力，促成了国内对数据新闻的研究热潮。目前我国对数据新闻的研究往往采用案例分析法，且倾向于选择国外成功经验进行探研，其中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等都常被拿来当作典型案例，通过分析其专业团队建设、内部机构设置或是某一篇报道的采编流程及呈现特点，寻找些许启示。我国对数据新闻的应用和研究都晚于国外，且在数据开放程度、技术、专业人才等方面局限性较大，因此跟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1]总体来看，近几年随着数据新闻话题的走红，国内学界对其研究也出现激增态势，在积极引入国外成熟理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但我国数据新闻研究存在研究视角封闭和过于微观、研究初衷具有盲目性、研究效果的科学性准确性较弱等不足，这也给学界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努力方向。
学界对大数据背景下经济新闻这一特殊新闻品类的专门研究，总体来看研究数量很少，涉及范围也较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数据驱动下经济新闻报道的变革与创新。祝兴平的总结最具代表性，认为经济新闻生产引入大数据之后，其生产模式被颠覆，业务流程和赢利模式也遭遇解构。[22]第二，大数据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的功用。其中杭敏和John Liu的结论最具代表性，他们选用彭博新闻社作为案例，分析并阐述了数据在财经新闻报道中的功用：首先，数据能帮助记者找出新闻点，提出正确而有价值的问题；其次，通过对国家、市场与公司进行比较，数据可以帮助受众发现关联性，理解差异和发展状况；再次，数据能为某些已广为人知的事件提供新的深入的解读视角；最后，数据可以成为预测未来趋势的有效分析工具。[23]第三，大数据背景下经济新闻报道的数据应用策略。针对经济新闻如何借力大数据获得更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这一问题，杨绪忠、朱宇提出的具体实践路径最具代表性，即通过建立数据库深度分析数据，对经济数据进行比较，将数据信息图表化、形象化。[24]由此可见，经济新闻报道通过对大数据的运用，可以发现新的经济问题，产生新的经济视角，揭示深层的经济问题，预测未来经济前景。依托大数据技术，数据更易挖掘，趋势预测更加准确，内容呈现形式更加丰富，这都给经济新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三，关于经济新闻的理论研究，国内学界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相关理论的梳理也渐成系统，研究注重从表层结构进入里层结构。其学理性不仅体现在对经济新闻相关内涵和外延的总结十分细致，涵盖经济新闻的定义、特征、功用、价值取向、受众群等方面，更体现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如对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哲学、政治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运用。例如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经济新闻报道，就要对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成本“两手抓”，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哲学的角度看经济新闻报道，就要求用全面、发展、联系的眼光看待报道对象。[25]从社会学和新闻心理学角度出发，可以论证经济新闻的社会属性和人文精神，从而提出提升经济新闻可读性的必要性和实践策略。[26]
第四，关于国内外经济新闻的比较研究，当前相关文献较少，研究力度薄弱，主要内容为集中探讨国外经济新闻生产实践的先进经验对我国经济新闻发展有何启示，以及寻找其与我国本土经验相结合的路径。在已有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国内外经济新闻虽然大致都经历了“普泛性新闻—商业新闻—财经新闻”的发展重心转移过程，但我国经济新闻生产在专业性、全球化、媒介融合等方面仍落后于国外媒体。[27]此外，由于在报道思维、经营理念、媒介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西经济新闻报道在写作方法、风格定位和报道重点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从思维理念角度来看，我国记者多采取综合型思维，报道中倾向关注事件本身，对背景材料较少提及；“分析型”的西方记者则更注重细节描述和对新闻背景的梳理。[28]这就为未来我国媒体如何吸引西方受众，扩大阅读群体以提升传播效果提供了方法参考。从经营理念方面看，我国财经媒体存在定位过于集中于高端市场、将大众化与专业化相对立的误区，因此在探求专业性和可读性的平衡方面屡屡受困。从媒介生态环境来说，我国媒体所处的市场环境、受众市场以及整个宏观经济市场相较于国外都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29]，导致我国财经类媒体面临专业性缺乏的严重缺陷。因此，总的来说，要实现我国经济新闻报道质量的提升，对我国媒体在思维模式转变、媒体全面转型、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3.经济新闻研究方法：以思辨研究、个案研究为主，研究方法渐趋多元
本书采用孙旭培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划分标准，对我国经济新闻研究文献进行考察。孙旭培提出，人文主义范式的科学研究方法是研究者通过操作概念得出结论，主要运用来自哲学的思辨方法，即“从概念到概念”；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则是研究者通过收集和整理事实得出结论，根据过程中采用方式的不同又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大分支。[30]这两种范式大致构成了科学研究方法的全部。研究方法是否多样和灵活、合理运用，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收集样本的总体情况来看，目前国内对经济新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讨都较为深入，相关研究主要运用思辨研究和个案研究方法。从思辨研究来看，国内学界目前普遍采用逻辑法对经济新闻相关概念、内涵等进行界定。从实证研究来看，定量研究方面，研究成果渐渐出现并较多运用观察法，如姚志明、许雄辉的论文《东南商报打造报业新名片》[31]；定性研究包括对经济新闻的特征及表现的描述，以及经济新闻传播效果、受众分析等方面。此外，在经济新闻的应用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学界普遍采用个案研究法及对比研究法，分别或同时选取国内外经济新闻实践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其中个案研究法运用最多。
本书通过整理新闻传播领域的大数据实践的相关研究，发现大数据虽然热门，在理论层面的探讨频频出现，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仍然较少。不过国内新闻学界已经出现实证研究的有益尝试，例如喻国明以2009～2012年百度热搜词数据库为研究对象，运用大数据挖掘、分析技术探讨将碎片化的舆情信息整合处理并进行舆情模型构建的方法。[32]在另一篇论文中，他通过对2012年中国使用“百度搜索”进行搜索的TOP 2000信息热词和TOP 2000新闻类热词进行挖掘和分析，盘点了2012年网络社会潮流，发现了当年网络热点。[33]这种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全景式研究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把握中国社会舆情发展的总体特点和态势，也为社会管理和社会协调提供了参考。再如《政治传播视角下〈新闻联播〉的宣传模式分析》就是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政治传播研究的典型，文章选取《新闻联播》栏目2003～2013年的新闻作为研究文本，对内容进行动态分析，探讨了我国不同时期政治意图和政策关注方向的变化。[34]
4.当前国内研究的不足
当前国内学界对于经济新闻的研究虽已渐成显学，但针对大数据背景下经济新闻的研究力度明显不够，经济新闻研究的大数据视角明显缺失。具体来看，当前研究的突出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注力度不够，学者仍把目光集中于对大数据背景下整个传媒行业变革的探讨，而对新闻各个品类，尤其是经济新闻这一市场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新闻品类的分类研究、针对性研究较少。第二，相关研究缺乏对大数据与经济新闻的内在关联的探讨，缺乏经济新闻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探讨，使得当前的相关研究缺乏必要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支撑。第三，对经济新闻报道和经济新闻生产的区分较为混乱。在现有研究中，部分研究是从经济新闻的新闻报道本身出发的，如经济新闻的主题、体裁特点等；部分研究是从经济新闻的生产角度出发的，如生产机制、传播模式的变革等。但这些研究统称为经济新闻报道。第四，当前研究中利用大数据进行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几乎没有。大数据技术可通过以对海量数据的“普查”代替传统的“窥一斑见全豹”式的抽样[35]，实现海量数据的更便捷、更廉价、更大规模的采集，并运用数据分析学新方法探究数据背后蕴含的规律，整合了定量与定性方法，成为传统新闻传播研究的有益补充。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很少运用这种技术，这也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的一块短板。
（二）国外关于大数据与经济新闻的互动性的研究
1.研究规模：数量庞大，专题研究丰富
西方国家关于经济新闻的研究与我国的情况类似，其经济新闻报道研究大多以专题的形式进行，如美国的安雅·谢芙琳等编著的《全球化视界：财经传媒报道》（2005）。这种专题研究的形式也常体现在新闻采写教程中，如美国的梅尔文·门彻所著的《新闻报道与写作》（1977）、密苏里学院编写的《新闻写作教程》（1986）都辟有专章阐述经济新闻的采写技巧。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学的研究重心多放在新闻报道的采写业务上，关于采写技巧的论著较多。西方这些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引进，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我国经济新闻报道水平的提高，也给我国的经济新闻报道研究带来了有益的借鉴。
具体到大数据背景下的新闻，国外的新闻实践和相关研究均起步较早，因此在研究内容的丰富性、研究理论的深度方面都有明显优势。其中，针对数据新闻这一大数据给新闻业带来的新型报道方式的研究尤为深入，代表著作有欧洲的《数据新闻手册》（2011）、英国西蒙·罗杰斯所著的《数据新闻大趋势》（2015）。
2.研究主题：紧贴潮流，研究视角的前瞻性和敏锐性强
本书主要选取国外以大数据为视角研究新闻传媒业的相关论文，发现国外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颇具理论深度和实践指导意义，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潮流敏感度极高，在一些新领域的拓展力度很强，这都给我国未来的相关研究带来了启示。但是，国外对大数据与经济新闻的针对性研究也寥寥无几。关于大数据视角下传媒业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主题。
第一，大数据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包括应用的现状及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障碍。针对大数据的应用现状，国内外讨论大致趋同，均认为运用大数据手段生产出的新闻报道区别于传统新闻报道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前者能从宏观视角把握社会趋势和动态，给当前的新闻生产提供一种全新的思维和视角。针对新闻行业运用大数据的障碍，Juliette de Maeyer等的观点新颖且最具代表性，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数据的获取，资金来源的不足，运用大数据制作新闻的实践滞后以及专业人才的匮乏。其中，数据获取是核心困难。[36]
第二，大数据对于新闻的特定意义。针对大数据对于新闻的意义，有学者从认识论、专业技能、经济学和伦理学等方面分析大数据带来的变革性意义。其中，Seth C.Lewis等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认知世界的思维和方式，反映到传媒领域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其改变了新闻生产和分销的渠道。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爆炸状态必然使数据更具混杂性和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新闻从业者有更敏锐的数据素养，其中主要包括对大数据的正确认知，避免“数据唯大”的误区，同时还需要培养自己利用大数据进行数据收集、处理等的技能。此外，在大数据背景下，媒体内部的机构设置及资源配置方式都需要更新换代以适应全新的媒体运营模式，这一过程被形象地称为“战略性管理”。[37]
第三，大数据带来的问题与风险，国外学界着重从隐私与信息风险、伦理问题、信息不对称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针对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险问题的论述，Matt Carlson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目前机器人写作新闻的风潮来势汹汹，这在解放专业记者劳动力的同时却不得不让人担忧一个问题：脱离了主观认知的机械性新闻生产，其报道的严谨性和权威性是否还在？[38]Nicholas Diakopoulos着重从大数据的信息风险角度着手，他提出，受制于商业交易秘密及人为操纵等因素，大数据运用于新闻报道过程中会出现报道不透明等负面效果，因此他总结了一些保证新闻报道标准化和透明度的要点。[39]这就给大数据技术普及过程中的法律和伦理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口。
3.研究方法丰富，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均运用较多
国外关于大数据背景下的新闻的研究不仅成果显著，研究方法也十分丰富。近期相关研究倾向于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如《数据驱动的启示：大数据时代调查新闻中的认识论冲突》选取了美国旧金山的调查报告中心（CIR）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大数据对新闻记者的知识生产的影响。此外，观察法和社会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也常被采纳，如《期待数据新闻：对比利时法语区的数据新闻民间研究的定性评估》的作者通过访谈20位业内人士和查阅52篇相关论文的方式，对特定区域的数据新闻现状进行评估。
（三）国内外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
1.国外的新闻生产研究
20世纪50年代，大卫·曼宁·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通过旁观记录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人的主观因素在新闻生产中的作用，并首次提出“把关人”[40]概念，开启了新闻生产研究的新范式。随后，以盖伊·塔奇曼[41]、赫伯特·甘斯、迈克尔·舒德森、沃伦·布里德[42]、伯纳德·罗胥克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创造性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新闻生产的全过程，认为新闻生产是在复杂的社会因素交织的状态中进行的。
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中考察了新闻的文本呈现、生产者以及宏观的政策，并提出新闻生产流程中所有的参与者，包括新闻机构、新闻从业者、信息来源和受众都对新闻生产有显著影响。[43]迈克尔·舒德森认为新闻生产是组织外部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以及组织内部的新闻记者、编辑及其遵循的专业主义这些因素博弈的结果。[44]沃特·吉伯在《新闻是报人们制造的东西》一文中提出，信源、新闻机构等社会力量对新闻从业者的新闻生产产生很大影响。[45]伯纳德·罗胥克则认为孕育新闻的社会现实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等社会因素。[46]此外，赫希（Hirsch）从个人、组织、社会环境等三个方面对影像新闻生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舒梅克从个人、常规、组织、媒体外部、社会系统等五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米奎尔则立足于新闻生产的核心——新闻组织，并从国际、社会、传媒专业机构、组织、个人角色等五个方面回答了新闻生产受什么因素影响这个问题；费德勒则提出了影响新闻生产的最为突出的几个变量，包括社会的需求、媒体间的竞争、源于政治的压力以及社会发展等。
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出现带来整个社会层面的革新，一些学者把研究重心放在了新技术条件下的新闻生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变革中的编辑室：美国日报的得与失》《美国互联网新闻读者严厉批评新闻机构：从新闻界的价值观和表现的角度：1985—2007》《理解参与式新闻的消费者：互联网与手机用户如何将新闻转化为社会经验》等一系列报告都说明了当前互联网技术给传统新闻生产方式带来了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下新闻生产模式变革的紧迫性。传统的新闻生产理念已经难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传统媒体无论是组织架构设置和新闻生产流程还是新闻报道都要与时俱进。
2.国内的新闻生产研究
针对新闻生产研究，国内学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新闻生产的流程变革及影响新闻生产的因素两方面。其中，针对新闻生产的流程变革，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媒体必须调整自身组织架构和新闻生产流程，才能增强信息资源的利用水平，确保新闻生产所需要的资源要素能够在融合媒体内部顺畅流通并得到高效利用。有学者以国外著名传媒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如申淼等在《路透社新闻生产的流程管理》一文中，详述了路透社新闻生产流程体系、新闻质量监控体系和新闻产品分析体系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47]；吴飞等的《英国骚乱中本土公民网站的新闻生产特点——以Blottr.com为例》一文，则通过媒体对特定突发事件的反应透视网站新闻的生产流程[48]。还有学者从新媒体角度出发，论述新型传播技术对我国新闻生产流程带来的变化，如袁舒婕的《新闻客户端改变传统“新闻生产线”》[49]、肖桂来的《微博情境下新闻的生产流程》[50]、栾轶玫的《后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2012新媒体年度盘点》[51]、操慧的《脱域：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生产》[52]等。这些研究都指向了一个共识，即媒体在当前的新闻生产过程中需要建立高效丰富的新闻资源库和新闻生产的多平台，并使受众参与新闻生产，建立高效的反馈机制，按照企业模式重组新闻生产供应链等。针对影响新闻生产因素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新闻生产流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经济、政策、受众、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在与这些因素的博弈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调整，代表文献有钟剑茜的《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中的受众参与》[53]和彭兰的《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大数据：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54]等。
三 研究问题的界定
新闻生产处于媒介组织与社会环境深刻互动的关系中，呈现出复杂的社会性，它不仅要遵循媒介组织自身的生产逻辑，还要受到组织外部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技术就是影响媒介组织新闻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新技术带来的新思维，给新闻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结构性变革，它不仅让我们意识到大数据的价值并开始对传媒业与大数据联手的可操作性进行论证，还促使我们思考一个核心问题：大数据背景下，我国的经济新闻生产应当如何优化？本书的理论框架和结构框架都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展开。
四 研究的理论取向、结构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取向
新闻生产具有社会性，本书在遵循这一理念的基础上，选取了媒介社会学研究模式作为理论起点。这一研究模式的较早、较系统的提出者是美国赖利夫妇，他们将媒介纳入宏观的社会体系中进行考察，凸显出大众传播与整个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55]，跳出了传统大众传播学的单一理论视角。在此基础上，迈克尔·舒德森又按照不同影响因素的划分，创造性地提出分析新闻生产的三种惯用视角，即政治经济学视角、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和文化研究视角。[56]
第一，政治经济学视角。该视角从宏观层面出发，更多地反映一种权力运作状态，它将新闻生产过程放置于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中加以考察，侧重于研究媒体在生产文化产品过程中呈现出的与国家政治、经济两大控制因素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揭示通过资本实现的文化活动对社会的影响。[57]第二，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该视角从中观层面出发，认为新闻是一种组织性的产物，并主要从社会结构和组织角度对媒体的基本运作过程进行揭示。迈克尔·舒德森认为选择这一视角进行新闻生产的考察，主要是关注作为新闻生产者主体的媒体从业者在市场、文化和专业主义等因素的制约下对新闻报道的题材、体裁等要素进行框选的过程。[58]这种研究视角也更适用于探讨媒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组织内外部的制约因素。第三，文化研究视角。该视角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研究新闻报道叙事方式等特征，揭示象征表达系统是如何渗透并影响媒体的专业规范和新闻价值观的，进而窥探本土的文化传统和公众的表达需求。[59]
本书主要采取新闻生产社会学这一中观理论视角，把对媒体经济新闻生产的考察置于其与组织内外部的各种控制因素的互动网中。其中，由于中国媒体自身新闻传播语境的特殊性，传媒机构中的行政力量十分显著，它与市场体制的交织从根本上引发了我国传媒产业的更新和变化。而新技术的引入，使得传者与受者的主体地位界限变得模糊，新闻生产的流程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引发产业环境的改变进而影响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变革。我们要杜绝“技术决定论”的错误论调，但是也不能一味以为技术只能被其他力量所决定，而应意识到技术对其他因素的反作用。[60]因此，本书对组织外部的因素主要从政治、经济、受众、技术等方面进行考察，而对组织内部因素则主要从媒体的组织架构和各部门的协作流程方面进行考察，解释这些因素通过何种方式和强度对新闻生产进行控制，从而揭示媒介组织的生产逻辑。
从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出发，研究大数据与中国经济新闻生产的碰撞，还能有效规避当前学界容易陷入的与现实脱节的“理想化”误区。在运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吸取国外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时，国内研究往往将西方的传播理念、理论框架等“舶来品”纳入观照范畴，脱离了我国特殊的新闻生产背景，这往往导致相关研究成果充斥着种种与我国社会现实缺乏关联的结论和建议，对新闻生产的优化并无太多现实指导意义。本书深刻意识到新闻生产机构并非封闭的系统，新闻生产的本质也是社会生产。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主导运营”的经营模式，我国传媒机构中行政力量仍起主导作用，经济新闻的基本和首要特点就是政策性，政经新闻在财新网具有突出地位就是其深刻反映。因此，本书将立足现实，在结合西方关于大数据的先进理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注重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深化对当前社会转型下的中国社会语境和执政党民主执政的解读，力图将先进经验本土化。
（二）结构框架
本书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层结构框架，全篇共由绪论、正文和结语构成。第一层次的“提出问题”，主要是对本书的研究背景做概括性描述，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意义和价值，对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陈述，并提出本书的主要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层次的“分析问题”，对大数据在中国新闻生产领域的运用历程进行梳理，并以此为基础，从认知方式、产业结构模式、生产运作方式、新闻呈现方式等方面探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经济新闻的生产现状，通过国内的典型案例分析总结出当前经济新闻生产存在的不足，探寻其背后原因。第三层次的“解决问题”，通过对比国外先进典型，思考如何将国外先进经验“本土化”，以指导我国经济新闻生产。基本研究框架如表0-1所示。
表0-1 本书研究框架
表0-1 本书研究框架-续表
（三）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深度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大数据背景下我国的经济新闻生产进行研究。
第一，文献分析法。它是基于一定研究目的，对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文本资料进行阅读、收集、分类、诠释的研究方法。本书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国内外经济新闻生产以及大数据的相关研究成果，从而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找到研究切入点，整理出经济新闻生产的机制、流程等影响其生产的因素。所有运用文献分析法所得的资料也将成为本书内容分析和案例分析的基础和依据，以帮助笔者更深入地探讨研究问题。
第二，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定量研究方法，它通过类目构建、编码统计对研究内容进行量化，通过测量某些类目的发生频率或不同类目间的关系频率等方式得出研究结果，从而推断出其背后蕴藏的规律和意义。根据台湾学者王石番的观点，内容分析法通过探究传播内容的表现形式、传播效果等进而揭示出其蕴含的本质特点[61]，符合本书的研究目的。因此，本书选取国内在运用大数据进行新闻报道方面比较有经验的财经媒体的报道成果进行内容分析，以期发现其中的规律和不足。
第三，案例分析法。梅里厄姆认为运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研究必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体、群体、组织或事件等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系统、详尽的描述，目的是提出新观点、新想法。[62]罗伯特·K.殷认为，案例分析着重解决的是当前现实生活背景下的“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等一系列实际问题。[63]案例分析不仅包括对相关研究案例的资料收集、量化研究，还包括深度的理论探讨，因此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结合，有利于详尽深入地进行某一事物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符合本书的研究目的，因此本书选取国内外运用大数据进行经济新闻报道实践的代表性媒体财新网、英国卫报进行研究。
第四，深度访谈法。新闻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质化研究更能揭示其中蕴含的复杂、多元的社会意义，深度访谈法作为质化研究中一种常用的资料收集法，在意见交换、分析动机、构建意义等方面具有卓越效果。深度访谈就是指采访者通过与被采访者进行单独的、个人的交谈，以探询、发掘、分析受访者对于某些问题的态度和意见等。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能够增加资料收集的多元性，还能厘清被采访者的主观感受和行为认知，弥补了量化研究的局限。本研究的调查访谈通过对财新传媒内部工作人员进行网络访谈或电话访谈的形式进行，就他们的经验与思考展开研究，这种对业内人士经验的总结丰富了本书在新闻生产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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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通知》，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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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些论文在研究主题的分类选择上会出现多选情况，为了满足统计上的排他原则，每篇论文只归入一种类型。虽然本书尽量从论文本身的侧重点与对这些类别的惯性理解出发，但不可避免会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也是所有“归类”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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