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省域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 中国省域出口技术复杂度空间分布动态变迁
根据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测算模型,分别得出了2002~2015年中国30个省域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3]从中选取了2002年、2008年和2015年三个时间段的空间四分位图进行分析,揭示中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规律。空间四分位图根据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绝对值进行排序,结果表明以下方面。
2002~2015年中国各省域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在不断地上升,并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例如,在样本期间,四川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从1.16万元/人增长至4.07万元/人,年均增长率为10.14%,可能得益于其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杜传忠和张丽,2013)。从空间分布上看,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出口经济起步较早,产业结构相对高级,出口技术水平也相对较高;与东部相比,除了四川外,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并不明显,生产技术水平较低。总体上,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梯度递减的格局。
具体地,第一梯度包括广东、福建、江苏、北京和天津等,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外贸易、科技实力、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均为全国最高水平,因此,出口技术复杂度稳居第一梯度,实至名归。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虽身处西部,但由于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全国范围内表现突出,出口技术水平远远高于周边省域,位于第一梯度行列之中。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和出口的增长相对受阻,浙江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所下降,降至第二梯度。可是,金融危机过后,浙江产品出口得以恢复,并再次快速增长,特别是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等产品,2015年重回第一梯度。
第二梯度共8个地区,分布范围最广。其中包括东北的辽宁,沿海的山东,中部的安徽、江西和湖北,西部的陕西、重庆和新疆。引人注目的是,2002~2008年,重庆出口技术复杂度从第二梯度上升至第一梯度,可能得益于其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等产品出口快速的增长。可是,由于总体上停留在劳动密集阶段,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等产品出口增长乏力,重庆出口技术水平再降回第二梯度。新疆呈现了不同的梯度变化特征,从2002年的第二梯度下降至2008年的第三梯度,其可能的原因是出口结构单一,主要集中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品等,2015年出口结构得到了一定的优化,再次回到第二梯度。
第三梯度的省域主要以中国北部最为集中,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和河北等,少数分布于中西部地区,其中有河南、湖南和海南。第三梯度的省域多数以传统农业或重工业为主,经济增长效率低下,亟须扶持高技术产业来继续优化产业结构。特别地,海南虽地处沿海,但受到相对较低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的制约,其出口技术复杂度仍位于第三梯度的行列中。
第四梯度的省域集中分布在中国西部,包括西北的青海、甘肃和宁夏等,西南的广西、云南和贵州等。这些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之所以低下,是因为受到地理位置的制约,区位优势并不明显,加上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受阻,无法实现以贸易拉动经济增长,并且,多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较低,人力资本缺乏,也无法形成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王金营和郑书朋,2010)。
3.2 基础设施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实证结果
上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基础设施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本身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此,首先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进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并且在此基础上,表2汇报了不同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1.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
从模型1的估计结果看出,省内基础设施系数为正,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基础设施的完善确实能够促进各省域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转型,这恰与王永进等(2010)基于国家层面的估计结果相类似。更为有趣的是,与省内基础设施的正向影响相比,外地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系数更大,显著性水平更高,这也正好说明了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扩散效应,而非聚集效应。如果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那么,估计结果往往会高估省内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
由于“时间惯性”效应的存在,出口结构的升级也可能受到影响,并且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所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其估计结果表明本省技术进步的动态累积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外省技术的溢出效应系数也显著为正,从侧面反映了其他地区技术的溢出效应对本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也说明了忽略空间的溢出效应,可能会造成出口技术水平估计结果的偏误。
另外,为了进一步检验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结果的稳健性,在模型2~6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水平和自然禀赋等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基础设施的系数同样为正,并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积极贡献的估计结果显著且稳健,与理论分析的结果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控制变量后,基础设施的系数明显变大,并且显著性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水平和自然禀赋等控制变量既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又与基础设施相关。在此种情况下,必须将这些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否则容易造成系数估计结果的偏误。
此外,各省域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获得技术溢出的好处,促进本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能降低交易的成本,让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在自然禀赋方面,地区往往具有依赖自然资源发展优势产业的偏向性,其他产业并不能够获得较好发展的机会,致使产业结构单一,抑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尽管基础设施与自然禀赋交互项系数不具有显著的稳健性,可是,其正向系数表明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促进地区间资本和要素等流动,减少跨地区要素流动所需的时间和成本,使得原有的要素重新达到最优的配置,也使得其他产业得以更好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然资源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另外,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提升地区间的相对通达性,有利于人才和产业的迅速扩散,淘汰本省落后产业,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表2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表2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续表
2.嵌套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初步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可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空间溢出效应往往同时蕴含在地理距离和经济活动两个因素之中。此外,为了进一步检验基础设施是否稳健地影响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参考Parent 和 LeSage(2008)、王守坤(2013)的方法,本文将地理距离和经济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嵌套权重矩阵,进一步达到准确刻画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的综合性及复杂性的目标。
为了方便对比,基于嵌套权重矩阵,表3报告了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基本相同的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其结果表明以下方面。
第一,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基础设施越完善,其对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越大。对比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嵌套权重矩阵的系数显著性水平更高,结果稳健性更强。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也显著为正,并且远远大于省内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说明了省内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但是外省基础设施空间溢出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
第二,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一阶滞后项系数估计结果看,技术累积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贡献为正,说明了各个地区的确可以通过技术动态累积的方式来促进自身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另外,以嵌套矩阵为权重,外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反映出对外省技术的扩散和模仿是提升各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之一。
表3 嵌套权重矩阵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第三,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类似,加入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水平和自然禀赋等控制变量后,基础设施和技术累积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说明了基于嵌套权重矩阵,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水平和自然禀赋等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积极的作用。一方面,相对于东道国各地区,跨国公司的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其进入直接提高了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另一方面,各地区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跨国公司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来提升自身出口技术水平,间接促进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第四,城镇化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人口的增加,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支持,并且,投资规模的扩张,配套设施和服务的完善,可以让本地区经济发展汇聚更多的资本,进而带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王婷,2013)。
第五,自然禀赋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自然禀赋的“增收效应”小于“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各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确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即其凭借着丰裕的自然资源的优势,使得资金和物质过分集中于资源密集型产业,阻碍了其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利于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升级。对比模型9和模型12,尽管基础设施和自然禀赋的交互项系数缺乏稳健性,可是系数为正表明引入基础设施后,自然禀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第六,市场化程度指标的系数显著为负,原因在于国企凭借特殊地位垄断市场,挤占了其他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力和物质等要素,加上其生产和消费活动主要依赖于计划安排,整体配置效率低下,抑制了出口结构的优化。不同于市场化程度指标,互联网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借助互联网,企业可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降低企业的沟通和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和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可以迅速增加人们的经验和技能,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
3.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基于模型6和模型12的参数估计结果,考察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变动对地区自身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直接效应),以及对其他省域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间接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具体如表4所示。
表4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不管是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还是嵌套权重矩阵,地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不仅会促进本地区出口结构的升级,而且优化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空间溢出效应远大于对地区自身的直接效应,暗示着基础设施需统筹布局,共同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水平和互联网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果相类似,即它们对本地产业结构的贡献均为正,对外地产业结构的贡献均为负,意味着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水平和互联网对本地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有促进作用,但是对外地产业结构的优化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有趣的是,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城镇化水平的作用效果正好相反,尽管本地区难以避免“资源诅咒”,可是,本地区丰裕的自然资源对外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了如果本地区的发展过分依赖于资源的开发,那么长期而言,本地区并不能从中直接获得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而只能沦落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境地。从自然禀赋与基础设施交互项的效应看,正向系数说明自然禀赋的抑制效应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但并不显著。
就市场化程度而言,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表明,由于管理和生产的低效,国企所占比重越大,对本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此外,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加剧了人才和资本的转移,促进了其他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具体表现在市场化程度指标的间接效应为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