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赖劳动力和资源等低成本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分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单纯依赖初级要素禀赋的模式很难摆脱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跟班”的角色定位，甚至面临长期被锁定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风险。为了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目标，我国应该着眼于中长期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升级。

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一类经典的出口产品结构评价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到一国或某一地区贸易结构的研究中。其中涉及基础设施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系的研究亦不在少数（王永进等，2010；戴翔，2016）。但是，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空间的引入给传统经济学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结论。那么，空间溢出视角下，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否仍然推动了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如果是，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鲜有文献进行关注，更没有建立明确的理论模型对之进行分析。

自Michaely（1984）定义绝对权重的贸易专业化指数以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两方面。在指标测度方面，考虑贸易品的要素和技术密集度，Wörz（2005）和许培源（2010）定义了出口技术密集度指标，Lall（2000）和王永齐（2006）构建了贸易结构指数。涉及技术替代的改进，Lall 等（2006）和Hausmann等（2007）基于国家人均GDP分别定义了出口品附加值标准指数和出口复杂度指数。基于产品质量差异，王永进等（2010）测算了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基于劳动生产率，孟祺（2013）和李长青等（2015）分别测度了出口技术指数和出口可持续技术含量指数。借助投入产出模型，姚洋和张晔（2008）、祝树金和张鹏辉（2013）剔除了国外中间产品的国内出口技术含量指数，Upward 等（2013）修正了垂直专业化比率，程大中等（2017）和张雨（2017）基于增加值视角研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等。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外部影响因素看，陈维涛等（2014）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一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Xu和Lu（2009）、郭晶（2010）侧重于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刘维林等（2014）、刘洪铎和陈和（2016）认为分工地位的攀升有助于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此外，国内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也非常显著，包括基础设施（王永进等，2010；杨晶晶等，2013）、互联网（岳云嵩等，2016；李金城和周咪咪，2017）、研发投入（孟祺，2013）、人力资本（陈维涛等，2014）。

已有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一国或某一地区出口的认知，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突出表现在：大部分文献仍然采用国家层面的人均GDP作为某一部门或者省域的技术替代（祝树金和张鹏辉，2013；刘维林等，2014），这样并不能很好地凸显出部门或者省域自身的特点，从而造成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结果的偏差。例如，2015年全国人均GDP为5.38万元，天津最高达到11.56万元，甘肃最低仅为2.75万元。显然，全国层面的技术替代将严重低估天津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同时，造成对甘肃的高估。另外，学者对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忽略了现实的空间维度，实际上，随着中国市场日益开放，各地区经济很难脱离其他地区独立发展。一方面，通过扩散效应，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带动技术水平较低地区的技术进步，实现整个国家出口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聚集效应，高技术水平的地区凭借经济优势，掠夺低技术水平地区的生产资料，加剧其经济的恶化。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地区间的“距离”进一步缩短，经济联系趋于紧密。因此，考虑空间维度的情况下，研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因素很有可能会出现与此前研究不一样的结论。

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方面。第一，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上，为了突出各个省域的自有特点，本文采用省域层面的人均GDP作为技术水平的替代，以避免出现高估或低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现象。第二，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上，考虑到空间外溢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存在，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且在变量的选取方面，尽管现有文献已关注自然禀赋对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可是较少涉及自然禀赋与基础设施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02～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深入研究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