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唯识学研究的兴起

唯识学研究的兴盛，正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西学刺激下的产物，有识之士希望在西学与传统之间构造起桥梁，一方面，通过佛学与西学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使得佛学看上去不那么让人难以接受；另一方面，通过身为传统的佛学与西学的沟通，证明传统并非如看上去那样落后。“晚清好佛学的人，几乎都是趋新之士大夫，他们从日本迅速崛起的背后，似乎读到一个消息，获得一个启示，即佛教也不是那么保守，信仰佛教也可以近代化。佛教原来与西学颇有相通之处。于是恍然大悟，要理解西洋思想，原来看上去不大好懂的梵典佛经倒是一个很好的中介，佛祖之天竺毕竟是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用已经理解了的佛学来理解尚未理解的西学，的确是一个好办法，比如西洋那种啰嗦烦琐的逻辑，如果懂了同样复杂的因明就可以比附，西洋对于人类心理的分析，如果借了同样分析人类意识的唯识学就可能理解……”^[9]

当时的佛学研究中，最兴盛的无疑是唯识学，唯识学的兴盛得力于金陵刻经处与内学院，通过考察内学院的课程安排，可以发现，在佛学课程中，重点就在于法相宗，“因为当时杨（文会）认为法相宗是最能与科学相契的宗派”^[10]。霍姆斯·维慈注解道：“饶有兴味的是，在哈佛图书馆收藏的金陵刻经处早期出版物都是规范性的经典（如《楞严经》，1869年；《维摩经》（Vimalakirti—nirdesa Sutra），1870年；《法华经》（Lotus sutra），1871年），第一部法相文集出版于1896年。这说明杨文会后来兴趣转向理想主义哲学，显然是在其内弟从日本带回法相宗经典之后。”^[11]杨文会从日本取得了不少唯识学典籍，并刊刻流通，使得隋唐后成为绝响的唯识学再次复兴。

民国时期有不少印经处，但良莠不齐、各有所好。主持天津、北京刻经处的徐蔚如曾从日本引入四分律随机羯磨，并且也曾刊刻过三论宗典籍比如《肇论》^[12]，但刊刻的重点主要还是华严学，“所刻经典，以‘华严搜玄记’‘华严探玄记’‘华严纲要’等部帙最大，其对华严教学之贡献，殆无以为匹”^[13]。如果说华严学得力于徐蔚如的刻经处的话，唯识学典籍的引入，则完全得力于杨文会。

从1890年到1894年，杨文会从日本获得佛教典籍200多种，并且从中选择比较重要的典籍加以刻印流通。根据南条文雄的《赠书始末》以及《清国杨文会请示南条文雄送致书目》，从1890年到1893年底，杨文会一共有四个购书单，别单与甲乙丙三种，所列221种，购得145种。^[14]罗琤根据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尾叶、杨文会出国期间致杨自超函、《杨仁山居士遗著》以及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图书馆藏金陵刻经处印经籍，统计发现，金陵刻经处“晚清至宣统年间共刻印经籍253种，民国以后至解放前刻印经籍201种”^[15]。其中，典型的唯识学经典及注疏就有40种左右，窥基一人所作就达到十几种，“大乘论与法相宗典籍逐步增多”^[16]。

除了唯识学典籍的重获，还出现专以唯识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团体，木村泰贤说：“近来支那对于佛教，感特异之兴味，而占研究之中心者，则为法相学与密宗，甚有发扬的现象。盖法相学之理论精致，耐人寻味，杨仁山氏已极力提倡于前。近如南京内学院，募集百万基金，预备成立法相大学。太虚法师之佛学院，于法相学亦热心研究，已发刊多数之讲义。又前述之梅光羲氏，著有相宗纲要、相宗史传略录。此外尚有二三著述家，故唯识学之进步，实超出预想之外也。”^[17]木村泰贤讲演中这段话发表于1924年，正是对当时中国佛教状况的概述。

近代法相唯识学的复兴得力于三个系统的推动，以欧阳竟无、吕澂为首的内学院系，以太虚、唐大圆等为首的武昌佛学院系，以韩清净、朱芾煌等为代表的三时学会系。虽然三系都倡导唯识学，但由于各自偏好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内学院以经论为主入手研究法相唯识学，尤为推崇鸠摩罗什和玄奘的译籍，以经论为核心试图复归印度佛教本源宗旨。武昌佛学院系试图会通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在圆融中印佛教思想的基础上来研究法相唯识。三时学会以《瑜伽师地论》的研读为核心，主要是传统义学的注疏章句科寻方法。

韩清净初读《瑜伽师地论》与《成唯识论》等唯识学典籍，并不能理解，继而发奋研读，于1921年在北平与韩哲武等人共同组办了一个佛学研究团体“法相研究会”，其宗旨就是研究唯识学，韩清净主讲《成唯识论》。1927年，在北平创办“三时学会”，韩清净每星期会有一次讲学，所讲都以唯识学为主。“刻印经典亦为三时学会工作重点之一，唯亦以法相唯识为主”^[18]“韩氏不仅讲学，亦兼刻唯识学古典，持正古义，实为唯识学古典派。其于北方学术界启发颇大。朱芾煌、徐鸿宝、周叔迦等教授皆出其门下。韩氏身前重要著作，均属唯识学方面……”^[19]

相比较韩清净，欧阳竟无的影响更大，初随杨文会学习“起信”“华严”“楞严”，年过四十而专研唯识。1922年内学院开学，欧阳竟无讲《成唯识论》，先做了名为“唯识抉择谈”的讲话，认为当世佛法有五弊，斥责台、贤、禅、净之流弊，认为只有唯识学才能克服弊端，“欲祛上五弊，非先入唯识、法相之门不可”^[20]。这与韩清净的主张是一致的，“清净毕生致力于法相唯识的研究。他主张：研究佛典，必先研究法相唯识，而《瑜伽师地论》和《摄大乘论》更是必读的两大论典”^[21]。

欧阳竟无一系偏重教理的抉择，韩清净则注重逐字逐句的考证辨析，相比较他们，太虚的唯识学研究更看重唯识学与时代思想现实的结合，以方便为枢纽，适应现实人生。不仅对唯识的内涵进行了适当的诠释，而且以三性抉择佛法、会通唯识学与其他学科。

以欧阳竟无、韩清净、太虚三系为代表，唯识学在近代开始兴盛起来，“唯识学成为本世纪中国佛学最有成就的学问”^[22]，“唯识思想的流行”^[23]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