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协调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战略，已经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毛泽东同志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实践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和最为系统的论述。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国家的独立、进步和发展，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实践，是我们协调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同志紧紧抓住“矛盾”这一推动事物发展的基本因素，用矛盾的辩证眼光看待事物的发展。对事物发展的基本判断，以及采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是解决发展的核心所在。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56]只有抓住了“矛盾”的焦点所在，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毛泽东同志于1937年发表《矛盾论》强调：“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57]“矛盾分析方法的实质在于：观察问题的时候，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而统一中认识和把握它的每个方面。”[58]这种方法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这两条重要原则，掌握哲学中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矛盾的本质属性，处理好矛盾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矛盾的发展要求解决矛盾，只有矛盾的解决才能通过改造体系把整个体系提高到崭新的水平上。正是立足于这种辩证思维，毛泽东思想中的协调发展首先强调的是对“矛盾”的正确分析和把握，也提出了协调所要达到的目标，通过集中资源攻克主要矛盾，解决重点问题，进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这一方法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后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时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
围绕工作重心推进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针对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与不协调因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等文章中，全面阐述了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毛泽东科学分析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明确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59]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作为实现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认为，这十大关系“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60]在具体的实践中必须处理好重点与次要的关系，在向重点倾斜的同时，必须实现协调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61]。195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指出，“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62]
“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63]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只有建立起这种工作方法，才能真正把协调理念落到实处。
二 邓小平同志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实践
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都贯穿着协调发展的辩证理念。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64]
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65]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的发展应是“波浪式”和“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通过“点”的突破，带动“面”的发展，在协调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66]
协调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观点。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67]
邓小平同志一直鼓励实行非均衡式的发展，围绕经济发展这一中心，既要鼓励敢闯敢冒敢于探索，敢于在改革开放上有新的突破，又要稳步向前。因此，在速度和质量的选择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68]协调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是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观点。
关于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正确处理好地区协调、城乡协调、人口协调等空间资源配置关系，在邓小平理论中也有很多论述。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69]努力让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是实现全国和地区协调发展的前提，1978年以后，全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先从东南沿海设立经济特区开始的，此后又开放14个沿海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再到沿江沿边全面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逐步形成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
三 江泽民同志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实践
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新的矛盾也逐渐浮现。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事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必须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施协调。1995年，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深入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十二组关系，深入诠释了区域间、产业间、多种经济成分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我们要善于统观全局，精心谋划，……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70]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21世纪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初步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成为我们党跨越世纪之交在新时期确定党的建设的目标、原则，协调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指导思想。
随着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度不断增强，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进步应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71]一方面，我国通过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未来的竞争一定是科技的竞争，只有掌握了先进科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更加关注科技研发和科技人才培养，不断加大对科技、教育领域的投入，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综合竞争力迅速提升。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72]人口控制、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相关因素的协调，对于我国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在谈到鼓励和促进消费时指出：“消费结构要合理，消费方式要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决不能搞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浪费资源的高消费。”[73]因此，注重经济发展、消费结构、资源环境间的协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
四 胡锦涛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实践
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对协调的要求不断提升，统筹兼顾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迫切的课题。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协调发展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含义进行了完整的表述，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和协调发展理念的相互依存关系，对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党的十七大开启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征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国家编制和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立足于全国布局，从各地自然环境条件出发，描绘全国区域分工的主体框架。明确了不同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的功能，促进各省市、各地区连接，成为优势分工协调发展的区域大格局。
统筹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用好国外国内两种资源，是我国坚持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的必然选择。进入21世纪后，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敞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共同推进的新格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74]对这一新的发展态势，我们必须更加珍惜并好好利用。
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事关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事关子孙后代的福祉，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75]而“严峻的环境形势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的治本之策”。[76]因此，必须加快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
[1] 《习近平总书记谈协调》，《人民日报》2016年3月3日，第11版。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2版。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1版。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5]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0/18/c_1121819978.htm，2017年10月18日。
[6]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2版。
[7]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求是》2013年第1期。
[8] 任理轩：《坚持协调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1日，第7版。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2版。
[10] 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人民日报》2013年9月6日，第2版。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5版。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5版。
[13]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3月2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第2版。
[14]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第1版。
[15] 转引自赵长茂《不断提高领导艺术改进工作方法》，《学习时报》2014年5月26日。
[16]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17] 《道德经·六十四章》。
[18] 《中庸·二十二》。
[19] 《荀子·天论》。
[20] 《庄子·天运》。
[21] 《孟子·梁惠王上》。
[22] 《论语·子路》。
[23] 《论语·宪问》。
[24] 《论语·学而》。
[25] 《孟子·公孙丑下》。
[26] 房玄龄注《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9页。
[27] 焦循：《孟子正义》（上），中华书局，1987，第36页。
[28] 焦循：《孟子正义》（上），中华书局，1987，第37页。
[29] 张宗磊：《论孔子、墨子义利观及现实意义》，《管子学刊》2002年第2期，第70页。
[30] 《礼记·礼运》。
[31] 赵靖易、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中华书局，1982，第269～270页。
[32]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72，第14页。
[33] 〔美〕泰勒：《科学管理原理》，胡隆昶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第155页。
[34] 〔美〕泰勒：《科学管理原理》，胡隆昶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第157页。
[35] 〔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赵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51页。
[36]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96页。
[37] 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第27页。
[38] 〔美〕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第208页。
[39]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02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6～57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519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01～202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05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5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39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52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94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82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486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8页。
[52]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08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330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3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5页。
[56] 《毛泽东文选》（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13页。
[5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04页。
[58] 张继英：《如何理解和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平顶山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96页。
[59] 《毛泽东文选》（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4页。
[6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页。
[6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41页。
[6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10页。
[6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13页。
[6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50页。
[6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52页。
[6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0～111页。
[6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7页。
[6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5页。
[6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64页。
[70]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461页。
[71] 江泽民：《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载《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4页。
[72]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463页。
[7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80页。
[7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465页。
[7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69～70页。
[7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8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