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朱德贵教授新著《新时代中国商业伦理精神》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陈出新，构建了一个崭新的用以论述中国商业伦理精神的理论框架。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本书认为，中国商业伦理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仁为本”“以义制利”“以礼行义”“知（智）者乐水”“诚实守信”五个方面。

第一，“以仁为本”精神。儒家“以仁为本”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孔子对此有过精彩的阐释。如《荀子·子道》载：“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这段材料中，孔子询问了三名弟子（子路、子贡和颜渊）有关仁道的问题，它依次包含三层递进式的意思，即“仁者使人爱己”“仁者爱人”“仁者自爱”。其中，“仁者使人爱己”是最低的道德层次，而“仁者自爱”（即以爱己之心爱人）则是最高道德层次。由此出发，作者从东方管理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企业家践行“以仁为本”精神的基本途径。大致说来，其有如下三个途径，即树立正确的政治观、提高自身的品德素养和提高企业仁爱文化的水平。我们认为，作者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儒家关于“仁爱”哲学的基本精神的。

第二，“以义制利”精神。中国古人常讲：“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刘向《列女传》卷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乃百善之首，此处与“义”并列，“义”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孟子还将“义”列为“四端”之一。其言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不仅如此，儒家还将最高道德准则“仁”与“义”合称，进而使得“仁义”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代名词，如俗语中的“仁义道德”等。基于此种认识，作者认为，企业家践行“以义制利”精神必须做到如下几点：一是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二是反对商业欺诈；三是反对商业贿赂；四是禁止侵犯商业秘密；五是反对商业歧视。我认为，作为新时代的企业家，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确实必须具备“以义制利”的商业精神。这既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集中体现，更是新时代的要求。

第三，“以礼行义”精神。从国家治理层面上讲，“礼”是行政的基础和根本。如《左传·成公二年》云：“……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可见，“礼”是“义”的基础，“利”则建立在“义”的基础之上，只有“利”才能使百姓生活安稳。因此，只有理顺“礼”“义”“利”三者的关系，国家治理才能实现。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法”是一个特定的范畴。“礼”指的是制约人们行为的非强制性道德准则，“法”则是由权力机关制定并用于约束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则。从这一意义上讲，“礼”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根本的规范。在此基础上，本书认为，企业家应遵循儒家“以礼行义”精神，既要遵守市场规则，弘扬契约精神，又要树立正确的商务礼仪观。

第四，“知（智）者乐水”精神。《论语·子罕》载：“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朱熹解释说：“明足以烛理，故不惑。”（《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子罕》）可见，宋儒朱熹所说“烛理”，乃辨别“是非”之标准。只有建立一套道德标准，然后才能“烛理”而“不惑”。如《礼记·曲礼上》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此“礼”就是道德标准。孟子进一步阐发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换言之，“智者”具有水的特性，正所谓“上善若水”是也。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认为，作为新时代的企业家，既要提高企业家“明辨是非”的能力，更要正确选拔和任用“智者”型人才，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毋庸置疑，这些观点是正确的。

第五，“诚实守信”精神。关于“诚”与“信”，宋儒朱熹大弟子陈淳曾说：“诚与信相对论，则诚是自然，信是用力；诚是理，信是心；诚是天道，信是人道；诚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诚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北溪字义·诚》）可见，“诚”与“信”在哲学意义上是两个意义不尽相同的概念。在我国古代典籍中，“诚”有天之道与人之道之别。如《礼记·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见，道德高尚的人天生就可以达到至诚，他不用勤勉学习，就能不假思索并从容地做到“中庸”；而“诚之者”（即人之道）则不然，他必须广博地学习，详细探究事物的根本，谨慎思考，明辨是非，诚实笃行。这样的人，“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孟子也分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里讲的就是“诚者”与“思诚者”（诚之者）的区别，亦即天道之“诚”与人道之“诚”的区别。至于“信”，其本意是诚实无欺。如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陈淳解释说：“说无便曰无，有便曰有，若以无为有，以有为无，便是不以实，不得谓之信。”（《北溪字义·仁义礼智信》）换言之，凡事皆必须实事求是，真实无妄，这就是“信”。可见，“诚”是根本，而“信”是建立在“诚”的基础之上的。作者在深刻理解儒家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当代企业家除了加强“诚心”修养外，还必须提高企业信誉，加强企业诚信文化建设。

由此可见，本书提出的以上五种商业伦理精神，既为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个道德行为指南，更为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素材。我认为，朱德贵教授的这部书案例丰富，可读性强，特推荐并为序如上。

周建波

2019年4月20日

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