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一
19世纪末，随着德国的统一及工业飞速发展，德国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已不再满足于俾斯麦的欧洲均势的大陆政策，1895年1月，威廉二世宣布“德意志要成为世界帝国”，也就是所谓的“世界政策”，其核心内容就是获取“阳光下的地盘”，即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当时，德国已拥有欧洲强大的陆军，但威廉二世是马汉海权论的狂热崇拜者，他要求所有的海军军官都要阅读马汉的海权著作。他认为，只有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才能挑战英国海洋霸权，走向世界，实现其“世界政策”。
1897年，建立强大海军的积极鼓吹者提尔皮茨被任命为海军大臣，威廉二世希望他能够建造一支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舰队。凭借充足的财力供给和雄厚的工业基础，提尔皮茨按照“风险理论”与“风险舰队”理念实施海军军备扩建计划，到1914年夏天，建成了一支包括14艘战列舰、4艘大巡洋舰、7艘装甲巡洋舰、12艘小巡洋舰、89艘鱼雷舰、19艘潜艇的世界第二大舰队，使德国海军力量迅速发展到英国海军力量的三分之二，成为欧洲的又一海洋强国，提尔皮茨也因此被称为德国公海舰队之父。
悲剧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公海舰队不是被英国皇家海军击沉在德国的港口，就是被赶回本国的港湾，四年里仅仅获得了一次与英国海军正面交手的机会，即1916年日德兰海战，但最终还是缩回到基尔港，在北海“观天”。1919年6月21日，德国公海舰队在英国斯卡帕湾壮烈自沉，沉没军舰吨位为被扣押舰队总吨位的95%，其中包括10艘战列舰、5艘战列巡洋舰。
号称世界第二的德国公海舰队的自沉事件深刻刺激了德国。一战之后，德国海军内部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让海军学到什么”展开了争论，主要分为提尔皮茨派和韦格纳备忘录追随者两派：魏玛共和国海军军官对帝国海军和公海舰队之父提尔皮茨依然有很深的感情，属于提尔皮茨派，他们的共识是不对提尔皮茨等高级将领进行任何批评，不对德国海军战略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但韦格纳的思想则受到年轻军官的追捧，被称为韦格纳派。
1926年，魏玛共和国海军上将雷德尔（Erich Raeder）强制韦格纳退役，将其逐出德国海军。除此之外，1928年，时任海军总司令的他对柏林中央出版社施压，不允许出版质疑提尔皮茨元帅战略能力的韦格纳的书籍。但1929年另外一家出版社大胆地决定出版韦格纳的著作《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
二
192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年之后，已经退役三年的海军中将沃尔夫冈·韦格纳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一书，在德国海军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该书对德国公海舰队缔造者提尔皮茨海军元帅及其“风险理论”指导下德国公海舰队在北海与英国舰队之间的决战进行了公开的“清算”。该书公布了韦格纳在一战期间所写的三份海军内部备忘录，并系统阐述了他的海军战略思想。一战期间作为第一战列舰分舰队首席参谋的韦格纳在1915年首次将备忘录提交给他的上司，批评提尔皮茨的海军战略忽视了战略位置，断言北海之内的舰队交战对整个战略大局没有任何用处。他认为，北海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片死海，德意志湾就是死海里的死角，德国海军只能在死海里等死。但当时提尔皮茨在海军拥有绝对权威，韦格纳的上司并没有听取他的建议。
在这本著作里，韦格纳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对海权的定义及分析
在研究中，韦格纳特别强调了海洋地理位置对国家海上力量或“海权”的重要性。他认为海上力量是战略位置、舰队和战略意志三者的结果。德国在地理位置上可以说是相当不利，根本无法直接抵达开阔的海洋。德国三个重要港口分布在北海的赫尔戈兰湾、基尔港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罗斯托克，位于日德兰半岛东西两侧。不管公海舰队以北海还是波罗的海为主基地，只要德国军舰企图驶出本土港口前往辽阔的大西洋，就必须经过英伦三岛，从英国南部出发的海军舰艇可以轻易地封锁多佛尔海峡，阻止德国舰队南行；而驻扎在苏格兰斯卡帕湾的英国舰队则只需在北海远端布置警戒线。
因此，德国只能采取以改善战略位置为导向的海军行动。韦格纳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替代纲领”的设想，认为通过“地理攻势”改善战略环境来对抗英国，才能有更大的胜算。这是其海军战略的创新点之一。他认为，德国唯一能够影响到英国交通的是通过北海的“挪威—设得兰群岛—苏格兰”线路。为了得到对英国贸易船只具有战略影响的地理位置，他认为只有采取“北向战略攻势行动”，即“设得兰群岛方案”，才有可能逐步改善德国的战略位置，最终进入大西洋：通过丹麦和挪威西南，抵达设得兰群岛，即“大西洋之门”。战略位置的改善重在保证制海权，也就是保护自己的制海权并争夺国际海上航线。德国能通过在法国大西洋海岸（布雷斯特）、丹麦和挪威、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以及冰岛建立供应基地来维持其跨大西洋贸易。总的来说，他呼吁将北海视为次要的行动场所，保护波罗的海来确保帝国从瑞典运输矿石的目标，在全球海洋背景下进行新的前瞻性、世界性海洋战略思考。可惜的是，一战时德国海军领导人没有对改善德国恶劣的战略位置做出努力，而这种恶劣的战略位置扼杀了海军挑战英国海军、形成战略攻势的意志，德国公海舰队仅仅被用来保卫敌人毫无兴趣争夺的水域如北海。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韦格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他也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较弱的德国海军如何能够在进攻战略中实现战胜强大的英国海军的目标，以及如何获得一个更好的战略地理位置”这个问题。
（二）一战期间德国海军战略的局限性
韦格纳在《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一书中，指出了一战期间德国海军战略的局限性。
1.公海舰队沦为海岸防御舰队
韦格纳在书中论证了公海舰队这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舰队，是如何受各种观点左右沦为海岸防御舰队的。德国海军在北海保卫战中一直警惕着西北方向的英国海军，时刻担心英国舰队会发起突然袭击。然而实际上，英国并不存在海上主动发起进攻的战略动机：英国拥有战略优势，控制着英国海上贸易的动脉大西洋，通过英吉利海峡能轻易切断德国的海上贸易，将北海变为死海。而德国海军指挥部却将公海舰队限制在这一死海领域内，真正变成了海岸防御舰队。韦格纳在书中讽刺帝国海军指挥部：“一些观点总能统治这个世界。在我们眼前就有一个先例，证明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舰是如何受到观点的左右沦为海岸线海军的。”“当人们把一支适航的军舰固定在一个基地、固定在一个只有海岸部队能落脚的地点之时，会产生无法解决的矛盾。”韦格纳认为，舰队的使命不仅要保卫本国海岸，更应确保实现进入大西洋的紧迫任务。“英国的战略任务是把我们赶出大西洋，并加以封锁；我们的任务是不管在哪都要打破这层封锁并且开辟一条通往大西洋的道路。”
2.陆战思维影响海战思维
韦格纳认为，“在争夺生存权的斗争中，我们始终遵循着历史记忆中的大陆权力观，将世界大战看作陆战，并由此输掉了战争。因为，归根结底，一战本质上是一场海战”。
作为一个传统大陆国家，德国拥有强大的陆军，其根深蒂固、传统沿袭下来的陆战观点已变成了德国战争的本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海军战略源于陆战。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两军在陆上对峙时，较强的一方为了掌握主动权，会立即发动攻势，兵家会竭力争取占有主动权。因此，德国人完全不能理解英国人在1914年8月为什么没有发动进攻。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拥有这样一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舰队，我们一定会马上进攻”。这从陆战思维来看是可行的，但对海军则并不适用。而英国舰队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与德国舰队作战，而是为了获得并维持制海权。也就是说，较强的一方必须采取战略性进攻这一原则并不总是适用于海战。深受陆战观点影响的海军战略使得德国公海舰队只是为了应付北海的防卫战，这再次证明一战期间海军领导人的海军战略的失误。另外，陆军和海军在总体战争中缺少合作，如前面所说，德国在海军力量明显弱于英国皇家海军、地理位置异常凶险的情况，更应通过“地理攻势”改善战略环境，也就是需要陆军与海军的配合。
3.战略心理脆弱
一战爆发前，德国已经是欧洲大陆最强的工业国家，拥有最强的陆军，全世界第二强的公海舰队。可实际上，德国的领导人并不自信，成天提心吊胆，认为某一天英国的舰队就会突然出现在德国威廉港和基尔外海。这种“世界政策焦虑”导致德国在对外政策和海军建设方面做出了一系列不理智的决策，甚至被英国牵着鼻子走。后俾斯麦时代德国外交战略设计者冯·霍尔斯泰因在1898年写道：“德皇长久以来一直担心英国可能在某一天突然袭击我国；提尔皮茨抱有相同的恐惧，而我则从他那里理解了这种恐惧，后者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论据导向两个选项：要么放弃我们的殖民地，要么扩充舰队。”由于这种焦虑心理，威廉二世与其激进的拥护者开始了疯狂的扩充军备，尤其是在海军军备方面，完全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将俾斯麦多年苦心维护的“欧洲均势”完全摧毁。由于德国较封闭的地理位置，俾斯麦假设德国既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去追求欧陆霸主地位，也不可能突然跳到海外去建立“世界帝国”，他精心编制了“俾斯麦体系”，认为德国的国际形象是积极而有分量的。到1895年前后，俾斯麦时代的欧陆安全体系已经被彻底破坏。而当时德国只有一支近岸海军的舰队。提尔皮茨提出的方案就是兴建一支“风险舰队”，也就是一支其实力会使最强大的海军要摧毁它都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代价之高将损及其世界海军的地位。在这一“风险理论”的指导下，德国通过了两次舰队法案，把英国当作长远目标，大力开展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然而德国海军将领们并没有一套理性的海军战略，其“战略意志”不足也是其心理脆弱的表现。这因此也注定了德国挑战英国海权而以公海舰队自沉而结束的悲剧命运，正所谓“自证预言”。
根据以上论证，韦格纳认为一战期间德国虽拥有世界第二强的公海舰队，但海军战略存在的局限性使其在一战四年期间并未发动积极的进攻，悲剧性地沦为海岸海军，失败之后不得不选择自沉的方式结束这场悲剧。韦格纳对威廉时代海军战略的批评是合理的，通过“攻势”建立有战略地位的海军基地网络来确保德国通向大西洋的门户，这一战略思想是相当有说服力的。然而，使这一概念成为可能的政治和军事考量仍然是不明确的，原因是他未能从政治高度论证德国的海军战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后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框架下，韦格纳的海军战略后来被联邦德国海军纳入其训练和教学大纲。他的儿子爱德华·韦格纳（Edward Wegener，1904-1981）一生都致力于研究整理他的著作，也是一位有名的海军历史学家。该书英译本于1989年由德裔加拿大著名海军历史学家赫尔格·海威希（Holger H. Herwig）翻译、美国海军研究所出版社出版，英译本书名为：The Naval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Classics of Sea Power）。海威希将这一著作定义为海权研究的经典作品，肯定了其对国际学术界海权研究的贡献。现在，研究德国海洋历史的青年学者罗群芳博士将这部名著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我相信一定会受到对海洋战略有兴趣的读者的欢迎。
衷心祝贺《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中文版问世！
是为序。
胡德坤
2019年5月于武汉大学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