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特征
以上，在参考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以基本事实简单概括了中国农业文明产生发展的线索、发展的主要因素等方面的历史。它或可启示人们：中国古代文明是特定环境下历史形成的产物，这是天—地—人三大系统、人和大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它绝非是某些帝王将相的主观设计，也不单纯是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的产物，更非某种学说理念的产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不容置疑，各色人物都会为历史的步伐打上自己的烙印，增添独特的色彩，但不可能改变历史发生发展的总轨迹和总规律。
什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本质特点？它有哪些基本规律？
从历史演化的过程和主要变动来看可以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华文明是在相对封闭，与各个文明大国交往困难的大陆地理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时生产力的水平局限，使它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解决国内民众的民生问题，首先是吃饭和饭碗——就业问题。
第二，要靠国内资源解决吃饭和人民生计即就业问题，只有首先从事农业一途。因为粮食产量的多少决定了人口的数量，决定了其他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即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的发展程度、粮食剩余量的多少，是决定社会产业分工程度的基本因素。
第三，古代中国的农业绝大部分是依靠农民家庭进行的。完全可以说，中国农业从原始时期始，家庭生产就是基础。这个现象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代。而农民家庭生产既是生产组织又是生活单位，二者融为一体。农业与家庭副业、手工业密切结合，自给生产与商品出售相结合是家庭经营的最重要特点。
第四，农民家庭生产是基本生产组织形式，决定了每个家庭从事生产的最重要条件是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农民最看重的，就是能够拥有一块自己所有的土地。完全可以说，就古代中国而言，农民家庭是否拥有自己的土地，不仅仅决定农业生产的总产量，而且是农业生产能否持续进行、社会能否安定的根本问题。
自中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确立后的2000余年中，虽历经变化和各个王朝的兴亡波动，但总是能够恢复本身的“固有状态”而延续下去。这是中国古人在客观上遵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这个规律就是：在水平和界限上，国人是不能控制（防止、阻止、制止）自然生态对生存方式的根本制约的，这意味着，既定的生存环境只能允许一定数量的人口生产和生存，超过了这一界限（这一界限取决于人口数量、土地、国家政策、自然条件及其变化乃至周边民族或国家的生态环境等），社会就无法继续下去。这一界限常常以皇朝政权危机等“人为因素”出现。虽然古人不会像今人那样对此有明晰的理论认识，但数百年一个轮回的改朝换代，被认为是“天意”“天命”而不可违。其实其背后则是根本性的生态制约问题。虽然如此，中国传统社会却有着在每一周期中有效恢复“正常”、将社会生活纳入“正轨”的方略和思想、政策资源，这就是如何对待小农经济。“以农为本”从先秦时期就成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国家会尽最大努力维护农民经济的运转：重农抑商，打击豪强，重视兴修水利，重视赈灾，整顿吏治，抑制兼并……越是开国皇帝，在这些方面抓得越紧。其根本，无非是认识了中国基本国情的要旨：依赖和稳定国内的农业和农户经济，以农为根本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以最低成本获取多重目标的最大收益，绝不仅仅体现在生产经营一个方面，更不能用“利润最大化”的单一概念概括其目标和成果。它有着经济、社会等多重内涵：在家庭范围内，对家庭成员一生的生存、生活和工作（就业）的保障协调；对处理基本生命要素——吃、穿、住特别是口粮的尽可能自给；农业、土地难以满足最低需求而求诸市场时，以家庭生产要素中最便宜又最丰富的劳动力发展商品性工副业，以补充农业之不足；等等。
对于这一点，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早有洞察，无论早期、晚期，基本思路没有根本性变化，他们在古代中国大陆这块相对固定、自成体系的生存环境中，找准并牢牢把握住了对国家和百姓命运有关键影响的环节——农业家庭。农业家庭是不可分的整体，是社会经济的基本构成细胞。如何使小农家庭生存和延续，是古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
方行认为：“农民经济是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统一于一个家庭之中，所有成员在经济利益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对外部信号具有独立和迅速做出决策的能力，对生产也具有主动和协调精神。农民的这种经营独立性，正适应农业生产的要求及其发展的需要。”[62]
方行在论述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时说，历史实践说明，这种习俗经济是在农业小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这是一种在一家一户范围内能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最能发挥这种生产方式生产能力，从而也是最能发挥其生存能力的经济模式。随着这种经济模式的巩固和发展，广大农民越来越把这种世代相传的经验与规范，作为认识自然、组织生产和配置资源的手段。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更会如此。[63]
方行又说，中国农业人口巨大，不论城市化如何发展，吸纳大多数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清代农民因地制宜，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发挥生产的历史传统优势，就地实行分工，发展专业生产，这应当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最广阔的发展生产的途径。清代农民也为中国的非农化事业创造了一种历史经验。[64]
农民家庭经营的这些特点和机制，对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发展和延续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小农经济这个社会经济细胞的机能特性，古代中国才得以在只能依赖自己的内部资源维持生命活动的宏观环境下，养育了极其庞大的人口，解决了他们的吃、穿、住、行的主要问题，承传和发扬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诸古老文明中唯一迁延不断者，就在于有小农经济为基础性的支撑。
[1]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梁惠王章句下，中华书局，第217页。
[2] 《管子·治国》，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8页。
[3] 《管子·小问》，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8页。
[4]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06页。
[5]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5页。
[6] 《管子·治国》，转引自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62页。
[7]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05页。
[8]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06页。
[9] 韩非：《五蠹篇》，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4页。
[10] 《商君书·农战》，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4页。
[11] 嘉靖《光山县志》卷四《贡赋》，转引自《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16页。
[12]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44页。
[13] 《论语·颜渊》，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6页。
[14]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8页。
[15]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107页。
[16] 《孟子·滕文公上》，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58页。
[1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211页。
[18] 唐庆增先生其实是很理解“恒产”的真实含义的。他又指出，孟子以为富民政策之第一步，在使人民有一定之产业，人民有恒产后，不致流离失所，有冻馁之忧，然后国君始能行仁政。又直接认为，孟子之所谓恒产者，即系指农地而言。我们认为此见精当，这才是对“恒产”的确切理解。
[19]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154页。
[20]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226～227页。
[21]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35页。
[22]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30页。
[23]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30页。巫宝三认为，“政”可以做征收田赋讲。
[24] 董仲舒：《汉书·食货志上》。
[25]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3页。
[26] 《论语·季氏》，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4页。
[27]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4～45页。
[28]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115页。
[29] 《汉书·食货志上》，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91页。
[30]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94页。
[31] 《汉书·食货志上》，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95页。
[32]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96页。
[33] 《商君书·算地》，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12页。
[34]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15页。
[35]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16页。
[36] 《荀子·富国篇》，转引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98页。
[37]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4页。
[38]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00页。
[39]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4页。
[40] 《韩非子·难二篇》，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474页。
[41]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249页。
[42]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250页。
[43]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3页。
[44]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5页。
[45]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134～135页。
[46]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134～135页。
[47]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146～147页。
[48]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03页。
[49]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2页。
[50] 《礼记·礼运》。
[51] 《孟子·梁惠王》，转引自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106页。
[52] 《孟子·梁惠王》，转引自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106页。
[53]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114页。
[54] 《管子》《轻重篇》，转引自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252页。
[55] 《墨子·非乐上》，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78页。
[56]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248页。
[57]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242～243页。
[58] 《孔子大学》，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51页。
[59] 韩非：《五蠹》，转引自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344页。
[60] 《伦语·颜渊》，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7页。
[61] 商鞅：《商君书·说民》。
[62] 方行：《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04，第96～97页。
[63] 方行：《清代经济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第48页。
[64] 方行：《清代经济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