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济理论中资源限制条件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弱化
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对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限定条件有一个理论认识过程。如果高度概括地介绍之，可以说这是一个随着交换、社会分工和市场化的扩展，自然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被愈益淡化的过程。
西方古典经济学诞生于世界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初期，迅速扩大的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经济学家形成和构建自己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许多人认为，对这一时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可以使他们获得进行贸易前所不能得到的多项“比较利益”，支撑这种认识的理论根据主要来源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68]。
（一）李嘉图
如果说，在斯密理论中，人们可以捕捉到他对市场经济机制的限定条件，特别是在社会分工亦即市场经济“不充分”地区，对于解决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仍存在着若干不确定性，那么在李嘉图的理论中，这些不确定性就大大减轻甚至消失了。
人们可以从李嘉图的一段话中清楚地看到他对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带来的“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他说道：
《英国百科全书补遗》最后一卷里，《谷物法与贸易》条目下有下述杰出的议论和评论：“如果我们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中想要缩回我们的脚步，以便有时间从耕种贫瘠土地的用途中撤出资本，并把它投入更有利的企业中去，我们可以采用一种递减的关税税则……那时商港就可以安全地开放，限制制度就可以永远废除。当这种快意的情形出现时，就没有必要再以人力强制自然了。国家的资本和企业就可以转到我国自然环境、国民性格或政治制度使我们最能发展长处的工业部门中去。波兰的谷物和卡罗林纳的原棉，将会和伯明翰的制造品以及格拉斯哥的棉布相交换。保障国家永久繁荣的真正商业精神与愚昧而偏狭的独占政策是全然不能相容的。世界各国正象一个王国的各行省一样，不受束缚的自由贸易既然能产生普遍利益，也能产生各地区的局部利益。”整个这一条都很值得注意，富于启发性，写得很精彩，说明作者完全精通了这一问题。[69]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李嘉图的评论中可以使人得出三个印象，其一，国际贸易可以使贸易各方都获得最大利益。其二，开展国际贸易，可以使一个大国如英国，放弃部分农业，并进口粮食，以将这部分资本配置到工业中去。其三，充分开展的国际贸易可以达到这样的局面：世界各国甚至可以如同在一个国家之内一样，完全按照自身的特点，不受任何束缚地获取普遍的和自己的最大利益。
这样，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学说，就在理论上为突破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对经济发展的限制打开了大门。可以使贸易国家发展出原先因为自身的自然条件限制而难以形成的经济优势，从而为经济的充分发展创造条件。
（二）马尔萨斯
古典经济学家中，可能只有马尔萨斯，对“国际分工”能否解除各类国家（哪怕局限于“已发展国家”）的粮食生产对一国的经济安全保障之威胁，提出了重大理论挑战。
个人认为，马尔萨斯可谓是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发展与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相互关系研究得最深的学者。
可能是马尔萨斯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论点过于著名，很多人只以此评判马尔萨斯的经济思想，并以此对马氏大加鞭笞，这实在过于简单化了。如果平心静气地读一下《人口原理》，当不难发现，马尔萨斯的中心思想可以理解为：人类的繁衍和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不能超出他们可能获取的生活资料的供给数量。这是统率马尔萨斯全部经济思想的总纲和灵魂。正是在这个最高指导思想的统率下，马尔萨斯才将其具体化为人口原理的原则范式：“对人口增长的最后抑制是食物的缺乏”[70]，“必须永远把人口抑低到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71]。
应该注意的是，马尔萨斯讨论的人类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谈，而是将理论重心放在商品经济、工商业发展与基本生存产业——农业、粮食生产——的相互关系方面。因此，在理解和分析马尔萨斯思想时，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他是在研究、讨论和诠释作为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即第一层次的、事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对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亦即经济发展的安全底线和最低保障问题，而不是如同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那样，完全不涉及，或以此问题已“不成问题”为前提，去讨论经济的增长问题。他的论述和结论，都严格地以这安全底线为发展经济的不能突破的前提。正是在这个范围内，马尔萨斯提出了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关系：
商业和工业对于农业是必需的；但农业对于商业和工业更为必需。农耕者的剩余产品（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衡量并限制不用在土地上的那部分社会力量的发展，这是永恒的真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一切制造业者、商人、业主以及从事各种文武职业的人员的数目都必须完全与这种剩余产品相适应……因为制造工人们必须先有生活资料，然后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除非耕种者从土地上所获得的东西多于他们自己消费的东西，任何其他工业都是一筹莫展的。[72]
如果不明白马尔萨斯论证问题的对象和范围，笼统地将其论点视为研讨一般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主体的社会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而评头品足，那就是将时代背景环境和讨论的问题范畴完全丢弃的“乱说一通”，是完全应该被摒弃于科学研究对话的平台之外的。
在《人口原理》中，除了从历史事实出发论证人口数量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外，马尔萨斯还专门针对农业与工商业的相互关系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对一些国家分类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其分类是，第一，只是农业发达而工商业欠发达。第二，工业、商业都较发达而农业欠发达，需要依赖从国外进口粮食的国家。第三，工商业与农业均较发达。
马尔萨斯深入比较了第一种类型即国内农业发达但工商业欠发达与第二种类型即工业、商业都较发达而农业欠发达、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粮食的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区别。
马尔萨斯把第一类国家定义为农业生产状况较好且有开发耕地的储备资源，从而可以向国外输出粮食。但是工商业尚欠发展。他将此类国家称为“农业制度”类国家。他认为，这样的国家的人口增加，不会因为土地生产力缺乏或其实际产品不足以供人口所需而受到直接的抑制。但由于需要以农产品出口换取工业品，而农产品比价较低，该国的劳动人民在人口增长上受到“实际工资调节的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的局限。马尔萨斯认为：
在农业制度之下，社会低层人民生活极其艰苦的实例比较多，但这并不能归咎于农业本身：那些居民努力主要用在土地方面，并且一直有谷物出口的国家，可以依照它们所碰到的特殊情况，有时富裕，有时贫困。一般地说，这些国家不易于受到由于季节变化而来的暂时缺粮的灾难……这些国家的情况是否前进、停滞或后退，将取决于其他原因，而不取决于他们的注意力主要用在农业上的原因。[73]
马尔萨斯将工业、商业都较发达而农业欠发达、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粮食的国家，与第一类国家在经济安全保障和发展前景方面进行了比较：
一个商业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从各色各样的其他国家购得粮食；也许可以认为，根据这种制度，它可以继续多购买一些谷物，维持迅速增长的人口，直到一切与它有贸易的国家的土地完全都耕垦了为止。[74]
马尔萨斯紧接着批驳了上述看法：
第一，专靠资本和技能以及现在掌握的特殊商务途径而存在的种种利益，其性质并不是永久的……要想任何一个国家，仅仅靠着技能和资本，就能掌握它所有的市场而不受外来的竞争的干扰，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希望。[75]
第二，即使在相当长的期间之内能够排斥任何强有力的外来竞争，可是也会发觉本国的竞争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同样的结果。[76]
第三，一个不但必须从外国输入工业原料而且也必须输入人民生活资料的国家，其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几乎完全取决于与它有直接贸易关系的那些国家的财富和需求的增加。
有人说：工业国对供应它以粮食和原料的国家的信赖程度，并不比农业国对为它制造工业品的国家的信赖程度高；但这是一种用词不当的说法。一个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国家，把主要部分的资源都用于耕种，工业品由外国输入，一定是于它有利的。这样做常常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它的全部劳动，并且最迅速地增加它的财富。一个粮食和原料可以自给的国家，即使它的邻国的工业情况不振或其他原因大大限制或完全阻碍它所需的工业品的输入，也不至于长期没有办法。
另一方面，假如一个只是从事制造业的国家不能获得粮食和原料。显然它就不能长期存在……不仅这种国家的绝对存在有赖于它的对外贸易，而且它的财富的增进也几乎完全是由与它有贸易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发展和需求来决定的。[77]
第四，一个必须从其他国家输入几乎全部原料和生活资料的国家，不仅完全依靠它的顾主的需求（因为这种需求可以受到懒惰、勤劳或无恒心的各种各样的影响），而且在这些国家自然而然地发展那部分它们可以合理希望在一定时期以后能够具有的技术和资本的过程中，它还要受到必不可免的需求减少的影响。[78]
马尔萨斯在列举了威尼斯遭受葡萄牙竞争、弗兰德斯遭受安特卫普竞争、安特卫普遭受阿姆斯特丹竞争等事例后说道：
在所有这些商业国的例证里面，财富与人口的增进似乎是受到了上面提到的一个或较多的原因的限制，因为这些原因或多或少都必须要影响到那种获得生活资料的力量的。[79]
在马尔萨斯看来，农业发达国家虽然较工商业发达国家略胜一筹，但两者均有明显不足。他认为最完满的是“农业与商业制度的结合”，即土地资本和工商业资本相当大，而且其中一个并不比其他一个更重要的国家。他认为，这种国家，可以兼具两种制度的优点，同时它还能避免每一种制度单独存在时所特有的弊病。马尔萨斯就此论证道：
一个粮食可以自给的国家，就不会因为任何外来竞争的缘故而使人口必须立即减少。倘使一个单纯商业国的出口货物由于外国竞争的缘故而大为减少，它就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失去维持同样数目的人口的力量。但是一个拥有土地资源的国家，倘使其出口减少，它只不过是损失一些外国的便利品和奢侈品；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贸易亦即在各城市和乡区间进行的国内贸易，仍将不会受到什么影响。[80]
在我们所比较的两种国家里，国内贸易的影响也是同样不同的……在专门从事制造业与商业的国家里，国内竞争和资本充斥的两个因素可以降低工业品对农产品的比价，以致投在制造业的增加资本不一定可以在交换上获得更多的粮食。在拥有土地资源的国家里，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81]
在一个国家里，倘使它的收入只是利润和工资，那么利润和工资的减少就可以大大减少它所能支配的收益……但是如果国家的收入是由地租以及利润和工资构成的，那么利润和工资的损失的一大部分能够在地租上收回来……[82]
富于土地而且商业和工业都很发达的国家，另外还有一种显著的利益，就是它的财富和人口的增加，不大依赖其他国家的情况和发展。[83]
商业国家的人口的达到极限，是在国外市场的实际情况使他们不能按时输入更多的粮食的时候。在自己国内生产它所需的全部粮食的国家，其人口的达到极限，是在土地已经完全被占有被耕种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加雇一个工人所多产的粮食平均起来还不能养活一个可以使人口增加的家庭的时候。显然这就是人口增加的实际极限，这种极限任何国家从来没有达到过。[84]
马尔萨斯的结论是：
要使国家有最大的繁荣，就需要把农业和商业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只具有二者之一。[85]
从上面马尔萨斯的观点中不难看出，他的理想的“繁荣富裕”之国，是农业和工商业都有很好发展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并非是占据了当时世界各国中多么领先的地位（按现时之话，在全球的GDP中占有多大份额），而是在各种不利因素特别是国际竞争中的种种不利因素中，能够有极强大的抵御和抗击能力，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而这种不败之地的基础之一就是粮食可以自给而不依赖外国或国际市场。马尔萨斯在《论谷物法》中对粮食出口津贴的支持和反对对进口粮食的限制的论述，使人们对其思想的了解更加明确了。下面的话并非马尔萨斯原文，但笔者认为符合他的意思。
“倘使一个（对一个具有农业资源和工商业发展优势的）国家，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或其中的任何一个原因，竟习以为常地依赖外国来养活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那么在这种情形存在的时候，显然它会受到一个纯粹从事工商业的国家往往会受到的那些祸害。”而反过来看，如果我们一向出产自己所消费的粮食，如果一次严重的歉收迫使国家进口外国粮食，那么进口粮的数量也一定会大大减少。在价格上的不利、吃亏也一定会大大减轻。[8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萨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相当谨慎地区分了不同讨论对象的不同特点，从而尽可能避免某种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这使得他的论点更有说服力了。在讨论粮食是否应该主要从国外进口时，他认为要区分几种不同情况的国家。
第一，有许多曾在历史上放过异彩的国家，它们的领土与它们的主要城镇对比起来简直小得太不相符，因此绝对没有能力来供应所有的人口所需的粮食。在这种国家里，所谓大国的主要国内贸易亦即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贸易，一定是国际贸易，而外粮的进口是它们生存所必需的。这些国家可以说是天生就享受不到土地的好处的。不论一种单纯的重商或重工的体制将遭受怎样的危险和不利，它们都没有选择任何其他道路的力量。
第二，外粮进口的限制办法显然是不能适用于这类国家的，它们由于本国的土壤和气候关系，在国内供应上，收成的变化很大，往往会遭受很大的突然的变化。一个处境如此的国家，无疑地会尽量多开辟一些进出口市场，以便增加获得可靠的粮食供应的机会，并且实际上大概也如此，即使其他国家有时会禁止自己的粮食出口或对出口粮食征税。这样的国家所必然遭受的特种灾祸，只有通过鼓励最自由的国际粮食贸易才能减轻。
第三，限制进口的办法是不能适用于土地非常贫瘠的国家的，虽然它的面积也许是相当大的。
马尔萨斯认为，有上述情况的国家不能实行限制粮食进口政策。但除此之外就要另当别论了。他针对某种说法毫不留情地评论道：
有人建议（当然只是一种戏言而不是认真的），欧洲应该在美洲种植它的谷物，并且作为一种最好的世界分工方法，它应该用它的全力专门从事于工商二业。但是即使在这种痴心梦想的假定之下，以为事物的必然过程一定会在短期内达到这样一种分工，而且欧洲或者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养活更多于它的土地所能养活的人口，其结果也一定是很可怕的。[87]
马尔萨斯还指名道姓地抨击了主张谷物自由贸易的说法：
有人就一再重复说——显然是毫无一点事实作为根据的——谷物的自由贸易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不会受到饥荒。《英国百科全书》附编里《谷物法令》一文的作者甚至这样说：“常常会有这样的事，一个国家歉收的时候，其他某些地方都会遇到丰收……全世界的粮食总是很充裕的。只要我们抛弃了我们的禁令和限制并且不再与上苍的智慧对抗，那就保你可以常常得到丰足的粮食。”同样的文字一再见之于上述的论文中……现在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些话与最广博的实际经验一定是相矛盾的。[88]
马尔萨斯宣称：
这是一种无可怀疑的真理，就是，每一个领土国家，在它向富裕展进的自然过程中，应该为自己生产工业品……但是当美国依照这条原则开始对欧洲停止谷物的供应，而且欧洲在农业方面的努力又不能充分补给所缺的粮食的时候，我们一定就会感到，这种在财富和人口方面较大的暂时利益是用长期的退步和贫困这种高昂的代价换来的。[89]
马尔萨斯引用亚当·斯密的话以加强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亚当·斯密说：“任何一个工业国家通过工业和商业得来的资本，在其中一部分已经在土地耕耘和改进中保存和实现以前，都是一种不稳定的和不可靠的所有物。”[90]在一个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国家里，对外粮进口的限制，不但会把从商业和工业中得来的利益，不管是永久的或是暂时的，散布在土地上，并且因此而（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保持和实现它；而且还能防止农业和商业改进中常常带来灾害的那些动荡。[91]
但是，在市场经济在全球不断扩张、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大趋势下，马尔萨斯的理论在很长时期内被抛弃了。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在拥护自由贸易和反对加诸生产的限制的论证中“读者可以欣赏到这样一幅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图画：它只表现了工业的胜利向前推进，除了局部性的失调和限制性的政府政策以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工业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持续发展”[92]。
直至今天，在全球陷入环境和资源的严重困境中，以致威胁到人类整体的生存时，部分清醒的学者才重新认识马尔萨斯理论的重大价值。
罗伯特·艾尔斯[93]指出：
当我们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人类比两个世纪前马尔萨斯写作的时候要多得多，而且更富有（平均水平）。特别是那些率先工业化的国家现在已相对富裕。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人工资本（基础设施、机器、知识）的大量积累已经发生，土地不再是国内财富的主要源泉，今天的马尔萨斯受到了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和技术乐观主义者放肆的嘲笑，他们误以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具有奇迹般的繁衍能力。
然而，一些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特征是，富裕是通过对自然资本禀赋的开采和耗竭而实现的，这不仅指的是化石燃料，还包括森林、渔业、良田和矿产。对于像石化燃料这样的某些资源，技术是最终能够提供替代物……但自然赋予的其他一些资源，特别是表层土、清洁水、新鲜空气、宜人气候和生物圈及其许多重要功能不是这类技术可以替代的。
如果今天马尔萨斯还活着的话，毫无疑问，他会按照最近的发展和信息来修改他最初的理论。他必然会认识到这样的人口特征：由于生育率的逐渐下降，欧洲人口增长实质上已经停止，而全球人口增长也正在减慢。但是他识别出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只是表象有了变化。新马尔萨斯理论大体上可以归纳如下：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由于其今天的功能决定，倾向于增长至它的维持生存的极限。经济增长倾向于指数形式（事实上，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极度指数方式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加速的）。另一方面，尽管自然资源基础存在替代的可能性，但是它仍然是有限的。尽管技术进步使自然资源的发现、开采、处理和利用的效率得以提高，但从长期看，资源可获得性的增长速度不可能是指数形式的。因此，经济指标指数增长与支持它的可获得自然资源之间是不匹配的。[94]
之后，在19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似乎更进一步将“非市场经济现象”排除于研究视角以外。
（三）新古典经济学
然而，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增长和发展是其关注的中心问题——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或者说没有科学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一最基本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取代古典经济学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是进一步深入细化研究“市场经济”的学问。在所谓的经济增长、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等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在分析问题的概念、分析工具和问题本身都向细微化、抽象化、逻辑推理方面大幅推进。例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将“市场”的研究细化到对“消费”和“需求欲望”等方面的理论层次，用“价格”和“边际价格”统一理解和分析供求关系、报酬递增与递减等。[95]这种研究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大前提，即不能用价格衡量的经济现象是被排除的。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和经济中，存在绝对稀缺资源状况的社会经济问题，或者完全不能以价格衡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都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也就是说，有两大领域问题被排除在外，一是绝对短缺状况的经济发展问题，即不能用市场机制解决的经济问题，例如，在某一无对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其基本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中，如果和自然直接相关的土地因缺乏水而不能使用，又不能代替之，其经济如何发展？又如战争时期极端的食品匮乏只能用计划分配。二是在经济进行中如何处理自然界无偿加入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计算，以及人类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废弃物向自然界“无价”排泄。
新古典经济学在漠视上述领域的同时，也将自然环境和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制约问题进一步“遗忘”在理论研究的视角之外。加之19世纪末以后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远远超过以前，古典作家的一些论断更被认为已经过时。马歇尔认为，“马尔萨斯不能预料到海陆运输使用蒸汽机的巨大进步……使现代的英国人能以比较小的费用，得到世界上最肥沃土地的生产物”，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三个推论中后两个已经过时。[96]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生态平衡和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晚近的经济理论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论点提出了重要质疑。
赫尔曼·E.戴利在《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中说：
不像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今天的标准（新古典）经济理论是从非物质的参数（技术、偏好、收入分配都被看作是给定的）开始的，要求所生产的物品和所使用的资源数量的物质变量必须调整以适合由非物质参数决定的均衡（或均衡的增长率）。非物质的定性条件是给定的，物质的定量规模必须调节。
新古典经济学连同它的主观主义的价值理论，使得人们的注意力离开了资源和劳动而转向效用、交换和效率。主观主义和边际主义的革命连同它的有关价值的边际效用理论，对于理解价格和市场肯定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收益是以太快地把物质因素放入背景为代价而获得的。[97]
夏明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虽然对经济增长的原因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予以了充分注意，但毕竟还是将技术变革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他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论述主要还是从单纯的经济活动本身以及技术运用的角度出发的。[98]他还指出，从表面看，新古典经济学并不忽视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甚至把资源稀缺性假设为一切经济分析的前提，并认为经济理论的目标和任务就是研究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然而他们所指的稀缺的内涵只是一种“相对稀缺”，是一种甲资源相对于乙资源的稀缺，关注的是在“一种物品生产较多就会导致另一种物品生产较少”这种相对稀缺的世界里社会是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抉择问题，与生态学意义上的资源的绝对稀缺相去甚远。[99]
戴利质疑：
任何人，包括经济学家，都完全懂得经济增长要从环境中提取原材料，并向环境排放废物。那么为什么这个众人皆知的事实会在循环流程的范式中被忽视呢？经济学家只是对稀缺性感兴趣。不稀缺的事物被省去。相对于经济需求，环境的资源供给和接收废物的能力被认为是无限的，在经济理论形成的年代里，这或多或少是一个事实。[100]
夏明方也指出，这种过度简单的新古典模型或类似的理论模式之所以超脱于人类生态系统之外，就在于它们完全根植于近代工业文明的核心理念之中，即人类可以无限度地征服大自然而大自然只能被动地响应。[101]
是否可以有些极端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在不考虑自然界提供的经济发展物质（这类物质只能是大自然给予的而不是人类用各种手段能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例如，阳光、土壤、水、空气、石油和各种矿藏、森林资源等，又如特定的自然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等）绝对稀缺条件下（即不能用人类的生产活动取得）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像古典物理学一样是和一个特例相关的，即假设我们远离极限……在经济学上是远离地球承载能力的生物物理限制和已“饱和”的社会伦理的限制。因此在经济学中就像在物理学中一样，古典理论在接近极限的地带无法很好地起作用。[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