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

在任何一种文化系统中，价值都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称为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文化形而上的层面，是决定一种文化发展方向的主导结构。中国文化亦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这也是中国文化独特性的体现。以古代儒家的价值观为主导，融会不同学派的价值观，以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有着怎样的丰富内容？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人道而轻天道、重整体轻个体、重义轻利等特点，其实也就是围绕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义与利等关系的一种社会评价标准，展现出独特的价值取向。

一、关于人生价值的不同取向

人生价值观是价值体系的组成要素，是关于对人生和生命问题的一种根本看法，具体可指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理解与态度。人生价值观处于社会意识层面，基于不同的认识，就会形成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人生价值观又是世界观的一种体现形式。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基于不同的世界观，形成了对人生不同的态度和认识。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不同学派的思想家围绕着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如何实现人的人生价值，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阐发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其中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结构。

（一）儒家以志士仁人为追求的人生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的理念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仁”则成为一种社会价值观，一种道德境界，更是一种人生理想和追求。

“仁”在《论语》一书中出现了百余次，是《论语》一书的高频词。何谓“仁”？孔子对“仁”的解释为“仁者爱人”，可见在孔子的眼里“仁”是人性的最高体现，是人的美德的最高范畴，是社会需要弘扬的道德标准和社会价值观，也由此形成了儒家以志士仁人为追求的人生价值观。儒家的志士仁人以仁义为理想，有舍弃自我利益成就他人的崇高境界，是一种典型的利他主义精神品质。“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然儒家眼中真正的仁者是以仁义为最高道德追求的，以仁义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最高道德评判标准，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样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实现人生理想而不懈奋斗。

儒家的仁人志士并非停留在口头层面，而是一种建立在人格修养基础上的精神提升，并最终以入世的积极人生态度来表达，这也就是儒家强调的“内圣外王”。所谓“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内圣”，则是指通过内在的道德修炼，具备仁人志士的品质，在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但是儒家首先关注“内圣”层面的道德培养，而“外王”则是“内圣”后的志士仁人的必然结果。儒家仁人志士追求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二）道家自然无为的人生价值取向

道家是典型的自然主义价值观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提倡自然无为，是一种听其自然顺其自然的价值取向。道家的人生价值观表面看消极无为，提供给人们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但其内在却蕴含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这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道家也关注现实，不回避现实问题，也有自己的人生追求，鼓励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实现的路径与儒家则大相径庭。道家主张人要顺应自然规律，不能逆自然规律而行事，其所主张的无为是对道法自然价值观的体现，在个人的道德修炼上，其实就是处理好“利”与“义”、“理”与“欲”的冲突，主张要克制私欲，助长公心，反对个人纵欲妄为，盲目逐利。道家主张采取一种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这种无为表面看似乎是无为，实则可以转化为有为。《道德经》中说“无为而无不为”, “不与人争，莫能与之争”。这是道家的一种人生追求，也是道家人生价值取向的集中表达。

（三）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人生价值取向

墨家的人生价值取向可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概括。与其他学派一样，墨家也无法回避现实中“利”与“义”的关系，如何来处理二者间的关系，集中体现着墨家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墨家不回避现实中的利欲问题，并正视现实中利欲与义理间的冲突，但是墨家将利欲分为私利和公利两个层面。墨家认为，私利是人间不相爱的根源，也是一切灾难的根源，社会的和谐建立在人相爱的基础上，这就需要放弃私利、选择公利，这也成为墨家的最高价值标准，也是墨家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

（四）法家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人生价值取向

与其他学派相比，法家对利义关系这一问题的讨论，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法家是世俗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者。在法家看来，追名逐利，实现人的利益最大化，是符合人性和人的需要的，人生最大的现实莫过于“功”和“利”，这也是人在现实中人生价值实现的具体形式。韩非子说“计功而行赏”, “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功名是人的价值在社会层面的体现。可见，法家的功利主义价值导向，鼓励人们在现实中努力拼搏，建功立业，以获取功名利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关注的一个哲学命题。春秋战国时期，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诸子百家思想争锋的一个焦点，他们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理论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讨论的焦点在于，人应当顺应还是超越自然。这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哲学命题，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

（一）儒家将自然人化的价值取向

儒家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解释。在儒家看来，人与动物是不同的，《论语·微子》中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人是一种文化动物，有创造符号的能力，并赋予符号以文化意义。由此，自然是一种前文明的状态，将自然转化为文化或文明，就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是一种超越自然的价值取向，将人类赋予了充分的创造能力，人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在于，人应该通过自然的人文化，努力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在实现文化的创造中，使社会摆脱前文明时代的存在状态，以达到文明的程度。

（二）道家顺应自然的价值取向

道家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与儒家截然不同。儒家在于人对自然的超越和改造，道家却在于对自然的自觉回归与顺应，并成为一种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的逻辑起点在于，道家将自然赋予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赋予，自然不是一种相对于文明的状态，而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完美状态，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内在属性。自然的这种完美属性，一旦经受人的肆意改造就会被破坏。因此，道家对自然赋予的这种理想价值，决定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应是人对自然的自觉回归和顺应，也就是“法自然”，即人要努力去探寻自然规律，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应是一种超越，道家对自然的人文化是持批评态度的。应该说，道家的这种价值取向，反对人去破坏自然，这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如果将一切有价值的创造活动都予以否定，其中的消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关于群体与个体关系的价值取向

个体是组成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单位，若干的个体组合起来就形成了群体，也形成了社会本身的存在形式。作为社会的存在主体，个体与群体各自承担着怎样的社会功能，如何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并对二者间的关系予以界定，在中国古代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其中儒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关于群体与个体关系的主导价值取向。

（一）儒家认为个体应有社会担当的价值取向

儒家对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将其放置于社会整体的框架中去讨论，儒家倡导个人的社会担当，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从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价值，相反对于个体的存在价值予以肯定。儒家是在对个人主体性予以认可的基础上，来探讨人的社会价值如何实现。因此，在儒家看来，一个人的社会价值能否实现，首先建立在个体道德层面的自我完善与提升，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修己已安人”。“修己”，就是儒家倡导的“内圣”，这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是面向大众的，每个人只要能做到修身养性的功夫就可以内练圣人品质，都可以走向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可见，儒家是关注个人的社会主体性价值的，如孟子所说的“人人有贵于己者”, “贵己”是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基础，但不是根本路径，个体真正地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在于其社会担当。儒家为每一个个体寻找到了一个人生的支点，指明了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这就要求个人必须走出狭隘自私的“独善其身”，应有一种家国情怀，自觉将个人利益和诉求融入社会整体中，要做一个有使命感、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北宋时期的理学大师张载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圣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其实就是儒家强调个体应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的集中诠释，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

（二）道家关注人的个性自由的价值取向

儒家重视个体与群体这两个维度，并将关注点放在了群体上。道家的自然主义价值观决定其与儒家有所不同，它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个体。道家对自然的人文化持有批判态度，道家也关注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但是其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不是走向社会，或者是如同儒家一样主张“内圣而外王”。道家所理解的人，并非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为处于独立状态的自我。道家将个体从社会群体中独立出来，消除个人身上的社会性，再将人回归到自然人的层面，以提升个人的自我认同。道家在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张扬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存在，以唤醒个体生命存在的主体意识，关注个人的个性自由。

道家也重视个体在道德层面的修养。儒家的个体道德修养就是个体自觉内化于社会道德，以社会道德规范个体行为。道家的个体道德修养，追求的是人的一种朴素本性的保持，这就要使个体从世俗社会中挣脱出来，保持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不以满足世俗的物欲为追求，不以物累，清心寡欲，与世无争，返璞归真，过一种逍遥自由的生活。

四、关于义利关系的价值取向

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讨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利”指社会利益和价值，“义”则指社会伦理道德。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孰轻孰重，先秦诸子各家都有论述，它们从不同立场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以儒家、墨家等最具代表性。

（一）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儒家的关注点在于如何通过社会道德的功能发挥，使人守礼、安分守己，以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但是过分追名逐利，放纵欲望，就可能出现价值混乱，不利于社会和谐。儒家以“仁”为最高道德标准，以“礼”为社会道德准绳，通过“克己复礼”对过分追逐私利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限制，符合“礼”的行为是正当的，不符合“礼”的行为是应该予以抑制的。在儒家看来，仁义是社会最高的道德准则，是一个人和群体追求的最高境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儒家的理想人格，而见利忘义、苟且偷生等则应该是令人嗤之以鼻的丑陋行为，由此也形成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利义面前，“义”是第一位的，而“利”则是第二位的。为义可以舍利，但是不能为利而舍义。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影响了中国传统的经济价值观，具体表现为“重农抑商”的价值选择，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一贯传统，与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直接有关。

（二）墨家关于义利关系的价值取向

墨家也关注义利关系。墨家重“义”，将“义”赋予道德层面的神圣品性。如果说，儒家强调的是“义”的内在价值，并剔除了“义”的外在功利基础，墨家则更看重“义”的外在价值的实现。墨家认为，义利的关系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作为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准则的“义”，本质上并不排斥逐利，反而认为功利是有其合理价值的。在墨家看来，义利合一可以用来协调道德规范与功利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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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J]．社会科学研究，2017（3）.

思考题：

1．试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是什么。

2．试析儒家和道家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什么，各自有何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