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岩森

张贤亮被公认为1980年代中国最具实力、最具影响的作家之一。夏志清甚至认为张贤亮是19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家：“如果要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小说发展的杰出成就选一位代表作家，我会选择张贤亮，虽然我尚未看过他的所有作品，也不敢说已经读遍80年代引起批评界关注的其他年轻作家的作品。我选张贤亮做代表，确实有我认为合理的主观因由：当我第一次碰巧读到他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年）时，我便震惊于张氏写作水平之高，同时也为此阅读经历而感到欣喜。那时我就想，就文学技巧与思维的活跃度而言，在我读过的为数不多的80年代作家中，尚没有人（包括评价甚高的阿城）能与张氏比肩。”（夏志清：《张贤亮：作者与男主人公——我读〈感情的历程〉》,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但迄今为止，有关张贤亮及其作品的研究著作，只有区区四部：高嵩《张贤亮小说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版）、田美琳《张贤亮小说创作》（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田鹰《比较视野中的张贤亮和劳伦斯性爱主题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3月版。严格说来，这只能算是半部）、白草《张贤亮的文学世界》（作家出版社2018年9月版）。这实在与张贤亮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不相称的。

张贤亮第一次为评论界所关注，是在1957年。这一年，21岁的业余作者张贤亮在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刊物《延河》7月号发表了长诗《大风歌——献给在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此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于是，紧接着，《延河》8月号刊登编辑部文章《本刊处理和发表〈大风歌〉的前前后后》、张贤亮《给〈延河〉编辑部的信》（一半是检讨、一半是自辩）《〈大风歌〉后记》（表明自己的诗歌创作立场，作于7月之前）以及安旗（陕西作协副主席、西北大学教授）的评论文章《这是一股什么“风”? ——评张贤亮的〈大风歌〉》,9月号刊登安旗《从矫揉造作的“颂歌”到反社会主义的战歌》、霍松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扑灭这股妖风——批判张贤亮的〈大风歌〉》、姚虹《人民的洪流将席卷一切右派分子而去——斥张贤亮的〈大风歌〉》、沛翔《“大风”吹来了什么？》,10月号刊登柴世师、杨清南《张贤亮是怎样的人？》,11月号刊登编辑部文章《接受本刊七月号错误的教训为保卫社会主义文学阵地而斗争》。《人民日报》也在同年9月1日刊登诗人公刘的文章《斥〈大风歌〉》。所有的文章一边倒地认为张贤亮“持的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党的立场”, 《大风歌》“是一篇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敌意的作品”（公刘：《斥〈大风歌〉》）。张贤亮被划为“右派”, 《大风歌》被打成“毒草”。青年张贤亮的创作就此夭折，开始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以‘书写反动笔记’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社教运动’中，我又以‘右派翻案’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教。劳教期满，回到农场，正遇上‘文化大革命’，我升级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专起来。一九七〇年，我被投进农场私设的监狱……”张贤亮：《绿化树》, 《十月》1984年第2期）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历程。1957年对张贤亮其人、其诗的评论，有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的烙印：评论者们的写作目的不在于对作家、作品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学理、美学意义上的批评，而在于对评论对象进行政治的评判甚至判决，因此，“武器的批判”替代了“批判的武器”，政治的批判取代了学理的分析，只有“政治正确”，没有文学审美。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1979年以后，《大风歌》等当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打入另册的作品，又被诗意地称为“鲜花”“香草”。“毒草”也罢，鲜花、香草也罢，所持的都不是文学的、美学的标准！诚如1957年同样因为一首诗（《草木篇》）而被打为“右派”的流沙河所言：“鲜不鲜，很难说。说它们是花，我看不太像。无论如何，我写的那一篇，看来看去，既不悦目，闻来闻去，也不悦鼻，没法提供‘美的享受’。它是火，它是烟，它是狼粪的点燃，绝不是花；瓶插的，盆栽的，园植的，野生的，它都不是。它不可能使人娱而忘忧，只会使人思而忘嬉。”“香花毒草之说不宜用来判断文学，根本原因是文学的效用，或好或坏，都不能近似于花花草草。比喻已经是跛脚的了，再从左边加以发挥，难免形而上学，看烽烟为黑雾，视报警为放毒，伤了戍卒，误了国家。”（流沙河：《晚窗偷得读书灯》，新星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103-10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1957年关于张贤亮其人、其诗的评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评论。

张贤亮再一次被评论者所关注，是距上一次被关注22年之后的1979年。这一年，43岁的正在等待平反的张贤亮接连在《宁夏文艺》（第4期起改名为《朔方》）发表小说《四封信》（第1期）、《四十三次快车》（第2期）、《霜重色愈浓》（第3期）和《吉普赛人》（第5期），很快《朔方》也接连刊登了潘自强《像他们那样生活——读短篇小说〈霜重色愈浓〉》（第4期）、刘佚《文艺要敢于探索——读张贤亮的小说想到的》（第5期）、李凤《初读〈吉普赛人〉》（第6期）等评论文章，肯定张贤亮的小说“以四个现代化的生活为题材，歌颂了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打动了我们的心灵”“使人感受到作者不怕风险、敢于探索的可贵精神”。这成为张贤亮重返文坛和被文坛接纳的重要标志。自此，张贤亮和诸多同辈且有过相同经历、命运的作家一道，被称为“归来者”作家并被视为其中的代表，受到文学界的热切关注。整个1980年代，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如老一辈的丁玲、韦君宜，中年一代（也是张贤亮的同龄人）的唐达成、邵燕祥、何西来、阎钢、曾镇南，青年一辈的黄子平、王晓明、季红真、许子东等，都写过有关张贤亮的评论文章，而且多数人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这其中，邵燕祥、黄子平、王晓明的评论，最能反映1980年代的张贤亮评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认识高度。邵燕祥不认同将自己这一代作家称为“归来者”，而是自视为“幸存者”:“人类的历史，在东方这片土地上走了一个大弯路。这个大弯路中，又套着许多曲折的‘之’字，每一次拐弯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像斯大林说的被甩出车外，也许索性是被推出车外，或死或伤。我只是那千百万人中的一个罢了。而即使一直坐在车里的人，也都付出了时间——也就是生命的代价。”（邵燕祥：《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3页）认为张贤亮小说的意义不在于对苦难的书写，而在于对苦难的痛彻反思，既是“心灵史”，又是“忏悔录”:“我们多年来的文学，还没有一篇像《绿化树》这样发自内心的，富于生活底蕴的，又是有血有肉地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颂赞。它也写出了我们是多么需要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并且是体力劳动者，如果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相结合，就不能避免可悲的盲目性；无论是和善的，或是剽悍的，都不能摆脱蒙昧半蒙昧状态，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的每个角落，肃清曾长期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左’的货色。而如果不大力肃清‘左’的流毒，那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的。”“在《绿化树》中美好的人、美好的向往与不美好的现实的映衬之间，已经透出作者的理想的光辉。能够震动人的心灵的强音不一定是高音；忆旧如果是为了汲取历史教训，就会赋有迥异于怀旧的召唤前瞻与前行的力量。”（邵燕祥：《幸存者，但不是苟活者——张贤亮〈绿化树〉读后》, 《文艺报》1984年第4期）黄子平将张贤亮们1979年以后的创作视为“劫后文学”:“‘劫后文学’是幸存者的文学。幸存是一种深刻的生存体验。幸存者以各个不同的方式为劫难和劫难后的年代提供证言。‘幸存’这个字眼包含了一个无从闪避的自我质询：他们都死了，而我却活了下来——我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将怎样活下去？我们活下来并非全因勇敢、生命力顽强或信念坚定，逃生者实在只是由于撒谎、运气好或做奸耍滑而浮出了水面。……幸存者所要对抗的‘选择性遗忘’，不单来自权势者和权力机制，亦来自幸存者自身。从‘劫后文学’中我们正可读出形形色色的对那一无从闪避的质询所作的回答。”（黄子平：《幸存者的文学》，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10月初版，第9页）王晓明的研究从创作心理的分析入手，肯定“在张贤亮的同时代作家中，还没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对那黑暗时期里人性的遭劫暴露到如此深入的程度”的同时，又表达了忧虑或说期待：“但同时，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又使我感到担忧：中国作家要在对内心情感的忏悔式的解剖中达到真正深入的程度，恐怕先得排除掉那种完全只依据理性观念去进行解释的冲动。我们并不能真正再现过去的心境，看起来作家是在追忆往事，可他实际表现的却并非是真实的往事，而是他今天对这些往事的理解。忏悔的本意就在于重新去理解过去，因此，对自己已经表现出来的东西再作理性的解释，单就忏悔来讲，也显然是多余。严格说来，‘忏悔’是一个属于道德领域的词，文学接纳它，是因为它能触发对人类心理的深入剖析，而并非对它所包含的那种理性的自责——更不要说自辩——有多少兴趣。因此，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些最为隐秘的心理活动，那些真正应该痛加忏悔的欲念，理性自责的灯光倒反而可能照射不到，不像审美感觉那样，会在刹那间照亮一切。再真诚的自责也难免包含隐约的自辩，倘若作家不能放弃勉强的理性解释，那就难免会有意无意地歪曲自己的真实感受，甚至妨碍对过去的审美的回顾。张贤亮笔下的那个叙事人，就是这种妨碍的一个极其明显的例证。”（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 《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此文编入王晓明著《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时改题为《张贤亮：鬼魂的影子》）从邵燕祥们的评论中可以明显看出， 1980年代的张贤亮研究、评论，其写作立场、价值追求、言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回归文学、回归审美、回归理性、回归学理，由1950年代的政治性的批判、社会学的批评，转向文学的、审美的、创作心理的批评，在注重其创作的思想价值、社会意义的同时，更加注重其文学价值、审美意义。

1990年代迄今，除了1992年下半年之前短暂的两年多时间外（这一时段，对张贤亮的评论又由文艺批评变成了政治批判。董学文在评论小说张贤亮《习惯死亡》时，用了这样的标题——《一头两脚兽的表演》《中流》,1991年第9期），文学评论界、研究界对张贤亮的关注明显降温。个中缘由，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然。此时整个社会对文学的热情已经让位于对经济（下海、经商、发财）的狂热，即使是残存的文学热情，也受到市场的冲击而趋于商品化、娱乐化。文学尤其是纯文学（也有人称为“严肃文学”）日趋边缘化（其实，这种边缘化的趋势早在1980年代末已经出现，只不过那时不叫边缘化，而是称作“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评论界也在边缘化的同时，出现了迷失：忙于制造、追踪各种文学话题、现象，无暇也不屑于做老老实实的思考、研究。一方面是文学创作的现实使然。1990年代迄今的中国文学，借用洪子诚、陈思和等人的观点来说，已经开始由“一元”走向“多元”，由“共名”时代走向“无名”时代，无论是文学立场、观念，还是审美意识、艺术形式等，都在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张贤亮这一代作家中的大多数，恰恰是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整体性的滞后甚至是落伍。其创作因此而表现出明显的颓势。“江山代有才人出”，更年轻一代的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宣告，属于他们的文学时代已经来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张贤亮一代作家中，除了王蒙、陈忠实等少数人依然坚持小说创作并有佳作问世（这一定更为重要！）外，大多数人放弃了小说创作，转而集中精力于散文、随笔的写作或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研读、保护。此时的张贤亮尽管依然在创作小说并尝试在小说创作的题材、手法等方面有所拓展、创新，而且有诸如《青春期》《我的菩提树》（我个人认为，1980年代的《浪漫的黑炮》和1990年代的《我的菩提树》，是张贤亮最值得关注的两部作品）、《一亿六》等作品问世，但大多数作品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就此而言，没有引起评论界、研究界的像1980年代那样的关注，甚至让一些对张贤亮抱有很高期待的评论者、研究者感到失望，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还与张贤亮个人的因素有关。此时的张贤亮，更多的兴趣是参政议政（这方面张贤亮有着极高的热情、天赋与能力！）、文化产业的经营而非文学创作（“我已经没有那样的闲心为文学而文学；也不想远离政治而在艺术上攀什么高峰，使作品传之久远。……我只是想在小说里用我真实的血和泪告诉人们：如果不按邓小平设计的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老虎豹子向往的那条通往蛮荒去的山道，全体中国人就得再次过我在小说中描写的生活！”张贤亮：《告地状》）。“破门而出”，不再以文学的方式而是以直接行动的方式来参与社会变革。其身份已由1980年代的作家（小说家）转而为一个成功的文化商人（“儒商”）。所以，这一时期人们对张贤亮的关注，关注的很少是作家特别是小说家的张贤亮，而是成功的文化商人的张贤亮；关注更多的不是张贤亮的小说，而是诸如《小说中国》等带有强烈时政、议论色彩的散文、随笔作品。即使对张贤亮小说的评论、研究，也很少是对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的评论、研究，而是对其1980年代小说的再解读、再诠释。可以说，至今人们论及张贤亮及其小说创作，其印象还基本定格于1980年代写作《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土牢情话——一个苟活者的祈祷》《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的张贤亮及上述作品。

回顾过往的张贤亮评论、研究，其特点与不足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其不足：评论者、研究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其创作、作品与时代、与政治、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等宏大主题的评论、研究，而对其创作心理，对其文本的文学的、审美的意义与价值，对其在小说文体、艺术手法方面的探索与实践的关注与解读不够；评论、研究中缺少理论的创新与支撑，缺少文本的细读，缺少新的话语体系与言说方式，缺少对其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的关系的比较研究。等等。

正是因为上述问题与不足的存在，王琳琳教授的《张贤亮文学与电影作品比较研究》便有了特殊的意义与价值：作者在认真、理性的梳理、汲取以往特别是1970年代末以来张贤亮评论、研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研究视野、观念、理论、方法、史料诸多方面都有所拓展、丰富和完善。

全书正文部分分为“理论篇”“文本篇”，另有《张贤亮创作简表》《张贤亮研究论文》两个附录。“理论篇”重在批评理论、方法的建构，引入媒介学、符号学、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作为研究张贤亮文学、电影作品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而为进入张贤亮的文学、电影世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持。“文本篇”借助上述理论与方法，对张贤亮的《灵与肉》/《牧马人》、《浪漫的黑炮》/《黑炮事件》、《肖尔布拉克》、《男人的风格》、《我们是世界》、《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龙种》等文学/电影文本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解读与诠释。特别是其中的《文学与电影的对照性解读：从〈灵与肉〉到〈牧马人〉》《凸显形式与侧重立意的比较研究：从〈浪漫的黑炮〉到〈黑炮事件〉》两章，最能见出作者的批评个性与学术功力！附录《张贤亮创作简表》不仅为研究张贤亮的生平与创作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扎实、可信的史料，而且使我们透过张贤亮的生平、创作，对张贤亮的夫子自道“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一小段对他有强烈影响的经历，他神经上受到的某种巨大的震撼，甚至能决定他一生中的心理状态，使他成为某一种特定精神类型的人……如果这个人恰恰是个作家，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满纸荒唐言》）有了更为真切、深切的体会、理解。

王琳琳所供职的宁夏大系中文系，历来重视对张贤亮的评论与研究，从张贤亮1979年恢复创作，中文系李镜如、陈学兰、闫承尧、田美琳等前辈便开始了关注，是国内最早评论、研究张贤亮的学者，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此，张贤亮研究一直是宁夏大系中文系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方向，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特色，王琳琳的《张贤亮文学与电影作品比较研究》正是对这一传统、特色的传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