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风雨十年，负重前行（1966.5—1977.10）

1969年11月教育改革交流会代表合影

抓紧时间赶到现场就忙碌起来

“四人帮”搞破坏，师生员工在建设上尽力而为。上面一组照片记录了宁大教职工在西干渠劳动的场面，提前3天完成了西干渠砌护工程

师生在罗家庄实验农场劳动

学校对面还是一片荒芜，正好挖战壕

自己动手修建运动场地

位于大小红楼之间的运动场地建成了，此后经过多次改善，至今还在使用着

物理系办起了晶体管厂

数学系办起了机电车间

化学系筹建化工车间

教学实习基地在建设中

学校开始招生了，许多教师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四人帮”却极力篡改

冲破“四人帮”的阻挠，师生员工自发悼念周总理

在罗家庄实验农场办起了短训班

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后，工农兵学员开始批判“四人帮”

一 、经历的越多，历练也越多

多方历练让我了解民情，坚定了终生做教师的志向。

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周总理讲过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最好，所以我们就决定再生一个。1969年4月14日，我们又添了一个儿子，心情格外高兴。

我因爱人产后需要照顾，跟单位请了10天假。虽然时间比别人短，收获却更多。因为集体住房中已挤不进去，就把我安排在一位贫下中农家里，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再教育主要是农民的身教而不是言教，因为一家人早上起来就外出拾粪、侍弄屋前屋后自留地和忙家务，晚上睡得很早，一起聊天的机会很少。再教育主要就是劳动。一般的农活如沤肥，上粪，在菜地里间苗、除草等都干过，留下强烈印象的则是插秧。过去下乡或到农场插秧，连续干一两天就轮换了，这次却超过10天。腰酸背痛一直持续着，那才真叫劳动锻炼。与此同时，也想到农村急需机械化，用新的技术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在农村，最辛苦的是妇女。那时都是集体上下工，生产队里悬挂着一节铁轨，敲第一遍是准备上工，打第二遍就开始干活。男人下工后洗洗手、转一转，就等着吃饭。妇女们上工和男人一样干活，下工还要提水、做饭、洗衣服。我下工后也争着提水、拉风箱、洗自己的衣服。开头她们常常要抢过去不让干，经常为此争执。再三说明我是来劳动锻炼的，她们还会说我太累了，仍不让我干，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这一方面是农村的习俗，另一方面也是对我的照顾。通过每天简短的闲聊，我体会到农村对文化的渴望。深切地感到他们对知识、对教师的尊重，使我曾一度冷却的当教师的心有些回暖。和农民结下的友谊在我们返校后还持续了很久，那里的青年来校做客，总是给我们带来欢笑和温暖。

心情快乐，创造了吃饭的纪录

那时正是7月下旬实验农场大忙季节，系里让我去参加劳动，我心情特别高兴。农场的麦收已处于脱粒阶段，参加劳动的教师分为两组，每组一人站在脱粒机的踏板上将麦捆向机内擩，其他人不断从麦垛上抱麦捆往脱粒机那里送。我在其中一组干活发现太慢。趁中间休息，我把两位擩麦捆的人换了下去，一人站在踏板上，让两组人给我一个人递麦捆，效率反而大为提高。两个大麦垛不断下降，下班时脱粒任务全部完成，我也从头到脚变成了一个土人。到机井旁用清凉的井水冲洗干净，那真是爽！但也格外饿！过油肉、西红柿炒鸡蛋各两份，外加一斤半米饭不知不觉就下肚了，创造了参加工作以来的一个吃饭纪录。

第一届师训班

在实验农场劳动不久，我就被召回学校。宁大急需在教育革命方面迈出步伐，我返校就是为此做准备。学校于9—10月间派出了16个教育小分队，我被分到中卫县，中卫县文教局联合举办师资培训班培训初中教师。那时的教育盲目、片面地追求联系实际，中学不再开设数理化，改成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所以，师训班也就分成工基、农基和中文3个班。我们小分队是由理、化、中文和农学4个系抽出的几位教师和一部分学生组成。我们乘卡车，先来到中卫的一所学校住下。次日参观了中卫县的两所中学，目标是实验室，了解情况，以备师训班借用。

中卫县柔远公社有一所小学那时空着，成了师训班办学的地点。柔远公社的街道旁有一座文昌阁就成了我们的住处。文昌阁建在高台上，下面的平房内有连着炕的土炉子。理、化两系的教师和物理系的学生，把文昌阁内低处的房间都住满了，还有一人住不下。只剩下高台上的一间小土房，我是理化教学的负责人，就自告奋勇地住到了高台上。接着就迅速赶到小学察看办学环境，小学几年没有学生，为防止被盗，一切设备包括教室里拆除的照明电路全部锁在公社的库房里。准备办班首先要为小学安装电路。这自然是由物理教师担任，室内外，房上下，熊华胄和我忙个不停。线布好了，开关必须设在火线上才安全，没有试电笔，熊老师就用手去试出火线。人体只要和地、墙面绝缘得好，手迅速接触火线会被电打一下，但是不会有危险。这个道理虽然很清楚，但因过去手边有试电笔，我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次我也只好用手去鉴别火线，试过一次，以后就习以为常了。电路安装完毕，座椅复归原位，教室准备就绪，就等学员报到。参加师训班的学员是从小学教师中推荐出来的，可能是下面推荐拖了时间，学员报到推迟了，我们除了备课就是劳动，主要是捣粪、积肥。

刘庆云在晶体管厂进行抛光工序

师训班开课后发现，学员们基础虽然很差，但学习积极性却是很高，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工业基础班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结合初中教学的需要，讲一些必要的物理化学知识。按照教学安排，前面的教学由其他理化教师承担，我负责组织教学、协助任课教师准备实验。柔远小学没有任何实验设备，要到中卫中学去借。交通不便，只能靠人力去拉运。中午，我们几位教师从公社借来拉拉车，让女老师坐在车上，一路轮流拉车小跑，十几里路，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很快就到了。中卫中学物资匮乏，不愿多借，我们得需要精打细算；仪器怕碰，玻璃器皿更怕打烂，包装又差，回来时只能小心慢行，摸黑才回到柔远，借来的东西虽少，但总算勉强能够应付前面这段教学的需要。

参加短训班的物理系学生，因为住的房间有连着土炉子的热炕，不但住得舒适，晚上还有机会到文昌阁楼上抓野鸽子炖着吃。我住的小房没有炕，房顶是在芦苇上摸泥边上压瓦制成的，年久失修鸟做巢，芦苇与墙之间有许多窟窿，西北风一刮，屋里屋外一样冷。在公社干部的关心下送来了煤炭，可是捡些木柴生火时，烟囱经常倒风，弄得满屋子烟尘。炉子生着了，屋子暖和了，却又见在芦苇中过冬的上百只麻蝇、绿豆蝇在小屋内飞行，嗡嗡震耳，往我脸上、身上撞个不停。好在它们刚暖和过来，还飞不快，我手拿着一叠报纸就可以把它打掉。经过一场战斗，空中飞的都变成地上躺的，还得进行火葬。风向变幻不定，烟囱也就喜怒无常。尽管四面通风，仍然可能中毒，临睡时要让炉子灭掉。在每次生火后，都得进行灭蝇行动，苍蝇渐少，一连数日才算基本解决。

师资培训班的教学顺利进行了，宁夏大学却开始疏散。学校按规定，留22人护校，近200人在实验农场，其余教职学工从11月13日开始，都迅速向永宁等地疏散了。干部和不带家属的职工住在农校校内，拖家带口的反而安排在农村。物理系李可、张让宾、高永年、刘庆云等四家，被安排在沿永宁农校北侧的马车道往西几里外的一个生产队。我们住的那家，七口人住在外屋大炕上，我们四口住在里屋小炕上，进出不便。小炕非常潮湿，不烧冻得要命，烧起来把被褥里外全都蒸透，彻夜“桑拿”，十分难受。这家的男主人过去是位神汉，现在不敢再装神弄鬼，但旧习难改。每临拂晓就要连唱带哼唧，发作三遍才起床。炕边的炉火只能烧开水喝、烫尿布，吃饭还需在冰天雪地里冒着刺骨的寒风到农校食堂去打。我到中卫办学，打饭就靠10岁的大儿子，铝饭盒很快就冻得戴手套拿着都冻手，只好放在融雪结成的冰上，用脚踢着走，到住地饭已冻成冰疙瘩了。当时规定没有孩子的可以留在银川，我和爱人商定，熬到中卫短训班结束后，就把孩子送至河南岳母家，然后再返回银川继续工作。

赶回中卫柔远后，就快轮到我讲课了，是讲一些晶体管电路和收音机的基本知识。那时晶体管的知识才写进中学教材不久，表演实验器材，只好自己制作。我把自费买材料业余安装的晶体管收音机拆掉，给学员看电路元件，配上电池和演示电流计也可以说明晶体管整流和放大的基本原理。又把从商店买的装烟卷的大纸箱拆开，利用我收音机的元件做了一个折叠式收音机示教板，既可以讲授晶体管收音机的基本原理，还可以演示简单的故障修理。学员们的兴趣很高，课堂效果很好，学员们希望多讲一些，可惜时间太短。时间短、学员文化水平低，是这次短训班最大的弱点。尽管学员积极性高，教师特别认真，尽量加强实践环节，但也无法完全弥补。我估计，短训班结束后，学员还需经过刻苦的自学、备课，才可能胜任初中教学。短训班结束时已到了1970年，小学仍不开学，我们又得把照明电路拆掉交回公社库房，把借的实验设备还回去，带着顺利完成任务的喜悦，回到了我们寄居的农村。

1970年校内师资培训班结业时的合影

听说物理系想在学校办工厂，我们把孩子送回河南的决心更坚定了。为了方便地搬运行李，还特意买了一辆自行车，又借了一辆自行车，把全家搬回了银川，买上火车票准备去河南。送什么东西给岳母，那时莫过于食品。随着疏散，本来供应比较充裕的市面，突然紧张起来。对经济的破坏，开始在生活方面凸显出来。在银川买不到肉了，即使找到卖肉的，也严格限量了，只好又骑车跑到永宁才买了十几斤肉带回河南。在回宁夏的途中，我们急速地游览了临潼的华清池、西安的大雁塔和兰州的五泉山，这是我们参加工作13年来第一次有点闲心想略作游览，可惜时间紧促，又逢雨雪相伴，天冷地滑，大煞风景。

从河南返校后，物理系已在原来农学系的温室里办起了晶体管车间，这在当时是全新的生产单位。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到的晶体管生产工艺，在这里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由于很多生产环节适合女同志干，我爱人很快找到工作，投入生产，我却只能打杂。

不久，有些人反映学校食堂内有经济问题。学校把我从物理系抽出，去食堂搞内查外调。我发现确实存在问题，但深入下去彻底查清还需时间。这时，学校已决定在校内办师训班，又把我抽去办班。这期师训班学员的文化水平比上期提高了，对教学的要求也提高了。专业分为数学、物理、化学和中文，物理系派出的教师有王岳、熊华胄和我。我仍然参与组织教学。教学内容中电学、电工、无线电是重点。我在前面一段协助开实验，然后讲课。我开的课是晶体管收音机，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教材。我只好参照电子管收音机和仅有的一本高校的晶体管电路，一边编写教材，一边讲课。从最基本的半导体知识开始，由浅入深，一直讲到无线电波的发射和接收，晶体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原理安装和调试。由于是根据学员的文化水平编写的教材，学员们比较容易阅读和理解，全部油印讲义17万字，文字的刻写由学校文印室负责，在蜡纸上绘图、文字校对都由我自己承担，虽然负担重，但是可以减少错误。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心情比在中卫柔远办第一届短训班更好了。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根据上级的要求，学校要向固原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系里当然也要抽调一些教师参加，正好把我派走。队伍由冯贤带队，经固原直奔在该县比较穷的张易公社。在公社，又把农宣队员分成许多组，分别派往各个大队。我们这一组由宁大的干部任组长，固原的老吴任副组长，组员有数学系的吴广琛、政史系的严维同、固原的一位年轻人和我，被分配到张易公社最穷的三湾大队。

三湾大队包括5个生产队，我被分配到最穷的第三生产队，是个纯回民队。那时越穷越出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贫协主席和会计都出自三队。又由于位置居中，大队办公地点也设在三队。大队从一队开始自西向东再转东北，分布在大约十个山头上。各生产队干部开会，通知下去常常是两个小时后才能到齐。大队到公社可以抄近路翻山，也可以绕远路走沟里，不管那条路来回都很费时间。我们也和当地干部一样，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既便于走山路，还可以防狗咬。三队地形是两山夹一沟。南面山那边就是隆德县大庄公社，北面是个大山坡，不时有狼通过。两个山头之间走一遍也需近一个小时。队里大部分是贫下中农，有两家上中农和一家富农，没有地主。只有这家富农新中国成立后上过中学，其余文化程度最高的要属大队会计，也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水平。生活最好的还是那家富农，自留地种得好，家中有炕席还有棉毯。另一家男人会做木匠活，有些收入。但是炕上只有炕席，没有被褥。晚上光着身子睡热炕，盖的是身上的棉衣。住的大都是平房，最穷的一家住的是窑洞，没有炕席，妈妈和孩子们共穿一套棉衣。下地劳动时，妈妈把棉衣穿走了，两个孩子只能光着屁股坐在炕上。12岁的女儿到洞口晒太阳，也只能光着身子。好多家买不起纸，女人来月经就坐在炒过的沙土上。大队里有一个人跑到陕西去干些小营生，想跳出这个穷窝子。这里丰收时一年的收成可以够吃两三年，可是近几年连年受灾歉收，只好靠每人每月救济的14斤皮粮（主要是玉米）维持生活，每天家家都是喝粥。

我们宣传队员吃粮标准是每人每月39斤皮粮，粗细搭配。开始时，强调宣传队员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就住在大队贫协主席家里。这里没有蚊蝇，炕上虱子数不胜数，只好冒着中毒的危险，用敌百虫洗内衣和褥单，才能入睡。吃的是玉米面粥和烙饼，烙饼中夹杂着不少麸皮和压扁的麦粒。贫协主席的老伴做好饭，每次都是让我和贫协主席一起吃。但是一群孩子围在旁边，用渴求的目光看着我们，如何能够吃得下？每顿饭的烙饼大部分都分给了孩子们。我们每个队员都大致如此，不到一个月，个个面黄肌瘦，山路也走得越来越慢了。县和公社领导下来视察，看到这种情况后，只好把宣传队员集中到大队办公室住，单独给我们开灶。吃了几天用土豆和面条煮的调和饭，体力才逐渐恢复过来。这里几乎没有蔬菜，队员偶尔出差到固原才能带来一点菜。平时改善生活，就是在调和饭里加鸡蛋。由于交通不便，社员在自家附近放养的鸡和鸡蛋运不出去，在当地卖得很便宜。白天，其他队员忙于各队工作，往返时间占去很多。每天从半山腰往大队部挑水的任务，自然多由我来担当。半山腰的水源，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畜共用的小水坑，社员们说那不是泉水而是渗水。队里的牲口直接在那里饮水；我挑到水缸里的水，大队干部来开会，也直接拿瓢舀着喝，后来我也用瓢舀着喝，倒也没有发生过传染病。

在三湾大队和社员一起麦收

实际上，三湾大队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天灾，也有人祸，我都亲自体验过。当年7月底，全大队的荞麦长势良好，社员的心情也因之一振。8月1日，全大队的民兵齐集在打谷场上，正在热烈庆祝建军节。突然北方乌云翻滚，雷电、大风席卷而来，看到乌云中出现一条白线，防冰雹的炮手们，发疯似的往山上跑。可惜慢了，土炮打的高度也不够，倾盆大雨加冰雹立刻泼了下来。人们四散奔逃还没有避好雨，山洪就下来了。顷刻间，干涸的山沟出现了深可没人漂满冰雹的急流。冰雹很快就停了，还是蓝天、阳光。再看山坡上的荞麦，都被打成了光秆子了。自留地上也都损失惨重，社员们的表情又都晴转阴了。雹走一条线，这里的地形成为冰雹必经之路，这是天灾。交通不便，社员的产品多在当地贱价出售。这里本来树很多，都因贫困快被砍光了。一棵大树，社员辛苦地砍倒剥去树皮，经几小时的山路扛到集市上，才卖一两个元（当地的说法），只够吃一两顿拉面。县里、公社有些干部在社员头上作威作福时有发生。一个管农业的小干部，到三队检查麦收。见到生产队长，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队长却满不在乎，赔着笑脸把他让到家里吃饭，饭后就没事走人了。队长事先嘱咐我不要出面，事后苦笑着对我说这种事常有，好对付。

我在劳动中间休息时给社员讲哲学

据说，在农宣队派驻期间，解放军某部和林业部也对宁夏山区进行了调查，三条渠道向中央反映了山区生活困难的情况。我们返回学校不久就听到周恩来总理委派专人召开宁夏山区六县会议，讨论在政策上纠偏，并解决山区生活困难补助问题。

我在三队了解情况后，想在提高生产方面多做点文章，通过和社员一起劳动，我对人民公社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也深有体会。许多现象如上工晚、不叫不到、播种时吃种子、中间休息时间很长、出工不出力等等，这固然与吃不饱有关系，但与在自留地上的劳动相比，就可以明显看出社员对这种过分集体化的劳动是没有积极性的。有些社员甚至抱怨地说，公社成立不久也曾遇到大丰收的年景，但是大批劳动力都组织在外“大搞”，把作为山区主要粮食的土豆，大批烂在地里。现在与单干时相比亩产量没有提高，生活也没有改善，有的还不如从前。自留地普遍比集体田好得多，成为各家各户生活的重要补充，可是上面不仅禁止我们开小片荒，还要我们严格丈量自留地，不许超过标准，超过的部分要没收。我们只好虚应故事，搪塞过去。我觉得要提高亩产还是要修好梯田，这与上级布置的任务也一致。社员反映修梯田会减产，我分析原因，主要是把生土翻到了表面。针对问题我提出了修梯田的新方案：先把熟土翻在一旁，将生土翻晒后搞平，里边略低，然后把熟土盖在上面；每一阶梯田最里边挖一条沟通向一个坑，遇到大雨时可以存水。社员们讨论后都同意，刚干起来不久，组里通知我开会，会后到地里一看还是老样子。理由很简单，按新方案太慢，无法完成上级限期完成的任务。新方案是否可行没能在实践中检验就泡汤了。

大队有个小学，位置也在三队。代课教师待遇太低，没有人干，只好停课。我有时晚上挤点时间在小学里教孩子们识歌词唱歌，孩子们的积极性特别高。5个生产队的孩子听到消息都来参加，唱得很晚不回家，挤着睡在课桌上御夜寒。孩子们的求知欲望，激起了我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心，使我留在宁夏继续当好教师的决心更加坚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听说三湾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一直想去看一看，可惜没能抽出时间。现在有空了，身体又不允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