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狠才能当领导

口述者：排长　富永正三

“当时，大学生可以推迟服兵役。毕业后，我听从导师建议，到满洲一家公司工作，负责当地的粮食供应。小日子过得挺滋润，还有精力操持自己的终身大事。军队给我发征兵函时，我已经快26岁了。我在满洲接受了体检，测试结果为A等。我并不是特别想去参军，但也没提出任何异议。”

1941年夏天，当他以军人身份被派往中国时，中日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战场已伤亡50多万日本人。但战争仍然看不见尽头。他被分配到广岛第39师下属的第232联队，驻守华中地区。该师驻地为前线最繁荣地区，主要是长江流域一带，包括重庆。

1941年7月30日，我到部队报到。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步兵中队，并将我晋升为少尉，可实际上我只是刚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新手。“这些都是二排的士兵。”带我过来的人只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撂下，让我独自面对那些即将接受我领导的士兵。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情形，大概有20名士兵；这个排还有一半士兵正在前线战斗。我看着他们，感到很害怕。他们都目露凶光，那不是人类的眼睛，而是豹或者虎才有的眼神。有不少士兵已身经百战，而我才新手上路。我还没见过什么大风大浪，怎么能领导这些人呢？我甚至不敢正眼看他们。我的信心瞬间崩溃。这些人里，有刚入伍的新兵，更多的是服役两三年以上的。士兵们在前线待得越久，眼神就越狠。

报到第二天，我们新来的22名候选军官接受了一次特殊的实战演习。田中少尉，也就是我们的指导员，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把我们带到当地各个中日曾经交战的战场。他向我们介绍了哪些是曾经日军打过胜仗的地方，哪些是我们失利的战场，这些地方处处都是破坏和屠杀的痕迹。我们按照他的命令，从上面走过去或者跑过去，我们对着实实在在的战场，努力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演习倒数的第二天，田中少尉把我们带到拘留中心。他指着一屋子的中国人，对我们说：“这些就是检测你们勇气和胆量的试金石。”他们个个都那么单薄、瘦弱，我们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田中对我们说：“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就准备着为明天的演习出一份力。”他说，明天的测试，可以检验我们是否够格当排长。如果不敢砍头，就没资格。

最后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刑场。24名囚犯蹲在那，双手被反绑着，所有人都被蒙住双眼。离他们不远处有一个10米长、2米宽、约3米多深的大坑。团长、营长和连长们都已经依次对号入座。田中少尉向团长鞠躬报告：“我们现在开始。”他命令杂役把一名囚犯拖到大坑边，囚犯不停反抗，却只招来重踢。士兵费了好大劲才把囚犯拖到坑边，强迫他跪下。田中转过头面朝我们，视线一一扫过我们的脸。“应该像这样把头砍下！”他一边说，一边拔出刀，从木桶里舀了一瓢水，然后浇在刀刃正反两边。抖落水滴后，他举起刀，在空中画出一道长弧。田中站在囚犯背后，两腿分开与肩同宽，找稳重心。他“哟”地大喊一声，砍下了囚犯的头。脑袋滚出1米多远，鲜血像喷泉一样从伤口涌出，流进挖好的大坑中。

这一幕实在太瘆人，我快窒息了。在场所有候选军官都吓呆了。田中少尉让我们依次照着做，从我们这排最右边的人开始，我是第四个。轮到我时，我一心只想着：“千万别出丑！我不能丢脸。”我向联队长鞠了个躬，然后向前走去。没想到，我居然双腿没有发软，稳稳地走了出去。一个身材瘦弱、衣着褴褛的囚犯已经跪在大坑旁，眼睛被蒙着。我拔出姐夫送的刀，像少尉刚刚演示的那样，用水把刀刃两边淋湿，然后站到囚犯背后。他低着头，一动不动，仿佛已经认命了。我很紧张，暗暗告诉自己，决不能失败。我深呼吸了一下，尽力平复情绪。站稳后，我把刀向右肩上方高高举起，然后铆足了劲一口气往下砍。人头飞得老远，囚犯的身体顺势瘫了下去，鲜血喷射出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我把刀上的血洗掉，用纸擦拭刀刃。上面沾着脂肪，很难擦掉。我把刀放入刀鞘时，发现它有些弯曲了。

就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内心有些微妙的变化。我不知该如何形容，但好像突然之间我胆子大了许多。

有名候选军官砍头时出现失误，没有一下砍断。囚犯疯狂地四处乱窜，蒙着眼睛的布也挣脱掉了，头上很深的伤口流着鲜血。“刺死他！”田中命令道。军官挥刀照做，但再次失误。“你个笨蛋！”田中破口大骂。这时，田中挥舞自己的刀，我们所有人都一起上，每个人的刀上都沾满了那个囚犯的鲜血。

演习完毕后，我们回到了各自的连队。这样之后，我每天晚上在中队里点名的时候，再碰到士兵们凶狠的目光，已经不再发怵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发现自己在他们面前不再胆怯。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自如地对他们发号施令了。

后来，国防妇女协会的成员在满洲迎接我们进城时对我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支眼睛充满杀气的队伍。而我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只要上了战场，人人都会变得杀气腾腾、麻木不仁。士兵们上战场时，都如同接受一次鲜血的洗礼。他们是施暴者，而我在杀了那名囚犯之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每年3月份，都会有新兵告别自己的家乡前来参战。许多人会在前线完成他们的兵役，但大多数人通常还会继续留下来。因为日军死伤惨重，1939年应召入伍的士兵直到战争结束才能回家，他们在战区整整待了六个年头。

在前线，一个新兵三个月就能淬炼成老手。我们为他们设计了一整套训练方案，训练的最后阶段，就是让他们刺死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当连长时，这一课可谓训练大纲的点睛之笔，也是测试军官勇气的方法。囚犯们被蒙着眼睛，五花大绑，士兵们举着刺刀向前冲，大喊一声“杀！”有些人害怕，不敢往前，我们就在后面踢他们，迫使他们冲上去。只要过了这关，他们就什么都敢做了。军队能催生人的战斗力。一支军队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让士兵打仗。不管他们是否乐意，是否出自真心。不敢打仗的士兵是毫无价值的。敢于杀人的士兵才是好士兵，不管手段多么拙劣。我们把士兵训练成了杀人机器。那些人原来在家时，都是好儿子、好爸爸、好哥哥，上了战场都急红了眼，开始相互厮杀。人类变成了恶魔。每个新兵过三个月就练成了杀人恶魔。只有抑制人性，人类才能勇敢地战斗厮杀。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这也是继承了日本国内军训的精髓，因为我们是大日本皇军。

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战争是在1941年9月底至10月初。当时正值长沙战役期间，战斗夜以继日地进行。有3个大队加入了我们的进攻行动，我在第3大队最左边的那个中队中位于左侧的那个小队作战。起初，我们在轻机枪的掩护下不断前进，辅以炮轰，攻击敌人的阵地。一旦攻到离敌人不到50米的地方，我们就用刺刀杀敌。一路上，我们没有什么掩护，而敌人的砖头碉堡又近在眼前。我们不敢贸然靠近，就在这时，有颗炮弹在碉堡附近炸开，掀起了很大的尘土。我趁乱带领士兵前进，大喊“冲啊！”快到碉堡时，尘土突然没了，敌人开枪朝我们扫射。子弹打在地面，我们的脚底掀起了灰尘。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中，不过很奇怪，居然没有中弹。我跑的时候一直在想，自己可能迟早会倒下。当时距离碉堡不过50米，照道理，10秒钟就可以跑完，可我当时感觉自己好像怎么使劲跑，都跑不到。我抬起头，惊恐地发现一挺机关枪巨大的枪口正朝我扫射。“枪口居然这么大。”我心想。我闭上眼睛，使劲朝他们的位置杀过去。有一半敌人已经逃走了，我们只抓获了大概10名俘虏。我太激动了，以至于有些语无伦次。其实，我并不打算说什么，可是话赶到嘴边，不由自主地开始责备我的部下。有支预备队解救了我们，我们带着那些战俘一起去面见中队长。我们从中得知，原来我们是第一支冲进敌人所在区的部队，也因此重创了敌军。战争期间，对个人的作战表现有一套考核体系。我因为那次行动，立了一等功，不过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也是我第一次打仗，第一次发号施令。

有了经验后，我学会去判断形势是否危险。经历得越多，我就越胆怯。一开始，我什么都不了解，初生牛犊不怕虎，像疯了似的只顾往前冲。打仗时，小队长总是要带头领导其他成员一起战斗。向前冲往往是因为别无选择，这跟勇气没有关系。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当排长通常比较危险，如果是中队长，你大可以派出一两个小队先冲在前面，除非要发动夜攻，中队长得趁着夜色带领整个中队一起行动。

后来，我终于当上了中队长，任务也相对轻松了些。中队每次参加行动前，都会全体集合，向我敬礼。我心里暗自思忖，这里面不知道会有多少名士兵无法安然归来。我最不喜欢这种感觉。执行大规模行动的时候，往往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士兵会回不来。他们不一定全都战死，但免不了受伤。一旦有伤亡，其他士兵就要抬着他们。抬1名无法行走的士兵，至少需要4名士兵。如果我们吃了败仗，那就没办法疏散伤员了。我们只能把还能走的伤员救走，带走一个算一个。其余的伤者应该自杀，那些没有自杀的日本士兵大都成了俘虏。

屠杀平民是家常便饭。谁让他们与敌军合作，把敌军藏在他们的屋里，还给他们通风报信？在我们看来，他们也是敌人。打仗时，所有村民都会躲起来。我们就从村民的屋里抢东西，要是碰到冬天，就干脆把房子烧掉取暖。一旦我们发现有什么人在四处流窜，就会抓住他们，并且杀掉。那一定是敌军的探子！这就是战争年代。

富永正三将在第24章继续讲述他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