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战场

乡村男孩上战场

口述者：通信兵　野原挺进

74岁的他，坐在这个房间中心的一个平炉前。这是一间古老的农舍，位于东雅村——日本中部富山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透过敞开的窗户，只见远处的山脉和山脊已经呈现出盛夏特有的亮绿色，圆形的山顶被白云团团环绕着。

他取出墨砚，说道：“这是我从一户中国人家里‘收缴’来的。”然后，他铺开一面很大的日本太阳旗，角落有个蓝紫色标记，上书：“攻陷南京纪念。战地邮局。”这些物件可追溯至1937年12月13日，即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的第二天。

我父亲以制作木炭为生。而我们自己家的木材并不够用，所以常常需要从别处购买木材。木炭烧制完成以后，我们用马车运到镇上去卖。这里山势陡峭，开垦水稻梯田需要耗费巨大的劳动力，所以我们主要以小米、荞麦为主食。每户人家用磨盘磨谷物，我记得，那时候祖母因为在外劳作一天，疲惫不堪，所以回家常常边磨粮食，边不停地打瞌睡。每年我只有三次机会能吃上白米饭：8月为祭奠逝者过盂兰盆节时，村里有节庆时，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

每到冬天，父亲就去离家很远的枥木县的一个铜矿工作。因为家乡会下大雪，积雪厚得快漫过一层楼了，无法正常干活谋生。母亲在我2岁的时候撒手西去，祖父母一手将我拉扯大。祖母反对我上农业学校，她认为：“村里那些去外地上学的孩子长大后都不愿意回来了。”所以，我只在村里上了6年小学。

1934年，我步行20公里到稻美町，从那里坐火车到城端町参加入伍前的体能测试，我的其他同学也都在那里。哦，对了，其实还缺一个。听说那位同学在京都自杀了，但因为没找到尸体，所以军队登记册上还有他的名字。

我们村的40个人中，有10个顺利通过测试，等级为A（优等），完全符合军队要求，我就是其中一个。监考人员在考完后告诉我们，笠原明和野原挺进这两名候选人的测试结果甚至达到了中等院校毕业生的水平。他们说这话时还特意把我们叫到大家面前。我想，我当时肯定特别神气。当然，因为有10个人考了优等，整个镇都受到了表彰。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稻美町，村长以及村委会的干部一起为我们举行庆功宴。所有考到A等的人都坐在房间的第一排，大家开怀畅饮着米酒。不过，我对酒没什么兴趣，我更喜欢喝茶。第二天，大家都返回村里。

1935年1月，我加入了富山县第35步兵联队。所有新兵都要接受基础性作战训练；另外，每个人根据兵种的不同，还需要进行相应的特殊技能训练，比如使用和检测毒气、开机关枪、投掷手榴弹等。我被分到通信组，必须学会用旗语、手势、电话和电报发送指令。最不招人待见的是号兵，因为他们基本没有机会晋升为上等兵；此外，谁也不愿意被分到后勤处去看马，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只是整天等着，看哪位军官需要用马。在和平时期，医务兵和担架兵出人头地的机会也很少。比较容易干出成绩的是防化兵，不过他们要很用心地鉴别各种毒气。当然，信号兵要是够优秀，也还是能有出头之日的，不过得首先把摩斯密码背得滚瓜烂熟。哒哒嘀，哒哒。发电报都要用数字代码，刚开始看到密密麻麻的代号时，我心里着实没底，还好后来还是学会了。

1935年底，我刚去满洲时，那里还比较平静。我们主要负责逮捕土匪强盗，维持伪满洲国的治安。匪徒每天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寻衅滋事，主要是盗窃财物，然后用中国特有的矮种马驮走他们的战利品。女性，特别是年轻姑娘是他们主要的攻击目标。日本先头部队在村里筑起围墙，以防盗贼进入；但村民的田地仍然在围墙外头。也有些地方拥有独立驻军，不过“帮助维持当地治安、保证人民生活太平”的主要还是我们。可是，中国实在太大了，大到超乎你的想象。

翻山越岭地行军也是我们工作的重要部分。通常情况下，我们每一次都会连续行军1个月，然后驻扎休整1～2个月，接着继续赶路。我们常常会先派200人左右的连队作为先遣队去侦察情况，其余的人则留在原地驻守。

在剿匪行动中，时不时会发生交火。事实上我们能亲眼见到敌人，战斗大多发生在山区。我烦透了这种荒郊野岭，到处都是超过半人高的灌木和杂草，一路上你必须先把它们处理掉才能继续前进，这已经耗掉了你很多的精力。不出一个月，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几乎无法动弹。我们这些从山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孩子还能勉强坚持下来，但不少来自城市的士兵，他们从小习惯舞文弄墨，所以基本上跟不上我们。

1936年12月，我服满兵役返回家乡。当时，村子里议论最多的是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应召入伍。大家每天看报纸、听广播，密切追踪自1937年7月开始的中日战争的最新消息。1937年9月12日，我再次回到部队，直接被派到华中地区。我所在的部队，正是原来第35步兵联队下属的藤井部队。在这里我还是负责通信，底下有9～10个小兵。10月3日晚间，我们要执行一项任务，就是穿过一条小溪上的花岗岩桥，在作战旅团和联队总部之间布好电线。我负责在桥的一端打桩，其他几名队员在桥上布线。正在这时，附近有一门迫击炮爆炸了。弹片击中一名士兵，胸口破了个大洞，当场死亡；弹片还击中另一名士兵的手臂，骨头立即粉碎，就靠表皮连着。我用一条毛巾把他的手臂绑住，固定起来以免掉下；另外还有一名士兵腿部受伤。我所领导的小分队是富山县第35步兵联队首支在卢沟桥事变后损兵折将的队伍。

布线是项艰巨的任务，责任重大。你必须准确估算出布线两端的间距，然后确定每位士兵除了扛步枪和必备装备外，还需额外背负多少电缆线。这基本上是在挑战人类的极限，我们总是尽量多带线。有时候，子弹会击中或切断电线。如果电话线断了，那我必须先派士兵们轻装上阵找到断裂处，然后让他们拿着必要的工具回去修复。毕竟，战斗旅和团总部之间的通信保障全靠我们。

开始的时候，敌人很强，日本士兵排成一队，等指挥官一声令下，然后齐步前进。最初的几场战役中，我们第35步兵联队就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战术，所以几乎是全军覆没。在一个被称之为“朱雀笼”的地方，我们与敌军进行了一场恶战。敌人掩护精密，而我方则完全暴露在野外，他们通过高墙的洞眼向我们开火，我方死伤迅速激增。“向前冲！冲啊，冲啊！”指挥官不停地下命令，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小跑；然后卧倒，调整呼吸，接着继续往前冲。200名士兵中，只有10个人幸免于难。就这样，我们的兵力急速损耗，元气大伤。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那场战争中丧命。我真的很难用言语描述当时的惨烈和痛苦。

团长打电话责问第3大队长新海大佐，为什么没能如期攻陷目标。新海大佐报告上司称所采用的战术行不通，皇军无法顺利从敌军手中拿下城池。“兵力再这么耗下去，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多亏了新海，自从那以后，哪怕我们要花两三天去攻城，也会想办法采取新战术。他带领我们挖战壕，这是一种“打地鼠”的战略，等战壕接近敌人时，我们才发动攻击。第1、第2大队也纷纷效法我们的战术。

战争总是残酷的。华中地区多溪流，敌对双方有士兵战死，尸体会直接落入小溪，浮在水面，往往是密密麻麻的好几百具，很可怕。这些尸体很碍事，你得用棍子把他们拨开，它们才会渐渐全部漂走。然后，我们就能在这些小溪里打水饮用、煮饭。

记得战争开始后没多久，军营就爆发了霍乱，疫情迅速蔓延开来。患者被统一安置在竹林里，外面用一根绳子围着隔离开来。患者被禁止出来，也没有人给他们送饭。我有个朋友也因为霍乱被隔离了，我只能做好饭送给他吃。据说，靠太近的话霍乱会传染，因此我只能把饭菜系在扁担的一端递过去。他不停地乞求：“水，我要喝水。”我又折回来，用自己的餐具烧好开水，给他送进去。在营地休息时，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可一旦进入战斗状态，我就得离开营地，上战场打仗。我不知道医务人员隔多久才会去看他们一次。我的那位朋友真是太可怜了。霍乱致死率高，当时很多人都死了，他也未能幸免。

我们一路攻打到南京。1937年12月，我们参与了攻打“敌都”的行动，率先袭击南京中华门的就是我们部队。我们用大炮不停地轰击那里的砖壁土墙长达一个星期，神奇的是城墙居然纹丝不动。12月11日晚上，我们终于攻破城墙。等到第二天一早，部队的很多人还落在后头，但我们已经进入城墙内。城门背后堆积着无数沙袋，我们把沙袋挪开，摘掉锁，伴随着一阵响亮的吱吱嘎嘎声，城门打开了。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把堡垒打开，敌人已经落荒而逃，所以我们不费一兵一卒。走进这座城堡时，我们满心以为是我们占领了这个城市。

第35步兵联队接到军令部的批文，上面说是第20步兵联队攻克了城门，之后第35步兵联队才通过。那天晚上，来自福山和京都的第20步兵联队侦察小组的两三名官兵的确跟我们一起。他们走在最前排，率先进入大门。而且他们还在门上写了城门由他们步兵联队攻破一类的宣言。就这样，我们的功劳被抢了，因为我们没有留下任何标记。

第二天，一支日本部队抵达，攻占“敌都”的纪念印章也被制作出来了。我在国旗上盖了个邮戳，以此作为纪念。周围除了那些逃不走的老弱病残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中国人。随后，我们把这批人统一归置到某个地方，以免他们碍事。我们并没有杀他们。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我们是让他们过“集体生活”。

南京是个大城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以此为都多年。我在那儿看到了中山陵，被誉为“国父”的孙中山就葬在此地。很遗憾，因为炮击和空袭，整座城几乎尽毁。这可是中国的首都，相当于日本的东京，因此我们必须拿下它，但这种行为并不光明磊落。城中所有建筑都沦为废墟，被轰炸的地区无法住人，甚至连一家商店都没有了。城里到处都是日本军人，几十万日军尽聚在此。城里容不下这么多兵力，所以第35步兵联队根据上级命令，退回苏州。

此时，日本军队几乎已经全部占领华北和华中地区。根据部署，我们第35步兵联队的士兵应该驻扎在山上。1938年7月初，我们接到命令直接从山上行军向徐州进发。一路上，我们遇到了无数艰难险境，但这已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在团办公室里接到了军士长打来的电话。“我们被攻击了，现在我方已经弹尽粮绝。士兵们正在努力保住最后一颗子弹，我们赶紧做最后的决定吧。”然后，电话就此切断。即便到了现在，只要回想起曾经历过的那么多危难时刻，我的心依然会疼痛，胸口像有大石头压着一样喘不过气来。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死难者火葬仪式”，其中一名死者是我们村的。当时，我们推倒附近的房子，把木材摞起来，然后再把尸体往上放，就像烤沙丁鱼一样。只需点一把火，火焰就会冉冉升起继而吞噬木材。接着，我们从燃烧的灰烬中挑拣出骨头，把它们装进袋子里，贴上标签注明死者身份。做这一切时，你会不自觉地默默祈祷，但其实算不上什么所谓的“仪式”。那是战争年代，没那么多讲究。要是碰上下雨天，就很难把所有尸体都焚尽。所以，如果当时正好有个大队长或别的什么军官也刚好阵亡，那我们就想办法只烧掉他的尸体，然后将他的骨灰分装到其他袋子里，当成是别的士兵的。这些事情的真相，当然不能跟死者家属讲。我们就是这样简化仪式，迅速把能烧的烧掉，然后继续行军。10公里，20公里，我们必须快速前进。你落后于大部队越多，你就必须越快前进，以赶上他们。每个士兵都想跟大部队一起走，他们害怕掉队，这就是士兵们的真实心声。

有一次，为了追捕敌人，我们翻越了两座山，到了一处不毛之地。那里连一棵树、一片叶子都没有，我们带着马，驮着无线电设备和电缆线。于是，我们就到当地农户家里，“征用”——确切地说，是掠夺衣服和布料，用来裹住马腿，以免它们被岩石碰伤。这些马善于攀山越岭，但下山就不拿手了。它们容易失足下滑，所以我还得让士兵们自己扛着设备。

我想，偷马的行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的马有时会摔断腿，或者生病无法驮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好替补力量。每位骑兵都会分到一匹马，但士兵睡着的时候，马儿可能会挣脱绳索，自个儿跑掉。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后来，我们只剩下一匹马，但是要驮的装备还有那么多。我命令马夫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马绳拴在自己的身上，但绳子还是被切断。他慌慌张张跑过来向我汇报情况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没办法，部队走不了。我让士兵们在原地驻扎，我出去想办法。很快，我看到有匹马绑在树边，不远处有个骑兵，应该就是马的主人。他似乎是在解手。我一溜烟跑过去，跳上马骑走了。我就是一个光天化日之下的偷马贼！我剪掉了几撮马的鬃毛，它就彻底改头换面了。我们在中国就是这么干的。我们不仅偷别人的马，甚至还偷自己部队中的，没办法，因为我们必须运送设备，否则没办法打仗。

一路上，如果遇到受伤或者快死了的中国士兵，我们就会一脚将其踢开。其实，我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负伤的日本士兵也到处都是，这就是战争，我没办法好好照顾他们。我只是有种感觉，自己早晚有一天也会受伤。要是时间充裕，我会跟他们聊一会，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匆匆而过。碰到熟人，我还是忍不住会跟他们说点什么。但就算是碰到同村人，我能说的也不过是：“加油啊，医生快到了，坚持住！”然后继续赶路。

战争催生了许多歌颂不离不弃战友情的歌曲，可在中国战场上就没有这样的歌了。倒下的士兵不会说：“请你们先走。”他们往往很痛苦，会乞求别人的援助。但是其余的人必须迅速前进，执行各自的任务。那些掉队的伤员，可能稍后会被医护队接走，在临时急救站或者医院接受治疗；又或者就这么留在原地自生自灭了。很幸运的是，我从来没上过担架。两年半后，我的部队“凯旋”。

回家之后，我应该怎么告诉我朋友的父母他是死于霍乱疫情呢？最终，我选择告诉他们，朋友是中流弹阵亡的。我自己毫发无伤，我担心他们会觉得我把自己掩护得很好，却不照顾朋友。实际上，那里无处可藏，中国地势相对平坦。我是分队长，负责领导这支队伍，但我从来没做过什么落人口实的事情。作战期间，我们也会谈论“运气好躲过枪林弹雨”的事。我们的队伍有200人，里面像我一样毫发无伤的有两三个。我甚至连感冒请假的事都没有过。

这之后，我又重返战区两次。每次复员回家，我都觉得自己肯定很快又会被召回去，他们就是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而已。算上我现役军身份那次，我总共上了四次战场。我们并非因为喜欢战争而去打仗，“国家的号召”“天皇的命令”——这才是根源所在。除了执行命令，你还能怎样？如果命令下来了，你不去，那你就成了叛国者。每个士兵在战死前都会说：“天皇万岁！”我亲眼见过很多士兵战死，他们的脸上都带着极其痛苦的表情。

我的黄金时代、我的青春都是在军营度过的。虽然我晋升到预备军里的最高职位，但我多么希望自己能一直在东雅村过着平静的日子，而不是去当什么军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