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来自东方的恶魔”

活体解剖的真相

口述者：军医　汤浅谦

他承认，自己战后曾在中国服刑，1956年被释放后返回日本。现在，他在东京荻洼附近生活，并就职于当地一家诊所。

我父亲曾在东京下町实习。1941年3月，我也成为一名医生。那年秋天，通过考试的我成了一名临时军医。事实上，参加那场考试的所有人都通过了，因为打仗不能没有军医。1941年12月，我进入北海道旭川市的第26联队，并在2个月内被提拔为陆军中尉。可以说，我们是一群享有特权的精英，似乎我们和其他人不一样。

很快我被分派到中国山西省南部的一所市立医院工作。1942年1月1日，我到达那里。3月中旬，山西依然很冷。午饭之后，院长西村中尉将7～8名军医、1名会计人员、1名药剂师、1名牙医及医院的军官召集到一起。他将病房管理者和几位妇人清除出场，然后说：“我们要进行一次手术，1点钟再集合。”我毛骨悚然，当然这不是因为天气。在来中国前，我就听闻他们会进行活体解剖。

医院大楼毗邻一处庭院和一座被征用的中学大楼。我们的病人、近100名医院雇员、10位护士、50～60位技术人员及一些士官就住在里面。我是一个对上级言听计从的人，或者说我“唯命是从”。第一次集合的场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借口手头有要事处理，到得有些晚。通常情况下，现场会有很多中国苦力，但那一天一个都没有。尽管在场的人都故作无知，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门外有一个哨兵守卫。我打开门的那一刻，他向我敬礼。之后，我看见军医大佐小竹先生和院长西村便立正敬礼，他们也平静地向我回礼。接着，我走到直属上司平野先生身边。我注意到院长身边有2个中国人。其中一人身材强壮，脸颊宽大，30岁左右。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脸色平静，毫无畏惧。当时我就在想，他一定是个共产党员。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农夫，衣衫褴褛，像是被人从田野里直接抓来的，神情似乎很绝望。3个医护人员手握步枪站在那里，此外现场还有15～16名医生。

你或许会以为当时的场面非常恐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和其他例行手术无异，但对我而言很陌生。我以为杀死这些人一定是有原因的，但当我问平野先生时，他只是回答：“我们要杀光八路军。”我假装明白了他的意思。来自日本红十字会的护士也全都面带微笑。

院长说：“开始。”一位医护人员将较年轻的那个男人推到前面，后者平静地躺下。我以为他已经听天由命，但事实绝非如此。一般情况下，中国人不会像他一样对我们怒目而视。他作好了赴死的准备，并坚信中国终将胜利，残暴、不公的日本必将受到惩罚。他虽然没说，但一切似乎不言而喻。这些我从未见过。

我被分配到另一组。一位医护人员命令另一个中国人到前面去，但后者奋力挣脱，并大喊：“不！不！”那位手持步枪的医护人员不如农夫动作敏捷，而我则是一个新人，刚刚奉命加入。作为一名军人，我非常在意尊严。院长正注视着我们。我从未认真想过，如果这个人死了，他的家人该怎么办？我想到的只是，衣着得体的我和穿着破烂的农夫争执起来会有多丢脸。我想表现一下，就用手推了他一把，说：“往前走！”他似乎蔫了，或许是因为我大声呵斥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但坐在手术台上的他仍不肯躺下，大叫：“哎呀！哎呀！”他仿佛知道，一旦自己躺下便会被立即杀掉。一个护士用中文安抚他：“睡吧，睡吧。” “睡吧，睡吧。给药。”她继续说。压迫者的中文都带着这样的口音，好像是说：“你肯定能听懂我说的话。”他躺下后，那个护士甚至比我还要自豪，咯咯地笑起来。恶魔的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面带笑容。

我问负责给他进行腰髓麻醉的医生：“如果这个人不肯给注射部位消毒怎么办？”他答道：“你在说什么？我们要杀了他。”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捶他的腿问疼不疼，他回答：“不疼。”但当他们试图让他吸入三氯甲烷时，他开始挣扎。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一起把他按住。

首先，两个医生负责切除阑尾手术。另一个男人有阑尾炎，阑尾肿胀且已经变硬。但这个人的阑尾没有问题，所以很难定位。医生们做了一个切口，但又需要割开另一处，直至找到他的阑尾。我记得这些。

接着，一个医生截掉了他的一条胳膊。当一个人胳膊中嵌有弹片时，你就需要知道如何进行截肢。你必须用一个止血带，止住一股又一股鲜血。之后，两个医生练习缝合肠道。如果士兵的肠胃被子弹刺穿，这类手术就是必需的。接下来是割开咽部。如果士兵咽喉受伤，血液会聚集到那儿，阻塞气管，这时你要割开喉咙。在此，我们用一个特殊的钩形工具切入气管，钩开血块，而后取出，留下一根管子，血液便会涌出。全程需要近2小时。你需要一次全都记住。

最终，所有医务部的医生都离开了，护士也随后离开。只有院长、医护人员和我们这些本医院的人留了下来。我参与解剖，瘦小而年老的人已经死去，但另一个坚毅的男人嘴里还发出“嘿，嘿，嘿”的喘息声，十分强烈。于是我们打算把他扔进身后的洞里。院长用注射器往他的心脏里注射空气，而另一个医生和我试图用绳子把他勒死，但他还是没有死。最终，一个老士官说：“尊敬的医生，如果你给他一剂麻药他就会死去。”后来我们把他扔进了洞里。这是我参与的第一次活体解剖手术。

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仅仅是一些点和线的集合。如果一个人得了阑尾炎，你不能把他送到医院。他的阑尾需要在前线摘除，但那里外科医生数量不足。即使是眼科或儿科医生也不得不学会这个手术，由于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要练习。对于不在中国的日本医生来说，第一要务是治疗疾病，但在中国的我们则不然。战争爆发时，军官可以给他们的士兵下达命令：“军医可以照顾伤员，冲啊！”我们是军队战斗力的一部分。让士兵知道受伤后有军医为他们医治，显然能鼓舞他们冲锋陷阵。

第二次活体解剖手术，我们练习缝合大肠，为的是处理战争中被子弹穿透的腹部。我记得当时牙医也在场，他们说：“哦，我拿到了他的牙齿！”泌尿科医生则练习摘除睾丸。院长说：“我会亲自指导你们练习这项技术。”他把肠切开了，但在缝合时，有电话找他，于是他就走开了。观摩手术的一位医生发现了错误：“缝反了！”我们都笑了。院长回来时，我们还在窃笑，但是当他问道：“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却没有告诉他。我记得是这样。

从军医院到第一陆军总部，从师团到旅，都要求进行这样的实习训练。起初，只要春秋两季进行两次练习即可。但我们的医生什么手术都不会做，甚至连手术器械都不会用。我觉得，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应该经常做一些培训手术，一年大概可以做6次。我带头从医院获得许可。我认为必须提高军医的技术，为了胜利，我愿意做任何事。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医生几次来到我们医院授课。我想：“如果战胜美国的唯一途径是细菌战，那么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做任何事。”“这就是战争。”

除训练之外，我也会治疗病人。有时是治疗伤员，但有一半时间是治疗肺结核病人。传染病、疟疾、伤寒、痢疾和肝病十分常见。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去县城时，我会大摇大摆地，像那些日本军官那样晃动胳膊。眼见着人们因为害怕我而对我卑躬屈膝，我感觉自己在为国效忠。每个人都会对这样一个长官行礼。所有写信给我的女孩都会称呼我为“尊敬的军医先生”。如果有人稍有反抗之意，我们都可以直接把他发配前线。这一点在医院非常简单。我们一点都不担心被杀。我们有很多清酒，其他物资也是应有尽有，我觉得我们统治了整个国家。清晨点名时，士兵会向我行礼。我只要说“调整队形”，他们便会照做，来来回回移动，直到我喊停。我会这么做都是因为自负。

1942年底，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期间，我们意识到一切不会那么顺利。大约40名医生被召集到太原开会。我们得知自己将会被分配到太原监狱，也就是后来我被关押的地方。在那次会议上，两个司法体系的人带来了两名被蒙上眼睛的中国人。前者要求，如果一切准备就绪，就由医生来主持会议。获得同意后，他们突然向两名中国人的腹部开枪，每名中国人大概挨了四五颗子弹。然后，我们负责移除子弹。但我们能在他们仍然活着的情况下移除子弹吗？这是他们评判手术成功与否的标准。当他们问我：“想要做这个吗？”我回答：“不，我一直都在做这个。”但每个人都慢慢参与进来，做些帮忙止血之类的工作。但最终，那两个人都死了。

同时，我们开展了医学训练。1944年，我们意识到自己将输掉这场战争。那些士兵太瘦了，几乎无法写字。我就是在这时开始负责教学，我觉得实践是唯一的教学方法。因此，我去宪兵队要了一个囚犯，用以练习腿部截肢手术。我得到的那个囚犯身上没有受折磨的痕迹，以至于我当时非常惊讶：“这个人真是太干净了。”

还有一次，宪兵队送了两名中国囚犯给我们。那时候受训的日本军医并不多，所以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囚犯身上对所需手术进行试验。但我们无法将另一个囚犯送回去，所以院长直接砍掉了这个囚犯的头，因为他想试一试自己的军刀有多锋利。

一家生产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日本制药公司希望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些大脑皮质。于是，我们从囚犯的大脑上切下皮质组织，并把它寄了过去。我们寄了一瓶后，这家公司又开口要10瓶。那是一条“专用路线”，每个人都牵涉其中。

可我们最后忘掉了这些事，忘掉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战败后，我曾想过自己是否应该回日本。山西是国民党控制的区域，那里有6 000名日本人，其中一半是军人。我们对中国军队的印象十分深刻。我是一名医生，所以我为留下的人建了一所医院。我甚至想，自己应该留下来，把这里当成是巴西之类的地方。我对国共内战一无所知。如果当时身处八路军控制区域，我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跟八路军走。

中国的内战打响了，时间持续了3年。其间，一些人返回日本，但我不能丢下我的病人。另外，作为一名医生，我感觉自己可以在任何地方活下来。但最终，我和其他三四千人沦为了战犯。后来我被暂时释放，并在一家市立医院工作。

终于，他们还是冲着我来了。我和其他160人被判为重罪犯，被关进山西太原的监狱。我花了4年时间，才全部回忆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坦白罪行。1956年被释放后，我返回日本。

当我返回东京时，所有与我一起在山西医院工作过的医生和护士都到品川车站来迎接我。护士们对我说：“医生，你受苦了。我们为你感到难过。”一个男人说，“汤浅医生，希望你已竭力为天皇的政策辩护，并抨击共产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他们说的话！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记得了吗？我是和你们一起做了那些事情。你们也做了。”那个男人似乎颤抖起来。有史以来第一次，他突然想起自己是一名杀人犯！

这很恐怖。杀人很残暴，而忘记自己杀过人，更无可饶恕。那是世界上能想象的最可怕的事情！

3年半的时间里，我大概给10个人做过手术，参与的培训手术共6次，包括移除大脑和睾丸。在中国的绝大多数日本医生都做过这些事，无论他们在军队还是医院，但所有人都保持沉默！他们为什么要遗忘？所有人都做了这些事。“我们所做的都是些好事”——他们就是用这种话来自欺欺人的。直到现在，他们仍然三缄其口。回忆起事情的真相令人难以承受——这就是他们保持沉默的原因。一切“都是因为战争”，这就是他们心安理得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