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天皇的士兵

“是你把他送进鬼门关！”

口述者：士兵供应者　出分重信

“1939年12月，服役期满的我从军队回家。我曾作为骑兵，在中国前线待了6个月。可以说，那是日本军队的最后一次凯旋。街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他们手里挥舞着旗帜。当时我们以为，侵华战争是一场必赢的战争，所以我们跟在马背上的指挥官后面，横穿整个城镇，昂首挺胸地从金泽站走到我们的营地。战争，是一件你必须在合适的时间收手的事情。”富山平原的村庄特色鲜明，房屋建得非常分散，每栋房子都被大片稻田包围。他的住宅外种着一排高高的雪松。而他奔赴战场前住的村庄，现已是砺波市的一部分。

“包括我在内，日本有10 521名军事职员。在投降时，政府下令我们将那些文件全部烧毁，我是唯一保存着那些文件的人。”可能被敌人利用的所有军方记录均被下令销毁，他大笑着说：“我是一名重罪犯。”他精干结实，大约5英尺高，说话声音洪亮，充满生气，话语间带有一种使命感。在强调重点时，他会将老花眼镜重重地放在桌上，导致一个镜片总是掉出来，但这丝毫没有打断他的说话。他总是不停地走回库房，取出装满文件的箱子。那些文件都是关于被他送往前线的士兵的，看得出经过了悉心的整理。针对某些文件，他还会为我们详细阐释。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对战前军队而言，一条人命只值1.5钱，即1日元的1.5%，相当于一张明信片的价格。很多人相信，这就是军队征兵时的开价。但我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在村里的行政机关工作，负责为军队输送士兵和海员。当有士兵在战争中阵亡，我也必须按规定流程办事。我包揽了所有工作。在富山县，我是最出色的军事职员，我甚至获得了金泽市第九分区指挥部颁发的一个奖项。第九分区指挥部由整个北陆地方的团级指挥部合并而成，包括石川县、富山县和岐阜县。

我问你，在当时，是闻名世界的德国军制更高级，还是日本军制更高级？我们的军制，可以在24小时之内集结大规模部队。这是世界级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动员士兵方面，能够比日本更加彻底、高效。

所有年满20岁的男性，都有参加征兵体检的义务。但在服役期满后，他们仍然需要响应之后的召集令。早至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就已明确，国民服兵役的义务将延长到40岁。一旦发生战争，那些有经验的老兵将起到重要作用，他们知道如何用枪。所以很早以前，日本就做好了将那些人召回当时所谓的国民军的准备。

我们优先维护现役军人的档案，然后是后备军人和其他仍然有义务响应征召者的。士兵本人并不知道，村行政机关针对他搜集了什么信息。但我可以向你保证，那些文件非常彻底、全面、清晰，甚至第三方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军方提供了一个严格的词汇表，用以编写那些文件。

我们只需要看看这一个例子就一清二楚了。1925年，一个叫白山信一的男子参加了征兵检查。他在体格检查中得了A，也就是最好的一级。他被分配到了步兵联队。1927年，他被升为步兵少尉。当时他已服完现役，在预备军人名单上。在第二栏的备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1944年因太平洋战争再次响应征召，加入日本东部地区的第48军。

这是最基本的信息，但下一栏写了第二次征兵通知的邮寄地址。大门1229号，是他父亲白山治策的地址。法律规定，他必须将此事通知自己的儿子。如果男人不在家，那么由他妻子将通知转达给儿子。如果她没有履行此义务，她将依据军事刑法受到指控。收到征召通知后，无论他从哪里赶回富山县，政府都将承担其交通费用。负责那笔费用的具体军队，明确地写在了他的红色征召书上。此程序绝对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此军制和准备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通用。一纸红色的通知书，让所有相关组织都运行起来。每名男性的身体状况、工作情况和军队等级地位等信息，都由军事职员记录下来。军事职员通常还负责对每个人进行调查，将任何变动上报给团指挥部。这不是区区50人或100人的事情，而是涉及240户人家数百个人。不仅是战争时期，在和平时期军事职员也都必须对每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包括村里的青少年。同时，你也必须了解他们家庭的情况。很多孩子被疏散到东京的这个地区，老师们也是。一旦日本本土发生像冲绳县那样的大决战，老师必须冲在前面，所以我也要负责他们的兵役登记工作。

我经常在村子里走动，了解村民们都在忙什么。甚至这些走动，也属于军事机密的范围。我不能说“我是来检查你的”，我只会问“你在大阪当理发师的儿子，最近怎么样了？”这样我就能达到目的。然后，我会直接写一封信给那个人。在战争时期，一个人不会瞒报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他会回信，“我很好”。他们总是那样回信，无一例外。甚至那些体检结果为C的人，也不会请医生给自己开一个肺部感染证明之类的文件。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应该承担什么义务。这就是战争时期的情况。

给国民发征召书的并非军事职员，但军事职员的文书工作量仍然巨大。富山团指挥部不可能了解每个人，但是一旦该地区的某人首次入伍，他的所有信息都将被记录下来，包括他的想法。军事职员必须定期调查这些信息。

当一名士兵入伍，军事职员就会向军队发送一封完整的报告，包括士兵的家庭背景、是否有罪犯亲属、家里有多少田地、财产情况等等。但士兵本人并不知道自己的档案上写的是什么，他们从未真正见过它。有时候，富山县团部或金泽市师部会派人下来检查这些文件。

大多时候，通知书会在半夜下达。军队指挥部将信交给村里的警察局长，再由警察局电话通知村长。我听说，在侵华战争刚开始时，信件是由警察护送的，但随后就由军事职员前往村行政机关取信转交，因为警察局太忙了。我会当着村长的面拆开信件。在那之前，连我也不知道谁受到了征召。我会在各种文件上做好记号，然后派一个人去送信。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大多数时候我会亲自送信。信有可能是某人的从军征召书，也可能是某位士兵战死沙场的官方通知。但如果那封信半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那都将是灾难。

这些工作通常都在一天很早的时候进行。比如，这份文件显示，它的递送时间是凌晨4点45分。如果是白日漫长的7月倒还好，但如果是冬天，那就很麻烦了。这样安排是为了防止被人窥探，征召士兵的工作属于军事机密。引起大众的猜疑并非好事，而且你也不希望敌军会知道有多少日本士兵受到征召，或应征士兵在哪里集合。

1937年8月25日那天，共有13份红色文件在同一天到达村中。全面侵华战争于7月7日爆发。我必须向警察报告我将每份征召文件交给应征士兵家人的准确时间。直到应征士兵真正到部队报到，军事职员才会放下心中的大石。那时候，我只是挂着一个副职。送完13份征兵通知书后，我只能祈祷。因为一旦发生任何意外，其中某个人没去军队报到，或拒绝征召入伍，村长和军事职员将会受到军队训斥。这些规则并没有明确写入刑法。或许应征士兵本人也将承担法律责任，或受到惩罚，但事情往往并不那么简单。

1941年12月8日，我通过收音机得知英美对日宣战的消息。准备工作已在7月启动。我们收到征召士兵的命令，但命令要求应征者带一根钓鱼竿，或是腰带上挂一个可以装啤酒或苹果酒的瓶子，穿着轻便的夏天和服前来应征。这些指令并没有写在征兵通知上，而是写在一张单独的纸条上。这很奇怪，但我马上明白过来，这是军事机密。我们无法像“七七事变”时那样在大白天送他们离开车站，但我们仍然在学校举办了一个送别仪式。

征兵通知抵达后，家属纷纷开始缝制“千人针”，时间非常紧迫。如果你戴了一条“千人针”，人们会认为子弹将无法对你造成伤害。就算多穷困，家属们仍然会想办法买一条海鲷，并备好红米。至少在表面上，这象征着入伍当天是一个吉利的日子。然后，所有人都将前来送别那些士兵，为他们送上祝贺之词。然而，没人可以公开表露他们最深层的情绪。被征召的人，都必须在形式上要求，万一自己阵亡，请乡亲邻里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整个日本的村长都会对应征士兵们说：“离去后请不要担心。如果你们在战争中阵亡，我们会把你们供奉在靖国神社。”他是代表整个政府和整个日本的人民说话，保证为捍卫天皇而阵亡的士兵之灵魂，找到通往东京伟大民族圣殿的路。小学生站在应征士兵的身前，其他村民、家属、亲戚也都为他们集合到一起。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们甚至拉起了横幅，用醒目的粗体文字写道：“祝贺受到军旗的征召”或“为你在军队的不朽功绩而祈祷”，上面写着征召入伍者的名字。一名村里的少年爬上房子旁最高的雪松树，举起一面太阳旗。某些家庭房屋上空也会飘扬三四面旗帜。这些旗帜将一直挂在那里，直到士兵回家。如果哪个家庭的士兵阵亡，国旗下会挂上一条黑色飘带。有的家庭甚至在两三面旗帜下全挂上黑色飘带。

人们在送别士兵时会欢呼，“万岁！万岁！”“恭喜！恭喜！”你必须说这些。我记得一个年纪相当大的应征者，他膝下有几个孩子。他非常担忧自己离开后，家人不知道要怎样生活。在村长面前，他喝了一些日本清酒，吃了一盒盒饭。村民们一个接一个为他倒酒，他喝得酩酊大醉，直到走路都摇摇晃晃。最后，他来到我面前哭泣着说：“我不想走。我刚从前线回来，又被军队征召，这是为什么？”不久后，那个人在日军登陆菲律宾时战死沙场。我收到了他的一张明信片，那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随后，装有其遗物的箱子也被送回来了。箱子上写着他的名字，但里面是空的。我能做的，就是把那张明信片送给他的家人。

如果某支部队同时阵亡三四个人，哪怕他们的遗物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送回来，他们的葬礼也会在一起举行。村长会亲自发表哀悼演讲。在我们这个地方，净土真宗佛教盛行，寺庙通常都会派一名僧侣参加葬礼。死者当中，有的人已在前线服役8年、9年乃至10年。他们在服现役时被困在了前线，从此再也没有挣脱过那个泥潭。当你思考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战场上流血的是这些人，在沙场上搏杀的是每一个士兵。战争，不仅是军队占领土地这么简单。

1944年和1945年，太平洋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村行政机关接到命令，为海军征召数十名不到服兵役年龄的年轻志愿者。军队已经没有子弹和枪支，但命令依旧下来了：把那些男孩征为志愿者。真是荒谬，简直不可理喻。我曾亲自参加过战争，我也知道军队是否还有弹药。

那时候，村长告诉我：“我会让我的二儿子去当志愿者，你让你读中学的弟弟去当志愿者。”这是预料之内的事情。村长的二儿子正在早稻田读大学，后来加入了神风特攻队，并且再也没有从战场回来。

我的弟弟当时正在高冈市商业学校念书，还是个15岁的孩子。他哭着说：“我不想去。”但我告诉他，他必须去。我拿出了这张桌子和一把剃刀，让他割破手指，用自己的血，在质地最好的纸张上写下了成为志愿者的请愿书。他的血滴在一个清酒酒杯里。为写完请愿书，他不得不从手指里挤出更多的血。我们将请愿书交给县政府，他被登记为年轻的飞行学员。我的父母沉默着。一切必须进行，因为我是军事职员。我必须将人送往前线，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

离开时，我的弟弟希望我送一把军刀给他。我们一起去买了一把。如果战争再持续2天，他就可能作为日本海军神风特攻队的一员阵亡了。

当我需要征召志愿者时，我就在整个村子里不停地走动。一位男孩的奶奶抗议说：“太早了，等他20岁进行征兵体检再说吧。”但那个男孩还是入伍了，而且最后还阵亡了。他的奶奶痛骂我：“是你把他送进鬼门关的！”我向她道歉：“求您了，我向您请求原谅。”鼓励他成为志愿者的人是我，将他阵亡的消息通知他家人的也是我。太多士兵被这样送往战场，为国战死。然而，日本战败后，军方却要求我们烧毁那些记录。他们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竟然什么都不能留下吗？这太残忍了，我想。他们是为国家阵亡的。我无法承受那种愧疚感，于是我决定保留那些文件，哪怕触犯法律。战争末期，我成了村里唯一的男子。甚至那些身体虚弱，或有轻微残疾的人，也被送上了战场。那些体检结果为C或D的人，也受到了征召。战争结束时，我28岁。作为优秀的军事职员之一，我不会受到征召。军队的机密之一，就是军事职员将不会受到征召上前线。军事职员和国会议员以及村长一样，可以推迟服役。

终于，1945年，在太平洋战争的极端情况下，甚至村长和国会议员也受到了征召，只留下我们这些军事职员。没有我们，军方征召不到士兵。战争末期，我们村有246户人家，388名现役军人，其中53人战死。我们为国家付出太多。我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带着一种信念——这是为国家的利益，为了军队的利益。否则，师部指挥官也不会为我的工作颁发奖状。金泽市师部的富山县团区有很多村庄和城镇，我是唯一获奖的人，这真实地反映了我的工作能力。军队告诉我们士兵征召人数后，我们就必须满额完成任务。我不想让村长丢脸，这会让整个村子蒙羞，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