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征战东南亚

战时漫画

口述者：战时漫画家　横山隆一

战争岁月里，漫画家也被政府动员起来。1942年5月，他们成立了一个“旨在为国家服务”的独立新协会，根据官方主题进行创作，比如提升士气，宣传对英美的仇恨以及劝谏人们勤俭节约等。他们举办会展，呼吁公众支持战争。

80岁高龄的横山隆一，是日本最著名的漫画家之一。两簇白发服帖地梳理在脑袋两侧。他创作的漫画《小阿福》，于1936年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直到战争结束。“小阿福是一个小男孩，实际上就是我。但漫画的读者并不是儿童，而是家庭主妇，主要刊载在家庭页面上。我对社会议题之类的东西没有太大兴趣。我从未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就开始靠画漫画谋生。我承担不起可能会让我遭到意识形态警告的题材，也从来没遭到过这类警告，无论来自共产党员还是警察。我根本不想过问关于政治的话题。”

战争打响时，我正在家里睡觉。那天是12月8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妻子把我摇醒，说道：“战争爆发了！”我激动难抑，心底所有的疑虑一扫而空。

12月8日前，军队把我和另外两名漫画家关在一家旅馆里。我们在那里绘制漫画，向日本士兵展示印度尼西亚的风土人情，同时也向印度尼西亚人展示日本的风土人情。比如，我们画了印度尼西亚人戴的穆斯林帽，然后画一个触摸穆斯林帽的人，在人物的背后打一个大大的叉，表示该行为是禁止的。一个长时间旅居印度尼西亚的人负责向我们描述要画的内容，然后我们就一直不停地画。而我为印度尼西亚人画的，全都是我根本买不起的东西，注释文字都用马来语写成。就是在那家小旅馆里，我第一次知晓日军正在南下。

战争爆发前几天，军队放我们回家了，同时也给我们放了几天年假。我似乎被军队征调了，但事实上我收到的召集令是一张“白纸”。我不用成为士兵，但必须为他们工作。我永远不会得到任何奖赏或荣耀，也不会得到钱财。他们只不过是利用我，用完之后就把我踢开。我被带到印度尼西亚，名义上我是去参军的，但我从来没见过任何残酷的场面。在爪哇岛，我给人们看我的漫画，漫画内容多半是宣扬日军有多么强大和多么“正义”。所以，那是一份宣传的工作。

当得知我们即将要南下的消息，我买了一把军刀，但是我没想到军刀那么贵。我把军刀插在腰间的皮鞘里，因为我太矮，所以刀都拖到了地上。我得把军刀改短一点，因此我跑到部队军营外的铁匠铺。铺里的人却要砍掉刀柄，刀柄上刻着铸刀者的名字。我大喊：“嘿！请不要砍掉它。我为这把刀花了一大笔钱！”铁匠轻蔑地哼了一声：“昭和刀没有重要的名字。”然后就把刀柄砍掉了，我的新武器就此短了一大截！

途中，我们在台湾逗留了一个月。在那里，我将那把刀挂在一所学校的体育馆墙上。部队里有个来自九州的剑道大师，他告诉我：“横山，你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刀。”那把刀配有一个白色的木质护套，并装在一个皮革刀鞘里。刀看起来非常漂亮。听到他那样说之后，我想重新打量一下我的那把刀。但我甚至拔不出刀来，试了好几次，终于成功拔刀出鞘，但护套又飞了出去，刀刃上锈迹斑斑。在场的所有人都笑疯了。因为我当时小有名气，而且是《小阿福》的作者，所以谣言很快传开：横山先生只有一把用来演戏剧的道具竹刀。

当时的我以为，战争也不过如此，无忧无虑的生活依旧。的确，传说中它很可怕，但台湾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氛围。我觉得很奇怪，这是战争吗？那里的士兵们告诉我，一旦投入战斗，你甚至没时间吃饭；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无聊死了。“你在漫画里的人物，总是叫着‘冲锋！冲锋！’那不是真正的战争。”老兵们说。等待，无尽的等待。其间无所事事，枯燥迟钝。我意识到，这才是战争真正的模样。

当我抵达爪哇岛，发现那里的沉闷氛围超乎想象。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安抚群众。但是，只要你打了胜仗，基本就没什么事情可做了。我们被派往那里的目的，是平息占领初始阶段群众的怒火。从日本来的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来了又走，占领的制度系统渐渐地建立起来。那之后，我们唯一做的便是给军队惹麻烦。虽说当时是战争时期，但我的生活过得轻松又惬意。我们打了胜仗，军队用短波无线电信号向日本发送广播节目。

作家武田麟太郎、漫画家大野健雄和我一起出席一档广播节目。大野健雄在节目里随意畅谈，讲述爪哇岛的丰富物资和美妙生活。他甚至说：“我正缠着一条虎皮腰带。”节目进行到一半，我们接到一个军方打来的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对我们破口大骂。

我们只是实话实说，但军队的人告诉我们：“日本的人民现在几乎吃不上饭，你们不应该吹嘘这边的生活！”

我和武田麟太郎一起出去，给爪哇岛的几个部队发表演讲。他告诉我，我要介绍的就是创作《小阿福》的历程。这听起来很简单，所以我和他一起过去讲了大约30分钟。演讲完后，我从部队指挥官那得到一件礼物，是一本梵高的画集。太棒了！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能拥有这样的书。在巴达维亚⁽¹⁾，所有梵高画集都被日本人买了下来。无论何时，只要我走到印度尼西亚首都的大街上，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书店。后来，我找到了米开朗基罗、罗特列克的作品，还找到了那些在偏远山区想都不敢想的书。我非常高兴，把它们全部运回日本。留在那里的最后几天，我收集了很多玩具，比如小火车等，并想办法把它们寄回家。日本已出现了毛巾和袜子等物资的匮乏，所以我也采购了毛巾、袜子、针线、香皂和梳妆用品，还有外国货。我有一位同事是品牌方面的专家，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指导。毛巾？坎农的。牙膏？高露洁的。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从来没后悔过。我还买了一个便宜的皮箱，里面装满玩具，玩具则用毛巾之类的物品包好。皮箱上，我用油性漆画了一张小阿福的脸，以防不小心弄丢，别人会把它寄回给我。我把它送上回日本的船。很久之后，我回到日本，直接去团指挥部，我的箱子就在那里。上面贴了很多标签，南京、广东等。我把它打开，玩具还在里面，就和当初我把它们放进去时一样，但里面的毛巾等物品全都不翼而飞了。但是，我依旧很高兴地拿回了自己的箱子。

因为工作，我们在爪哇岛上奔波了一个月。我们向当地居民展示了日本电影，并和印度尼西亚的女演员和舞蹈演员一起为日本军队表演节目。军队为我们配备了一支小护卫队。必须说，在军队报销费用的前提下，我度过了一次很美妙的旅行，虽然我并不是真的那么想待在那里。因为公事，我与印度尼西亚的画家见过几次面，但从来没想过和他们交朋友。我太累了，万一他们喜欢上我，要求我多待一段时间，那事情可就麻烦了。他们讲马来语，我没法和他们交流，而且我也不想就那么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但大野健雄不一样，他和当地画家关系相当亲密，时常用日语和手语与他们交流。他在南方多留了一段时间，直到沦为战俘被遣返回日本。

1942年3月，我到达爪哇岛，同年6月离开。我设法登上了“朝日”号飞机，该机处于海军的控制之下，而巴达维亚海军的每个人都认识我。我和那架飞机的飞行员之前见过，早期我前往中国慰问军队时，还曾给过他一瓶威士忌。所以当他想起我签署了官方文件，是军队的正式成员，就没有让我在新加坡下飞机。回到日本后，我立刻重获自由。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参军。因此，当一位指挥官说：“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以回家了。”我就真的回家了，后来我继续画《小阿福》。

我画《小阿福》并非讨好军队。我全盘接受了军队的说法，从来没有怀疑过哪怕一分钟，也从未因此而困惑过。我一直相信，日本在做正确的事情。我的漫画名字改成了《小阿福分队》，但我只是在敷衍战争。战争时期，漫画仅用角色的名字“小阿福”，力度显然不够。那时的报纸，到处都是这个分队、那个分队的报道，这就是当时的氛围。分队，意味着是集体行动，个人行动的受重视程度在下降。作为一个整体，官方不提倡任何突出个人主义的东西。有组织的行为，比如邻里互助协会，都是集体行为。所以《小阿福分队》的漫画名称和内容无关，纯粹就是换了一个合适的标题。

当时到处都是各种口号，比如“克制个人欲望，直到战争胜利”。我在作品中采用了这些口号，但那并非出自我的真实感受。事实上，我充满了个人欲望。小阿福不是个太有骨气的角色，因为它的作者并不那么坚定、虔诚。然而，我最后却成为邻里互助协会的代言人，和众多邻居太太们一起在各种活动中合作。我恳求她们不要表现得太突出，“如果你拿了第一，我们所有人就不得不跟上来，成为别人的榜样”。同时，我也求她们不要落到最后一名，不然大家就会被揪出来，成为批评对象。“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她们问。“噢，我也不知道，或许倒数第三是最安全的。”我回答，那就是我的哲学。理论上说，表现出色是一件好事，但在战争时期，表现得太突出也并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