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外交失利
口述者：外务大臣首席秘书官 加濑俊一
1941年春，美日关系进入决定性阶段。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施加压力，直接导致罗斯福发出警告，美国可能在贸易制裁之外，还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华盛顿，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之间的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
从1940年起直至战争结束，加濑俊一一直担任历任日本外务大臣首席秘书官，只有1941年7～10月除外，因受到导师松冈洋右被迫下台所牵连。
我们在皇宫酒店的皇家贵宾室里见面。加濑俊一在贵宾室的一角有一个专属位置，这里可以将日本皇宫护城河的景色尽收眼底。他长长的银发梳理得非常整齐，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一个出生在1903年的人。他穿着蓝灰色宽肩式丝质西装，优雅而得体，甚至连他的打火机也和蓝色的装束搭配得很完美。
加濑俊一的背部挺得笔直，看上去似乎还是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时期的首任日本驻美大使。他喜欢把谈话限制在对外交过程的专业阐述上，而不愿提及那个春夏所发生的事件及其恶劣后果。
我是一名外交官。外交官的工作是尽可能避免冲突，战争则意味着外交官的彻底失败。然而，如果你一直想着“必须防止战争”，那你最后很可能会招致战争。外交官的天职是为双方的利益进行友好的谈判。从这个观点来看，1941年的日美谈判，是我最深刻的遗憾。我们尝试在尊重美国的同时，可以避免日本的国家利益损失。
我们寻求妥协，即便面对重重困难，我们也从未放弃希望，直至最后一刻。当我们意识到，战争的爆发已经无可避免时，我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表的失望。
我经常问自己，那些谈判究竟是好是坏？我们从战争爆发那年的4月开始谈判，彼时我还是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首席秘书官，相当于美国的办公厅主任。松冈洋右就像我的保护人，把我揽在他的羽翼之下。我们的工作关系非常亲密，以至于有时候别人会说我们的坏话，例如：日本外务省只要有松冈洋右和加濑俊一就够了。
如果你继续往前追溯，就会发现早在1940年9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组成轴心国时，日美关系就开始急剧恶化。正是在那个夏天，松冈洋右成为日本外务大臣，日美关系已经进入关键性阶段。当时，我还是日本驻伦敦大使馆的一名书记官。我相继效力的吉田茂大使和重光葵大使，这两人都非常希望改善日美关系，而这也是我的目标。我在艾姆赫斯特学院和哈佛大学上过学，是一名优等毕业生。
1930年，我加入外务省北美局。我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也在华盛顿工作过。在人们眼中，我应该是最了解美国的人之一。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日本想要继续生存，必须维持和美国的友好关系。
在日本，我被视为亲英派。人们普遍认为，“不能启用这样的人”。但松冈洋右亲自拍了一个越洋电报，催促我尽快回国担任其首席秘书官。我可以告诉你，我在伦敦非常受欢迎。离开伦敦返回日本时，英国报纸还把这条新闻刊登在社论的专页上。要知道，他们很少为某位回国的大使专门写一篇社论，更别提我这种官职更低的人了。
这时候，东京方面已经偏向轴心国。不仅日本军方如此，甚至外务省的人也对轴心国深感钦佩，他们断定英国马上就要迎来衰落。因此，一名外交官在英国大受欢迎，似乎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那明知如此，为什么松冈洋右仍要求我担任他的首席秘书官呢？这是因为松冈洋右希望改善日英，继而是日美的关系，才重用我。根据内阁规定，作为首席秘书官的我，有权接触连科长或局长都无权过问的机密事项。
在同轴心国结盟的问题上，内阁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栽跟头。日本军方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签订那份同盟条约。其中，日本陆军尤为迫切。松冈洋右希望制定一份《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该条约要无损日本和英美达成的共识，如此外务省就能恢复其在外交事务上的领导权。他认为，外交事务应由外务省负责，而非军方。所以，他和德国大使海因里希·斯塔玛在8月进行了整整两周的谈判，其间完全没有咨询日本陆军或海军——他有那样的个人权威和实权。
1941年春，松冈洋右代表团前往欧洲，我伴其左右。人们以为，我们此行是去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开庆祝会的，但我们其实是去秘密会见斯大林，以改善日苏关系。英国已经被战争搞得筋疲力尽，无法为中国的蒋介石提供多少帮助。彼时，蒋介石的主要捐助者是苏联。我们希望通过谈判，让苏联终止继续援华，从而给蒋介石沉重的打击。之后，松冈洋右将前往美国谒见罗斯福。
顺利的话，蒋介石将会陷入麻烦当中。届时，日本将向蒋介石提供一个慷慨并且可接受的提案，并设法令罗斯福说服蒋介石，让已经深陷战争泥沼的蒋介石听从我们的建议，接受那份提案，达成中日合作——这就是松冈洋右的全盘计划。松冈洋右曾在美国求学，拥有众多美国朋友，如斯克里普斯报团的霍华德。在我们离开日本前往欧洲之前，我写了一封信，告知这些希望此行顺利的人。这就是松冈洋右的作风。
我出席了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所有会议。松冈洋右是那种用人不疑的上级，只要他信任你，就会让你全权作主。出使莫斯科的美国大使是劳伦斯·A.斯坦哈特，他是松冈洋右的好朋友。他们常常在富士山附近的御殿场一起钓鱼。罗斯福非常信任斯坦哈特，后者甚至可以越过国务卿赫尔，直接给罗斯福发海底电报。
我们见到了斯大林，并和莫洛托夫举行了谈判。其间，我们见了斯坦哈特三次。松冈洋右对斯坦哈特说，“这是希特勒说的”，“这是墨索里尼的观点”。但在斯坦哈特看来，日本也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我肯定，对这场受到日本外务大臣和苏联领导人欢迎的谈话的性质，他一定感到十分好奇。我将那些会议记录拿给斯坦哈特，和他一起从头至尾浏览一遍。我们的第三次会面正好在《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即将签署的时候举行。那次会面，我们告诉斯坦哈特：虽然还不能对媒体公开，但日本和苏联即将签订一份中立条约。斯坦哈特问：“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吗？”“是真的。”松冈洋右回答，“而且苏联会切断对蒋介石的所有援助。”松冈洋右告诉他，一旦蒋介石陷入麻烦，日本会拿出一个令蒋介石感到惊讶的和解提案。松冈洋右说，届时日本将寻求罗斯福的支持。
斯坦哈特回答说，这些事将会成为真正的非凡事件。1941年4月13日，我们与苏联签署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会后，斯大林亲自来到火车站的月台，送别松冈洋右。我们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进发。登上火车后，斯坦哈特给我们发来一封电报。电报说，“与罗斯福顺利交谈”。意思是，罗斯福同意接见松冈洋右。作为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胸脯此时真正挺了起来。我们带着非常乐观的情绪，抵达中国大连。松冈洋右曾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总裁，所以他在当地受到了驻军神明般的待遇。松冈洋右和我住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的官邸，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住在大和酒店。
很快，我们接到了首相近卫文麿的电话。他说美国发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提议，因此希望我们立即返回日本。松冈洋右相信，那一定是罗斯福就他和斯坦哈特讨论的议题发来的回应。所以，他情绪高昂地回国了。4月15日清晨，近卫文麿收到一封来自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海军上将野村吉三郎的电报，据说那是一份美日协议草案。
4月22日，松冈洋右回到东京，近卫文麿催促他赶紧浏览那份提议。所有的内阁高级官员都聚集到外务大臣的官邸，争先恐后地恭喜松冈洋右和苏联签订了条约。
松冈洋右把电报交到我手上，电报很厚，分量特别重。我走进隔壁的一个房间，把门锁了起来，开始阅读电报。我以为原始的电报是英文的，而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翻译件。我要求电报科室的负责人立即将原件带过来给我，但是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从来没有见到所谓的原件。我被搞糊涂了。在外交谈判中，任何以译文发送的东西都是无效的，你必须拿到原件。无论如何，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理解那封电报：看起来，美国似乎赞成日本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并允许日本人自由移民至美国。这是一份罗列了诸多好事的清单，但是如果你能体会其中的言外之意的话，可以看出它在暗示日本退出轴心国联盟。
松冈洋右觉得自己在莫斯科的努力终于结出果实了，摆在他眼前的成绩远超当初的预期。野村大使声称，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都知道并认可这封电报。他声称，我们手里握着的是一份美国官方提议。我们相信了他的说法，因为日本驻华盛顿特使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知道，那份被我们当成美国官方提议的电报，罗斯福根本不知道；赫尔或许知道，但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不相信这份提议能够达成。
近卫文麿首相和军方重要官员没有读出这封电报的弦外之音。当时的氛围是，“我们尽快接受这份提议吧，日美关系将因此改善”。一番觥筹交错后，松冈洋右召见了我，问我如何解读这封电报。我告诉他，我们无法签订这份提案，除非日本退出《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解读得很好。”他说。松冈洋右确实是专业人士。
野村每天都会从华盛顿打电话到东京，如果松冈洋右无法接通，他就会和我通话。他一直在说：“你们必须尽快接受它，如果动作太慢，它就会像鱼肉一样腐坏。”无论如何，一名大使应该诚实，即便美国政府说了什么日本政府不愿意听的话，他也应该原原本本地传达。将一份非官方文件当成官方文件发回来，这是一名大使的污点，是不可原谅的。提议收到的日期是4月18日。松冈洋右和我连续多日不眠不休地研究，试图拟出一份针对“他们的提议”的回应。5月初，我们将回复发给美国。但他们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份对“他们的提议”的回复，因为他们从来没发过什么提议过来。由于这一切始于一个谎言，所以我们所做的，只是在给这个谎言添砖加瓦。
7月，我意识到这一切都很可疑。松冈洋右性格敏感，所以也感觉到某些地方不对劲。7月中旬，近卫文麿认为，松冈洋右反对他接受这份“美国提议”，因此将松冈洋右逐出内阁，并任命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为新的外务大臣。军人的职业当然是打仗，如果你的外务大臣是一名海军大将，你驻华盛顿的大使也是一名海军大将，那么你就得到了一个全海军利益共同体。
当军人开始履行其并不熟悉的外务大臣或大使的职责时，他们最终将迷失方向。谈判开始一点一点地误入歧途。近卫文麿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帝国议会频繁举办。
终于，10月26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成了首相。我则再次担任新外务大臣东乡茂德的首席秘书官。最后，1941年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来了《赫尔备忘录》。得知美国的明确立场后，日本终于放弃一切希望，决定发动战争。最后真相大白，是野村吉三郎犯了错，近卫文麿则错信了他。东条英机也错了，他到最后一刻仍然相信野村。作为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前往华盛顿时，身上带着裕仁天皇的任命书。谁会怀疑一个拥有如此地位的人？野村，那个不懂外交、把日本引入歧途的男人，导致了所有错误的发生。这一切导致了珍珠港事件。
从一开始，那些谈判就受到诅咒。在世界史中，这样不合法、不正常的谈判记载，绝对再找不出第二家！我常想，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苦难？如果我们没有在1941年发起那些日美谈判，战争就不会爆发。是那些谈判，把和平破坏到了那种程度。
现在回过头去思考，我会说，在最后一次帝国议会正式批准之前，我不相信战争有可能避免。历史车轮有时候会淹没你，席卷你，裹挟着你前行。你无法一直避开它们。一个人的意志，是无法左右历史发展的。战争有它自己的生命，甚至东条英机本人，也无法阻止那场战争的发生。
(1) 东乡平八郎曾率领日本海军击败俄国海军，开创近代史上东方黄种人打败西方白种人的先例，有“东方纳尔逊”之誉。
(2) 海员岗位之一，负责船舶机舱设备的日常管理，特别是负责主机、辅机操作与运行、机舱设备的保养和保管、船上其他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