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大东亚梦想

“战争意味着有活干”

口述者：机械师　熊谷德一

50年来，他一直住在这栋小木屋里。小屋位于工业城市川崎，早在战争开始前，这里就已是制造业的中心。他现在72岁，已经从五十铃汽车公司退休。在此之前，他几乎把所有心血都花在工厂的车间里。

你也知道，日本民众对士兵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对他们很热情。都是出于同情，你可能会这么说。他们为国家奉献了生命，他们的鞠躬尽瘁，让我们满怀感激。人们都知道，服兵役就如同服刑。老百姓都很清楚这些，因为他们亲眼见识过当兵的辛苦。每年秋收过后，部队就会在当地稻田里进行大规模演习，士兵们分散到各家农户居住。小时候，我与小伙伴们玩过家家就经常扮演军人，拿着棍子假装是步枪和刺刀。大人们很鼓励我们玩这种游戏。要是真的碰到当兵的，我们通常会毕恭毕敬地称呼他“军官先生”。

其实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对于年轻军官们在1936年发动的“二二六事件”⁽¹⁾大多拍手称好。我心想：“他们太棒了！真厉害！”人们都期待变革，因为当时的形势比较混乱，没有人务实地想过万一打仗会出现什么后果。即便在起义军官宣布投降以后，我也认为日军只要稍微动一动手指就能让中国人吓破胆的。在1937和1938年，我们对战争就是怀着这样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态。

我的父亲曾在东京的兵工厂工作，负责制造步枪和刺刀。他是最底层的劳动者，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虽然勉强能在兵工厂找份糊口的活，但注定永远也成不了机械工程师，因为他看不懂设计图。那时候，在工厂干了好几年的老员工也开始学英语，主要是为了能看懂图纸上标注的机器零部件名称。父亲很拼命，但除了努力工作，其他的事他一窍不通。只要开战的概率不大，军工厂的工人就会下岗，所以我父亲打过各种各样的零工，甚至还当过街头小贩。我们一家人住在东京一处拥挤的棚屋里，棚屋只有两个小房间：其中一间的面积大概能平铺下四张半桌垫；另一间更小，大概三张桌垫。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弟弟和我，我们全家九口人就这么蜗居在小棚屋里。

像我们这种贫苦家庭出身的人，长大后基本上只能在商店和工厂当学徒。我的三个姐姐小学毕业后，都去了政府下属的印刷厂工作。当时，小学毕业还能继续求学深造的孩子不多。一个大约50人的班级里，只有五六名学生能升到初中，而我就是其中一名幸运儿。我14岁初中毕业后进入一家中等规模的机械厂工作，厂名是北辰电器，主要制造高温熔铁所需的温度计。另外，我们也制造测距仪，供海岸炮兵使用。

我每天步行上下班，来回路上总共得花去2小时。我坐不起车，几位姐姐甚至经常穿着木屐长期在那些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就为了节省5分钱的公交车费。其他工厂的工人一般都是朝七晚五，不过我们工厂每天工作8小时，而且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天都休息，因为我们工厂是半军工性质的。每年有4个假期：元旦、天皇生日、明治天皇诞辰纪念日以及神武天皇登基日，即日本建国纪念日。我每天加班2个小时以上，会得到相应的加班工资；其他工厂的工人则没有加班费。顶多就是等他们到部队服兵役时，会领到一套西装或有领饰的和服，算是犒赏。

我们敬仰白种人，因为我们用的那些高端的机械设备都是他们生产的，他们还创造了先进的文化；但我们瞧不起中国人，称他们是“清国奴”；我们也鄙视朝鲜人，称呼他们“鲜人”。在比较体面的高档社区，国人绝不肯把房子出租给朝鲜人。所以，他们就用铁皮自己搭建棚屋。附近的孩子经常蜂拥着去看他们吃饭。朝鲜人端着大碗，嚼着红辣椒下饭。公共浴室里，单凭身上的气味，就可以判断出哪些是朝鲜人，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总会散发出大蒜的味道。

在车工吉田的熏陶之下，我开始阅读共产党的报纸《赤旗报》。吉田是我的学长，比我高一届。我第一次喝可可就是在他的家里，当时他递给我一份《赤旗报》和一杯可可。我对意识形态并不感兴趣，但共产党对我很有吸引力，因为当时我很穷。不过，老实说，我根本不理解那些党的理论和教条。“打倒天皇！”我觉得这个口号挺好，因为长期贫困已经让我没办法再相信政府，我觉得现政府的治国理念无法改善我的生活。我从来不觉得天皇是神，就算是在小时候。

因为非法派发传单这件事，我被宪兵队抓走了，彼时我阅读共产党的报纸已经有两年了。宪兵队的人问我，共产党都在干些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为了喝可可，才帮他们收发传单的。审讯时并没有使用酷刑，大概因为我还是不到20岁的毛头小子，他们量我也折腾不出什么大事来。在关了两个星期后，他们把我放了出来。不过我也因此丢了工厂的工作，吉田则遭到起诉。

1936年我参加征兵入伍考试，结果为B-2等，成为后备军。次年，中日战争爆发，第一批后备军人得立刻上前线，不过我一直到1939年才受训。当时我参加了坦克机械师的培训课程，合格后进入装甲车间。

机械师很欢迎战争的到来。我们迫切地希望战争能打得更猛烈一些。在那之后，我们真的忙活起来了。有关中国战场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就连我的父亲也订阅了《朝日新闻》，因为里面有大量关于日军在中国前线的照片。1937年底，日本近乎全国总动员，每一位工人都忙得不亦乐乎。人生中第一次，我竟然还可以养活我的父亲了。战争也不全都是坏事，我想。我是一名技术娴熟的机械师，这在当时很吃香。在1938年、1939年和1940年时，我的薪水达到了巅峰。我经常加班加点，还不停地跳槽，每份新工作都比之前的要好。1940年，政府出台了关于熟练技术工的制度草案，防止工人们随便换工作。

新的工厂如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所在的工厂也于1938年从龟户搬迁到了川崎，当时厂里有十二三名员工。可是没过多久，工人规模就扩大到了两三百人。因为战争的缘故，我晋升很快，成为了一支一流队伍的主管，每个月的薪水大约有120日元。1940年3月，我结婚了，当时我23岁，收入可观，完全有能力购买一套房子。最开心的是，我根本不用担心失业或找不到工作。

我清楚地记得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那天的情形。我上完夜班回家，与妻子一起上街，打算给大儿子买一架木马。妻子背着儿子，突然广播传来了突袭珍珠港的消息，那时候大概是早上9点。“我们真的打仗了！真的成功了！战争真的打响了！”我们就这样大声欢呼。

我的姐姐问我：“德一，你觉得日本真的能够打败美国吗？”我回答她说：“不知道。”其实，我隐约还是能预料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的。我们这些常年与机械打交道的人，当然能够意识到我们与美国在装备方面的差距。当时，我们很多的先进机械都是从美国、英国和法国进口的。日本还造不出抛光、碾磨和铣床等精密度很高的设备。我怀疑甚至连日本当时的飞机引擎制造公司所使用的那些机械设备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当然我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在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不但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还停止向我们出口机械设备。

我觉得日本人在西方人面前有一种自卑的情结，我们称他们为“毛人”，但却对他们有一种崇拜的心理。我们不想败给白人，但是跟很多人一样，我并不痛恨美国人。所以政府得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希望激起民众的仇恨。宣传口号中说，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恶魔。但其实我们打美国时对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敌意，也许职业军人有种想跟他们一较高下的强烈情绪，但我们这些工人并没有。

回首战争年代，很多人都声称，他们支持战争是因为自己别无选择。我认为，这完全都是谎言。知识分子、记者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都积极支持战争，只有共产党除外，但可惜的是他们全都被关在监狱里了。没有人想过日本可能真的会战败，因为在当时，几乎全国上下的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停止战争。

于是，一波又一波高呼着“万岁”的士兵和战马一起登上了火车或飞机赶赴前线。我们曾经无数次欢天喜地地打着灯笼在大街上游行，庆祝我们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

可是战败后，我们为什么都忘记了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