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森林去哪儿了

20世纪70年代，我在绿意盎然、让人心醉神迷的西雅图城度过了童年，那里恬静美好，而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夏日来临了。我们全家会将扎营设备塞进旅行车中，驱车向风景怡人的北瀑布国家公园进发。那时的汽车后座还没有DVD播放器，所以一路上我都望着窗外，凝视路旁的景色。我注意到小型超市和房舍在逐年增多，而森林的起点则在渐渐退后，我所深爱的森林都到哪里去了？

数年后，我在纽约这个城市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那时我正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西116号大街的巴纳德学院（The Barnard College）进修环境研究课程，但我的宿舍位于西110号大街，所以每天早晨，我都要疲惫不堪地长途跋涉六个街区去上课，每天清晨都会看到大街上堆积如山的垃圾。10个小时后，我再沿着空荡荡的人行道走回宿舍。这些垃圾让我感到十分好奇，于是我开始翻看这些永无止境的垃圾，想看看这些垃圾堆中究竟都是什么东西。猜猜看？大部分都是纸张。

纸！消失的森林的归宿！事实上，美国有40%的城市垃圾都是纸质产品。它们从我所熟知的太平洋西北部森林来到上西区的人行道，接下来……又会去哪里？

好奇心自此一发不可收拾，让我无法停下脚步。我想要知道这些纸从人行道消失后又经历了什么。于是我动身去了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臭名昭著的清泉垃圾填埋场（Fresh Kills Landfill）。清泉垃圾填埋场占地11.9平方千米，名列世界最大的垃圾场之一。2001年它寿终正寝后，有人称这座臭气熏天的巨型垃圾堆是地球上最大的人造建筑：它的体积甚至比长城还要大，而高达24米的顶峰比自由女神像还高。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清泉垃圾场这样的地方。当时我站在边缘地带，满心敬畏：视线所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满了废弃的沙发、家用电器、纸板箱、苹果核、衣服、塑料袋、书，以及成吨的其他东西。你能想象那种看到惨烈车祸现场后触目惊心的感觉吗？下意识地别过头去，却又忍不住偷瞄，这正是我看到这座垃圾场的感受。

我成长于大萧条后期的一个单亲家庭，我的母亲向儿女们灌输了一种“重质不重量”的观念。部分原因是受她的人生观影响，部分原因是受经济状况所限，我们年轻时的生活完全遵循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口号：“用光、穿破、物尽其用、不用不买。”在家里从没有过多不必要的消费和浪费，我们总是享用着所拥有的东西，爱惜、完好地保存，直到用得没法再用了才扔掉。

所以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看起来还不错的东西，会沦为清泉垃圾场上的垃圾，简直是天大的错误。是谁建立了这个系统？知情者又怎么能对此听之任之？我百思不得其解，发誓要找出真相。在经历了20年的追踪调查，搞清楚了一切来龙去脉后，我给这个过程起了个名字——“东西的故事”。

环环相扣

“东西的故事”之旅让我得以环游世界——我为绿色和平组织、基要行动中心（Essential Action）、全球焚化炉替代方案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Incinerator Alternatives，GAIA）以及其他环保组织进行调查活动，负责社区组织的任务——我不仅去了更多的垃圾场，还去了煤矿、工厂、医院、大使馆、大学、农场、世界银行办公室以及市政厅。我曾在印度与世隔绝的村落中同当地的家庭待在一起，当我抵达那里时，迎接我的是一群濒临绝望的父母，他们向我跑来，心急如焚地问道：“你是医生吗？”满心希望我正好就是那位来进行年度探访的国际医师，能够治好他们孩子的病；我曾去过菲律宾、危地马拉以及孟加拉国一些靠垃圾场维生的家庭——他们就靠着从散发着阵阵恶臭的垃圾焚烧堆中扒一些残羹剩饭和废弃用品过活；我还去了东京、曼谷和拉斯维加斯的购物中心，一座座巨大、明亮又充满塑胶感的建筑让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杰森一家》（The Jetsons）(1)和《飞出个未来》（Futurama）(2)的场景中。

每到一处我都会不停地问“为什么”，并不断挖掘“东西”的核心。为什么垃圾场这么危险？因为垃圾有毒。那为什么垃圾会产生毒物呢？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也对毒物、化学以及环保健康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什么垃圾场一般都建在低收入群体社区，即有色人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呢？这个问题恐怕涉足环境种族主义了。

那么，为什么企业大费周章地将所有加工厂都搬到其他国家，但却仍能从中获利：为什么在千里之外生产的产品却仍然只卖几美元？它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突然间我又不得不去面对国际贸易协议，以及公司对政府法规的影响力这些知识了。

还有，为什么家用电器的使用年限会这么短，为什么买一台新的电器要比修好它更便宜？于是我了解了计划报废、广告和其他促销手段。从表面上看，这些学科之间彼此都是独立、毫无关联，它们和纽约大街上堆积成山的垃圾，或是北瀑布国家公园的森林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相互联系在一起。

这趟旅程让我成了人们常说的那种系统思考者。我认为凡事都隶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它，就要了解它和系统其他部分的关系。这种系统的构成并不罕见：想一想上次你发烧时的情形吧，也许你想知道它到底是细菌引起的还是病毒引起的。发烧是身体在不明元素入侵身体时所做出的反应，如果你不了解身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你就可能在发热的前额下面寻找热源，或是寻找某个偶然间跳转、升高了你体温的开关。在学习生物学时，我们很轻易地就接受了由独立的个体（如细胞或器官）组成多系统（如循环、消化以及神经系统）的说法，也相信这些系统在身体中彼此互相作用的事实。

我们都在学校里学过水循环的知识，系统通过水的各种不同形态——液态、气态、固态在地球上往复循环。而对于食物链系统来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小鱼吃虾米、大鱼吃小鱼，最后人类吃鱼。虽然前者是无生命的，后者是由生物组成的，但水循环和食物链彼此之间依然进行着十分重要的互动作用。例如，前者中的河流和海洋为后者中的生物提供栖息地，这就说到了生态系统，它是由彼此相互作用的非生物系统（如岩石和水）以及像植物和动物这样的生物系统组成的，且在系统中仍然存在其他的系统。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存在于另外一个较大的系统之中，我们叫它太阳系。

同样，经济运转系统也是如此，这就是在其内部能够产生多米诺效应的原因：如果人们丢掉了工作，开始缩减开支，工厂就无法卖出更多的产品，这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将会失业……这正是在2008年和2009年真实上演的一幕。将系统思维运用到经济上，还可以解释像“涓滴效应”这样的经济理论——富人们获得更多诸如减税这样的优惠后，就会拿出更多的钱投资事业，这样才可能反过来为贫困阶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你不相信这些组成部分（资金、工作、各个阶层的人）都是在同一个系统中运作的，那么涓滴效应就失去了根基，更不用说供需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了。所有这些例子的前提都是，它们是一个更大的系统中互相作用的组成部分。

另一种表示万物都存在于更大的一个系统中（包括系统本身）的说法是：万物皆相连。这一点很有意思：大部分人的职业生涯一般都是先从兴趣开始，然后在进行了数年的教育、训练以及工作实践后，逐渐变得专业起来，且社会上也存在为了增强专业化而设置的相应的职业认证。

不过我却选择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我一开始对垃圾感到着迷，但后来又感到愤怒，尤其是纽约上西区街边堆积如山的垃圾更让我气愤不已。我拿到了环境科学专业的学位后，在绿色和平组织找了份工作：追踪所有从美国装载了废弃垃圾然后驶向国外的船只，看它们到底去了哪里，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的工作就是负责调查并阻止全球化的垃圾倾倒行为。

我一辈子都会对绿色和平组织感激不尽。它建立在贵格会“见证”的基础上——即亲眼目睹错误的做法后，内心产生道德的责任感，将其恶性昭告天下，并采取行动。绿色和平组织为我配备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并且对我进行了基础的培训，然后就放手让我去环游世界各地，见证废弃垃圾的运输，并将真相告知公众。不过和大部分机构一样，绿色和平组织将工作分成了许多专业领域：有毒物、海洋、森林、核武器、海洋生态系统、基因改造生物、气候等，让我们在这些领域中独自奋战。这个机构的强项就是专业领域的技术知识，比如说研究毒气的工作人员对毒气了若指掌，就连实习生都能将漂白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倒背如流，并解释它们对环境安全的不良影响——他们只是一心将自己的专业研究做到了极致，而不去管其他领域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了解问题和问题之间的关联，而只顾埋头苦干，解决自己眼前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开始四处游历，和其他国家的伙伴一同工作。起初我非常自傲，认为在绿色和平组织里除了我们小组的人，没人比我更懂国际废物非法运输。但走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才疏学浅，懵懂无知。

一开始最让我惊讶的是，其他人在做的工作涉及范围如此之广。比如说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海地、南非，我遇到了很多一手包办了杂七杂八领域的人，如水、森林和能源，甚至还有女性问题和国际贸易。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因为人手不够才一人包揽这么多领域的，并且十分同情他们身兼多职、把一人当多人用的处境，而我则可以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领域上面。而没过多久我便恍然大悟：所有这些领域都是相互作用的。在不断抽丝剥茧、揭开万物关联的同时，我意识到了垃圾或是任何问题，都无法在孤立的情况下得到解决。把全部精力只放在一个问题上，对我来说并无益处。事实上，这么做还会阻碍我了解垃圾问题产生的前因后果，无法纵观全局。了解其他问题并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反而会让问题的解决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这就是我从翻看大包小包的垃圾，到检视全球加工产品生产消费系统的过程——也就是学术上所谓“物质经济”的过程，这意味着我游弋穿梭在当今世界通常被认为毫不相干，甚至是彼此对立的两个学科中：环境和经济。但猜猜看结果如何？这两个系统不但彼此相互关联，事实上，其中一个还是另一个的子系统，这就如同地球的生态系统是太阳系的子系统一样。

如今，有许多环保人士其实并不想和经济打交道，传统的环保人士只把目光放在濒临灭绝的可爱小熊、壮丽的红杉林或是自然保护区上，这样他们就能够忘记所有像股票市场这样丑恶的东西。反正濒临灭绝的物种和未受破坏的原始地带，同价格结构或是政府为煤矿提供的补贴、又或是国际贸易协议这样的东西扯不上半点关系，不是吗？呃，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与此同时，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廉价或免费的原材料库，它能够推动经济的成长，哦，还有，那些惹人厌的环保活动分子总是不合时宜地现身，抗议将新工厂建在了林地鼩鼱的栖息地上。

但事实上，经济的确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你看，任何经济系统——如易货贸易、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都是人类的发明。既然人类只是地球多样生物中的其中一种，那么我们的任何发明就都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这并不只是我的主观看法，而是不争的事实。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触类旁通，更好地洞察更多真理。

子系统与母系统

在这些深刻的真理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界限问题。如果一个系统要想存在于另一个系统之中，那么子系统就要符合母系统的容量要求。大家都看过美丽的蓝色地球身处于外太空的照片吧？它的表层是被我们称作“家园”的巨大岩石圈，面积是5.1亿平方千米（约有1/3的面积是陆地）。如果在赤道拉一根长绳，环绕地球一圈，那么绳子的长度要达到约4万千米。整个水系统的供水量约为13.6亿立方千米，而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地球的大小和容量是稳定不变的，这意味着陆地、水、空气、矿物以及其他地球所提供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就是不争的事实。

相信我，生活在美国或是其他富裕国家的人们，很容易将这点抛诸脑后。身处这种生活的人们，又怎么能知道土壤的降解，或是海洋里的鱼类就要被捕杀灭绝呢？很少有人能够看着农作物慢慢长大，变成食物，或是亲眼看到渔民打捞的情景，更不用说去了解T恤、笔记本电脑、书以及其他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了。横跨半个地球，从我在美国加州伯克利舒适的小屋中向外望，这个世界看起来十分美好：气候宜人，虽然我所在的加州已经连续干旱了好几年，但杂货店中各式各样的商品还是一应俱全。虽然某年的水果产量很低，但还有从智利运来的苹果。所以，别担心，开心点儿。

然而世界上每个可信的科学家所给出的报告内容，都与之相差甚远。大量证据显示，环境已经岌岌可危，只有那些为反对而反对的人才会继续质疑这个事实。即使主流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对实际的资源极限视而不见，但环保人士、科学家、学者等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近两个世纪的全球变化见图0—1。

目前，已出版的数百本书和报告都有着数不清的可靠资料来源，记载了这个地球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其中一些重点内容如下：

• 2009年7月，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387.81PPM（百分比浓度）。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已经认定，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含量的最高极限是350PPM。
• 目前，在全世界各地的受检者身上，都检验出了工业和农业所用的有毒化学物质，连新生儿也不例外。
• 每年因室内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 600万，而室外空气污染每年又夺走了800 000条生命。
• 全球约有1/5的人口，即超过12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而且水资源正在变得越来越稀缺。
• 全球收入不均的问题也十分惊人。目前占全球人口1%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占全球人口57%的穷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

那么，当经济这个子系统在一个容量固定的系统中不断扩张时，又会发生什么呢？它会四处碰壁。不断扩张的经济系统就快要超越这个地球的生物容纳极限了。经济学家预估，按照目前和之后预计的增长速率来看，发达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是2%~3%，而中国和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是5%~10%。时至今日，全球生产的货物和所提供的服务，早已导致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标将近6倍之多，我们必须要在2050年之前减少排放量，才能避免导致气候异常。

这就是症结所在。提升全球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必然要增加他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脆弱的大气中已经充斥着过量的二氧化碳，而我们仍在对地球所提供的资源和其他维系生命的服务予取予求——我们已经将地球逼到了绝境（见图0—2）。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不更改原料开采和生产制造系统，不改变销售、消费和丢弃处理东西的方法，也就是我说的“开采—生产—丢弃”循环，现有的经济很快就会让整个地球灭亡。看看我在写下这些话时全球都有哪些新闻吧：金融市场全线崩溃，多亏了华尔街和政府的巨额援助资金，部分市场才得以复苏；食品价格摇摆不定，农民和全球饥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氧化碳浓度正在逼近威胁人类生存的水平，像石油、鱼类以及新鲜水源这样的资源已日渐枯竭，变得十分稀缺……

看着这些可怕的数据和难缠的问题，我知道，它们在试图让我关掉电视，举手投降，然后对事态的发展听之任之。一个朋友告诉我，事实上，当她听到这些消息时，她最想去购物：当你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思考鞋子和钱包搭不搭时，你就可以摆脱一切烦恼了。全球各地的人们——尤其是穷人，都面临着接踵而来的危机。我们要担心流感大爆发、反复无常的暴风雨、失业，还有什么取消赎回。问题是，我们别无选择。用律师、生物化学家以及科学和环境健康网（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Network）法务总监约瑟夫·古思（Joseph Guth）的话来说：

对人类来说，没什么东西要比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物圈更为重要的东西了。在无法涉足的茫茫宇宙中，这是人类唯一已知的可以居住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要依赖它才能生存下去。我们不得不和其他人共享这个地球。它是我们唯一的家……不可思议的是，地球的生物圈几乎完全适合人类生存，当然啦，我们从万古至今的一路演化，都和地球密不可分。没有正常运转的生物圈，我们就没法长命百岁或是健康快乐，所以要我们拿什么来进行交换都是值得的。

不甚完善的解决方法

所有问题环环相扣，遍及整个系统，但我们所做出的回应通常却只是针对局部的片面之举，如改善科技水平、控制人口增长，或是抑制资源消耗量。

举例来说，提倡科技改造的人认为，更加清洁、环保且革新力度更大的科技手段，能让我们的工业及经济活动更高效地节约能源，这样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他们还指出，每单位的活动（国内生产总值的每一块钱或是产品产量的每一吨）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正在逐渐减少。他们并没有错，许多科技都变得越来越高效，但这些成果都被一个不争的事实所抵消了，至少在2008年经济大崩盘时仍是如此，那就是：从总体来看，存在着更多的绝对增长——仍然存在更多开采、使用和丢弃的情况。即使在2008—2009年间，我们的破坏相对来说也没有减少多少，如果参考之前的走势，那么我们很快又会恢复到之前的破坏水平。所以，就算有更多、更高效的科技手段，我们整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还是在不断增加。

绿色环保科技无法拯救我们，因为它们只解决了问题的冰山一角。我们对这个地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即我们达到地球容量极限的速度，由人口数目、应用的科技种类以及消费量共同决定。在科技术语中，通常用I=PAT来表达这个说法。20世纪70年代，人们在两大阵营的辩论中提出了这个等式：正方阵营认为，科技和消费定势是造成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而反方阵营则认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才是问题所在。

在I=PAT这个等式中，I代表影响，P指的是人口，A是财富（又称消费），而T就是人们所应用的科技。这个等式显示了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况，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问题。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减少人口以及提高科技水平来减少我们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但如果有其他的可变因素抵消了这种改变的效果，比方说如果较少的人口消费了更多的东西，那么负面影响依然在增加；如果较多的人口消费了较少的东西，则可以减少不良影响的产生。这些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彼此之间也有着千变万化的联系。

当然，总人口的增长是问题的症结之一。去看看图0—2你就会知道，所有一切资源（树木、矿物、纯净水、鱼类等）的使用量之所以在过去的50年里会呈指数般增长，都是拜同样也在呈指数般增长的人口所赐。我们花了20万年（直到19世纪初）才将全球人口数量增加到了10亿，而只过了一个多世纪（1960年），人口数量就达到了30亿，在这之后，人口数量又轻松地翻了两番，2010年已达到了70亿，并且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向上攀升。

然而从历史上看，为了稳定全球人口而使用干预手段的地区，一般都是那些过度消费的地区，它们通常都会忽略世界上存在着极为不平等的消费模式这个事实。通常人口膨胀速度最快的地方所占用的资源数量都很少，而全球少数人（前1%~5%的富人）却掌握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他们制造了巨量的温室气体并造成了其他环境问题。无论我们用民主的方式决定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持人口稳定，都必须要以不可动摇的人权（尤其是妇女权益和公平）为基础。

我们不知道这个地球的承载能力到底有多大，但我们知道它并不是弹性指标，它取决于我们生产和消费的水平及模式。这引发了更加深入的讨论：究竟如何才能公平分配资源？这个问题也涉及“分配多少才算足够”的价值判断。我们是否想过，如果按照美国或是印度的消费水平来计算的话，这个地球又能够承载多少人？且重点是，这个问题要由谁来回答？

这些问题十分复杂难解，但我们必须要进行讨论，共同得出答案。因为，毫无疑问，地球终将达到承载极限，而我们现在也正在朝这个方向不断“前进”。一旦超过了这个界限，一切就会结束，但我们还要依赖这个地球吃、喝、生活。再也没有比找到一个让我们共同活下去的方法更为重要的事了——在我们称为“家园”的地球上，公平、互尊互敬、快乐地一直生活下去。

如果阻挡我们前进的是这个已经失去控制的人类发明，也就是“开采—生产—丢弃”的经济增长机器，那么我们只能将它拆开，再重新进行组装——用我们过去数十年的所学所知来改进这台机器。

经济增长惹的祸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是指经济活动的全面增加（贸易、服务、生产、消费……所有的一切），也意味着人们从地球上开采出了更多的自然资源，通过经济结构将它们变成产品，再变成垃圾，回归大地。简单地说，增长就是更多的意思：更多的东西和更多的钱。和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一样：增长意味着更加壮大。

经济增长本应是一种价值中立的衡量手段，它能帮我们达到真正的目标——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并创造更健康的社会、更多的平等、更清洁的能源、更坚实的基础设施以及更加活跃的文化等。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的确在这些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但可别忘了，某些地方的增长通常都是靠压榨其他地区而获得的。一个世纪以前，当我们还拥有大片广阔的未开垦的处女地时，增长的模式为我们带来了道路、房子、中央供暖和温饱的肚皮；现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拥有了这些东西。事实上，我们的确已经得到了能够满足全世界所有人基本需求的东西，只不过没有正确地进行分配罢了。我们只是缺少分享，而不是物质匮乏。

如今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系统把增长这个目标凌驾于其他目标之上，所以才会将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作为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GDP计算了一个国家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值，却忽略了很多现实中真正重要的问题。首先，GDP并没有显示出不平均和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情况，也不管人们生活得是否健康、满足或充实。所以，一个国家的GDP可以在工人收入完全没有获得任何增长的情况下，以2%~3%的速度增长——财富全都滞留在这个系统中的某一点上了。“地球经济”组织（Earth Economics）的总裁、伟大的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的学生戴维·巴特克（Dave Batker）表示，GDP就像是某个公司的经营者将所有的费用和收入加到一起，得出的一个“又蠢又没用的数字”。事实上，这个数字再大，也没法告诉我们该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

这种GDP的计算方法还存在另外一个大问题，它并没有将真正的生态成本及社会成本计算在内。业界通常都获得了将“成本外部化”的许可（一方面是获得了政府的默许，另外一方面是无须对此负任何责任），经济学家则乐于用这个短语来描述这样一个事实：公司在忙于生产和销售新产品的同时，不用为自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污染地下水、让社区遭受致癌物质侵害或是空气污染）埋单，甚至对此不闻不问。

完全乱套了！从正面来看，GDP计算了导致污染和癌症（如生产农药和聚氯乙烯的工厂）的活动，同时也计算了清除污染和治疗癌症的活动（如环境修复和医疗护理），且GDP并不会因为排放到空气或水中的污染物或是森林的流失而减少。比尔·麦奇本（Bill McKibben）在《深度经济》（Deep Economy）一书中，用如下这个真实的例子，证明了GDP无法准确地衡量成功与否这个事实：

数年以来，在非洲，原产于南美的水葫芦堵塞了很多河道，而用除草剂根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有人发现，在干的水葫芦上面能够培养出十分有营养的蘑菇，而当蘑菇在水葫芦中分解成纤维素后，它又成了蚯蚓的温床；蚯蚓们吃了纤维素后排泄出高品质的肥料，然后这些蚯蚓又被拿去喂鸡；当然，鸡能为人们生蛋，而它们的粪便则可以用来当沼气罐的燃料，这样一来，就不需要砍伐更多当地早已被砍光了的树木做柴火了。只是因为金钱上的交易（如肥料买卖）减少了，这种解决方法在GDP的计算上就显示成了“增长”的减少。但任何只要有眼睛、有大脑、有心的人都能一眼看出，“水葫芦—蘑菇—蚯蚓—鸡”的解决方法才是真正的进步，因为它既健康又合理。

对当权者，也就是政府和业界高层来说，获得稳步上升的GDP，也可以说是增长，是经济上无须质疑的目标。为了增长而增长使得真正的目标——那些本应帮助我们有所成就的东西无法实现。在我和许多人看来，为了增长而增长往往只会影响真正目标的实现，这也是我在这本书中希望能明确表达的观点。过度追求“增长”的指标，如将数吨有毒的消费物品计算在内，会削减所有人的安全、健康以及幸福度。虽然增长一直在不断持续拉大，科技、科学和医药领域也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忍饥挨饿。全世界有一半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2.50美元，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持续拉大。

我们这个社会关于经济增长的信念，根深蒂固且毫不动摇，因为我们认为无限增长就是好的，只要将重点放在增长上面就会实现目标，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无法在一个大小固定的地球上无限制地扩展经济子系统（开采—生产—丢弃）：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已逼近地球的上限。无限的经济增长是绝不可能存在的，即使是在满足了人类的基本需求之后用它来继续增加人类的福祉，也是行不通的。在达到某个峰值后，经济增长（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东西）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快乐。我的意思是，如果人人都拥有快乐的生活，能够尽情享受闲暇时光、笑声和健康、幸福的话，用毁坏地球的方式来换取经济增长或许是件值得的事。但事实上，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觉得开心，并且称自己感到压力过高、沮丧和焦虑。

现在，准备好了吗？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我对经济增长的这番批判是对当今在全球运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里我说了“资本主义”这个词，它就是那个不能说出名字的经济系统。

在撰写《东西的故事》的短片剧本时，我的本意是向大家描述我在这些年里的所见所闻，包括追踪垃圾的去向、参观工厂和垃圾填埋场，了解人们是如何生产和使用并且丢弃这些东西的。我当然不只是坐在那里，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指责资本主义的缺点。起初，我满脑子想的都只是垃圾，而不是经济。所以当一些评论家竟然称这部影片是“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或是“反资本主义”时，我感到十分惊讶。的确如此吗？这是真的吗？于是我重新拿起了那些早已布满灰尘的经济学书籍，再次探访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这时我才意识到那些评论家的观点很有见地：结果证明，用严格的眼光审视我们生产、使用并且丢弃东西的过程，就会揭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经济系统的核心功能。资本主义已经无路可走，它目前的运作让其无法持续发展。

前总统顾问、现在担任律师的盖斯·斯帕斯（Gus Speth）在其《世界边缘之桥》（The Bridg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一书中写道：“资本主义的内在推动力是赚取利润、投资、创新，然后获得经济增长，且一般都是呈指数增长……纵有万般不情愿，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我的结论是，大部分的环境恶化，都要归咎于当今资本主义系统运转的失败。要想获得持久有效的解决方案，就必须彻底改变当今资本主义的主要特性。”

虽然如此，但在美国，我们仍在犹豫不决，不敢开口提出这个问题，生怕被贴上不爱国、不切实际，或是发神经的标签。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广泛存在着这样一种认知：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并没有给全世界的人们或是这个地球带来好处，大家都会开诚布公地探讨这个问题。对此，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美国研究的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称，其他国家之所以会开诚布公地探讨这个话题，是因为资本主义只是它们众多选择中的一种，而在美国，它被视为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能不能把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摊在桌上，拿出研究其他问题时的理性严谨态度，开诚布公地谈论呢？我们能够在不落入老旧套路且不会被指责是反美一派的情况下，来检视资本主义的缺陷吗？拒绝谈论这个问题并不能让这个问题自动消失。我相信尊敬我们国家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它陷入迷途时，大胆地指出来，而不是在许多经济、环境以及社会指标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仍一言不发。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我们去看看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不一样的事，看看能把什么事做得更好吧。

直面残酷的真相

将经济发展看作是最佳策略，能够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这种想法已经成为一种现世信仰。所有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以及媒体都对此趋之若鹜，很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毕竟，谁敢挑战资本主义或成长论呢？大家本来就该将其作为事实全盘接受，否则就会被当成疯子。或许就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不断扩大的反经济增长运动阵营包括极端环保分子、绝望的科技恐惧者还有希望时光倒流的全球化抨击者……”虽然奥巴马接管了一个充斥着社会、经济以及环境问题的国家，且这个国家本应采取成熟的可替代策略，但他和他的团队仍然再三保证会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努力恢复经济增长。2008年末，美国斥资8 000亿美元稳定金融市场，只为保护经济增长这个至高无上的信念；到了2009年，奥巴马、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又拨款13万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来帮助华尔街摆脱困境，并推动经济再次增长。

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鲜有人愿意挺身而出，质疑甚至是从批判的角度，探讨这个显然不适合地球和全人类的经济模式？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经济模式正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行动。

“定式”也许是个令人讨厌的词，但对于由不同组织方式组织的经济和社会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定式就像是一个框架，或是电脑中的运行系统。它的内容由占支配地位的假设、价值观以及概念组成，它决定了一个社会眼中的现实情况，它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因此，我们自然会忘记自己正在透过“定势”这副眼镜看世界。“你的思维定式已经深入骨髓，让你几乎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除非你试着去和某个拥有不同定式的人进行沟通。”杰出的系统分析大师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3)这样说道。

跳脱出文化环境，你更能察觉“定式”的方方面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孟加拉国达卡市五个月的生活经历，为我提供了许多看到另一种文化定式的机会。同时，我也得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思维定式。那时我住在一栋住满了孟加拉人的房子里，并在一个由孟加拉人组成的机构中工作，周围没有任何西方人。起初我的室友和工作伙伴对我十分友好热情，嘘寒问暖，但大约在一个星期后，他们的态度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不停地询问人们，自己是否做了什么冒犯他们的事，但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最后一个曾在美国住过的女人向我解释说，我侮辱了他们，因为我从没有去他们家吃过晚饭。“但他们根本也没邀请我啊。”我抗议道。她告诉我，我必须要在晚饭时间出现在他们房门口，说自己要来吃晚饭。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我，根本不会在不经邀请的情况下就去别人家吃饭。我头脑里约定俗成的想法就是，不经邀请就在晚饭时间出现在别人家里等着吃饭，是很不礼貌的。“那是不礼貌的行为。”我对那个女人说道。“不，不会的，”她说道，“在你的国家，这是不礼貌的行为，但在这里不是。”这只是一件小事，却耐人寻味。我开始在脑海中一一列出所有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理念、价值观以及概念，将它们进行了一次大盘点，并开始收起了自己先入为主的定式。定式无处不在，但又让人不易察觉，它们很容易就会被误认为是真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不会再去开动脑筋，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被这个社会的主流框架给框住、限定住了。比如说，如果你所在的国家文化认为地球是平的，那么你就不大可能去探寻地平线后还有什么；如果你的定式认为自然就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的供给库，那么你对待自然的方式就会与环保人士截然不同，根本就不会认为它是个神圣复杂的系统，而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你的定式让你以为，经济增长就是结束贫穷、带来幸福的关键所在，那么你就会不惜一切地保持经济增长，即使它让许多人变得更穷更不开心，也在所不惜。

不幸的是，许多致力于改善环境和社会状况的组织和政治领袖，都不假思索地在同样的定式里转来转去。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问题不能在问题发生的层面得到解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用“总量管制和交易”规则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这个方案中，私人公司可以将它们污染的“权利”“贩卖”给其他公司，这样其他公司就可以进行更多的污染活动，并相信自由的市场机制能够抓住减少温室气体最有效的机会。但将污染视为一项“权利”并依赖市场来解决环境问题，会使这个定式变得更加牢不可破。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定式中，人类健康和生态平衡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破坏这些目标的生产活动将被明令禁止。拥有洁净空气和有益健康的气候的权利将战胜污染的权利。

想要改变定式，我们需要批判，而不是假定它是真理。在电影《黑客帝国》中，占统治地位的定式是由机器创造出的模拟现实，它们用其压制人类，并用他们的体温和电磁活动作为机器的能量。由莫菲斯领导的反抗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原”：他们服下了能够看清实质的红药丸(4)。我相信，检视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东西背后所隐藏的不良影响，就是一种还原的方法，也是我们朝着改变所迈出的第一步。

多年以来，德内拉·梅多斯一直致力于证明“一件事情的小小改变能够引起万物的巨大改变”这个杠杆支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发出了一个杠杆支点的等级制度，按从微小但立刻见效的改变到在本质上改变整个系统的作用排列。在等级的顶端，是对定式本身的挑战和改变，因为改变定式就能立刻改变一切。对我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它让我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和乐观的前景。虽然改变一个定式可能要花上几代人的时间，但也可能在瞬间完成——正如我站在清泉垃圾填埋场旁时，心中突然显现出的那道灵光一样。

东西的故事

我的旅行让我意识到，垃圾这个问题是和整个物质经济息息相关的：它同采矿和伐木这样的自然资源开采行为有关；同设计并生产东西的化学实验室和工厂有关；同国际仓储和商店有关——是它们负责运输这些货物并为其贴上了低得不可思议的价签；它还和狡猾的电视广告有关——它们找了心理学家助阵，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我了解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金融贸易机构，了解了雪佛龙、沃尔玛以及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还有在厄瓜多尔保护热带雨林的当地部落、在海地缝制迪士尼睡衣的女工、在尼日利亚抵抗壳牌的奥贡尼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癌症街（Cancer Alley）(5)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工人——以及所有这些组成了同一个故事的过程和机构！当我问及我的笔记本电脑真正的成本时，杰弗里·莫里斯（Jeffrey Morris）博士解释道：“追溯任何一件物品的真实起源时，你会发现，生产任何一件东西都要牵动整个经济。”

在将整个运行不良的系统轨道拼接在一起时，我发现有许多截然不同的组织从各种角度切入到这些话题中。有那种一本正经的“书呆子”，他们手中有真实且骇人听闻的统计数据和真相，不幸的是，他们试图用引起恐慌和绝望的方法来激发人们采取行动，可是却弄巧成拙，让人们失去了斗志；还有那种扳着手指，用尖锐刺耳的声音数落着消费之罪的人，他们想要靠罪恶感的刺激来大幅减少资源消耗，但却鲜少成功；还有一些回游者(6)，自愿过着简朴的生活，远离商业文化，少工作一点，也少买一些东西。他们能够创造出一种不需要依赖“开采—生产—丢弃”系统的生活方式，但这种方式也只是在小圈子里见效，而不能形成大规模的文化牵引力。除此之外，和那些相信科技进步能够拯救人类的人一样，也存在着意识型消费（Conscious-consumption）的人群，他们相信，如果市场上能够供应足够多的绿色环保产品和服务，从而使我们可以替换现有的选择的话，一切都会万事大吉。就是这些人每次在我演讲完都会问：“好吧，那么我到底该买些什么？”也有一些环保设计师致力于让我们的产品和家园更加安全，但他们还只是处于构思阶段。当然，还有所有同我一样，为了自己的选择花费数年时间坚持打拼的活跃分子和社会行动家。

我希望能从现有的方法中提取最好的精华部分，用更加宏大的系统观点来谈论物质经济和其背后隐藏的定式，同时避免陷入晦涩的科技术语、罪恶感和绝望的桎梏中。

我的目标是用这本书及其同名短片来尽可能简单地解读东西的故事——也就是经济中的物质流动。我绝不是为了让你感到愧疚自责，除非你是雪佛龙、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迪士尼、福克斯新闻、哈里伯顿公司（Halliburton）、麦当劳、壳牌，或是世界银行的负责人。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在这里所指出的重要问题，并不是个人行为或贫乏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是一个坏掉的系统——那个致命的“开采—生产—丢弃”的庞大机器。我希望这个故事能让读者和生活中的人们多谈谈有关化妆品中的有毒物质、垃圾焚烧和再回收问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政策缺陷等话题。我会尽全力让大家一目了然，避免使用化学、供应链理论以及贸易政策这些领域中的科技术语，因为这些术语通常只会拒大众于千里之外，而无法使其参与到批判性的对话之中。

在面对众多艰难挑战的同时，我也在字里行间写下了许多令人振奋、充满希望的发展现状。我将这些发展视为迈向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系统的台阶。至此，我邀请你心中的公民声音压倒你内心的消费者声音，然后在社区里发起一场非常丰富、激烈的对话。

我要澄清以下几点。

1. 我并不抵制东西

事实上，我是东西的拥护者！我想要让大家更珍惜、爱护我们的东西、并给予它应得的尊敬。我想让大家认识到，我们所买的每件东西都凝聚着很多资源和劳动：有人为了你的手机掘地三尺寻找矿产、有人为了你的T恤大汗淋漓地从轧棉机上搬运大包大包的棉花、有人在工厂中全神贯注地组装那副眼镜——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暴露在致癌物质之下，或是被迫超时工作；还有人开车或是开着飞机，跨越这个国家或是世界，将它送到你的手中。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真正价值远远超越了价签上的价格，也远远超过了拥有它所带给你的社会地位。东西应该是持久耐用的，它带着工匠的骄傲荣耀问世，理应得到应有的爱惜。

和大部分美国人一样，我有很多东西，也经常要收拾、整理。不过我还是尽量不买东西，尤其是那些我不需要的新东西。我在二手店购买家具、厨具、运动装备以及几乎所有我需要的东西，这样就能避免生产过程中出现新的浪费，也让我花费较少的钱就买到了更好、更耐用，甚至在以前买不起的新东西。然后我会好好爱护它：修补坏掉的鞋子和衣服，下雨的时候将自行车用塑料布罩起来，让它更加耐用。

2. 我并没有将贫穷浪漫化

我确实指出了美国式生活方式中过度消费的种种缺点，并称赞我去过的国家生活步调很慢，没有那么物质化，但我并没有将贫穷浪漫化。贫穷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悲惨现实，是资源分布不均的拙劣经济模式所造成的恶果。我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我曾去过一所印度寄宿学校，当时有六个孩子被疟疾夺去了幼小的生命，在那儿我才知道，能救活那些孩子的灵丹妙药，居然只相当于我买一杯咖啡的钱。对于这些孩子，还有那些缺乏足够食物、药品、住所、学校和其他必需品的人来说，拥有更多的钱和更多的东西毫无疑问是有益无害的。但事实证明，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越来越多的东西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快乐（详见第4章“消费使用，你能买到快乐吗”）。

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几乎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人都多，而在所剩不多的休闲时间里，最主要的两项活动就是看电视和购物。我们出门上班，之后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再瘫到沙发里面看电视。商业广告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新的东西来让自己感觉更好，于是我们就去购物，再为了能为所有这些东西埋单而不得不更拼命地工作。我把这个过程叫作“工作—看电视—消费”的循环往复。

我所欣赏的那些国家，并不像美国这样被桎梏在这个循环往复的怪圈里，它们和贫穷也没有一点关系。事实上，在我羡慕的那些社会里，人们的工作时间更少，更愿意花时间度假，很少看电视而更多地和友邻相处……并且不在东西上浪费太多精力。你大可以说我将那种生活方式浪漫化，这个说法我可以接受。

3. 我并不是在抨击美国

在美国的生活其实也很不错，许多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更多的消费选择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在游历了40个国家之后，我发现其他国家也有一两样值得学习的东西。我很羡慕那些生活在欧洲的朋友，他们没有医疗保险或是大学教育经费方面的压力。我希望我们也有首尔和蒙特利尔那种安静又整洁的地铁，我希望在这里也能像在荷兰那样悠闲、安全地骑单车，我希望美国人在肥胖、糖尿病和其他健康问题上的比率不要总是名列前茅。我认为，指出美国在某些重大生活问题上的倒退并不是一种抨击，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献给我潜力无穷的祖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