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路径和方式研究

课题组负责人：柯 昊

课题组成员：吴晓民

陕西省从党的十九大以来，积极响应党中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切实落实“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且深刻认识到乡风文明建设关键在于“人才”。通过对陕西省农村的调查，发现在中国改革重大转型期，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人财物流失严重，伦理道德水平下滑，相应乡村精英纷纷“逃离”故土，效力城市。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寻找合适、有效的人才培育文明乡风，振兴乡村文化，建立合理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作为历史传统和当代新型精英的乡贤重新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中极具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的社会资源。新乡贤作为乡土社会有资材、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的贤达人士，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影响力从德、行、才、识四个方面引导乡风文明建设，培育乡村美德善俗，化解乡村纠纷，实现美风善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资源支持。目前陕西省新乡贤和乡风文明培育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各级政府已经着手把加强乡贤文化建设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助手。

一、陕西省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现状

自2018年以来，陕西省政府与学术界都认识到传承乡贤文化、建设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开始探索实践当代乡贤文化建设。就学界研究而言，相关理论探索处于起步阶段，陕西省所见乡贤问题多数是新闻报道，真正的学术研究并不多，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从已有的评论报道和学术研究来看，学界大都认为新乡贤是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力量（萧子扬，黄超，2018），理应发挥新乡贤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李静，2017）。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乡贤和乡村精英参与文化振兴的机制和方式不够完善（白现军，2016），存在短期性、牟利性、形式化等问题。实际上，上述分歧反映了陕西省的研究对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路径、机制的不完善，与此同时对于乡村居民文化需求的实证研究不够，也使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治理方式单一且缺乏创新。从治理实践来看，通过对陕西省各级行政机构的调查发现，新乡贤文化建设还处于方兴未艾的起始阶段，部分地区政府已着手开展相关建设工作，机制制度还在探索之中，推行方式以纵向管理为主，整体呈现出区域性、探索性、短频性特点。

（一）新乡贤文化建设启而未发

1．乡贤文化认知度低

图1 陕西省乡贤文化认知调查数据表

陕西省内进行了定量的研究，最终得到2888份有效的问卷，并进行了相关分析。接受调研的人群中，按性别分，男性占32.5%，女性占67.5%；按年龄分，18周岁以上的占95%（其中48周岁以上的占0.5%），18周岁以下的占5%。从整体分布层次来说，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

2．乡贤文化建设的区域性

陕西省有10个地级市（其中1个副省级市）、30个市辖区、6个县级市、71个县，通过调查发现，有10个县市开展相关建设工作。多数县市未将乡贤文化建设纳入工作日程，或者还在策划安排之中。总体来讲，陕南地区对乡贤文化更为关注，各级政府也在切实开展相关工作，城固、旬阳、洋县等地均建立乡贤组织，探索建设相关机制。关中地区乡贤文化资源最为丰富，却还在筹划、安排阶段。陕北地区对乡贤文化建设还未普遍展开。

图2 陕西省乡贤文化建设分布图

3．乡贤文化建设的滞缓性

陕西省乡贤文化建设有迟滞性特点，简单来说，即随着政策号召力度响应和推动，有形式化、短暂性、非常态化特点。2015年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两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从时效性来讲，陕西乡贤文化建设在相对于江浙广等南方地区2014年开始着手建设已经略显迟滞，2018年达到峰值，各级政府真抓实干，贯彻到实践之中，而启动以后又逐渐弱化，在2019年逐渐进入平缓时期，长效建设尚未广泛开展。

图3 陕西省乡贤文化建设时间

（二）新乡贤文化建设机制展开探索

陕西省部分县市区已经开始新乡贤文化建设，特别是在实行机制方面做了很多实验性探索，各市县区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建立乡贤选拔制度、工作章程、组织建设、职责规范，各有侧重和特点。根据调研，有四种典型的机制建设：一是以乡风振兴为重点。陕西省旬阳县开展了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探索，特别是开展的“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道德评议活动，在开展移风易俗、推进新民风建设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干部群众一致好评。二是以产业振兴为核心。陕西省石泉县在2018年全面实施建设“千名乡贤能人”工程，在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和扶贫攻坚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多的机制建设尝试。乡贤文化建设主要从选拔制度标准、细分标准、政策扶持、培养发展、搭建平台、建立数据库、监督问责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深入地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经济振兴。石泉县建立了优秀企业家对口帮扶创业型能人、专技人才结对服务技术型能人、镇机关干部联系综合型能人制度，按照区域所属，实行“一对一”“一对多”的结对培养和帮带，倾力培养一支“思路宽、点子多、懂经营、会技术、善管理、能致富”的村级发展带头人队伍。三是以经济、文化、社会协同振兴为核心。陕西省城固县是乡贤文化建设工作开展最为扎实和全面，创新推出“评乡贤、颂乡贤、学乡贤、用乡贤、当乡贤”五步工作法，网格化成立县、镇、村乡贤文化促进会284个，推选乡贤1605名；于2018年4月建立了首家县级乡贤文化促进会，选举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来自全县17个镇办的113名乡贤代表审议通过了《城固县乡贤文化促进会章程》《乡贤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城固县乡贤文化促进会理事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城固县乡贤文化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四是以“党建+民主自治”为核心。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于2018年9月在全区推行“党建+能人”模式，引领乡村有效治理，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坚持标准，规范程序选贤；搭建平台，细化方式用贤；加强领导，健全机制管贤。在全区9个镇（街）68个村推广成立乡贤工作室，聘请村里致富能手、离任村干部、退休干部以及在村里有影响力、有威望的人士实现村级党组织领导下的“村事民议、村事民治”。

（三）新乡贤文化建设初显成效

陕西省新乡贤参与村民自治初见成效，解决了农村生活中普遍出现的问题，维护了农村的治理秩序，密切了村民间的人际关系，淳化了乡风民风，激发了农村经济发展。新乡贤文化建设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营造文明向上的乡村文化。比如城固县原公镇优秀乡贤唐楷鉴积极参与村史挖掘，主动编写村志；上元观镇优秀乡贤王吉庆积极参与古镇保护开发；乡贤叶甲文长期从事对本土文化的宣传和研究，撰写文稿、参加民间文艺活动、挖掘民间文化遗产。石泉县熨斗镇乡贤张守让和张诗俊创办了“熨斗镇传统文化”微信公众号，奔走各个村庄，收集熨斗历史故事，并制作成精美图文进行推送。二是调解乡村矛盾纠纷，减轻政府的负担，减少执法成本，稳定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如城固龙头镇熊家山村村民马风华的房子就在进村路口。每次村里拓宽道路，都会占用她家的院墙。在乡贤王建文的劝说下，马风华三让院墙，最后爽快地将院墙后退一米，重新修建。如今，她也成了村民口中的“好人、善人”。旬阳县桐木镇石板沟村的村民曾因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成风，人情负担普遍较重。该村“道德评议”委员会成员通过专题讨论，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并由村民大会通过。按照新的规定，石板沟村约定村民除婚丧嫁娶外，其他事项不得置办酒席，人情随礼直系亲属最高不超过200元，普通朋客不超过100元。三是助力脱贫攻坚，带动致富，发展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力，开拓振兴途径。城固县桔园镇升仙村乡贤胡胜强发动80多户橘农成立城固县胜强柑橘专业合作社，带领橘农将柑橘销往外省甚至国外，被誉为“橘红娘”。陕西省旬阳县江店社区针对当地贫困户周开琴“等、靠、要”的“精神贫困”进行了“道德评议”，把他评为后进典型并亮榜公布。乡贤们的评议说理、乡亲们的评头论足，让周开琴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了，他表态“认识到了自身问题，要自食其力脱贫致富”。四是参与乡镇建设与管理。城固县桔园镇刘家营村建乡贤队伍，弘扬乡贤文化，借助“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精心打造乡风文明一条街，每月组织开展一次“乡贤进讲堂”活动，主动邀请乡贤参与村上事务管理和监督，修改完善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

二、陕西省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问题

（一）历史乡贤文化挖掘不够

陕西省和其他省份的显著不同在于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乡贤文化渊远流长，有非常丰厚的传统乡贤文化资源。据《陕西乡贤事略》① 记载，自西周至民国共有乡贤事迹34则。这些本地乡贤还是陕西乡贤文化的一小部分，粗略进行文献统计至少有600多位，分散于各县区。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陕西省古代乡贤基本是具有功名身份、学品、学衔和官职而退居乡里者，他们仕而为循吏，退居乡村后成为具有社会、文化双重权威的阶层，是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但是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不管是对本地乡贤的资料整理、遗址保护、精神凝练、历史构建都未深入，甚至某些地方民众以至政府均不知道相关历史乡贤的存在，而一些遗址、故居没有得到良好修缮保护，破坏严重。而系统性、有序性开发发掘也不够，历史乡贤文化建设往往和政绩、资本挂钩，缺乏文化遗产向文化产业转化的良性发展。比如陕西铜川市耀州区有非常著名的历史乡贤“一杰四圣”，隋唐医药学家孙思邈、西晋哲学家傅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政治家令狐德棻和北宋山水画家范宽。但当地村镇并未深入挖掘，相关遗址保护都刚刚开始。依据调研情况看，陕西省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如宝鸡市贾村镇的党崇雅、横渠镇的张载等等。不管是柳公权、令狐德棻，还是张载都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文献整理、思想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不仅在国内广为知晓，甚至东南亚地区都深受影响。可以说陕西省对当地丰厚的乡贤文化是见而未知，而外省份的人是知而未见，即使慕名而来也是无所凭吊，空怀惆怅。

图4 陕西省历史乡贤文献统计表（根据《中华基本古籍库》）

（二）新乡贤后继乏人

陕西省本来是农业人口大省，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社会转型，至2017年年末，常住人口3864.40万人，城镇常住人口2246.3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8.13%；乡村人口1618.02万人，占41.87%。按性别分，男性1994.42万人，占51.61%；女性1869.98万人，占48.39%，性别比为106.65。按年龄分，0—14岁人口占14.5%,15—64岁人口占74.12%,65岁及以上人口占11.38%。全年出生人口41.08万人，出生率为10.67‰；死亡人口24.02万人，死亡率为6.24‰；自然增长率为4.43‰。

图6 陕西省2014—2018年常住人口及城镇人口比重

从相关数据以及调研情况来看，陕西省出现乡村人口大量流出和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相应地乡村人才大量流失。通常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近郊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到市区务工或定居；另一种是相对偏远山区，乡村空心化严重。两者共同的问题是老龄化严重，人口老弱病残弱占比高，乡村振兴缺乏人才，难以培养出新乡贤。乡村能人流失，管理资源匮乏成为发展瓶颈和现实困境。同样，农村党组织建设也面临这样的时代困局，农村党员队伍青黄不接，乡村治理体系薄弱，阻滞社会发展。目前依据调研情况，这种状况有更为严重的趋势，甚至老年人也逐渐投奔子女，离开乡村。乡村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在大幅度流失，其中的能人也多早早进入城镇，甚至到北上广扎根立足。目前，各级乡贤组织选取新乡贤多为退休党员、干部、教师、经济文化能人，创业致富的成功人士，年龄多在60岁以上。年长的新乡贤虽然威望高、口碑佳、经验足，但队伍老龄化、思维固化，致使参与乡村治理时缺乏灵活性和积极性。农村年轻新乡贤后继乏人成为比较显著的问题。

图7 2018年年末陕西省各年龄段常住人口占比

（三）机制不完善

陕西省新乡贤文化建设处于探索实验阶段，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机制规章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首先，新乡贤选拔章程和工作程序不清。新乡贤本身应该存在于法的约束和规范下。不论是自己在生活、工作过程中，还是在解决邻里矛盾、处理公共事务、协助乡村治理等方面，都必须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结合民众生产生活状况，更要契合现代法治精神，使乡规民约在正常的轨道上发挥应该有的作用。

图8 新乡贤选拔程序

其次，新乡贤与村两委的责权不明晰。村两委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和领导班子，新乡贤则是其重要补充。陕西省新乡贤实际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职权限于公益事业、乡规民约、乡风家风、矛盾纠纷、风俗纠正、协助议事，实际在具体工作中方面，均有和村领导班子职责交叉、划分不明的情况出现。新乡贤的工作内容与职责没有细致的规章制度，导致涉及村两委事务时，出现越权问题，容易产生冲突。新乡贤与村委工作的协同联动不够、责权不明，导致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村委干部在村民中话语权被削弱和在公共权力中被代替；另一种是新乡贤形同虚设，不能以村民立场和利益参政、议政、辅政。

最后，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自治和德治优势削弱。新乡贤的定位是村民自治的主体之一，职责是协同参与基层治理。可以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村民文化、能力不足，代表和推动村民进行自治，是基层政治民主化的彰显与探索。另一方面，乡贤文化建设是德治传统的延续，乡贤本身要有大公无私、以民为本的道德品质，从而发挥道德软性影响力，使村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但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新乡贤因自身所扮演的多重角色，拥有话语权、公共权力，在治理过程中出现失去公心、被利益和名誉绑架的情况，甚至形成利益集团，导致黑恶势力的极端情况出现。这明显偏离了推动基层民主自治和德治的初衷。

图9 新乡贤参与村民治理模式

（四）手段功效单一

陕西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时出现多使用道德规劝、情感沟通和法律手段，其中道德和情感占比高达88%。虽然，基层治理建立在法律准绳之上，依法处理问题是公平、公正、高效的方式，然而在实际中，新乡贤多首选以道德情感解决乡村矛盾纠纷。当然这跟乡村群众文化素质、法律素养有关系，但目前存在的合情合理却不合法的情况也比较突出。除此之外，新乡贤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不够专业，对法律、经济、科技、生态等专业领域知识、术语、理念认识有限，概念模糊，在处理问题时会有局限性，发挥不出相应作用，导致实际协助治理的手段单一，功效有限。新乡贤由于目前的人员结构不够多元，后继乏力，致使涉及乡村产业、经济方面的参与治理效果不明显。新乡贤道德引领乏力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当前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现代化、城镇化带来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在乡村滋长，逐利取向导致人情淡漠，家庭伦理结构被破坏，建立在其上的传统伦理道德被抛弃和鄙视，传统文化价值与精神追求逐渐沦丧，传统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日渐崩塌。与此同时，新乡贤的新文化道德价值观还建立在传统道德基础之上，难以以德服众，缺乏其应有的话语表达权和自信力，导致村民对其的认同度有限，也对为乡村建立新道德、新伦理、新风尚发挥作用有限。

三、陕西省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对策

（一）书写乡贤

1．挖掘优秀历史乡贤文化

“书写乡贤”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传统，主要通过名录、传记、碑铭、画像表彰乡里“有功德于民”的贤者，以美化乡里，激励后人。汉代石刻中有刻石记录“阙里之先贤”，从东汉到魏晋有专记一地先贤、耆旧的“郡书”。唐代刘知幾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宋明之后，乡贤文化书写已经完全自觉，成为乡间习俗传统。陕西省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与丰富的文化资源，应继承优良文化传统，书写新乡贤，以村镇为单位建立古代乡贤研究会、博物馆，梳理本地历史乡贤及年谱、事迹、德行、贡献；广为宣传古代乡贤故事，增强当地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建立根植于历史沃土中的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产生来自内心的自豪感和信心。

2．智慧化传播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建设要实现智慧化、数字化，新兴传媒有非常广泛的舆论影响力和宣传导向力，要以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搭载乡贤事迹，让农民群众感受到乡贤泽被乡里的家国情怀；全方位宣传丰富乡贤文化资源和乡贤文化内涵，既有看得见的文献和文物，又有地方流传的非物质形态的各种乡贤故事，让民众“耳濡目染”，学习其中的道德精髓，受到精神熏陶。另一方面以新媒体手段书写新乡贤，将本地乡贤参与治理经验和其他地方乡贤文化建设的优秀做法，宣传推广。

3．推进乡贤文化融入生产生活

在陕西省实现乡村振兴，特别需要完成传统乡贤资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新时代新乡贤和古代乡贤的事迹、精神潜移默化地运用到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做到美化风俗于百姓日用之间。具体而言，农村应该以社区为单位细致挖掘区域乡贤的事迹、美德、嘉言、懿行，将其与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联系起来，进行硬体、软体、主体融入。比如硬体植入，可以结合居住环境和建筑风貌，建设一批彰显鲜明价值引领、凸显陕西乡村风貌和文化特色的美德主题宣传栏；软体打造，用乡贤事迹或者才能发挥教育功能，参与现代乡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如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关庄镇在社区学校开展本地历史乡贤柳宗元的书法课程就是比较好的尝试。

（二）规范乡贤

1．有效结合乡贤文化建设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乡贤文化建设必须在党组织的带领下，以党的领导为中心，更好地融合乡贤组织和基层党组织，推动两者协同联动，助力乡村振兴。农村基层党组织和乡贤组织均可以结合公推直选与两推一选选拔任用制度，积极发展新乡贤群体中觉悟高、道德高、能力高、有威望者进入基层党组织，以乡贤与优秀党员的双重身份促进农村发展。同时，还可以推选新乡贤群体协助基层党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参与农村事务决策，化解农村社会的矛盾，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2．着力完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章程

乡贤文化建设依赖于完善的组织管理和政策保障机制。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乡贤保障机制。首先要挑选文化素质高、责任心强、社会认可度深、影响范围广的骨干负责乡贤工作；其次积极组织、引导群众，使乡贤文化的理念深入人心，宣传乡贤美德，以在广大农村群众中形成正面影响力。另一方面要依法纳贤、依法规贤，建立现代乡贤工作机制章程，明确选拔、职责、工作程序，制定相关政策、条例、文件。《乡贤文化建设管理条例》《乡贤文化规范管理制度》《乡贤工作章程》等，确立乡贤文化建设的制度机制。在政府引导下建立多部门协调联动、严肃问责的机制，理顺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程序，使乡贤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此外，也要给予乡贤文化建设足够的专项资金保障。县、乡（镇）两级财政应加大对乡贤文化专项资金投入与财政支持；发动多主体参与，拓宽乡贤文化建设的资助渠道，调动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投资及建设。加强组织管理乡贤文化建设活动，定期组织健康向上的乡贤文化文艺活动，活跃农村文化氛围，丰富生活，以美化乡俗。

3．拓宽乡贤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渠道

发挥乡贤德治才能，建立乡贤顾问制度、新乡贤挂职“村官”制度，使乡贤能够参与乡村治理，提高乡村决策和治理民主化、科学化；成立议事监督组织，主要有研究性组织、协商性议事组织、亲善性组织、纠纷调解组织。但要注意的是在乡贤治理中不要以德代法。

（三）激励乡贤

1．打造“回归”工程

乡村振兴需要“爱农村的本村人”反哺故乡。农村多年来以丰厚的乡土资源培育了大批得到群众认可的贤能人，包括在乡发展的农民技术员、种养大户、科技致富带头人和在外立业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是广大农村群众普遍认同的德才兼备的群体，大家也希望能够学习他们的创业经验和致富本领，并在他们带领下发展奔小康。陕西省各级政府应积极打造“回归”工程，以“乡情、文化、友谊”为纽带，积极搭建平台吸引在外乡贤回归；通过节日慰问、互通信息、拜访联谊等活动或形式，建立与本地社会贤达的联系，完善乡贤资料库。

2．建设“头羊”激励机制

乡村振兴需要“懂农村的人”的乡贤发展产业，发挥“头羊”效应。农村要让乡贤成为好的带头人，发挥他们的道德影响力、发展领导力，带动群众发展。乡贤是德才兼备的人，陕西省各级政府可以利用产业、项目激发在乡乡贤和返乡乡贤内生动力，充分利用“互联网 +”和新媒体技术为其回馈故土提供便利，实现创意、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的回流，推动乡贤以学识专长、特色优势反哺家乡。

3．开展“荣誉”表彰活动

乡贤本身就是一种荣誉称号，是对有德行、有贡献的社会精英德行、贡献，以及价值的肯定。新乡贤对乡村振兴事业做出贡献更需要多种形式的激励，一是要表彰奖励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发挥明显、回归发展成效显著以及各方面表现突出的乡贤。通过相关荣誉认可，让乡贤能够保持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和激情。二是要安排有效的物质奖励制度，以“做得多，奖得多；奖得多，做得更多”为导向制定优惠政策、激励措施。同时配套乡贤回归平台，打造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承接平台。三是讲好乡贤故事，传播乡贤正能量。陕西各地要设立“公德史册”“功德名册”，兴建公德堂和功德祠，广泛传播乡贤热心公益、乐善好施、造福桑梓、惠泽乡里的事迹。同时要建立传媒荣誉激励机制，通过电视台、电台、报纸等传媒广泛宣扬，滚动报道。此外，公益事业“命名制”也是对现代乡贤的作为和社会地位的认可，可以产生正面舆论效应。

（本文为2019年度校级调研课题优秀成果）

课题组负责人简介

柯昊，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儒学，尤其注重对“十三经”的经注研读和在此基础上对儒学的诠释和研究。先后主持和参与各级各类课题多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① 《清代地方人物传记丛刊》（江庆柏主编，广陵书社2007年版）中有《陕西乡贤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