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方东美（1899—1977），名珣，字东美，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书香赓续的文化世族，是现代新儒家[1]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学贯中西，虽然在“儒家的家庭气氛中长大”，从三岁起便开始诵读《诗经》，但其早年的研究兴趣却主要在西方哲学，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和俄亥俄州大学期间，深受黑格尔、尼采、怀特海、柏格森等人的影响，后来在抗战中因深感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塑造所谓“中国心态”的重要性而转入中国哲学研究，对其中各家学说均有涉猎，尤其对儒、道、释三家钻研甚深。基于融通中西学的价值立场及现实诉求，方东美在学术研究上，一直秉持着开放而又严谨的态度，有如“蜜蜂采蜜”般对一切优秀的文化资源兼容并蓄，同时又细致区分；他有着清醒而独立的思想意识，绝不盲从于任何一种主流的认知和见解，同时亦深具务实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对研究及教育方面的浮躁之气和功利之风坚决予以抨击，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方氏有着至大至刚的爱国热情，他的学生冯沪祥甚至认为这是其师所有生命精神背后的大本源[2]，方东美穷其一生都是在书斋中与讲坛上度过的，看似一直游走在形而上的玄想之中，但只要我们细心体味便不难发现，这玄想中无不浸透着他对现实人生的深刻关怀。

就方东美本人而言，他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美学家，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他的学思历程中始终传达着对艺术和美的真知灼见，更因他的哲学思考本身即充满着诗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方东美学思历程中自始至终对‘美’倾注着热情，‘美’的灵魂统帅着他的思想体系。他比较东西方哲学与文化以及对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阐释与弘扬，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对各自生命情调与美感的探幽显微和对理想境界的精心构筑上”[3]。正因如此，方东美被誉为“诗哲”，对此称谓其本人也颇为赞同，然而这一富有方氏特色的诗性思考与言说方式却并未给其学术思想带来巨大的影响力和认可度，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它给急于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寻找出路的人以一种“逡巡于历史现实之外的印象”[4]。我们说，这样的印象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毫无道理，但如若我们对方东美思想的探究不是止于“印象”，而是真正深入其内里，便一定能够理解其意图自根底处持护民族文化之精髓及其本身之特色的良苦用心，因为方氏诗性的思考和言说实际上正是他洞悉中国人之灵性的表现，即以诗成思和化思入诗。扩而言之，中国人向来都将哲学之思与艺术表达视为是相辅相成，融而为一的。方东美深谙于斯。如此说来，倘若不领悟方东美诗性的思考和言说方式，便无法把握其思想之精义。

作为“诗哲”的方东美在其学思历程中始终表现出对审美问题的敏感、关注和探究，若自根底观之，我们便不难发现，其对宇宙人生的深切思考，直接通向了人之现实生命的审美呈现和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方氏在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的引导和激发下，重新挖掘和阐释了寄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资源，通过对之进行现代转化，进而在现代性语境下承继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安顿之用。

鉴于方东美思想的复杂性和融合性特征，对方东美是否现代新儒家这一问题，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也正因如此，对方东美生命美学的考察可以有多个参照系。本文则坚持将方氏归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一员，而且坚持认为只有将方氏放入现代新儒家这个群体当中进行考察，其思想之特色及其所具之意义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彰显。而就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所呈现的大致脉络而言，梁漱溟是生命美学原初话语的阐发者，熊十力对生命美学的本体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和奠基，牟宗三和唐君毅等人则是站在独标儒家的立场上进一步以道德诠释生命，并将这种道德生命作为美之产生和提升的根源。与上述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所不同，方东美意欲挖掘中国文化儒、道、佛各家的审美精神，由于他将生命的不同向度统摄于“价值”的名义之下，这样，其生命论说中便不仅有以道德为底色成就的美感，还有象征自由解放的艺术美感以及代表无限超脱的神圣美感，在方氏看来，只有这三者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补充，才能将生命导入完美的境界之中。

从总体上看，方东美的美学思考主要围绕着生命本体论、美感生成论、艺术表现论、审美境界论等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方东美以周易的生生哲学为主，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怀特海的“机体哲学”，以及华严宗哲学广大和谐的基本精神，提出了“普遍生命”这一具有本体性质的概念，并借此说明宇宙及个人在生命创进、大化流衍过程中相互配合、圆融和谐的基本状态，由此建构了其美学的“生命本体论”，“生命本体论”的构建为方东美生命美学的全面展开与深入阐释奠定了稳固的哲学基础，从此美学的“生命本体论”出发，方东美认为，所谓的美就是人的生命随“普遍生命”共同创进，一体俱化后所生成的“天地之大美”。

其次，方东美对美的探讨并不执着于纯理论层面的穷根究底，而是更加看重主体对“普遍生命”创进中所蕴含的自由创造之生命精神的内在体悟，在此，“创造”这一概念成为洞悉方氏论说主体生命美感生成机理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方东美融贯了柏格森的生命创造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道”论，将“创造”理解为源自“情之蕴发”之主体的内在生命冲动在一种自由精神的引导下，不断向着“理之鉴托”之宇宙中最高价值的奔进及体合。从“创造”这一概念出发，方东美还通过三首生命之诗，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传统儒道佛三家的美感类型，即：儒家主张德合天地、妙赞化育，从而营造了生命的充实之美；道家倡扬的提神太虚、回向人间，成就了生命的自由之美；佛家采取的创造幻想、自我修为之路彰显了生命的超脱之美。在方氏看来，上述三者虽有所不同，然实则内含着深层的统一，那就是“情”与“理”的圆融，而中国人生命精神中所洋溢的积健为雄、乐观向上的生命情调正缘于此。

再次，艺术论也是方东美生命美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值得注意的是，方东美对艺术的探讨并不执着于具体经验现象的剖析揭示，而是重在哲学层面的究极探微，其意在揭示中国艺术内在的生命精神。在方氏看来，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宇宙间普遍生命之流行创造所成就的天地大美的形象化表达，正是基于此，中国艺术总体上表现出不追求具体形象的逼真刻画，而贵在以“神似”直达艺术经验生成的精神总源，并妙契人文主义等特征。这种深沉博大、永不枯竭、毫无窒碍的艺术终究能够使人们在其中获得心灵的超越与生命的安顿。

最后，在方东美看来，艺术与审美的意义固然重要，但艺术与审美一定要返归到人之现实生命当中，与人的现实生命相涵化，才能实现其终极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使人的生命在艺术与审美体验中不断超升，只有这样，才能使有限的个体摆脱现实的束缚，进达人生的自由之境。除了上述学理层面的考辨，方氏还具体考查了儒道佛典籍中“圣人”“至人”“先知”的理想人格论说，详细分析了其各自对应的“道德境界”“艺术境界”和“宗教境界”等三种截然不同的理想人生境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所认为的最完美的人格类型，即：合圣人、诗人与先知为一的人，在方氏看来，只有合圣人、诗人与先知为一的人才能以最完备的心性来体悟宇宙中至高的价值，同时透过艺术家的才情来欣赏美，透过道德的情操来体验善，透过哲学的智慧来寻出真，透过宗教真实崇高的信仰体会神圣。基于此，方东美认为，最高的生命境界乃是统会真善美圣等价值于一体的玄妙之境，而生命之美在此境界中不仅是感性的，同样也是道德的、神圣的，美成为“完善”“完美”。

方东美以现代西方生命美学为参照，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诗意的语言复活了其中的生命思想，建构了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生命美学体系，这不仅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美学的创造性转型，并且使中国美学重新回到了对人本身的关注，从而为解决现代性发展所导致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思想上的有效资源。除此之外，方东美的生命美学构建中所展现出的理论形态的独特性和突出的方法意识，还将引导我们对一直将西方美学作为知识性根基的20世纪中国美学做出知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层面的反思。就此而言，方东美生命美学理论建构中的多种质素为中国美学的现代重建提供了可能且有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