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背景

陕甘宁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邻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1937年10月12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规划陕西省之延安（肤施）、安塞、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延长、延川、栒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鄜县、米脂、绥德、葭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以及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

边区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受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以及社会条件影响。

一、自然地理及生态环境

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以自然地理环境为物质基础。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变迁具有重要影响。陕甘宁边区大体上由陕北、陇东以及宁夏部分地区构成。这三大区域整体上属于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以及闭塞的地理环境，从而形成相应的农牧文明。

（一）自然地理环境

陕北、陇东以及宁夏东部的盐池皆系黄土高原，边区南部、东部分别毗邻地处河谷平原、山间盆地的晋南、晋中地区。边区北部则属鄂尔多斯草原以及毛乌素沙漠。这一地带植被以松、栎等乔木为主，同时附带黄连、栗等少量亚热带种属，整体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年平均降水量为500毫米至600毫米，年平均温度为10℃。边区以南的关中以及晋南地区的植被为亚热带落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边区以西的宁南西部以及陇西南部的植被为暖温带针阔叶混交林。边区以北的宁夏中北部、陇西北部植被为温暖带草原。

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产生总是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陕北、陇东以及宁夏东南部适宜农业种植，因此为这一地带原始农业的发展提供基本自然条件。新石器时代晚期自然环境的变迁，使得该区域转变为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但是由于人为因素对当地自然环境长年累月的破坏，导致生态不平衡，从而限制了农业、游牧业规模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且最终形成农业、游牧业交互共存的区域特征。简而言之，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在社会生产普遍落后的时代，成为影响这一地带社会文化的决定性因素。

陕北位于黄土高原中部，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基本以长期流水侵蚀而成的墚、沟、峁、壑等地形为主，属于黄河流域中水土流失状况严重的地区。黄河流经陕西边境峡谷，且含沙量高。“边外本无大山大川，然于荒漠中偶峙土岗足壮观瞻。”①

陇东处于黄土高原子午岭林区，地域宽阔，沟壑纵横。桥山山脉贯穿其中，西邻宁夏固原，东、北、南皆与陕西接壤，整体处于地形复杂的偏僻地区。

盐池位于宁夏东部，自东南至西北皆为草原，地势南高北低，其中北部为鄂尔多斯丘陵区，南部为黄土高原丘陵区，其属于农耕、游牧民族的交界区。

总而言之，特殊的地形构成了陕甘宁边区闭塞的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的形成是人类几个世纪的活动和原有地理条件作用的结果。①陕甘宁边区地貌类型复杂，且主要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为主，塬面支离破碎。

直至近代，历史性的战争、无节制的土地开垦，以及军事性的移民、戍边，使得这一区域与外界鲜有社会联系。以陕北地区为例，先秦时期的陕北属雍州。秦汉时期，陕北地区被设为“上郡”，且在安塞设立高奴县。作为中原王朝防御边塞的军事阵地，该地区曾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移民。因此，陕北总体人口繁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亦是民族融合时期。在此期间，陕北延安成为匈奴、突厥进攻要地。且匈奴族在靖边地区设立大夏国。此后，西夏先后设立延川县、甘泉县。唐宋时期，陕北成为中原王朝在北方的军事首镇。西夏与北宋对峙的百年间，陕北成为战火拉锯地带。元朝时期，陕北地区基本处于休养生息状态。直至明末陕北爆发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明朝统治。

此外，区域内部交通亦不方便，各乡村社区间的联系仅靠蜿蜒的羊肠小道。农户平时忙于耕作，交通工具基本是驴、骡等牲口。因北靠沙漠，山峦起伏。因此商业贸易不发达，“各县无商埠可言”②。明代以前，这一区域的边境贸易多是起着中转商埠的作用，且与外界微量的商业贸易也只是零星分布在固定的互市关口，贸易产品基本是生活日用品。而区域内部则不兴贸易，直到近代开始出现少许小规模的集市贸易，但始终处于“资金甚微，门庄冷落”窘境。总之，区域地理的闭塞决定了其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即完整保留历史原文化积淀。

（二）生态环境变迁

陕甘宁地区的生态环境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区域的河谷、山地，都分布有天然森林与牧场，动物种类繁多，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的食物来源。秦汉时期，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开始恶化，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水源浊化。秦汉时期为抵御匈奴南下，该地设立郡县，修筑长城，实行移民政策。西汉前期，外来移民的涌入，增加了该地的人口数量。西汉初年的人为开垦尚未对生态环境造成太大影响，自然植被保存完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面积的增加，以及相应的大兴土木政策的实施，至西汉末年，反击匈奴的战争及中原人口的连续迁入，导致传统的农牧分界线北移，继而引起大规模的屯垦，乱砍滥伐，自然灾害频发。这一时期黄土高原的原住居民人口与移民人口达到1128万。① 人口数量的剧增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导致大量草原、森林面积为农牧植被所取代。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从轻微的地质侵蚀转变为严重的土壤侵蚀。西汉政权颠覆时，汉族军民南撤，留下的是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双重破坏。

东汉时期，匈奴等游牧民族开始南迁至黄河流域，原先的农田再次恢复为牧地，退耕现象普遍，多地成为半农半牧区。虽然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改变，次生植被开始替代原先被破坏的生态，但这种相对恢复仍然无法回归到西汉前的程度。游牧民族的南下又导致农牧界限的南移，直至魏晋南北朝，农牧界限回归到战国后期的状态。

匈奴的南迁成为生态环境恢复的主要原因。汉武帝时期，政府在此境内设立属国，属国内的匈奴从事传统畜牧业。南北朝时，匈奴、鲜卑族等继续南迁，汉人则迁回内地，这使得区域内的耕地荒废，植被得以重新恢复。加之匈奴长期占据长城沿线，游牧业的发展使得生态环境压力减缓。

南北朝时期，战争以及北方诸多政权间的斗争，使得农牧分界的格局长久持续。游牧民族政权的交替过程中，游牧文化始终处于主流。甚至在关中“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①。魏晋时期的游牧民族在这一区域引发的战争造成流离失所、生态破坏，但其民族游牧特性，决定了其沿水源草地而居的生活方式，这使得秦汉以来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在总体上得到缓和与良性发展。与此同时，次生草原灌木丛取代了农耕栽培植被，土壤侵蚀程度也有所缓解，黄河中上游的泥沙也相对减少。

北魏之后，长期生活在境内的游牧民族开始转向农耕化。唐初，这一地区开始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注重农业发展，汉人也开始北上迁入从事农耕。尤其在安史之乱之后，陕西关中人为避战乱而北上，垦荒辟田为生，结果导致耕地面积逐渐扩大，北移农业人口数量增多，草场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整体的生态环境日渐恶化。这一区域在隋唐时期半农半牧区的特点更为明晰。内迁少数民族的畜牧习俗利于生态的恢复与发展。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与战马繁殖匹配。因此，军事养马客观上保护了生态。与此同时，少量的开荒耕种，也促进了农牧业的协调发展。

宋朝之后，政府开始实施林木资源的保护政策，提倡农林并举。尤其着手的陕北、陇东地区加紧造林以达到军事防御、巩固西北边防的目的。元朝时期，受中原汉文化影响，政府实行保护农业的政策，禁止将农田变更为牧地。这一时期的大量军屯、民屯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也破坏当地生态，诸如长城沿线风沙扬尘天气居多，进而反过来影响农业甚至农民生活，“大风禾稼、毁屋、仿屋、伤牛羊”等记载在地方史书中层出不穷。清朝这一地带“浊流土阜，一望荒凉，夫何景之足云”②。这反映了当地植被破坏殆尽，青山变成光黄土堆，土壤侵蚀严重。“泾渭分明”已不复现。①

① 《陕西省神木乡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印行，第14页。

① 〔法〕 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王大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② 民国时期《米脂县志》，卷四。

① 朱士光：《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8年第1期。

①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

② 乾隆年间《环县志·古迹》，乾隆十九年抄本影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卷四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