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乡村社会习俗状况

（一）生产习俗

《豳风·七月》作为反映周朝陇东农牧业生产的诗歌，不仅囊括了稼穑、桑蚕、狩猎等生产活动，还对农事节律、农俗时令进行了详尽描述。“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等诗句，皆反映了农事习俗。陕甘宁农民在农牧生产中总结出相应的经验与规律，再通过农谚传诵。例如甘肃陇东地区有关于农业生产二十四节气的谚语。

陕甘宁乡村社会中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主要习俗包括：一、出行。大年初一，农民会放鞭炮，牵出牲口，年轻人则赶着牲口奔跑欢呼，以欢迎新年的到来。二、掷木杠。大年初一，农民会准备柴火焚烧黄裱，再把扁担撂过火堆，农人则说着“粮满仓”“人财畜兴旺”之类的祝福语跳过火堆，表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愿望。行使祝福祈祷仪式之后，再行叩拜礼。三、打春，即立春。立春之日用纸扎成的春牛，在牛肚里放24只小土牛来象征二十四节气。农民再用柳条编成的鞭子打碎纸制的春牛，众人将争抢到的碎纸片掩埋到家中的牲口槽下，以求人畜兴旺。四、燎疳占岁。燎疳是在正月二十三晚上，农民在院中将谷草点燃，并将厨具拿出在火堆上逐一燎过。农民全家老少也要在火堆上跳上几个来回，以求全家身体健康。火熄后，要用铁锹将火籽撒在空中，又名“扬五谷花”。一般习俗中根据火烬形状大小来预测来年五谷收获情况，如果火烬小而圆，则预示麦子丰收；大而圆，则预示豆子丰收；大而不规则，则预示玉米丰收。五、祭虫。祭虫仪式在农历四月与七月的野外或者虫王庙中。民国时期，甘肃庆阳各乡村会邀请阴阳先生诵经，宰羊祭祀，将制作好的五色纸插遍农田。村中长者安排相关人员抓些许田间小虫，并将其分别放入五个彩色纸包中，再备好五颗鸡蛋。仪式于正午开始，庙里诵经完毕后，再派五名成人将五色纸幡插在麦田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阴阳先生每念完一个方位，便朝天空扔一颗鸡蛋，与此同时让公鸡吃掉一个彩色包中的虫子。这种仪式旨在让神灵保佑虫害不生，庄稼丰收。六、祈雨。黄土高原干旱的气候成为农业生产主要的限制因素。因此历史上的陕甘宁地区都有祈雨的习俗。农村基本都会有龙王庙，陇东还有专门祭祀农神的八蜡庙。祈雨仪式由村中长老引导，每户出一名代表，头戴柳条，到乡村周围有水的地方祷告。①

农民在遇到洪涝冰雹或者大病虫蝗灾等自然灾害时，则会通过庙会祭祀等民俗活动祈求得到神灵、祖先的庇护。庙会最初具备的符号功能便是祭祀，后随着社会发展，庙会的神圣祭祀功能逐渐与文化娱乐功能，以及商业贸易功能相融合，成为陕甘宁乡村社会民俗文化的典型。

（二）生活习俗

陕甘宁地区村民的传统服饰受历史上游牧服饰文化与农耕服饰文化的双重影响。汉朝匈奴“衣其皮革，被旃裘”，唐朝党项“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毯”。民国时期的陕北村民也穿羊皮皮袄、毡帽毡靴。陇东地区比较有特色的服饰有肚兜、夹袄、袍子、马褂、毡袄、包头等30多种。① 陕北陇东的饮食主要以熬煮牛羊肉、南瓜豆角、土豆煎饼、荞面油糕油馍等为主。同时也富有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例如奶茶、奶酪以及炒米炒面等与蒙古族的饮食习惯相近；注重用葱蒜等调味品与契丹的饮食习惯相关。较之中原地区的饮食习惯，陕北陇东地区很少实用驴、马等农用牲畜的肉，也很难有机会尝到海鲜类，而是主要以牛羊肉以及鸡肉作为传统肉食，以冬小麦、杂粮为主的粮食作物，以自酿的小米黄酒、醪糟、烧酒为主要饮品。其中环县的黄酒最为有名。农民一般会在开设盛宴时酌好酒，即“礼至厚者用泥头酒（烧酒）佐以鸡”②。农民日常吃饭多在炕上，待客则一般为方桌。器皿餐具多为瓷碗、瓷盘。乡村社会的饮食功能基本可以分为居家、节日、酒宴、风味四种饮食类型。居家饮食主要为麦面、杂粮、馍馍、发糕。乡村一般“早上馍馍晌午面”。遇到耕种务农时节则再加晚餐，且晚餐主要是喝汤。西北地区的节日饮食富有特色。农民对传统节日颇为重视。其中春节成为节日饮食中最为典型的集中展示时间，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二十三，都有不同的饮食讲究。小年夜要吃荞面、糕，大年则是白馍、牛羊猪肉、点心油饼，除夕夜吃饺子象征团圆之意，初一早上吃长面象征常年平安，初五吃搅团象征“填穷坑”，元宵节则吃各种荤素馅的包子。此外，二月初二吃炒豆子、油搅团，三月初三吃擀面，五月初五吃糯米饭，八月十五吃镶有各种花草图案的千层饼，九月初九吃油糕，腊月初八喝腊八粥。西北地区民风淳朴豪爽，素有“俭口待客”习俗，即平日自己的饮食习惯朴素，但婚丧嫁娶或者家中待客场合的饮食则颇为讲究。每逢红白喜事，必设酒宴，讲求“汤饭两顿”“烧黄二酒”。乡间酒席又称“坐席”，又有特定的酒席礼仪，即酒席席位有首席、旁席之分，前者为贵客所设，酒席首尾皆以贵客为中心，即贵客动筷，其他人才可开席；贵客离席，其他人才可离席。饭菜种类也有讲究，一般有“五魁席”“八挎五席”“十全席”等。另外规格最高的则是“十三花”，即大小菜各八样，端菜十七趟。① 西北地区的传统风味小吃种类颇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界地带的陕甘宁地区，因为农民大多从事农牧业生产，所以特色杂粮众多，特色风味小吃主要有牛羊肉、臊子面、小米粥、凉皮、泡馍、糖油饼、韭菜盒子、地软包子、麻食等。②

陕甘宁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地形地貌直接影响着农民居住传统。旧时陕北陇东乡村居民基本穴居陋处，颇为典型的建筑便是窑洞。窑洞大致可分为秦汉时期的半地穴式、崖面式的土窑，明朝时期的青砖砌墙土窑，近代之后，乡村居民仍住土窑，但条件富裕居民开始用石或砖砌成石窑。当然也有少数极富人家会在窑洞建筑的基础上融入庭院建筑，即门前有石狮、门楼，庭院分三院、五院，与正窑、下院构成一体，尽窑洞实用、美观功用。③ 民国时期的农民基本都是聚族而居。窑洞结构简单、便于挖掘，加之农民不仅需要居住空间，还需要贮存粮食、柴草以及安置牲畜、打井、磨面的空间，因此窑洞成为经久耐用、功能全面的首要选择。窑洞的修筑不受地势因素局限，农民根据自家人口数量选择窑洞数量，一般挖三至九个窑洞。其中主窑居中，灶窑、客窑各在左右，最两边为侧窑，其余的便是井窑、牛窑、磨窑等具备日常功能的窑洞。总之，窑洞是本土民居文化的典型，建筑就地取材，选取依山傍势之地，窑洞内部冬暖夏凉，体现出陕北农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窑洞建筑经济实用，能够满足农民的居住以及其他日常生活需要。窑洞在历史上还被当作坊、庙宇。农民在修筑窑洞的过程中，也有其相应的风俗文化。其庄基的选择一般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背风、向阳的自然条件，出入便利的交通条件，便于农耕的塬地、川地地形条件，聚族而居、方便交往的社会条件等等。这些条件恰恰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活哲学。陕甘宁乡村的运输主体是脚户、牙行，其主要依靠驴、骆驼、马等牲畜。其中脚户在历年初次远行时要给牲畜拴红布，朝外出方向放炮，以求吉利。此外，农民在出行时也有讲究。出行不论乘坐何种交通工具，路遇长辈时都要起身问候；与长辈同行时，不能抢路前行；两车相遇时要遵守“轻车避重车、下坡避上坡”的原则。关于出门往返的时间也有讲究，即“七不出，八不入”。此外还有“冬走十里不明，夏走十里不黑”①。

（三）社交习俗

乡村社会的节日风俗基本与岁时节令相关，其活动时间与内容具有稳定性。节日风俗的形成主要源于农耕文明中的时令节气以及农民信仰中的祈福、祭祀心理。先秦时期农民就有了二十四节气的概念，到了汉朝基本定型，最初旨在准确预测、指导农事的特殊日子在被赋予祭祀、祈福、驱邪意义的同时，也逐渐融入了迎新、娱乐等功能的社交意义。陕甘宁地区的节日风俗是其社会文化的典型。其中年节文化最能体现节日风俗。春节作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热闹非凡。贴对联、请门神，以避免凶邪；请灵牌（请坟）回家，以寄孝思；用泥巴修复破旧的墙面，象征家全人齐；除夕夜守岁，象征新年平安顺利；大年初一挂灯笼，寓意吉利喜庆。大年初一的习俗颇多，每家每户早起，争先恐后去挑第一担水，这反映的是勤劳致富的心理。如有新婚媳妇或者意愿生育的女性，则会到所在宗族的家庙中去抢烧头香，以求得到祖先庇佑多子多福。大年初一有拜年、拜影活动。拜年活动主要是晚辈向家中长辈行叩头跪拜礼，长辈向晚辈散发压岁钱及糖果。拜影主要是同一宗族内部的男子在家庙或者祠堂前集合，击鼓奏乐，祭祀祖先，以表追思之情。正月初五又叫“五穷”日，这一天忌讳外出走访亲友，以免沾上“穷气”。当日乡民会在各窑洞前放鞭炮，清扫垃圾，或者将剪纸人送出门外，象征送走“穷神”。饮食上则基本上是吃荞面、搅团等粗粮，意为“填穷坑”①。元宵节的娱乐活动项目繁多，其中灯会为重点项目，儿童多是持手灯或者手花，或者放天灯许愿。农户则多是蒸面灯，形象丰富多样，或是花鸟鱼虫，或是十二生肖。基本以十二个蒸面灯为一个单位，灯芯由棉花制作而成，浇上清油后再置放于灶前。十二个灯象征十二个月，蒸熟后的面灯中蒸馏水多的，则象征着相应的月份雨水丰沛。元宵节还有社火、唱戏等娱乐活动，其热闹程度不亚于春节。端午节同样是陕甘宁地区重要的传统节日。除了有吃粽子的传统饮食习俗外，还是重要的孩童娱乐节日。当日孩子们会戴上用五色线捻成的“花花绳”还有荷包。五色花绳的佩戴风俗由来已久，民间又称“续命丝”②。荷包俗称“耍活”，由多种颜色的布料、绸缎制作成十二生肖或者五毒动物，再往荷包中放入各种香草。孩童将荷包挂在肩上，表达了以毒攻毒的民俗心理。其他如清明节、中元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传统节日，也都寄托和体现了不同的文化意蕴。

陕甘宁乡村社会在生育、婚嫁、丧葬方面也有自身固有文化习俗。在生育观上多是重男轻女，这与低下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相关，因此家庭劳动力的多寡就成为农牧业生产中决定性因素，此外传统乡村社会对生命繁衍延续的重视，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成员注重人丁兴旺的生育观。此外，陕甘宁乡村社会一直保留着“睡扁头”的习俗，女婴以扁头为美，这与女真族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有关。在抚养孩子过程中，还有“保锁”的习俗，即由道士或者法师给婴儿戴上附有七彩丝线与神符纸条的银锁，以求平安消灾。等婴儿到12岁时，再由原先的道士或者法师给孩子举行解锁仪式。这种风俗与陕甘宁地区萨满教的流行有关。陕甘宁地区的婚嫁文化习俗受到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双重影响。这一地区乡村社会在婚嫁方面注重门当户对，当事人的生辰八字、双方家庭的威信声誉等都在考虑范围，此外还禁忌同一宗族的近亲结婚。不过毕竟陕甘宁地区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因此大多身体健康，仪表俊美。因受到中原婚姻文化中六礼程序的影响，陕甘宁等西北地区大致也有“放话”“定亲”“娶亲”三项聘娶程序。在经济极端落后的乡村，财力颇重，买卖婚姻现象频频发生。关于丧葬文化习俗，陕甘宁乡村社会的丧葬一般包括葬式与丧礼两部分。葬式普遍实棺材土葬。古代这一地区的厚葬习俗盛行。近代之后，虽然厚葬之风不再，但在部分偏远贫困的地区遗风犹存。乡村社会各宗族一般都有祖坟，按照血缘辈分依次竖排，并有陪葬物品。丧礼是举办吊唁死者的祭奠仪式。这一带主要以汉族丧礼习俗为主，其中包括报丧、跪草、供饭、成孝、朝奠、请衔等环节。

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也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交圈。婚丧嫁娶这些礼俗活动，其实是乡村互助经济理念在社会文化活动的延展，看似财物与劳动力的交换活动中，双方都不会精准计算交换价值，而是体现大体上的形式等价，因为每个在礼俗交往中提供帮助的家庭都深谙日后自己也可以在类似活动中获得相应的回报服务，它反映的是人情的交换和积累。这种文化习俗构成了乡村秩序的基础。

陕甘宁地区传统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实际也反映着乡村社会成员的精神信仰。乡村社会的精神生活主要源自宗族观念和宗教信仰。祖先崇拜是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中有固定的祭祖时间表。陕北地区基本在正月初一、清明、六月初六、十月初一时，供奉在宗祠或家里的祖先牌位；在元旦、清明、中元、中秋、冬至等时节赴墓地祭祀祖先。陕北民间祭祀主要围绕鬼神、祖先展开，且三者没有严格界限，“惟葬礼之祭，三献四拜，俗谓 ‘神三鬼四’也”。①祖先崇拜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它表达着村民希望得到祖先庇护的心理以及敬畏思念的感情，还起着凝聚乡村社会力量的作用。

村庙作为传统中国乡村的重要文化景观，是村民精神生活的重要折射。陕北地区的民俗节日活动大多围绕以村庙为中心的多神宗教仪式展开。古代的陕北民间在腊月会举行大型驱鬼仪式——傩，近代以后，傩逐渐演变为社火和秧歌。秧歌谐音“阳歌”，旨在歌颂阳气，驱散阴气，以祈祷来年庄稼丰收。庙会之前，村社会长筹备好服装乐器，然后带队排门逐户扭着秧歌唱着吉祥歌谣，“悉中节奏”②。很多村落会联合起来举办庙会祭神仪式，即社事。负责该仪式的组织由各村推荐而来的会长组成，会长中再推举出会首管理总务。会首一般由乡村中有威望的富人或士绅担任。清朝中后期，庙会活动在各地已颇具规模，成为重要的民间宗教文化活动。庙会时间多集中在春秋两季，体现了“春祈秋报”的理念。西北地区农作物基本一年一熟，农历九月、十月是农闲期，也正是举办庙会的好时机。中国乡村社会整体缺少农闲娱乐，因此庙会活动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生活，村民通过民间音乐舞蹈向神灵祖先祈福，也愉悦了自己。庙会期间，村民叩拜神灵，观看戏剧，燃放爆竹，载歌载舞，商贾也聚集在此开设商贸集市。庙会成为农民信仰神灵的物质空间。庙会的仪式，可以促进乡村社会形成共同的伦理道德规范，还可以凝聚整合区域力量，增强村民的历史记忆与乡村认同意识。

① 袁文伟：《反叛与复仇——民国时期的西北土匪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① 齐社祥编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① 齐社祥编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② 乾隆年间《合水县志》。

① 乾隆年间《合水县志》。

② 齐社祥编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③ 吕静：《陕北文化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5页。

① 齐社祥编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① 齐社祥编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② 乾隆年间《合水县志》。

① 光绪年间《绥德州志》卷四《风俗志》。

② 民国时期《米脂县志》卷四《风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