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一、选题背景
大学精神文化在一所大学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西安交通大学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中，诸多大学精神文化贯穿其中，如爱国爱校精神，民主科学、探求真理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等。在上述诸多精神文化中，西迁精神当属这所百年高等学府历久弥新的精神实质和灵魂。
交通大学内迁西安，距今已过去60余载，越来越多的后辈事实上与这段峥嵘岁月渐行渐远。当前，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较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了巨大提高，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日趋严峻，社会文化环境愈发复杂多变，人们的价值观日益呈现多元化，且大学生群体尚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精神层面的随波逐流、淡漠颓废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仅对西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构成了极大的阻碍，更会对我国大学精神文化发展造成诸多不良影响。
2017年11月，西安交通大学15位老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信中说道：“多年来在西北的奋斗，我们形成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并在代代师生中传承弘扬。”2017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通大学老教授的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1]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西迁老教授的来信并抒发如下感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幸福是奋斗出来的。”[2]
60多年来，西安交通大学所取得的跨越式发展和卓越成就，与传承创新西迁精神密不可分。这些发展和成就恰恰是西迁精神发挥其作用、释放其能量的生动写照。因此，回顾西迁历史和研究西迁精神对于当代我国大学精神文化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价值观多元的今天，面对新的征程，新的使命，我们需要在知识分子中弘扬这种传统，激发这种情怀。同时，高校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摇篮，是各种思想文化、各种价值观念最丰富、最复杂、最集中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当代大学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任重而道远。如何促进当代大学精神文化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和创新西迁精神，进而使西迁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群体起到更强有力、更充分的导向、凝聚、育人及塑造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且大有裨益的课题。
综上，我们以“西迁精神对当代大学精神文化传承创新研究”为题，试图以科学的理论体系和适当的研究分析方法对这一课题进行系统研究，深入探讨西迁精神之于当代大学精神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价值、作用机制、存在问题及提升路径等。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西迁精神的研究
（1）西迁精神形成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及形成过程。朱继洲（2005）总结梳理了南洋公学精神，并挖掘出西迁精神对它的承继所在。其中，陈容将南洋公学精神总结为注重体育、国学国文、科学工艺；邹韬奋将南洋公学精神概括为自尊其人格而且知道尊重他人的人格，勤奋做学问同时又极尊重他人之勤奋学习者，毫无奢侈恶习而同时知道敬重他人俭朴；唐文治则把“以明德为先，科学尚实”作为交通大学的使命和宗旨。[3]冯蓉、周晓雨（2015）透过交通大学西迁的诸多史实片段，回顾了以彭康校长为代表的老一代交大人艰苦创业的历史宏图和建树的丰功伟绩；讴歌了彭康校长在复杂多舛的环境下能够明辨大是大非，高瞻远瞩，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坚定地拥护迁校，并全力以赴实施迁校；颂扬了老一代交大人所创立的“西迁精神”，为西安交大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另有学者对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历史动因与具体过程及由此引发的诸多论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与探究（杨孟哲，2019）。[5]
（2）西迁精神的内涵。如爱国爱校，顾全大局，乐于牺牲，无私奉献，尽职敬业，艰苦奋斗（朱继洲，2005）。[6]拓荒者精神，艰苦创业精神，攀登精神（霍有光，2005）。[7]张迈曾（2015）认为，西迁精神是奉献报国的使命文化、严谨精致的卓越文化、开拓进取的创新文化、团结互助的团队文化，[8]更是交大人永恒的精神财富。[9]习近平（2018）将交大西迁精神界定为“以爱国奋斗为核心的奉献报国精神”。[10]樊晓燕（2018）从历史维度、实践维度和理想维度三方面对西迁精神的本质内涵进行了挖掘。[11]另外，中国教育报于2018年11月刊登出学者们关于西迁精神“十六字内涵”的相关研究：胸怀大局是西迁精神的心灵根系（韩锐，2018—11—09）；无私奉献是西迁人无悔的价值选择（杨澜涛，2018—11—13）；弘扬传统是西迁精神的内在追求（李重，2018—11—14）；艰苦创业是西迁精神的亮丽底色（陈建兵，2018—11—16）。
（3）西迁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一是西迁精神对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西迁精神是对交通大学爱国爱校、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对无私奉献、勇挑重担的创业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对尽职敬业、艰苦奋斗的务实精神的传承与创新（朱继洲，2005）。另一方面，西迁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其他精神同样有承继关系。如西迁精神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是高教战线的宝贵财富（梁桂，2015）；它与红船精神具有一根相连、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样体现出一种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张迈曾，2018）。[12]因此，西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卢黎歌，2018；李明德，2019）。二是当下要传承创新西迁精神的哪些方面。张迈曾（2018）认为，当前应从以下四个方面传承和创新西迁精神：始终服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需要，谱写“听党指挥跟党走”的新篇章；秉持不畏艰辛的执着追求，续写爱国奋斗的新故事；砥砺开拓奋进的意志品格，开启艰苦创业的新征程；激扬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扛起奉献报国的新担当。[13]三是如何传承创新。一是要将西迁精神视为校园文化的灵魂和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赵力，2006）。二是要恪守尊重学者、崇尚学术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学风求正的发展道路，履行服务社会、造福乡邦的社会责任，倡导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创业精神（胡勇华，2011）。三是要与弘扬“延安精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与建设“四有”教师、与高扬“四个主义”伟大旗帜紧密结合（交大党委，2015）。四是要谱写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新篇章；续写“四个主义”的新故事；提交学科建设新答卷；为西部地区“追赶超越”助力；建好促进大学发展的新平台（交大党委，2017）。另外，还有学者对西迁精神的对外的拓展与辐射进行研究，即探索如何提升西迁精神的社会认同（李明德，2018），作者认为构建西迁精神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长效机制，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不能只局限于国家和主流媒体层面的宣传和传播，更要在对群体特征和社会生态的梳理中深入挖掘其时代内涵，找到西迁精神与当下社会需要以及目前群众生产实践特征的契合点。为此，一要做好研究传播，强化感性认同；二要加强氛围塑造，提升价值认同；三要拓展实践形式，推进行为认同；四要拓宽西迁概念，扩展广泛认同。[14]
（4）西迁精神的价值。主要涵盖：一是时代价值。助力新时代交大科技工作（王树国，2018）；[15]强化新时代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激励新担当新作为（柴渭，2018）；[16]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吕扬，2018）；[17]为国家整体建设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陆航，2018）。[18]二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如爱国精神教育价值；大局意识教育价值；历史担当教育价值；重义轻利教育价值；艰苦创业教育价值；追求卓越教育价值（卢黎歌，2018）。[19]
2.关于大学精神文化的研究
（1）大学精神文化的内涵。当前，学者们在大学文化的内涵上观点不尽一致。如大学文化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有机统一（王少安，2008）；是理念、制度和特色的凝练和提升（汪明义，2014）；是大学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相互依存而产生的文化同心圆结构（眭依凡，2015）。在大学精神文化的内涵上基本取得一致，即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集中反映大学的特殊本质、个性及精神面貌（如刘培进，2009；卢晓中，2010；骆郁廷，2012；黄庆胜，2012；张清学，2012；迟海波，2013；谭国臣，2014）。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内部治理之魂，是一所大学得以善治的本质要求和最终指向（胡弼成、孙燕，2016）。大学精神文化的特点。大学精神文化具有政治性、导向性和为人性（白同平，2000）；具有发展性、兼容性、整合性和个性等特点（卢晓中，2010）。大学精神文化的功能。如价值导向、群体凝聚、约束规范、行为激励（于晓阳，2005）和育人功能（吴新颖，2012）。
（2）大学精神文化的价值。从管理制度、评价制度、激励机制、物质环境优化机制四方面对和谐校园文化建设起到引领作用（宋林静，2008）；为学科建设构筑灵魂，促进文化建设与学科建设齐头并进，实现“软硬兼顾”（张德江，2009）；以所在地域自然及人文资源为依托，辐射和带动所在地域社会精神文化的创新发展（李国强，2012）。
（3）大学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将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寓于制度文化、活动文化、环境文化建设之中（骆郁廷，2012）。通过大学精神的培育、学术文化的弘扬、制度文化的建构、文化环境的优化来推动大学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汪馨兰，2013）。在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中，要大力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凝练与彰显大学精神；切实加强与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充分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挖掘与发扬先进典型示范作用；全面构建与完善文化建设保障机制（孙英琨，2015）。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加注重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使大学精神文化真正体现大学以文化人的本质要求（孟楠，2017）。
3.关于西迁精神与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结合研究
此一主题下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且较为陈旧，除上述朱继洲将西迁精神置于交通大学文化的视角加以审视，另有一些学者对二者进行结合研究。如赵力（2006）认为“西迁精神”作为交通大学历史传统，校园意志，文化形态的一种反映，具有十分强烈的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塑造功能和激励功能，应该将其视为校园文化的灵魂和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西迁精神”是西安交大生命力的源泉和体现，我们相信，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闻名沃土、深深扎根于西部这片古老而神奇土地的西安交通大学所培育的“西迁精神”之花，一定会结出更加丰硕的科学教育之果。[20]贾箭鸣（2014）则提道：“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学校提出，将‘老交大传统、西迁精神、钱学森道路’作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基本文化形态，作为大学精神的核心内涵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完整地传承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21]可见，已有学者已敏锐地意识到西迁精神与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内在契合点及互补价值，将二者置于一处进行审视，但总体来说相关研究仍显单薄。当然，亦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其他元素与大学文化建设进行了结合研究。如杨凤勇、李娟等所著的《西柏坡精神融入大学文化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一书，在借鉴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融入国内大学的实践案例、国外特色精神融入大学建设的典型实例基础上，给出了不断提升大学环境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践路径。[22]该著作的最终落脚点是将西柏坡精神基本内涵及其主要特质融入整体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以促进大学文化功能的充分展现。第一层次是畅通西柏坡精神融入大学文化的实践路径；第二层次是弘扬西柏坡精神特质、提高大学育人质量；第三层次是弘扬西柏坡精神特质，助力实现高等教育梦想。论述由浅入深、由小及大，呈现了融入的方法路径，现实操作性强，为西柏坡精神融入大学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成功范本。[23]此一研究颇具代表性，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此方面研究的不足，亦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指引。
（二）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西迁精神的相关研究
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国外有关“西迁精神”的研究暂时近于空白。
2.关于大学精神文化的研究
对此问题，国外学者主要从大学文化角度进行研究。现代大学文化总是按照一定时代的理想，营造出一种有利于探索真理、认识真理的价值并掌握真理的创造性的智力文化（雅斯贝尔斯，1991）；大学文化的类型包括学院、管理、发展、协商四种（威廉·伯奎斯特，1992）；大学文化是推动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力量（奥尔托加·加塞特，2000）。
（三）研究述评
1.研究视角上：纵向来看，已有研究对学校、社会、国家几个层面有所涉猎，而对个体、社会、国家、民族、党的建设层面的研究有较大提升空间。横向来看，对传统文化与西迁精神的结合研究亟待加强；跨学科研究有待拓展。
2.研究内容上：主要涉及西迁精神和大学精神文化的内涵以及二者各自如何发展的研究，而对于西迁精神的内涵挖掘不够深入，且对西迁精神与大学精神文化的辩证关系，西迁精神对当代大学精神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价值、机制、存在问题及提升路径等方面缺乏系统性研究。
3.研究方法上：多理论阐述、少实证研究，由此导致在对西迁精神引领当代大学精神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提升路径、解决对策的研究中，实效性与针对性略显欠缺。
三、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一）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一是对西迁精神内涵的进一步凝练，有利于为今后更好地传承和创新西迁精神提供准确指引，且进一步丰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二是对西迁精神与当代大学精神文化的辩证关系和以西迁精神推进当代大学精神文化传承与创新加以理论阐释，为当代大学精神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等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和借鉴。
2.应用价值
通过对西迁精神、当代大学精神文化二者的研究与梳理，并紧密结合西安交通大学乃至我国当代大学精神文化整体发展现状，为西安交通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乃至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具特色和参考价值的方法论指引。
（二）创新之处
1.已有研究缺乏实证调查与分析，本书将文献研究、实地考察与问卷调查有机统一起来，且有意识地在调查研究内容中突出西迁精神与大学精神文化的结合，进而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西迁精神之于大学精神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诸多方面。
2.已有研究的理论、观点较为零散，系统研究不足，本书通过对西迁精神的内涵、其对当代大学精神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价值、作用机制、存在问题及提升路径等进行系统研究，尝试对已有研究做些许补充。
四、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基本思路
通过对西迁精神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对文化、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文化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运用史论、比较、实证、社会学、综合研究等方法，凝练西迁精神的丰富内涵，总结归纳西迁精神的特点、要素、功能、价值，梳理出当代大学精神文化发展现状的共性（整体发展态势）与个性（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把握发展态势）；通过对西迁精神和当代大学精神文化的比较研究，阐释出西迁精神对当代大学精神文化发展的价值所在，且对如何使价值得以发挥提出建设性思路。
（二）研究方法
1.史论研究法
通过检索、查阅大量交大档案馆和校史馆代表人物的档案资料及相关西迁精神论文集和未公开发表的资料，对西迁精神的历史脉络作出细致梳理，进而揭示出西迁精神的本质内涵及发展规律。
2.比较研究法
一是将西安交通大学精神文化发展现状与我国整体大学精神文化现状进行对比，总结出共性问题和西安交通大学的特有问题；二是通过对交大的历史与现状的对比、与各层次高校的对比、中外对比，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内容、不同角度、不同形态的比较研究，形成西迁精神与当代大学精神文化关系及互补价值的系统表述。
3.实证研究法
为了深入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对当代大学精神文化发展现状的认知程度，拟展开多维度的问卷调查和人物访谈，尽可能多地获得全面、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统计分析，归纳出西迁精神及当代大学精神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五、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一）核心概念界定
1.大学文化
近年来，大学文化日益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复兴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其复兴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因此之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说，高校系统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实践场域，即我国大学文化的品格层次与中华文化复兴、民族崛起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另一方面，伴随着海外留学热度及社会公众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期望逐年上升，我国高校的现实境况显然与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若再对标世界上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这种感觉可能会更为强烈。尽管我国高等教育自有一套特色发展逻辑，不应一味对标别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但大学文化的式微却是有目共睹、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其根源是学术性遮蔽和悬挂，表现形式是大学的功利化、工具化和庸俗化”[24]。因此，我们首先对大学文化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界定，进而从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探讨主题。
当前学界在大学文化的内涵上观点不尽一致，代表性观点有如下几种：有学者认为大学文化是“相对所有社会成员必须参与其间的普遍文化而言的一种主要是大学成员参与的特殊文化，即一种针对大学特殊群体而言的区域文化”[25]。大学以其文化环境浸染和熏陶各类人才，使他们成为国家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进而引领社会乃至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大学文化是思想、本领、人格的升华和提炼。王少安提出，大学文化是“大学人”在大学里的一切活动方式、活动过程及其活动结果，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有机统一。[26]一所大学的文化亦渗透于师生的言谈举止中，体现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汪明义指出，大学文化由其理念要素、制度要素和特色要素构成。[27]其内在办学特色，是一所大学长期历史传承的结果。例如，清华大学以其中外融合、古今汇通、文理渗透的办学特色在我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界独树一帜。而首都师范大学则强调发挥其基础教育特色，这与其历史传统、办学定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于大学文化的层次分类上，当前学界的观点也不尽一致。眭依凡认为大学文化“构成以精神文化为核心、制度文化居中、物质环境文化处外的，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共同对大学之办学治校育人产生影响的文化同心圆结构……大学的精神文化为大学文化核心，决定大学制度文化及环境文化。”[28]另外，他将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代表性观点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层次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层次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文化”四层次说；“物质文化、关系文化、精神文化、艺术文化、语言符号文化、风俗习惯文化”六层次说等多种理论观点。在上述众多观点中，我们更倾向于“四层次说”的划分，即大学文化由大学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四部分构成，本研究也以此作为开展后续论证的理论依据之一。
基于此，我们试图对本文所使用“大学文化”这一概念作出如下界定：大学作为相对独立的以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为核心使命的社会组织，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反映，即大学本质上是文化积淀的产物，是负有选择、批判、传承和创造人类文化职能且具有强烈文化属性的组织，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大学文化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身份，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精神。大学文化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对内能创设一个积极奋发向上，并影响其成员价值选择、思维方式、精神气质、道德情感、行为模式，反映大学价值和理想追求的精神氛围，引领和决定着大学的制度安排及物理环境营造，对外则体现大学之崇真、向善、求美、担当的社会形象，从而被社会尊为促进人类文明的使者和社会的道德榜样。对于大学文化的构成要素，我们以“四层次说”为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学者们对大学文化内涵及构成要素如何划分，均可找到大学精神（理念）文化这一层次。可见，“大学精神文化作为大学文化构成要素之一”这一观点共识度较高。这就为本文所使用的下位概念——大学精神文化奠定了基础。
2.大学精神文化
学界在大学精神文化的定位上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即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集中反映大学的特殊本质、个性及精神面貌。大学精神文化是赋予大学以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并积淀一所大学最富有典型意义的精神特质，体现一所大学整体精神面貌和心理定式，并对身处其中的个体及群体产生较强导向、凝聚、规范、激励作用的一种大学文化形态。
本文所使用的“大学精神文化”概念主要包括对大学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在长期办学历程中所形成的教育观念和哲学观点。理性认识是指大学是什么、大学能做什么，即大学宗旨或大学的使命。理想追求是指大学应该是什么，大学应该做什么，即大学的理想、大学的信念、大学的校风校训、大学的责任。教育观念和哲学观点主要指大学应该坚持什么、应该把握什么，即大学教育改革观、大学教育发展观、大学教育价值观、大学教育效益观。
探究一所大学的文化及历史渊源，往往会谈及大学精神文化，一所大学的精神文化是时代赋予这所学府的灵魂，也是莘莘学子用毕生精力所追求的理想信念。“独立自由”的耶鲁精神，“与真理为友”的哈佛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这些沉淀于历史印记上的核心价值，在一所大学中随着时光荏苒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交通大学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博大的精神文化。弘扬百廿交大精神，继承优良光辉传统，有着现实的划时代意义。西安交通大学精神文化中有诸多内涵：爱国爱校精神：交通大学创立于民族危亡之际，创办之初以“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民族使命担当为矢，建校以来为中华民族培养了无数的国家栋梁。抗战之时，移校西南，使这座巍巍学府得以延续，并成为中国百廿余年来唯一一所没有中断过办学历程的高等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交通大学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举校西迁，支援大西北，从黄浦江边到扎根黄土高原，再到建设“双一流”高校，无不充分体现着爱国爱校精神。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精神：巍巍学府，是科学的殿堂。交大人追求真理、崇尚科学，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素有“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优良办学传统，并以求真务实的崇高品质不断攀登科学的高峰。开拓进取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交大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面对“一带一路”的新机遇，面对“二次西迁”的新征程，交大人将继续开拓进取、一路向西，为继续开拓我国西部教学科研新高地而不断努力。从繁华的大上海，举家西迁到黄土高原，克服重重困难，建起新中国高水平一流大学。西迁精神在交大百廿余年历程中所形成的诸多精神中当属最为宝贵之精神。
3.西迁精神
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西迁精神不仅限于交通大学，更不限于高等学校。其涉及范围十分广范，包括许多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搬迁乃至民族迁徙。如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锡伯族在历史上就曾有过西迁历程，形成了退垦戍边的爱国奉献精神。抗战时期，中国多所高等学校为躲避战乱都经历过西迁，也形成了西迁精神。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是抗战期间我国两个最大的办学共同体。两者同处民族危亡的历史境遇，共担兴学报国的时代使命，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时代英才，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具有持久而重要的影响。西南联大被誉为“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29]，形成了“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的西南联大精神。西北联大“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30]，形成了“传承西北民族文化、开发大西北，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的西北联大精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曾迁至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而后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诸多科技文化精英，同时大大推动了云南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南联大精神的形成并不是简单形式上的合并，而是真正的融合，形成了以刚毅坚卓为核心的大学精神，摆脱了貌合神离的窘境，向世人证明了“1+1+1＞3”的新境界。再如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为了保全学校，带领全校师生，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踏上了流亡办学的历程，辗转来到贵州，办学七年，与交通大学抗战时的境况如出一辙。此一西迁精神体现了当时民族危亡之际广大知识分子爱国、民主、科学的主流价值追求，为我国相对发展滞后的西南地区带来了文明新风，同时对于学校本身来说，也在艰苦岁月中形成了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所探讨的西迁精神特指交通大学自20世纪50年代内迁西安始逐步形成的特有精神品质。1955年，交通大学响应国家号召，全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从繁华的上海迁来西安，扎根西部，建立新校园，艰苦创业，使学校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高水平大学。当前学界对西迁精神的内涵有不同认识，如爱国爱校，顾全大局，科学民主，实事求是，同心同德；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爱国爱校，追求真理，无私奉献，顾全大局，团结协作；自强不息，敬业奉献，服从大局，追求真理，艰苦奋斗等等。
对于西迁精神的内涵，我们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党委所作出的“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十六字概括。十六字概括的全面性高于从前诸多的精神总结，且使西迁精神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基于此，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从交大党委的官方概括出发，并结合自身体会和研究基础等进行深入研究，撰写学术文章，使得相关研究更上一层楼。另外，官方概括前的文章大多从叙述性的自传及经历角度来撰写，对于西迁精神的总结在文中仅用一句或者几个词语来体现，很难找到对其进行完整详尽或高度概括的文章。这能够明显反映出，交大党委从官方角度对西迁精神内涵的提炼与把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宣传教育乃至学术研究均指明了方向。这一概括是对交大师生不畏艰难、顾全大局、响应号召、拼搏创业的高尚品质和情操的高度凝练和精准把握，已成为西迁精神最重要的代名词。西迁精神不仅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传家宝，是全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服务人民高尚情操的光辉写照，更是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研究西迁精神的精髓，理解西迁精神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弘扬和传承好这笔宝贵精神财富，具有深远意义。关于西迁精神的丰富内涵及时代价值，后文将另辟章节进行专门研究。
（二）相关理论
1.文化价值理论
传统理论在探讨价值问题时仅侧重经济、物质层面。其主要观点指出，只有人类的经济活动、物质交往才能产生价值，亦即创造财富，而文化、政治等只能够消费价值。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软实力》一书的问世，对上述理论观点构成了颠覆性影响[31]。作者认为国家软实力主要由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三方面构成。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整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一般指社会的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则是政府行为的评判准则，如最典型的民主、自由等；外交政策则是国家政策价值观的对外展示，如果实际行为和国家宣传不一致，则会大大降低自身的软实力，损失国家政府公信力及世界声誉。可见，约瑟夫·奈打破了价值研究中经济至上的传统理论束缚，将价值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以此为界，对于文化价值理论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不断发展完善。这一理论认为，文化、政治价值观等同样能够创造和产生价值。相较于经济直接生产价值的属性，政治、文化价值观则具有间接创造价值的属性，它们同样可以创造财富。更进一步讲，文化是关于价值资源配置规则的规则。文化以理论为依据，通过调控社会活动中价值资源配置规则的意志统一性、价值导向性、观念认同性，以期达到规划社会目标、统一导向意识的作用，从而达到价值财富增益的目标。
文化价值理论的核心实质是道德价值，即人生观、价值观。它们是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支配、指导其他若干文化分支或文化因素的内在本质抽象的精神特性，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抽象升华。愈是远离文化核心的社会边缘文化，其反映该社会政治经济特质的色彩愈是淡薄。社会的道德价值即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会受到不同的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影响。近代以来，政党政治愈来愈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一个政党的政治纲领就是全党同志的共同理想，也是全党同志共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抑或是共同的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承担着衡量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标尺的角色，也发挥着抉择、取舍、适用何种标准、准则、规范的作用。各行各业、各领域均须承担某种道德价值，由此衍生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一系列道德价值规范。
正如社会是由单个人来体现一样，社会文化一定程度上也必须由单个人的文化来体现。因此，人格道德的重要地位就更为凸显。而作为自然人的道德，不仅包括诚实、善良、正直、勤奋、勇敢等优良品质，而且强调在这些道德因素已有水平上的继续充实、发展、提升和完善，这是作为人的人格道德及其继续优化的体现。与此相反则是：欺诈、毒恶、懒惰、怯懦、敌视、阴险、邪恶等恶劣品质。这是人的灵魂的扭曲、心理的变态，是人格道德“格”之崩垮。所谓人格道德为人的活动提供文明的准则，即人格原则或人格准则，由此具备了关键的“人格”尊严。正确的人格道德，正确的文化理念，能够引导人们拥有优良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这些创造价值，进而创造财富。反之，错误的文化理念，将创造出负能量的价值。对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而言，必须加强正向道德价值的提升与构建，以期引导和充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必需的，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基于此方向的努力。
2.新时代中国精神相关理论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32]中华民族能够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拥有孕育了中华民族悠久辉煌历史文化之中的伟大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作为兴国强国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了中国精神的基本内容。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培育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既需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也需要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
（1）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和，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自己的祖国极其忠诚和热爱的深厚情感。中华民族从来就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儿女的爱国奋斗史。中国人很早就有以天下兴亡、人民安康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追求进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光荣传统，形成了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的宝贵民族性格。爱国主义成为动员和鼓舞人们为祖国的生存发展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旗帜。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还包括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是中华民族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量。
（2）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是体现民族特质并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的总和，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的集体意识。时代精神反映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引领时代的进步潮流，是社会的主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改革创新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核心，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部实践，体现在时代精神的各个方面。改革是破除社会发展障碍、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引擎，创新则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改革创新精神既是对中华民族革故鼎新优良传统的继承弘扬，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品格和精神特征。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带领人民破除阻碍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这种不断改革创新的进取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集中写照，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强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只有坚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才能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33]一个民族若想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备自身深厚的文化根基并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力求实现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力求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精神特质总结为如下五个方面：一是人文至上精神。中华文明十分注重人与人关系的调适，而西方文明则更多地以如何处理人与神的关系为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一词起源很早。《易经》就提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传统文明将“天文”与“人文”放在对等的地位，突出强调了对人文的重视程度，而人文精神的核心即是对人的尊崇。二是立德修身理念。人文至上精神的必然延伸，就是重视人自身的节操和修养，追求人格的完美。道德意识和人格意识不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亮点。宋代大儒张载的“四为”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立德修身的最高境界。三是家国一体情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融为一体，国是大的家、家是小的国，保家和卫国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四是追求中和之境。古人从阴阳交替的朴素辩证法出发，提出了“中和之境”和“中庸之道”，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乃至治国理政的基本准则。“中和”不啻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古人甚至主张：“天下莫尚于中和。”只有执中和之道，才能实现关系平衡、天下太平。五是崇尚整体思维。中华文明在认识事物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天、地、人”三要素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引生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3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角度不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35]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价值意蕴，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2）革命文化。中国革命文化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建立新民主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形成的，“以救亡图存、奋发图强、民族复兴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36]。革命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它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元素的基因，又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头。“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个个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活特征的革命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也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由于这些革命精神集中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与规律，因而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
（3）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文化创新，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孕育出来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革命文化基础上建立的，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代表着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有力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包括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又包括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和弘扬的公共价值和公共道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导着当代思想文化发展趋向，引领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真正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构建起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