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早期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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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理论兴起并日趋兴盛,一些学者随之将其运用到电影领域的研究中。

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为形象研究阶段,梳理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批判男权文化中的“厌女症”现象。代表有马乔里·罗森(Marjorie Rosen)的《爆谷女神:女性、电影和美国梦》(Popcorn Venus:Women, Movies&the American Dream)、莫莉·哈斯克尔(Molly Haskell)的《从崇拜到强奸:电影中的女性》(From Reverence to Rape:The Treatment of Woman in the Movies)、克莱尔·约翰斯顿(Claire Johnston)的《关于女性电影的笔记》(Notes on Women's cinema)等;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为叙事结构研究阶段,借助叙事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等理论,从女性视角重读经典,追溯女性的电影传统,出现了一批影响至今的论著,也标志着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繁荣的开始。代表有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的《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特蕾莎·德·劳拉蒂斯(Teresa De Lauretis)的《爱丽丝不:女性主义·符号学·电影》(Alice Doesn't:Feminism, Semiotics, Cinema)、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为文化研究阶段,不再拘泥于文本,发展成一种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电影文化研究。代表有 E.安·卡普兰(E.Ann Kaplan)的《女性与电影:摄像机前后的女性》(Women&Film:Both Sides of the Camera)、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的《电影身体:性别、类型与滥用》(Film Body:Gender, Genre and Excess)、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的《现在你看见它了: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电影研究》(Now You See It:Historical Studies in Lesbian and Gay Film)等。

当前国外的女性主义电影研究呈四大趋势:①研究范围扩大,突破了文本研究的局限,对电影进行更为包容的解读;②跨学科趋势明显,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联系越发紧密;③向社会性别研究转型,否认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修正基于男性经历的理论假定,兴起了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性别诗学”; ④研究主体不再局限于女性,越来越多的男性学者也加入进来。

8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大陆。90年代初,杨远婴、戴锦华等学者率先把女性主义批评运用到电影研究中。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女性主义电影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致分为三类研究领域(限于篇幅,期刊论文和硕士论文此处不赘):

1.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理论审视

梳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发展,并将其批评策略应用到对文本的分析中去。现有的此类研究在架构上有一个共同点:理论介绍+个案分析。

秦喜清的《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实践》,先概括西方女性主义电影发展始末,后评价女性主义电影实践。应宇力的《女性电影史纲》开头对西方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历史及理论加以总结,之后分别对纪录片、实验电影及不同国家的女性导演加以简介。类似的还有何成洲、王玲珍的《性别与中国电影》、李东的博士论文《影视文化的性别批评》等。

其中,何燕李、柳改玲、杨怡的《性别诗学下的电影研究》以性别诗学为参照,剖析电影中的父权宰制形式及演变历程,并探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这就涉及女性主体建构的问题,推进了研究的深度。

2.电影的女性形象研究

勾勒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总结其叙事与审美特征,并从中甄别形象塑造背后隐藏的生成机制和意义内涵。在当前我国女性主义电影研究中,此类研究比重最大。

张霁月的《新中国革命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寓言(1949—1978)》系统分析了30年间革命题材电影的女性形象塑造及女性叙事表达,以此探究新中国女性解放的历史。刘燕萍(中国香港)的《女性与命运:粤剧·粤语戏曲电影论集》以粤剧戏曲电影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七类不同身份的女性,并挖掘了这些形象背后的文化内涵。在《我的秘密之花:电影中的女性》中,作者陈晓云以一种男性的立场来关注电影中的女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此类研究的博士论文有两篇,李欣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叙述与展示》、周霞的《拯救与困惑——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悲剧(1905—1949)》,二者从不同角度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电影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梳理。

赵小青的《东方银幕女性形象掠影》选择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五国的电影女性形象进行研究,并对其同一性和差异性进行了概括。姜丽芬的《大师影像 女性世界》对博格曼等知名导演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加以梳理和评价,书中还有对女演员、电影文本的个案研究。

孙萌的《“她者”镜像: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女性》以美国电影中华人女性形象为切入点,探寻华人女性形象演变的特点以及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并从中梳理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侧影。类似主题还有杨静的《美国电影塑造的中国女性形象:(1990—2001)》。

施舜翔(中国香港)的《恶女力:后女性主义的流行电影解剖学》视角新颖,通过重读电影中“恶女”形象,打破男权文化中的刻板印象,重新定义“恶女”价值,并提出了流行文化新女性的主张。

3.对女性导演或女性电影的研究

选取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导演或女性电影,找出女性创作者在性别身份、心理结构和思考方式等方面的共通之处,对女性情欲、女性生存及女性导演的创作困境加以分析,由此延伸出对电影与社会、历史、文化等深层次的思考。

代表著作有厉震林、万传法的《新世纪中国女性电影导演研究》,程远征的《另一面镜子:那些女性和那些电影》,黄石、于帆的《解码女性电影大师》,林少雄的《镜中红颜:华语电影的性别体认》等。马楠楠、刘亚玉、刘敬、吴菁的博士论文也属此类。以上成果以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女性导演或女性电影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对其中体现出来的女性书写旨趣加以研究。

其中,黄淑娴(中国台湾)的《女性书写:文学、电影与生活》的思考更为深刻。本书围绕文学和电影中的性别问题展开讨论,从“书写”的角度来讨论女性,从女性如何被书写到女性如何自我书写。并且提出要反对男女性别对抗,将视野扩展到社会性别的建构中去。

此外,还有一些著作的个别章节涉及电影的女性研究领域。比如戴锦华的《镜城突围:女性·电影·文学》、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上海(1930—1945)》、张英进的《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秦喜清的《电影与文化:电影史论·女性电影·后现代美学》等。

上述成果为本书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但是其缺憾也很明显,表现有三:①女性主义批评的本质化、公式化倾向。缺乏对女性主义批评的整体研究,对各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必要的梳理,对女性主义批评与其他批评理论的冲突与互补探索较少。这导致了后来研究只能复述前人成果,除了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论和方法都是同质化的。②理论来源上呈“拿来主义”。缺乏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影响、变形的思考,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性别诗学的特殊性尚未深入探讨。中国电影研究成了西方理论的操练场,成为验证西方理论的证据。③当代电影研究远超早期电影研究。目前,中国电影的女性主义研究多集中在当代电影和外国电影中,对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专著尚未出现,只有李欣、周霞的两篇博士论文及个别专著的部分章节对早期电影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梳理。

综上,我国的女性主义电影研究发展至今,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却仍存在若干不足。这些不足包孕着足够的启发性,预示着新见解产生的可能,为本书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