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综述

中共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

一

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举动。

20世纪60年代，单一的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另外，由于长期忽视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呈几何比例上升，城市人口积压。这一时期又连年出现灾荒，我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再加上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的援建项目陆续下马，必然要大量裁减职工。苏联又催还贷款，致使我国经济出现低谷。面对如此的内忧外患，党中央为了解决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缓解城市的压力，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项决定，成为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工作范围，并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

二

宝鸡地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62年。为了压缩城市人口，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号召，宝鸡也广泛号召动员城镇知识青年随父母返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在农村广阔天地发挥作用，当一代新农民。1962年至1964年，宝鸡全区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人数不多，知青工作由民政部门负责。1964年动员53名城市知识青年到宝鸡县马营公社插队，10月分三批共动员463人到千阳县插队。

1965年，全区动员295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别安置在千阳、眉县、凤县、岐山、凤翔的林场、太白县的药厂以及陕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批青年到达安置地点之后，表现较好，情绪稳定、劳动积极，受到场校好评。

首先，协助安置单位宣传巩固思想。1月到9月，派出干部，通过蹲点驻队，巡回检查，不定期地走访慰问等形式协助安置县、社进行这批青年的巩固工作。与此同时，城市区、街也召开了一系列家长座谈会，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他们促使其子女安心农业生产。一是带队干部与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引导他们熟悉农村生活。青年初下乡，劳动、生活不习惯，干部随青年一块下乡，帮助他们管理生活，解决具体问题，带领劳动，协助订立制度，建立正常的生活秩序，引导他们过好生活关、劳动关。二是突出政治，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不仅要帮助下乡青年熟悉农村生活，过好劳动关，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下乡知青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这是做好安置工作的首要问题。此外，还引导青年访贫问苦，参观村史，参加阶级斗争的各种会议，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三是帮助青年解决具体问题。部分青年回家探亲经济困难，区、街即联系顺路汽车，免费乘坐。下乡青年要求供应一点大米，市粮食部门及时给予解决。青年反映学习材料缺乏，团市委多次寄送书报、杂志，并发动城市青年赠送图书8000余册。四是各方关心，支持下乡青年。文教、劳动局抽调一名干部长期协助安置工作，元旦期间，团市委书记率领城市青年慰问团深入社队慰问青年。夏收前各区领导走访了安置社、队，夏收期间市、区、街的团妇组织以及部分企业派出干部职工帮助青年夏收。知青的母校与安置队主动挂钩，不定期地派出师生与下乡青年一起劳动。五是做好家长思想工作，促进青年安心农村。青年能否安心农村，家长的影响很大。市妇联、区、街都不定期地召开家长座谈会，通过表扬好人好事，谈心、新旧社会对比，如何教育子女等，对家长进行了思想教育。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各区也都给予帮助，从而安定了部分青年情绪。六是协助安置地区树旗帜，立标兵，以点带面，互相促进。对于安置县已经树起的标兵小组与个人，主动支持、宣传，把他们农村生活拍成照片，张贴街头，广泛宣传。

其次，积极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1965年的城市动员工作从9月开始，是在陆续不断的成批招工情况下进行的。各部门、各区、街虽然都做了一系列宣传与组织工作，但总的进度是比较缓慢的，直至年末，共动员了295人参加农业生产，只完成上级要求动员任务的49.2%。一是抓干部思想教育。动员初期，部分基层干部畏难情绪较大，不敢大胆地进行工作。针对这种情况，通过各种会议，不断向基层干部宣传中央方针，开展工作。二是抓宣传鼓动。在专区安置办公室协助下，邀请各地下乡青年代表10余人组成报告团，在全市组织了50余场报告会现身说法，影响较大。三是抓家长思想教育。动员初期，个别后进家长阻碍很大。协助区、街召开家长座谈会，特别抓了落后家长的思想教育，同时，市妇联也组织模范家长巡回各区、街作报告，对消除这方面阻力起了积极作用。四是抓青年教育。各区、街加强了对社会青年集中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通过学习励志耕耘的模范人物事迹，特别是黎坪青年的先进事迹，向他们进行下乡支农的教育。专区下乡青年代表会期间，区街组织青年听取大会报告。学校也主动配合街道对毕业学生进行思想动员。通过教育，促进他们改变轻视农业劳动，树立以农为荣的思想。11月，宝鸡专区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6年上半年先后动员三批405人参加农业生产，主要安置方向为军事农场。按专区安排要求，宝鸡从3月中旬开始到6月初动员285名青年奔赴农建十四师143团，120名青年参加陕西省水土保持建设师。上半年的动员工作声势比较大，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也比较扎实细致。由于全国人民群众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加之城市不断组织青年上山下乡，学校也不断加强对学生的支援农业的教育，广大青年政治觉悟较前大有提高。为了更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除区街单位向职工居民全面宣传外，还组织部分社会青年及基层干部去农场参观。农建师为了配合运动，派文艺宣传队来市里做了六场巡回演出，社会影响很大。报名开始后，青年们奔走相告，争相报名。斗鸡工读中学一天之内申请参加军事农场的学生竟达120余名；金台民中应届毕业生提前进行了毕业考试，大批青年放弃升学打算，决心参加水保师奔向延安，立志建设新山区。街道工业的一部分青年也要求离开城市，决心到农村经受锻炼。青年离开城市前，举行了敲锣打鼓的游行欢送，并举办了欢送晚会，市党政领导看望了参加农业建设的全体青年并给予热情的鼓励。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着家长们的心，激励着青年人的革命意志。为了把青年安置好，市、区派出干部一直护送青年到场，协助农场对青年们的食宿做了安排，对个别初次离家思念父母的青年也做了思想巩固工作。

2月，宝鸡县决定对1964年安置在马营公社郭家村、旭光两个大队的40名青年搬点，重新安置，随即派干部密切配合，从选择新点、动员青年、说服家长及新点的接收准备工作到送往新点后食宿、劳动安排、思想巩固一直配合到底，并对搬点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也作了妥善处理。夏收期间，组织200多名社会青年、应届毕业生以及70多名区街干部分别赴武功、千阳地区部分安置点帮助青年夏收，进一步密切了城乡关系。

“文化大革命”以前，共动员城镇知识青年、社会闲散劳动力1880人到农村。1966年后，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造反”，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暂时停止。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生产的紧急通知》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工作重新启动。1968年秋，宝鸡成立“宝鸡专区革委会下放办公室”。1968年以后，全区共动员安置城镇中学毕业生85324人上山下乡，其中接受安置西安及外地城镇知识青年28324人，分别安置于7899个生产队和知青林场队。

1969年2月日至11日，宝鸡专区召开下乡知识青年、下放劳动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0月，宝鸡专区改为宝鸡地区。1970年5月16日至22日，宝鸡地区下乡知青、下放干部、下乡居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召开，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副主任到会讲话并接见了全体代表①。1972年，成立“中共宝鸡市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

知青在农村安置的形式，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和发展的过程。1968年到1969年底，仅一年时间，全市就动员安置16776人，除各县自行安排本县的城镇知识青年外，宝鸡市区的知青，分别安置在13个县（区），后调整到宝鸡县、眉县、岐山、凤县、太白、千阳6个县，安置的形式主要是分散插队。由于片面强调知识青年到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因此安置的条件差，且居住分散，特别是被安排到自然条件太差，生产、生活环境太艰苦的地方的知青，劳动一年，生活不能自给，经济上出现“倒挂”，给这部分知青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

有关方面通过逐步实践认识到，分散插队，不顾客观情况，只片面强调到艰苦的地方去，对知青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为此，总结推广了陇县固关公社集中安置的经验，提倡由分散插队为适当集中安置，强调要在交通要道，公路、铁路沿线和人口居住集中，便于知青生产、生活的社、队安置，建立了一批“三集中一分散”的知青点和知青大院。全市还对知青工作先后开展了三次大检查，对破坏知青的案件也进行了严肃及时处理，使知青的生活、学习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

根据省委 〔1975〕 16号文件精神，宝鸡学习推广湖南省株洲“厂社挂钩，按系统动员，集体安置知青”的经验，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宣传株洲经验和调查摸底阶段、统一规划安排阶段和具体实施阶段。在学习推广过程中，与株洲市的情况有两点不同，一是虽然宝鸡大部分有办厂条件，但仍以集体插队为主；二是地区条件差异大，所以在实践中遇到不少新问题。根据本地实际，宝鸡市采取“四对口”办法的方式安置知青，使动员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各县、社相继办起了一批以安置知青为主要目的社队企业，全市共建26个知青农场，先后安置2293人。如眉县第五村知青农场、岐山县马江等知青农场，还有动员单位关中工具厂举办的“知青工具厂”都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为集体安置知青提供了条件，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在西安工业系统厂矿企业带队干部的协作下，陇县一批社队企业“破土诞生”，为后来兴办乡镇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陇县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每年都下发文件，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出安排，并督促各社抓好落实。县委每半年一次、公社每季一次、大队每月一次，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知青工作，保证组织、制度、措施三落实，并对知青的学习、管理教育与培养提出明确要求。凤县共派出带队干部174人，对下乡知青从思想上严格教育，生产劳动上耐心帮教，生活食宿上热情关怀，为知青做了大量的工作，县委还成立了由组织、宣传、公安、粮食、工青妇等单位组成的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各公社明确了分管领导，配备了知青管理专兼职干部，各大厂矿单位也成立知青专门办事机构，各大队、生产队普遍建立了“三管组织”（管政治教育，管生产指导，管生活帮助）。

随着安置形式的不断改善，对下乡知青进行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是一项艰巨、耐心而且尤为重要的工作。各县（区）普遍成立了“管理教育小组”，社、队指定专人负责知青工作。广大干部、社员群众和带队干部，坚持对下乡知青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组织知青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事迹；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进行人生观教育；办上山下乡简讯，举办业余学校和各种学习班，召开各种座谈会；年终评比鉴定；争当新长征突击手，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召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形式，使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各级党委、政府按照上级指示，严密部署，精心准备，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将全市知青安置在陈仓区（宝鸡县）、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当时隶属宝鸡市）、眉县、太白、凤县、千阳、陇县、麟游、金台、渭滨等13个县区。

城镇各动员系统和单位，也很重视知青工作，多方配合，共同做好下乡青年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较大的单位，均设立了主管知青工作的机构，并先后派出带队干部2771人次，在知青工作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宝成仪表厂、石油机械厂等单位，都能和安置社队很好的配合。多年来，仅市上给知青配发的自学丛书、科技读物、文化基础知识、学习材料就近15万册，为知青学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党和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关心知识青年的成长进步，而且在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从1962年以来，省上先后拨给全市知青经费4095.4万元，其中业务费102.8万元，经过几次的知青经费清理收回272.7万元，三具物资等变价处理收回67.4万元。截至1981年底共支出3596.8万元，1981年底交给当地财政290.5万元，其中债权124万元。1973年以来，国家先后拨给知青建房木材31910立方米，其中省拨26710立方米，市拨5200立方米。各县（区）知青办和社、队以及群众，为下乡知青的生产、生活、学习、医疗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全市给知青建房58235间，支出建房费1346.8万元，为知青购置配发农、灶、家具577528件，支出经费441万元。在知青经费管理使用方面，逐步建立健全了财务、会计制度，加强了财产管理。对修建的知青房屋，全面进行了验收登记，颁发了建房验收证书，对知青的农、灶、家具也都逐件造册登记，总结推广了先进经验，先后出席国务院、陕西省召开的知青经费工作经验交流会，受到了上级的表扬。1973年以来，全市先后开展了三次全面性的经费清理工作，共查出贪污知青经费5905元，挪用知青经费493209元，收回496019元，占应收回的99.4%。1981年以来对于知青的房屋和财产进行了清理、回收、移交工作。全市移交给主建社、队的房屋57146间，回收处理三具194050件，收回变价款620634元。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广大知识青年经过几年的劳动锻炼之后，陆续走上了不同的学习、劳动和工作岗位。1977年本市下乡知识青年中有274人入党，422人入团，1909人参加了社、队领导班子，161人担任“赤脚医生”, 535人担任民办教师。1978年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逐渐减少。1981年底，全市下乡知识青年中共有1335人升学；4097人参军；82579人招工，有43人被提拔为基层干部；有2982人返城待业，还有165人愿意继续留在农村。

1980年，国家明确指示停止知青下乡，1981年取消了下乡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安置办，宣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1980年4月2日，“中共宝鸡市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改为“宝鸡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宝鸡市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招工中，对在乡知识青年尽量多安排，优先招收，对少数招收不了的，由原动员下乡单位积极安排就业。对回城待业知青发给证件，再次招工时，优先给予安排。1981年6月开始，宝鸡市按照将在乡的知识青年转回动员城镇安置的精神，对知青、返城已婚知青、病残知青安置及知青经费、房屋、财产的清理移交均列为工作的重点。对历年来已婚知青的安置，除和职工、干部结婚的，转入爱人所在地城镇，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外，和社员结婚的，凡有条件安置的固定收入工作的县（区），将能工作的知青，都安置了工作，没有条件安置固定收入的县及不符合招工条件的知青，根据困难大小给以必要的资助，让其在农村安家落户。全市已婚知青2871人，基本上都做了妥善安置，对病残知青的安置，反半残尚有劳动能力的，回城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因公致残的，根据中央 〔1978〕 74号文件规定，移交民政部门管理；非因公致残的，由安置地区和动员单位、家长共同协商，知青办在经济上给予必要的补助，户口迁回城镇，同父母一起生活。

根据中央〔1978〕74号文件和陕西省1980年9月劳动就业精神，结合全市实际情况，市委发出〔1980〕40号、宝市政字〔1980 〕57号文件要求，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原则，除戈卫等个别知识青年多次放弃招工招干的机会，愿意坚持留在农村，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外，其他留在农村的2982名知青全部返回城市安置工作。1981年底，全市8万多名知青已全部得到安置。1982年5月，“宝鸡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正式撤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宝鸡地区画上了一个句号。

三

宝鸡地区的知识青年热烈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不怕艰苦困难，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实践能力。他们虚心向群众学习生产技术知识，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活动，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还积极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在农村开展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出现了一大批舍己救人、抢救国家财产以及埋头苦干、关心群众、热爱集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青年。对于知识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国家内乱中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在全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先后有923人在农村入党，有15317人加入共青团组织，担任基层干部、会计、保管员、记工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技员等职务的5891人。他们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为发展农业生产、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受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爱戴和好评。如西安外语学院带队干部梁宏彦为做好知青工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凤县高清玉为了抢救落水知青而光荣牺牲，被追认为烈士。西安医学院教授戈治理坚决支持儿子插队农村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志向，并利用节假日为儿子插队的群众行医治病，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彰和群众的赞扬。常江、钟昌国、赵翔、杨占春、杨福英、刘春芳等多次受到省市党委和政府嘉奖和表彰。戈卫还两次出席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农业工作会议，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还应提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下乡的知青中，有一些人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机会，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发建设边疆的抱负，立志下乡或支援边疆建设的。比如宝鸡知青戈卫，1970年他就给公社写信表明不打算回城。其他知青陆续被招工回城。到1971年初，码头大队知青点的27名知青只剩下戈卫一人。1974年入党， 1975年在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戈卫与天津邢燕子、云南朱克家共12名知青代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戈卫始终在农村基层担任大队支书，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才被提拔为乡党委副书记。戈卫以大局为重，立志改变国家边远、落后地区面貌的思想境界以及扎根农村、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受到人们的敬佩。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为所在社队带去了先进的理念和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当地群众的观念转变和文明程度提升，成绩是肯定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在办知青场、队问题上，从支援农业的角度考虑得多，从发展知青场、队工副业生产考虑的不够，而举办的知青场、队没有真正达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要求。同时在农村社、队办的多，在城郊少，因此，对在城郊安置待业青年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由于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加之有些地方对知青的管理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扎实细致等种种原因，有少数知青到处流窜，甚至犯罪，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执笔：党丽娟）

① 1971年10月5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宝鸡地区，宝鸡市升为地级市。11月25日，宝鸡地委撤销，地市合并，成立中共宝鸡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