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综述

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全国立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热潮。

作为革命圣地，延安接收安置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主要为外省知青，其中绝大多数是北京知青，占到延安安置知青总人数近90%。早在毛主席指示发表前，2.6万余名北京知青就壮怀激烈、群情激昂地准备奔向延安插队。

延安地委对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十分重视，成立了中共延安地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由邵武轩、黄明吾、孙乃东等18名同志组成，邵武轩同志任组长，黄明吾、孙乃东同志任副组长。

1968年12月18日，赴京迎接北京知青的延安工作人员到达北京（后改为迎接北京插队知青来延代表团，团长慕锡章，由高明池和军代表王福海具体负责，各县均有3至5人参加），省毕办动员处处长沈玉华也亲往北京协助指导。同时还设立了两个知青接待站：在延安师范设立了迎接北京知青接待站，站长安广录；在铜川设立了迎接北京知青转运站，站长冯振业。工作人员到达北京后，立即与北京方面协同工作。正值此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全国立即轰动。北京和延安是全国行动最快的地区之一。1969年1月7日，满载到延安的北京知青第一趟专列从北京开出，1月9日第一批北京知青到达延安。

为了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安，延安及所属各县均高搭彩门，洁净的街道悬挂起“热烈欢迎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等横幅。当满载北京知青的解放牌大卡车开进延安时，和夹道迎接的人群汇成了欢乐的海洋。前后持续40多天，两万多北京知青陆续来到了延安。

1974年第二批北京知青44人来延安插队，1975年第三批北京知青68人来延安，1976年第四批北京知青102人来到延安。前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最终达到了26815人。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期间，除了接收安置北京知青外，延安还安置本地知青3925人，接收南京知青15人、西安知青75人、咸阳知青14人、铜川知青60人，另有天津、上海、山东、南通等地知青21人。当时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刘丹华等11名大学生、转业军人8人、下乡职工8人也来延安插队。

现在的宝塔区在当时为延安县，先后有本地和外地10200名知识青年（其中北京5229名、南京17名，西安、咸阳45名，当地4909名），安置在下辖的23个公社402个生产大队和4个知青农场。其中，延安县主要安置的是来自北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知青。

为了搞好知青安置工作，1968年地、县（区）均成立了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有知青“再教育”小组。全区知青管理干部队伍约300余人。地委领导十分关心知青工作，地委副书记黄明吾、刘舒昌主管知青工作，各县都由主要领导主管知青工作。在周总理关怀下，北京派出了1248名北京干部来延安协助搞好知青的安置教育工作。地区先后也派出609名干部带队和知青们一起到农村共同劳动，协助农村社、队做好知青安置工作。知青到队后，各生产队早已安排好住房和食宿。部分生产队还聘请了生活顾问，为知青的生活提供便利。知青第一年仍吃供应粮，每人每月10元生活费。他们一把锄头，一张锨，白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投入到改天换地的劳动热潮中去。各级党组织把知青上山下乡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使广大知青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作用，并使他们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其间，省地共为知青筹集经费达1311万元，拨出建房木材3500立方，增拨建房补助款17万余元，到1974年底，已为知青新建房窑8687孔（间）。各村队一排排新石窑，一间间新瓦房，在当时农村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为了保障知青经费的正确使用，1971年底进行了经费清理，全区除已列支的安置费外，还结余109.37万元。1973年又进行了第二次经费清理，其中，1969年至1973年5月，共拨知青专款801.69万元，当时列支721.53万元，尚结余80.16万元。查出贪污经费案42起共5464元，挪用142起共45773元，不合理开支1310元，经过清理及时追回了款项，保障了知青经费的使用。

1970年初，周总理从北京知青周秉和、何立群的反映中了解到延安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和北京知青安置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后来，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市各城区分别召集了从延安返京的北京知青座谈会。1970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陕西省革委会、延安地区和12个县的革委会负责同志，延安地区知青办惠先凯同志和北京各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共分三部分：第一以学习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为指导思想，发扬延安精神，搞好老区建设，要发挥知青在三大革命中的生力军作用，教育他们立志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为延安的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第二是总结知青工作经验，要求从各方面搞好知青的管理工作。第三是指出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把首都人民和延安人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为首都人民学习延安精神，创造更好的条件，并做出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有计划地支援延安的经济文化建设的决定。这次会议后，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对口支援延安，发展“五小”工业，支援延安的工农业建设。北京市每年给延安一定的建设资金，并送来了拖拉机、播种机、扬场机、铡草机、磨面机、背式喷雾器等农业机械3000余台（件），解放牌汽车、130工具车、吉普车20余部，以及医药用品、医疗器械和毛巾、枕巾、肥皂、洗衣粉等日用生活品，还有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近代史、土壤学、气象知识、卫生常识、农村科技知识等多种图书3.6万余册。

多年来，北京知青在各级党组织和延安人民的领导帮助下，在农村各项活动中经受了锻炼，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加强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农业国民经济的基础。到1971年，北京知青被吸收入党的118人、入团的2268人，在党内担任地、县、社党委委员的11人，担任团支书的135人，担任县、社、队各级行政领导干部的1395人，担任连排民兵干部的2007人，担任民办教师763人、“赤脚医生”335人、生产技术员147人，舍己救人、抢救集体财产的552人，参加科学种田的1470人，种试验田2920亩。涌现出延安县南泥湾和井家湾等先进知青小组和一大批各方面表现突出的知青先进个人。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面临徘徊不前的局面，知青问题无法彻底解决。1978年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转折点。会议历时41天，会议指出：“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以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

1980年全区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1981年，延安县委按照上级要求，对少数滞留在乡的北京知青采取了特殊办法，对残疾知青以每人4000元进行了安置。对已婚在农村，不具备工作条件的北京知青，以每人1500元，房窑两孔（间）的办法，做出安排。后来，这部分知青，连同其爱人，一律转成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并调整到条件较好的单位工作。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40多年过去了，北京的广大知青始终情系老区，时刻关注着延安的建设和发展，他们招商引资，修路建校，植树造林，扶贫帮困，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回馈着自己曾经生活劳动过的地方，为推进延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北京知青带给延安的投资已超过了亿元。北京知青为延安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老区人民将永远铭记。但是，在青春年华失去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也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

附：延安地区上山下乡知青情况统计

延安地区上山下乡知青情况统计

（执笔：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