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规定它是我的祖国？”——论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石油大学 孙 婷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杨清淼
摘 要：在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理以俄罗斯文化“他者”的身份审视、思考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俄罗斯。小说描述了查波罗什哥萨克族群认同的原生纽带，概括了团契精神是斯拉夫民族认同的基础，描绘了理想的抵御西方文化扩张的斯拉夫共同体，强调文化冲突中个体身份认同是族群、民族和国家认同之本源，而身份认同的错位和危机削减族群认同，消解民族团结和威胁国家安全。
关键词：“他者” 身份认同 族群认同 民族认同
引言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瓦列里·索罗维（Вале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оловей）认为：“（俄罗斯）认同性的危机并不是现代或是说20世纪特有的现象，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俄罗斯历史”[1]。这条“红线”一直都在文学家的视域里。早在19世纪30年代，果戈理在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里表达了文化冲突下的自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在主人公安德列身上表现出这种身份认同的困惑：出身于查波罗什哥萨克，却自幼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当斯拉夫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发生血腥冲突时，被西化的安德烈背弃哥萨克族群、宗教信仰和祖国，叫喧着：“谁说我的祖国是乌克兰？谁规定它是我的祖国？”[2]这种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绝非作家臆想出的虚构文学个例，而是对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本质的再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作品绝不是对那些时时现存手边的个别存在者的再现，它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3]
一、全球化视域中的身份认同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不断提高和现代信息传播工具的普及，人类文化呈现出多元性。但是“主导文化多元性表述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能是强势群体的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文化主体把这种“意识形态编到大众文化和小说、历史、哲学及地理的语境当中”[4]，并借助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传媒不断进行地生产、传播，并对非西方国家的亚非拉展开文化渗透攻略，企图把自己的思想意识作为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念强加于非主流的文化主体，以达到不断消解非主流文化的目的。这种温和、渗透性的文化扩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使其文化价值重心偏向西方文化。他们对西方强势文化宣传的生活方式、道德价值观、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形象产生亲切感、认同感，逐渐淡忘本族群、本民族的历史和共享的社会记忆，抛弃本族群、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割断与其紧密相连的精神纽带。于是在身份认同的文化选择中，个体放弃本土弱势文化，选择西方强势文化，从而产生身份认同问题。由于个体身份认同的错位选择，削弱甚至消解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动摇保证国家安全的价值基础。
“认同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认定，是共同体成员对现实境遇中生存价值归属的自我确定。”[5]这种通过与“他者”比较而产生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分为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集体认同是以族群为主体的集体身份认同。族群是指“专用于共处同一社会体系（国家）之中，以起源和文化认同为特征的群体，适用范围主要在一国之内”；民族则是指“族群的最高形式，首先要对祖先主观上的认同，其次在客观上要求组成地域自治体，其适用范围主要在各国之间。族群认同用来表示人们的个体与自己所属的群体（共同体）之间建立相互认可的一种主观性态度；民族认同，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相互之间包含着情感态度的一种特殊认知，是将他人和自我认知为同一民族的成员的认知”[6]。本文的民族认同是指跨国度认同，即不同国度的同一民族之间的认同。国家认同，即“国家的认同性指的是大众意识中的国家形象以及与之融合（或者相反，与国家疏远）的意向。”[7]无论族群认同、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认同的真正主体是个人，即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是一个多重性的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作为一种意识，自我认同直接或间接地引发社会行动，它可以是个体的身体、心理和直接经验，也可以是在意识的扩展下构建成的一个跨越历史和地域的认同。
“文学是人的身份认同得到了最具启示性的揭示的空间，无论是个体的认同还是民族和文化认同，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真切和最丰富的展现”。[8]经典文学，在“全球认同危机”的背景下，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更具警示性和参照性，正因如此，《塔拉斯·布尔巴》再次进入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精英们的视野里。苏联解体后，先前的认同性基础被打碎，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探索，建构新的认同性基础，已成为俄罗斯社会文化精英们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2009年4月2日，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时上映纪念果戈理诞生200周年的电影《塔拉斯·布尔巴》。这部电影使俄罗斯、乌克兰的政客们意识到：两国人民是同根同源的东斯拉夫民族，连接它们的精神纽带是斯拉夫文化。电影令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兴奋地高呼：“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敌人来自西方。”电影还掀起重读文本《塔拉斯·布尔巴》的热潮。叙事文本真实再现了文化冲突下的个体自我身份认同和族群认同过程，描述了查波罗什哥萨克族群的认同方式，揭示了东斯拉夫民族认同的宗教文化基础。虚构的文本世界折射出现实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下，尤其是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冲突下产生的认同困惑。在全球化语境中，从身份认同角度解读文本是对果戈理创作研究的一次补白。
二、文化“他者”—— 果戈理的认同考量
西方哲学中“‘他者’是相对于 ‘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9]。后现代西方文论中的“他者”常指处于从属地位、边缘地位的族裔文学创作。来自乌克兰、用“主流语言”俄语创作的果戈理可谓是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上的少数族裔作家。“出身于哥萨克”[10]的果戈理曾面对友人提出的认同问题：“你有一颗怎样的心灵？俄罗斯心灵，还是乌克兰心灵？”也曾向斯拉夫派代表阿克萨科夫（Сергею Тимофеевичу Аксакову）坦承“莫斯科是我的祖国”[11]。或许是由于自身的认同经历和体验让这位精通乌克兰语和俄语，具有两种文化背景的小俄罗斯人站在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角度，以俄罗斯文化“他者”的身份和视角，以俄罗斯人看不到的方式观察和审视着俄罗斯。
《塔拉斯·布尔巴》创作于1834—1842年间，正是19世纪俄罗斯知识界的精英们就俄国历史和未来发展道路、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等问题展开讨论时期，在激烈的争论中诞生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捍卫本土文化的斯拉夫派，主张发掘俄罗斯历史文化财富，并从中寻找俄国的发展动力。崇尚西方文化的西方派则全盘否定俄罗斯的历史遗产，认为俄国应该学习、追随西方。两派之间的论争成为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社会哲学思想的焦点。当时，生活在欧洲的果戈理虽然置身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斗争之外，但却心系俄罗斯，关注祖国的命运。在斯拉夫文化和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上，果戈理的思想倾向于斯拉夫派。在《塔拉斯·布尔巴》创作中，他用斯拉夫特有的兄弟般的集体主义和建立在东正教宗教信仰和道德自我约束基础上的社群同盟，强有力地驳斥了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突出抗衡和制约关系的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作家本人也承认：“斯拉夫派分子和东方派分子这边有更多的真理”。[12]
此外，小俄罗斯（即17世纪—20世纪初俄国的小俄罗斯省）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引起了作家的关注。1830年乌克兰右岸爆发了一场波兰贵族领导下的反俄起义；1830—1840年间，乌克兰知识分子开展提倡母语创作，发掘民间诗歌宝藏的乌克兰社会文化运动，后期发展成为带有政治色彩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如， 1846年1月，基辅成立的西里尔—美多德兄弟会就是一个由乌克兰知识分子组成、首次为乌克兰人民而战的秘密政治组织。显然，这些威胁到大俄国的国家安全，也有悖于斯拉夫运动的宗旨：统一斯拉夫各民族抵御、抵抗西方文化的扩张。对于建立斯拉夫民族共同体的主张，果戈理持认同和支持态度。“共同的圣地，即普希金的语言，应该像基督徒的福音书那样成为俄罗斯、乌克兰、捷克和塞尔维亚人的主导思想”。[13]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乌克兰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乌克兰民族运动风起云涌不断对抗沙皇统治，此时，思想敏锐的果戈理主张“借助东正教保证俄帝国统一完整”[14]，他洞彻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认同危机是导致个体精神磨难、引发族群生存性焦虑、消解民族团结和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原因。为了表达西方文化与斯拉夫文化冲突下个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阐述造成身份认同危机的原因，果戈理决定创作《塔拉斯·布尔巴》，并将其故事空间锁定在地理位置特殊、文化冲突不断的乌克兰。为了揭示了15、17世纪乌克兰的文化境地，突出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中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作家塑造了以塔拉斯为主的查波罗什哥萨克形象。作家笔下的第聂伯河查波罗什哥萨克，作为东斯拉夫民族的一个族群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和对抗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彪悍尚武的查波罗什哥萨克本身就是在西方文化与斯拉夫本土文化相互碰触、相互冲突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是具有特殊文化认同模式的族群。他们遵循“神—人”契约，以上帝和圣书的名义抵御、征讨甚至掠夺东西方异教徒。在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东正教。
小说的认同主题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得以明确和凸显。1835年，小说首次出版，篇幅不长仅有9章，其中塔拉斯被塑造成一位蛮性十足、骁勇善战的查波罗什哥萨克，为了抢夺战利品，他与昔日的战友发生争执。1842年再版时，小说扩为12章，主人公塔拉斯的形象成为高大、无私的象征，他的形象塑造愈加丰满，同时也增加了对查波罗什哥萨克社群——索契的描写，“查波罗什索契成为对抗东、西方异教徒，神圣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组成部分。”[15]并添加了歌颂俄罗斯的句段。“第二版中表现了果戈理的宗教政治乌托邦，在第一版中表现了果戈理的青春年少和对乌克兰的挚爱，在痛苦思索乌克兰（小俄罗斯）和俄罗斯命运过程中，他完成了第二版的创作。”[16]
三、身份认同建立的时空背景和空间意象
任何身份的认同都离不开一定的时空背景和社会关联。小说文本中个人和族群认同发生在多元文化冲突下的乌克兰，为了塑造这一国家形象，描述15—17世纪发生在乌克兰的文化冲突，作家淡化历史背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仅以16世纪的历史为故事背景，讲述17世纪的历史事件，塑造传奇人物塔拉斯形象。文本中故事时间浓缩在一定的空间里，空间不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场所，而是时间性的标识物。历史时间浓缩在空间中，时间性被弱化，空间的共时性得以增强，于是文本的同一空间里出现了几个世纪发生在乌克兰的文化冲突的并置。如乌克兰大草原和德涅斯特河这两个静态场景见证了种种战争和冲突，蒙古人（鞑靼人）的入侵、偷袭，波兰人的侵袭等。乌克兰草原和德涅斯特河意象构成个人和族群认同的时空背景，广袤无垠的草原和自由奔流的河水空间意象里浓缩着乌克兰历史。这种历史是多文化不断摩擦、碰撞下的乌克兰归属和认同史，也是哥萨克人反抗、打击蒙古鞑靼人、土耳其人，抵御波兰文化扩张的历史。 “斯拉夫精神受到战火的锻炼”，哥萨克成为“体现出俄罗斯力量的一种非凡现象”[17]。
文本中第聂伯河的“索契”是查波罗什哥萨克征战土耳其、抢劫蒙古鞑靼人和反抗波兰的营地，更是查波罗什哥萨克族群生活的一个缩影。在漫长而混乱的多元文化冲突中，哥萨克联合起来征讨东、西方异教徒，谋取族群生存权。“索契”是四面八方的查波罗什哥萨克“亲密聚会”的乐土。连续不断的欢宴和永无休止的舞会，吸引着豪放不羁的哥萨克人，每位新来的人只需简短、肯定地回答三个问题：“你相信基督吗？你也相信圣父、圣子、圣灵吗？你也上教堂去吗？”[18]喧闹的“索契”不仅是东部俄罗斯勇士们的宿营地，也是查波罗什哥萨克的精神家园。在自由不羁的氛围中，粗狂的哥萨克自觉遵守简单的管理规则，执行严格的惩罚制度，同时在“索契”每位哥萨克都产生了归属感，实现了自我身份认同，他们忘却和抛弃以往感兴趣的东西，无忧无虑地感受自由天空和发自内心的快乐。他们团结起来，一起在草原上狩猎、赛马，在酒宴上狂欢、奔放、歌舞。这些日常事物中浓缩着族群认同的原生纽带，即共同的体貌特征、共享的记忆、血缘纽带、文化传统和习俗。
“索契”形象蕴藏着斯拉夫各民族的认同基础——斯拉夫文化特有的团契精神。战场上，塔拉斯的战前演说是对团契精神的高度概括：查波罗什哥萨克人“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血缘上牢固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19]——最神圣的“盟友之义”。这种盟友之义表现在“索契”的社会、政治生活机理中。东正教信仰凝聚着豪放不羁的哥萨克，使他们自觉遵守教义和营地的规章制度；在由几十间营房组成的共和国里，集会上的统领和长官们向哥萨克鞠躬致礼，听从人民意愿，彰显了平等对话的魅力；这一魅力在选举统领时平民哥萨克与长官间的民主对话机制上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在索契不强调人权、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契约，而是遵循人民之声即上帝之声的“神—人”契约；这些详细具体的叙述中蕴藏着作家对团契精神的定义，即，建立在东正教宗教信仰上的斯拉夫特有的兄弟般的集体主义和盟友关系。“索契”正是信守斯拉夫集体主义，建立在东正教宗教信仰和道德自我约束基础上的社群同盟。在“索契”社群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个人权力由集体赋予，并服从于集体意志；每个人享受道德自由，在共同的信仰中充分张扬个性，在遵守社群道德习俗的基础上保留独立的自我；人们远离压力集团，免除社会契约，信守“神—人”契约，依赖民族习俗或道德约束，彼此互相信任、尊重，维持本民族文化。“索契”的团契即是凝聚查波罗什哥萨克人的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也是斯拉夫各民族聚合性的社会实体，还是斯拉夫文化的“诺亚方舟”，更是东斯拉夫民族团结统一的理想模式。这种理想就是：以团契为精神纽带把使用俄语语言、皈依东正教、认同俄国法律的斯拉夫各民族团结在俄国周围，形成一个以俄国为中心的民族共同体，并以此对抗强大的西方异域文化的扩张。
四、族群认同和个人认同的叙述手段
小说文本中哥萨克族群认同和斯拉夫民族认同蕴藏在静态的“索契”意象里，国家认同则表现在动态的情节中。一波三折和欲擒故纵的叙事方法，突出查波罗什人把保卫东正教、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视为己任。当查波罗什人为了历练年轻人和抢夺财富，撕毁与苏丹签订的和平协定，准备抢劫土耳其人时，突然间一群战败的哥萨克带来了令人震惊而愤怒的消息——波兰人强制推行教会合并，瞬间查波罗什人决定挥师西进直攻波兰，为东正教信仰和哥萨克荣誉所遭到的凌辱而复仇。杜勃诺战役的描写，表现出查波罗什人对俄罗斯土地的眷恋和对俄罗斯国家的认同。当一个个彪悍骁勇的哥萨克倒在波兰人的枪矛下时，弥留之际纷纷说出自己的祝愿：“愿正教的俄罗斯永世长存！”[20]“愿俄罗斯永远繁荣昌盛！”[21]“愿我们的后代比我们生活得更好，祝基督所爱的俄罗斯万事昌盛”[22]。
也许是由于自身特殊文化身份的缘故，果戈理更为深刻地意识到族群、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是个体自我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翼、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23]为了表现这种多重的、变动的可以引发社会行动的意识，作者塑造了塔拉斯父子形象。文本中第一个叙事场景就暗示了父子之间存在的身份认同问题。塔拉斯迎接从基辅神学校学成而归的儿子们时，不断取笑儿子身上穿着的不合体的“神父的衬袍”。不合体的衣物暗喻年轻哥萨克经历着由身体与意志之间的分裂造成的认同困惑。为了帮助儿子们完成哥萨克身份的认同，塔拉斯不仅给他们换上了合体的哥萨克服装，而且把儿子们送到索契接受查波罗什哥萨克教育。即便如此，这三个有血缘关系的人物身上还是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塔拉斯和长子奥斯塔普以查波罗什哥萨克出身为荣，信奉哥萨克的首要责任和第一荣誉：遵奉盟友之义，用生命捍卫东正教和俄罗斯土地。被西化的幼子安德烈则背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哥萨克族群和祖国。这三个人物的身份认同离不开自身性格、心智和体验，安德烈的身份认同过程说明个体身份认同是与社会互动的变动过程，它是一切认同的基础。
塔拉斯是一位勇敢好战的查波罗什哥萨克，他“脾气粗野而又直爽”。他以自己的族群为荣，奉行宗法制，信守东正教的“神—人”契约，并以合法的东正教捍卫者自居。塔拉斯虽然了解西方文化的精髓，也享受西方文化创造的物质，但却从内心深处抵触西方文化。这一人物代表着以东正教信仰为基石、聚合性社群为社会单位、崇尚心灵自由的斯拉夫文化。小说第一个场景中这位曾经迫使儿子们接受西方式教育的人，对学成而归的儿子们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致使父子间拳脚功夫的较量。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较量奠定了人物认同的环境——本土斯拉夫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冲突。尽管奥斯塔普和安德烈同为塔拉斯的儿子，可塔拉斯对待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相反：鄙视、痛恨幼子的背叛，射杀幼子；敬重、拯救长子，痛惜长子的牺牲。塔拉斯的态度不仅突出了斯拉夫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而且阐述了塔拉斯本人的族群认同——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宗教文化认同。射杀小儿子后，塔拉斯盯着死去的儿子的面孔，自问“他凭哪一点不是一个哥萨克呢？”[24]。这一心理活动印证了其自身的族群认同标准：不是族群的血缘纽带，而是建立在东正教信仰上的盟友之义。塔拉斯珍惜兄弟战友间的情义，珍视盟友之义，关心战友，却又大肆屠杀天主教教徒和波兰平民，这又表明，这位斯拉夫文化捍卫者判断亲疏远近或敌友的标准是民族、信仰和文化异同，而不是血缘关系。当看到安德烈挥舞着军刀砍杀哥萨克人，听到“对我哥哥说，对哥萨克们说，对查波罗什人说，对所有人说，现在父亲不是我的父亲了，哥哥不是我的哥哥了，伙伴不是我的伙伴了，我要跟他们全体开仗”时[25]，父子血缘关系已上升到文化认同层面。父子间的血缘关系隐退，取而代之的则是不同文化的归属，两个敌对的阵营斯拉夫文化和西方文化。
大儿子奥斯塔普为人坦率，性格刚烈，沉着冷静、果断和勇敢，具有哥萨克所特有的坚忍不拔精神，遵守盟友之义，虽然接受过西方文化，却对任何来自西方文化的诱惑都无动于衷。他以包容之心批判地接受西方文化精髓，在兼容、吸纳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扬斯拉夫传统文化。在“索契”接受训练时，俄国传统教育帮助他能瞬间判断出形势的危险度，预测其发展趋势，并立刻在战场上找到化险为夷的方法，同时他以西方文化特有的人文价值观和理性思维观察、思考一切，摆脱粗野蛮荒的哥萨克生活习俗。这一人物的塑造表现了作者的“俄罗斯公民应当知道欧洲的事情”，不应“忽视自己俄国的东西”，了解西方文化目的是为了“把思想收拢集中起来”，而不是“把思想分散了，使它们迷乱”。[26]
小儿子安德烈性格活泼、情感丰富，机灵，乐于学习。在基辅上学时，他就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亲切感：吸纳西方文化知识，流连于波兰和小俄罗斯贵族聚集区。在“索契”他像所有哥萨克人一样，在狩猎、赛马、纵酒作乐中找到认同感。哥萨克身份的确定令他快乐、自由、渴望建功立业，战场上他挥舞着马刀奔向波兰敌人，沉浸在由枪弹、刀剑和哀号声组成的音乐中。当他目睹昔日熟悉又亲切的代表西方文化的人和物被一一摧毁：烧毁的修道院、花园和一具具修士的尸体时，安德烈处于无可名状的焦虑中，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心里很难受”[27]。当得知暗恋的波兰小姐被困在杜勃诺城内忍饥挨饿时，他的万千感情瞬间爆发。令其难眠的美丽身影不但占据了他的内心，而且战胜理智，淹没了一切。美丽少女的意象暗喻了西方文化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安德烈，天主教教堂里绚丽的光影、奇妙的钟声和缭绕的香烟震撼了这位哥萨克，坚定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面对波兰贵族小姐时，这位粗犷的痴迷于刀光剑影生活的查波罗什哥萨克变得忐忑不安，从心怀敬畏和虔诚到不由得“对自己的哥萨克天性产生了怨意”[28]。当被迫在斯拉夫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做出选择时，安德烈做出了一个纯粹自由的个人认同选择：抛弃信仰、祖国、父母、兄弟和战友，并且高喊：“谁说我的祖国是乌克兰？谁规定她是我的祖国？”[29]。在安德烈身上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已悄然无痕地影响、干扰着他的自我认知和界定，使他的认同选择与既定身份之间处于分裂状态。作者先后两次以叙述者塔拉斯的视角观察和判断安德烈身上的衣服：不合体的神父衬袍、华丽的“别人的”战袍，暗喻着安德烈在身份认同上的分裂状态。而安德烈“闷闷不乐”、“心理难受”和“无法入眠”等焦虑性行为，又是其自身认同困惑外化的佐证。
借助塔拉斯父子三人的命运，作者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国内现状：部分俄罗斯人背弃斯拉夫文化，倾向西化；深刻地阐述了：个体自我认同是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本源；反证了西方文化长期渗透策略行之有效。一旦个体被西化，其身份认同就会发生错位，个体的族群、民族和国家认同就会被逐一消解。
结语
果戈理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以文化“他者”的身份创作了小说《塔拉斯·布尔巴》，关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下的身份认同问题，思考着俄罗斯命运，深刻地认识到多元文化冲突下的认同问题关乎个人、族群、民族和国家命运。《塔拉斯·布尔巴》以多元文化冲突中心——15-17世纪的乌克兰为背景，描述了查波罗什哥萨克群认同方式，概括了斯拉夫民族认同基础，通过不同的叙述手段略述了查波罗什哥萨克父子三人的国家认同、自我身份认同，阐述了个体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会引发族群、民族和国家认同危机，它是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和阻碍其发展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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