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鲁迅作品英译选目的不同宗旨[1]
西北大学 杨一铎 陕西科技大学 禹秀玲
摘 要:迄今为止,中西学者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在篇目的选择上体现着以下不同宗旨:一、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二、将中国现代小说作为抗日救亡的武器,在海外以笔作战;三、服务国内政治,对外有选择性地介绍鲁迅作品;四、为美国读者提供忠信可读的鲁迅小说美式英语全译本;五、适应时代变化,对鲁迅作品进行新的诠释。
关键词:鲁迅作品 英译本 翻译目的 选目宗旨
自1926年美国华侨梁社乾出版《阿Q正传》的英译本开始,鲁迅作品的英译者从华侨到中国人再到外国人,从文学爱好者到新闻记者再到学者、翻译家,他们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从单篇到选集再到全集,从小说到散文、杂文再到诗歌,在近90多年的英译历程中,他们将鲁迅作品从国内推向国际、从边缘推向欧美主流出版界,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向西方挺进,开拓西方图书市场,赢得新的欧美读者群的渐进历史。回顾、比较这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梁社乾、埃德加·斯诺、伊罗生、王际真、杨宪益、戴乃迭、威廉·莱尔、杜博妮、蓝诗玲等为代表的中西译者对鲁迅作品的英译译作,我们发现,它们在英译篇目的最初选择上就存在旨趣不同的情况。
德国学者汉斯·费米尔说,“译语文化语境如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居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文学规范等在翻译活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制约着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目的的确定、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文文本的生成以及译文文本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2]在他看来,目的性原则是翻译应遵循的首要原则,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都是由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的,翻译目的论提升了译者这一翻译主体的主动参与性。因此,中西学者对鲁迅作品在动笔开始正式翻译之前,他们即因各自所在语境的不同,在对翻译材料的选择,即对鲁迅作品篇目的选择上就存在着差异,体现着不同的翻译目的或宗旨。
一、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
美籍华侨梁社乾(1899—? )对鲁迅作品的选译即是为了满足上世纪20年代在华外国人急于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而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梁社乾20岁时来到中国,在杭州的基督教大学任职,并为《中国研究》等杂志撰写文章。而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学很不熟悉,因为“那时中国正大量吸收外国文化,中国当时小说被译为英文者凤毛麟角。”[3]正是这种状况激励梁社乾开始翻译中国现代小说,向西方特别是在华外国人介绍中国新文学。1924年,他首先英译了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颇受读者欢迎。其时,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已有三年,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小说自然也引起梁社乾的注意。于是,在成功英译《断鸿零雁记》之后,为了再向在华外国人展示真正反映中国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性格和思想的作品,梁社乾决定英译《阿Q正传》也就不足为奇。
而美国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伊罗生涉足翻译事业,是受本国时代背景的影响,从中国新文学的社会学意义及史料价值出发,以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为宗旨,开始了对鲁迅作品的翻译。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左派势力渐趋上风,而左派文学也成为美国文学的主潮。同一时期,中国的左翼文学方兴未艾,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进步作家创作了大量的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新文学作品。为了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作家的创作现状,斯诺编译了《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在他看来,“现代中国即便没有产生杰作,译介这些作品仍然具有科学及社会学方面的意义。”[4]又因为“如果现代中国有何种称得起伟大艺术的话,那么,鲁迅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伟大艺术。”[5]所以,斯诺从鲁迅众多作品中选取了既能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展示鲁迅思想深度,又能体现中国新文学特点、代表鲁迅作品风格的7篇作品,即小说《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和《离婚》及散文《风筝》和杂文《论“他妈的!”》进行英译,并编入其译著。
而另一方面,为了向西方展示一个中国作家切身感受到的真实的中国新文学,鲁迅和茅盾在1934年应美国记者伊罗生的选编约请、并由伊罗生组织英译了一本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当时鲁迅、茅盾选编《草鞋脚》的目的和指导思想,在于向国外介绍中国左翼作家的新作品、新成果,进一步开拓左翼作家的新作品、新成果,进一步开拓左翼文艺运动,鼓励左翼青年作家,同时对国民党的文化 ‘围剿’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击。”[6]为此,鲁迅、茅盾在最初拟定《草鞋脚》的入选作品时就不仅考虑题材、内容,还要权衡作品篇幅的长短,所以最终决定只取鲁迅的《风波》《怀旧》和《伤逝》三篇作品入选,而《阿Q正传》却因篇幅过长而未被录入。但是,这本1935年完成编译的小说集,又因出版商放弃资助而直到1974年才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但是,随着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该书不仅选编宗旨有所变化,伊罗生对该书的选目也做了调整。在其重写的《引言》中,伊罗生谈到:“编辑这本集子,目的在于介绍并说明当时刚刚进行了15年的中国文学革命的发展情况……编选的意图,是想通过一些实例来探索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从人道主义或是浪漫主义的影响开始,到了后来则在那些年代里席卷全国的重大事件的压力之下,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色彩。”[7]可见,伊罗生虽然延续了1934年鲁迅、茅盾选编《草脚鞋》的“介绍中国新文学”的初衷,但其指导思想已非“重点介绍中国左翼青年作家新作品”,而是要满足“自己的爱好与读者的需要”。[8]于是,在1974年出版的《草鞋脚》中,英译的鲁迅作品增加至5篇,删去《怀旧》,而重新选入《狂人日记》《药》和《孔乙己》。
二、将中国现代小说作为抗日救亡的武器,在海外以笔作战。
翻译家王际真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翻译中国现代小说之时,正是全世界华人联合起来抗日救亡、为祖国浴血奋战之际。此种背景下,作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方面聘请的第一位中国人,王际真“深知自己的使命重大……站在他身后的是灾难深重的祖国母亲,他要拼命,要干得好,要为祖国争脸面;同时也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为风雨飘摇中的祖国母亲号呼转徙”。在他看来,“中国现代小说恰如严复、梁启超所倡导的,是一种文化力量和武器,足以鼓舞民气、涤荡和磨砺人心。小说,是苦难抗日的中国人民的一种精神支柱。”[9]因此,虽然身处海外,王际真却以笔作枪,开始翻译中国现代小说,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战斗中去。
在其多产的译作中,他对鲁迅作品的英译可称浓墨重彩的一笔。王际真对鲁迅满怀敬意,因为“他服膺鲁迅批判孔孟、批判中国历史的精神。”[10]与此同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王际真特别注意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激励中国为了自由而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义愤”,而“这种义愤和反抗的新精神在鲁迅身上得到充分表达,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中国决心进行为自由的战斗。”[11]因此,在他全力投入抗日救亡战斗而以笔作枪、积极翻译鲁迅小说时,他就首先选取那些最能代表鲁迅批判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反映被压迫农民的生活及斗争的作品,如《狂人日记》《祝福》《阿Q正传》《故乡》《孤独者》《伤逝》等,以期“鼓舞民气、涤荡和磨砺人心”。而其时,“在第二次世界中,中国与美国成为共同抵抗日寇的盟国,美国政府试图促使民众支持它的亲近中国政策,华裔学者王际真翻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获得美国主流舆论的欢迎”。[12]
三、服务国内政治,对外有选择性地介绍鲁迅作品。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战争背景下出于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打击敌人的目的,他给鲁迅贴上“革命主将”的标签,并将鲁迅强化为民族英雄和战斗旗手。此后很长一段时期,特别是建国后17年,鲁迅在政治话语里逐渐“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形象图解,成为毛泽东政治理念的一个文学化身。”“鲁迅极其丰富的生命内涵则完全被忽略,他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虚无主义,他的爱恨交加,都被当作是有损鲁迅光辉形象的污点而被尘封。”[13]
如此背景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几乎从一开始即为国内政治所左右。其翻译不仅是为了满足“1950年前后,部分海外人士对中国新文学表现出一定的兴趣”, [14]他们对鲁迅作品的选译成了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都要服务于国内的政治大局,并不是由译者做主,正如杨宪益曾说的:“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即使是古典诗歌的选译,也要视其 ‘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而定。”[15]
因此,有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第一个最丰硕的文学成果”[16]之誉的小说集《呐喊》中的作品以及那些主要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专制统治时期的杂文就成了对鲁迅“革命性、战斗性”的最好体现和表达,也就成了对外介绍和翻译的首选。于是,外文社在1953年出版了杨宪益夫妇翻译的《阿Q正传》之后,又在次年出版英译本《鲁迅短篇小说选》,所收13篇作品有7篇选自《呐喊》,而出版于1956至1960年的四卷英译本《鲁迅选集》中,除第一卷所选18篇小说中有9篇选自《呐喊》外,其余几卷大部分则为鲁迅的杂文作品。此外,1959年,杨宪益夫妇还受命翻译了鲁迅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但同样,外文局责令他们翻译的宗旨并非纯粹出于学术目的,而是因为这部论著“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小说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从而粉碎了胡适利用小说考证来咒骂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阴谋。”[17]至于鲁迅的那些反映作者追求个人精神自由、与文化专制主义抗争或针贬国人灵魂病灶的小说、散文作品因有违毛泽东对鲁迅高度评价的宗旨,自然是被政治淡化或遮蔽的内容,也必然不在对外选译之列。
同样是抱着对外全面介绍、英译鲁迅作品的宗旨,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外文出版社邀约汉学家杜博妮英译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集《两地书》, “为了这个项目,译者在中国工作了五年(1980—1985)之久”。但奇怪的是,该书译成之后,译稿却在出版社被长期尘封,“外文出版社一直没有出版她的译本,也未说明其中原因,直到2000年始得印行。”[18]推断其中缘由,结合期间近15年历史背景,人们怕不难窥见漫长的出版历程背后掣肘的政治的幢幢鬼影。
四、为美国读者提供忠信可读的鲁迅小说美式英语全译本。
寇志明曾将鲁迅小说的英译者分为四代。梁社乾及在敬隐渔法译基础上进行英译的英国人E.米尔斯属于第一代译者。梁社乾的《阿Q正传》译本对原作几乎逐词对译,以致“译笔无精彩可言,甚至颇有些佶屈聱牙,可读性及可接受性都较低。”[19]而敬隐渔的法译本对鲁迅原作任意删削,特别是在《阿Q正传》的翻译中存在编译、缩译甚至自创现象,致使其译文与原作风格有所出入,且篇幅仅有原作的三分之一。[20]在此基础上进行转译的E.米尔斯的英文译本与鲁迅原作对比,其作品结构则难免零乱突兀,艺术魅力也大为降低。
王际真是鲁迅小说英译的第二代译者的代表,为了支持国内的抗战,他在海外以笔作枪,选译了那些最能代表鲁迅批判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反映被压迫农民的生活及斗争的作品。另外,斯诺以及姚克也属于鲁迅小说英译的第二代译者,他们合译鲁迅作品七篇,但因为斯诺本人几乎不懂中文,加之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作家都倾向于在作品中夹入辞藻华丽却毫无意义的对话和叙述,所以在译作中他大胆删汰。因此,其译文有不少误译,也并未体现出很大的完整性和充分性。
作为鲁迅小说英译的第三代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了包括小说集《呐喊》、《彷徨》以及《故事新编》在内的几乎鲁迅的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其英译四卷本《鲁迅选集》,是世界范围内“用英语系统介绍鲁迅作品的首次尝试”。[21]然而,采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式英语进行翻译的杨宪益夫妇的译本虽然流畅、精确,但“他们的译笔给人一种呆板拘谨感,长期以来读者对此哀叹不已。”[22]另外,杨氏夫妇的译本未能重现鲁迅某些作品中文白夹杂的写作风格,比如读者从《阿Q正传》的译本中并不能区分原作的文言序言与小说其他部分在语言、风格方面的差异。
正是看到了以前各种译本的不足,特别是基于译者身份、时代背景和读者兴趣的改变以及译入语地域的差异,作为鲁迅小说英译的第四代译者,威廉·莱尔借助他自己以及其他众多学者的鲁迅研究成果,“为了让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或误解的程度可以做到和他自己大致相当”,并尽可能“扩大译本读者群”, “赢得尽可能多的读者”[23],他采用当代美式英语并以“诠释译法,对于那些原文读者会自行补足的内容及信息”, “也尽量为英文读者补足。”[24]从而成功地再现了鲁迅辛辣、睿智的风格、对语言的匠心独运以及作者塑造的入木三分的人物形象,并成为“把鲁迅的全部小说译成美语的第一人”。[25]虽然如此,威廉·莱尔自称的“鲁迅小说全译本” 《鲁迅:〈狂人日记〉 及其他小说》(1990)却只收录了包括文言小说《怀旧》以及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共26篇,而《故事新编》中的所有8篇历史小说却未被收录。究其原因,一是鲁迅本人并不认可《故事新编》为小说创作,因为它“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 ‘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26]二是威廉·莱尔也认为这8篇小说只是“小说化的文化回忆性作品”[27],因此,其译著《鲁迅:〈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未收入《故事新编》,甚至其学术著作《鲁迅的现实观》也未将《故事新编》纳入研究范围。
五、适应时代变化,对鲁迅作品进行新的诠释。
虽然鲁迅作品的英译已有近90年的历史,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但总体来看,中国文学的英译作品对以英语为母语的普通读者来说却始终不易接受,这种情况至今存在。英国翻译家蓝诗玲就曾说:“你若到剑桥这个大学城浏览其最好的学术书店,就会发现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而已,其长度不足一米。”[28]在此背景下,鲁迅作品一直处于英美文学主流市场的边缘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西方国家开始把目光投向现代中国的方方面面,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特别是自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以来,西方一些大的出版集团纷纷将目标瞄准中国,出版发行了一系列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这无疑对将中国文学作品推向英语世界的主流文学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具体到鲁迅作品,因为鲁迅的小说“深刻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面貌。如果想了解中国现代文化,特别是现代作家和思想家的危机感,最佳途径莫过于读鲁迅小说”, [29]所以,世界著名的英语图书出版商、英国出版巨头企鹅出版社决定出版鲁迅小说全集,并将其收入象征英语世界主流文学的企鹅经典文库。虽然此前英语世界已有鲁迅小说全集的英译本行世,但企鹅集团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鲁迅的作品需要一个新的诠释。”[30]于是,广受赞誉的英国翻译家蓝诗玲受企鹅出版社之约,采用现代英式英语重新全译鲁迅小说,以其作品《鲁迅小说全集:〈阿Q正传〉 及其他中国故事》实现了鲁迅小说作品第一次由外国人全部翻译并被整体介绍给西方读者的突破。此举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标志“鲁迅这面中国文坛的旗帜终于进入英美市场”, [31]也说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只是一个时间和投资问题。”[32]以上笔者就鲁迅作品的主要英译本,探讨了其译者在作品篇目的选译上存在的不同宗旨,虽然指出了差异,但也只是勾勒出促成翻译行为的主要因素的概貌,而非具体的、复杂的因素的全部。比如所选译的作品是否能赢得读者、达到出版商或者译者自己也预期的商业目的从而促成该译本的最终出版,这大概会是几乎各个译者在动笔之初或者签署出版合同之际也会考虑以至迁就的问题。甚至有时对商业目的的追求就是鲁迅作品英译者的主要动机和宗旨。例如在敬隐渔法译鲁迅作品的版本的基础上进行转译的E.米尔斯的英文译本,因其对原作任意删略而为人诟病,就是由于法文本原译者敬隐渔开始翻译鲁迅小说即为迫于生计、卖文赚钱,同时又为方便省时,碰到难译之初便一概删略。鲁迅对敬隐渔的翻译目的就有直接评论:“敬隐渔君的法文听说是好的,但他对于翻译却未必诚挚,因为他的目的是在卖钱,重译之后,错误当然更加不少。”[33]
[1].资助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传播研究》(2016M007)、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传播研究》(17Z49)、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传播研究》(16JK1738)及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陕西文化的传播体系构建与实施研究》(2018C011)等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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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苏向东.英国汉学家蓝诗玲:开心尝试重译《西游记》.新浪网http: //book. sina. com.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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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鲁迅先生小说全集英文版新书发布会.豆瓣网http: //www. douban. com/event/11202989/.
[30].鲁迅作品将进入英美主流市场 [N/OL].出版商务周报,2009-9-25.
[31].鲁迅作品将进入英美主流市场 [N/OL].出版商务周报,200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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