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文明力量（代序）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明确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的确，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希望与机遇的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社会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多重危机，危机背后是价值冲突、文化冲突。因此，积极开展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明智慧与思想力量，应当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是形成人类共同价值，即以人类主体的共同需要为基础形成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实践。这就需要遵循文明的规则与秩序，沿着文明的大道，遵循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好人类共同价值与国家价值、区域价值、个体价值之间的关系，广泛开展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从价值共识上建立起文化互鉴互通的观念。“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璀璨的亚洲文明，是亚洲地区人民千百年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交流、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结晶，凝聚着亚洲地区人民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为世界文明提供了多种选择，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人类文明因亚洲而更加绚烂多姿。面对人类命运的共同挑战，作为亚洲文明内核的亚洲价值，无疑对人类如何发展的生存之道提供了新思想、新方向和新启迪。亚洲价值必须与亚洲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其具体处境相配套，必须与亚洲人民追求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发展需要相呼应，这也是亚洲文明交流和互鉴的共同基础，是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作为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悠久而弥新，守正而博大，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日新月异、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体现了儒家关于文明沟通的原则。恕道的宽容，强调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承认并尊重他人的自主性，是化解冲突和矛盾的良好方式，为文明的互鉴对话创造了空间、条件和智慧。仁道强调关爱与克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仅仅局限于血缘关系，它可以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最终包含整个自然万物。人不光自身有“欲立”“欲达”的愿景，也要尊重别人有“欲立”“欲达”的愿景，这是积极的心灵表达，以主动的态度和行为去立人和达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恕道与仁道等文明智慧与思想资源，对于形塑中华文明的为人取向和兼蓄并包特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无不证明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姹紫嫣红的壮美盛景。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我们知道，文明是文化的历史积淀，而文化则是文明的外在表现，是人们在创造文明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文明的力量在于使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凝聚、升华及永续发展。中华文明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升华，其蕴含的处世之道、价值导向、精神气质、生存理念等，不仅是我们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资源，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培育当代民众优良心性秩序、解决人类发展难题、谋求天下大同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比如，中华儒家关于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理念，已深深镌刻在中华大地的风土建筑、人伦日用、寻常巷陌之中。据杜维明先生研究，在明清两代“五常”思想也传播至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社会。越南的陈、黎、阮三朝，韩国的李朝，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皆是儒学大盛之时。儒家的核心价值、伦理规范在塑造东亚人的天下观、人生观、身心观方面贡献了重要而独特的思想智慧和人文价值。通过文明对话和互鉴，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亚洲社会宝贵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及制度文明的形塑、丰富、传播和弘扬，有利于消弭全球化进程中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及发展赤字，也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借鉴和贡献；不仅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资源，也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精神力量和思想资源。

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社会条件，社会各种形式的共同体，构成社会的人存在的基本内容。迈向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是直面共同体存在的问题，而共同体的重点在于公共性问题。公共性凸显人的社会性。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可以理解为不同类型共同体变迁中公共性的培育、生成与发展。公共性是共同体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衡量共同体发展程度最重要的尺度。近年来，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分裂主义等思潮在全球弥漫，世界秩序、规则规范面临被颠覆、被解构、被蹂躏的困境和危机，全球范围内公共性问题日益凸显，涉及经济、政治、法律、科学、技术、治理、文化等各个方面多个领域，也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

当代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对中国来说，有内部的公共性和外部的公共性。所谓内部的公共性，主要指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公共性问题。我们国内各个区域、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所要处理的各种关系，都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公共性问题。面对内部公共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其中包括：全面小康社会同心圆，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拧成一股绳，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军民团结同心圆，所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政党合作同心圆，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民族团结同心圆，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让网络空间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民族复兴同心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这六个同心圆，体现家国一体，局部与整体协调，层层递进，交往、交流、交融，汇聚成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基础和价值力量。

所谓外部的共同体，主要指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各民族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两国或多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国所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盟”等，都有形成某种意义共同体发展的愿景和主张。亚洲命运共同体，主要针对亚洲文明面临的关键时期及其共同责任，进行治国理政方面的交流，开展各个文明之间的对话，探寻并引导亚洲文明发展的方向。从最终目的讲，我们要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大范围的全球共同体，目的在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互启迪，群芳竞艳。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对共同体而言，最重要的是共谋发展。“面对重重挑战和道道难关，我们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要使发展成为自觉的行动和实践，就需要有一条条一道道连接的纽带和桥梁，文明平台搭建、文明氛围塑造、关涉主体精神生活品质和理想追求的文化秩序及文化价值的自觉成为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应当遵循的共同发展观，具有公共性的根本特征，可称之为以人为本、公共主义的协调发展观，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理念上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通过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摒弃傲慢和偏见，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谐共生；通过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用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成为文化自觉的文明人；通过文明、交流与互鉴，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保持文明发展的旺盛生命力；通过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顺时应势、与时偕行、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这些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之源和文化之基。梁启超先生曾言：“文化者，人类心能所能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期望通过文明对话，同心合力，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之光，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

（李仙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5月22日）